按：此文写于2002年，人生最迷茫的时期。

一、爱、爱人、爱感
读完北村这篇最喜欢的小说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玛卓的爱情为什么会破碎？按常理来看，玛卓与刘仁都是诗人，都是很好很好的人，都是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应该活得很幸福才对，可为什么他们感到的只是苦涩乃至绝望至死呢？

一定是某个地方出了问题――细微的但又关键的地方出了问题！我不想立刻下结论，让我们从头说起，从刘仁与玛卓的开始相爱说起吧！

刘仁爱玛卓吗？当然。否则刘仁也不会在大学四年每天都给卓玛写一封信。但刘仁为什么爱玛卓，那个连话都没说上几句的女孩呢？因为她能唤醒他心中一种牧歌般幸福而悲凉的，跟死与献身有关的感情。这种感情一旦被唤醒，就又能让他感到自己的存在意义，具体而言，就是给玛卓写信。

写信这一行为对刘仁意味着什么？“它能使我不停地写下去，不停的爱下去，不停地依靠下去，人是多么的脆弱呵，怎么能毫无依靠的活下去呢？”（193页），也就是说，能够去爱去写才是人活着的根基。

那么，写信这一行为对玛卓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想象的玛卓的被塑造，刘仁信中的玛卓只是作为一种审美性意象而存在的，“在水一方的凄凄芳草中，她款款地面带微笑地向我走来”（191页），而非作为真实的玛卓这样一个女子存在的。

其次就写信而言，刘仁是倾诉者，玛卓是倾听者，倾听者是无需回应什么的，更何况是假想中的倾听者，也无法回应什么，他使得爱情变成一种施与受的关系，刘仁在这种自恋又单恋的关系中沉醉不醒。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呢？刘仁说过：“爱是一件多美好的事！”——爱本身才使刘仁成为刘仁。而不是玛卓使刘仁成为刘仁，在刘仁心里，爱的品质远比爱的对象重要的多，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当然，并非玛卓不重要，但刘仁爱的只是假象的玛卓，甚至因此与其说刘仁是爱上了玛卓，不如说是爱上了爱情本身（这里的爱情是象征指称：一种生存的美好品格和生活的透明质地）。或说是爱上了一个升化的自己，这样，爱的对象才能与爱的品质合而为一：玛卓就是爱，就是神，就是圣洁的化身。

那么，反过来，玛卓爱刘仁吗？当然！否则她就不会嫁给刘仁了。但为什么爱刘仁，那个木讷的，平淡的，自己根本不了解的男孩呢？因为她需要被爱。“我觉得自己像假人一样活着，整天上课、吃饭、唱歌、跳舞，但我里面非常空，没有一个人能和我说话。”（197页），她那样的孤独，以至觉得这世上没有人真正爱她。玛卓之所以在山上毫不犹豫的对刘仁说：＂我爱你＂，是因为刘仁那么无怨无悔不弃不离地爱她。其实玛卓需要的（爱的）只是刘仁对她的诗性之爱，而非刘仁本人，正如刘仁需要的（爱的）只是他给玛卓的诗性之爱，而非玛卓本人。

玛卓在爱的领受（被爱）中体会到了幸福，只要领受的是真挚的，纯洁的爱，与被谁爱有关吗？刘仁在爱的施与（爱）中也体会到了幸福，只要施与的是真挚的，纯洁的爱，与爱着谁有关吗？

我总觉得，北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爱感与爱人有关吗？爱，是一个人的事件，还是两个人的事件？

二、爱的期待值

为什么许多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是不是因为在婚姻里才无法回避这个问题——那时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爱情本身，更是爱中的另一个人？

诗化世界中云淡风轻的雾霭小路在真实世界的阴雨绵延中总容易支离破碎，可惜的是，因着莫种关于幸福生活想象的必然性，玛卓与刘仁进入了婚姻—一一种以对彼此的期待人格作基础的婚姻：例如，刘仁对玛卓的期待是一个单纯的，温柔的，惹人怜爱的女孩；玛卓对刘仁的期待则是一个可以写一千封情书，柏拉图式的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的男孩。

在小说文本中有两处信息极为重要，一是婚后刘仁对玛卓说，“你要是一个瘫痪病人，我真是会死心塌地地爱你了。”（233页）晚风习习，杨柳依依，他用木制轮椅推她到夕阳下的河边草地漫步，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的玛卓才能唤起刘仁的爱感，从而才能重温昔日写情书的幸福感，因为写情书与照料病人都是一种单向度的爱的布施，布施使被布施者面目模糊，身位不明，却使布施者变得高尚而美好，从而使刘仁感到存在的意义。

二是婚后玛卓也承认“我更愿意刘仁永远是那个写情书的男孩，而我是那读信的。我想那是我们最好的归宿。”（241页）

偏偏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彼此期待值的落空，这并非说，那个像水一样清澈的少年刘仁和那个像诗一样空灵的少女玛卓都是伪装的，虚幻的。而是说，那只是一个平面，一个侧影，人的复杂性只有在走向复杂生活时才会一点点地浮出水面。

他们走进婚姻生活是必然的，却无法说是幸还是不幸，因为我们迟早要面对真实的人性和真实的人生，迟早要处于那生存的困境，否则，永远停留在山坡上的唯美年代，即回避了困境，又拒绝了成长。如果不能在完全接纳对方的基础上彰现爱的本质，而只能建立在对方作为某种期待人格上，是真正的爱么？

三、爱的破碎

刘仁和玛卓的爱情是怎样在婚姻中一步步破碎的？

首先，是性爱层面的破碎。在小说中，从新婚之夜开始，双方就没有过一次健康的性爱关系，性爱意味着面对彼此的身体，那得有面对彼此作为一个真实的，而非抽象的，隐喻的，朦胧的人这一前提，但他们彼此就从未正视过这点。玛卓与刘仁都是与阿蕾特–特丽莎一样性情的人，即都将身体看作灵魂的影子的人，如果身体感觉来源于灵魂感觉，但灵魂感觉却来源于与对方生命气息的契合，一种为对方所知的，亲切的，熟悉的，呢喃的，温热的生命气息，但他们却没有，或者不知道。

以前，他们面对的是爱感，而此刻，他们要面对的是爱者。这让他们，尤其是刘仁力不从心了，仓皇失措了，山坡不见了，情书不见了，审美意境不见了，爱感也就不见了，新婚的他们比陌生人还陌生，为什么当时刘仁说不出“我爱你”三个字？显然刘仁已隐隐意识到：“我爱你”不是指丈夫刘仁我爱着妻子玛卓你，而只是指少年刘仁我爱着少女玛卓你这一双方已扮演的爱情角色和双方已默许的爱情结构。此爱不是彼爱。这也决定他们只能以后者定型的模式（在特殊的时间与空间内）去爱，却无法像前者那样去建立一种厚重的，宽广的，有生命力的，并能在苦难生活中彰显的爱。

然而，可笑的是，眼下不得不做的事却无疑是对后者之爱模式的解构（纯粹审美之爱是唾弃肉体之欢的）。深知此点的刘仁更加一筹莫展，尽管他不是托马斯，但还是作了托马斯，将身体与灵魂强制隔绝开来，仅凭对玛卓的身体欲望而行事，这时，性爱便成了双重隔绝。

什么叫双重隔绝？当灵魂感觉（爱）的陌生带来身体感觉（性）的陌生后，还要用身体的假意亲密来遮蔽这双重的陌生，便是双重的隔绝。整个新婚之夜的结果：玛卓觉得自己被一个陌生男人占了处女之身，尽管这个男人他是我丈夫，当然，他不是爱着我的刘仁，我不是被他爱的卓玛。我是谁呢？刘仁则觉得自己对一个陌生女人行了苟且之事，尽管这个女人她是我妻子，当然，她不是被我爱的玛卓，我不是爱着她的刘仁，我是谁呢？

为什么从那以后刘仁和玛卓认为做爱是一种丑恶，并非做爱本身丑恶，而使他们发现在他们之间仅有身体冰冷的接触，没有灵魂温柔的抱慰。难道性爱是罪吗？不，而是爱情不在场的性爱有罪——亏负的即是身体又是灵魂。性并不会扭曲爱，正如爱更不会扭曲性一样，而是他们自己的隔绝使爱与性都成为一种扭曲。

其次是生活层面的破碎，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现实生活淹没了爱情，仿佛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各种家庭琐事，及生存压力）使爱情也一点点消解。但实质上，虽固然有以上因素，刘仁与玛卓纷争的焦点仍是不爱。正由于不了解对方，却又对彼此期望过高而落空，才使生活乱七八糟，毫无诗意。唯美主义的刘仁与唯美主义的玛卓的婚姻生活毫无唯美色彩，因为只是在猜疑，欺骗，恐惧。

可惜，刘仁却没意识到，他仍然以为是“贫贱夫妇百日哀的”生活阻隔了爱情，阻隔了人诗意地栖居，如果不少烦恼的确来自清贫，那么以下这段场景显然与经济困境无关，而是审美困境——

玛卓产后留下的伤口需要每天进行医疗照射，刘仁作为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陪在身边却感到“有点恶心，觉得这种情景丑陋不堪”，以致疲惫不堪离开。爱一个人，会伴随恶心吗？可紧接着，刘仁一看到当年写给玛卓的信，眼泪就落下来，不爱一个人，会为之落泪吗？刘人自问：“我对我的爱感到怀疑了，也许真正的我只爱这些信而已。并不爱真实的玛卓。”（212页）

刘仁为何要去日本，表面上是为解决生存困难，实际上是为了重返山坡爱情模式：“我有了这房子，房子外面有山有水还有黄土路，房子被树遮盖了，墙上还有爬山虎，我想我们一定会相爱，什么东西都别想靠近我们。”（256页）但作品中的旁观者“我”却一针见血地问道：“你的房子无非是个无菌的氧气罩，你以为这样就能守住爱情？”

刘仁总说是“别的什么东西消磨了爱情”，其实殊不知就是他们自己。也不是刘仁不知，他只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无法如少年时代再靠自己以为自足的诗性精神去爱卓玛了，因此，刘仁的日本梦想终究是一种逃避，既然内心的诗性无法自足，就借靠外界的诗性吧，可是外界的诗性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内心的诗性呢？如果玛卓去日本后还会碰到上述开刀手术，刘仁还会感到恶心吗？抑或，摆着丑陋之姿的玛卓在身边青山秀水良辰美景的对比下，只会让刘仁更恶心？！

刘仁仍最终求援于审美意境，诗化空间，以为能解决爱情危机，其实，玛卓反比他清醒得多。既然到了日本后，刘仁没改变，玛卓没改变，那么，真正的刘仁仍并不爱真实的玛卓，只爱那些信，只爱那种牧歌情调，只爱美好空灵的少女玛卓，只爱纯洁高尚的少年刘仁自己，跟在国内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当年的山坡爱情就有隐患，只是影子的相爱，现在，难道还要玛卓的影子与刘仁的影子在异域的风花雪月下作相亲相爱状？然后让真实的玛卓与真正的刘仁蒙住双眼，摈弃一边？玛卓不要，宁可死掉也不要。况且，他们再也回不去了，玛卓还能重演那个少女吗？刘仁还能重演那个少年吗？

四、刘仁的困境——我有爱的能力吗？

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真正的刘仁就爱不上真实的玛卓？我不能回答，若说他们两个都太过于完美主义理想化了，显然太片面，如果完美主义的人手都无法容忍对方的不完美，那么，诗意的爱情还有什么可能？

首先，是刘仁开始对自己的欠然—–爱的能力产生怀疑：自己真的像自己想象的那般纯洁高尚么?起初，这种欠然是本能状态带来的，比如刘仁多看几眼别的女人，刘仁厌恶手术后丑陋的玛卓，他无法忍受自身的不完美。

其次，这种欠然是由于不爱带来的，他发现自己只爱想象的玛卓，不爱真实的玛卓：“现在，面对这样一个逐渐展开的人，我怎么办？我一点办法也没有。”（209页）当刘仁上街看到别的女人而有了兴奋,并借着这种激动像野兽一样与玛卓作完爱后，他呕吐了。并且知道“那个山坡上的少年已不再存在了，这里只有一个困难的男人，他的爱情虚弱到经不起一盏灯的的袭击。”（215页）

他不仅不爱玛卓，也不配爱玛卓；爱感消退，罪感来临，跑遍全城买一件大衣送给玛卓则是对玛卓的赎罪。他也明白这不是爱，而是用大衣贿赂良心；爱感消退，怕感来临，掉了钱却对玛卓撒谎钱被偷了，骗她是因为怕她的指责，他又看到了自己“我无法担保将来我不会再撒谎。”（220页）

刘仁发现自己的欠然这一事实，已让他对自己很没信心，玛卓对其有限性的苛刻，就使他更没有信心了。但既是这样，刘仁不是没有努力过——努力过去爱真实的玛卓。刘仁在生活中处处是迁就玛卓的：买菜、为她撒谎、选购高价育儿奶粉，但玛卓却不以为然，甚至适得其反，做错了事，他向玛卓不停地道歉，希望重新开始，但玛卓却不相信，也厌倦了道歉：“他只有无休止的道歉，多乏味！”“每一次都是失败，总是一团糟，还有必要再说开始吗？”（209页）

这使刘仁的心冷到极点，爱是双方的事，在为爱情力挽狂澜中，如果施予爱的一方感受不到承纳爱的一方的回应，就会孤立无援，绝望无助。自救不可能了，但为了重新得到爱，他又想到了另一种它救——求援于审美意境，求助于诗化空间，因此也是另一种自救。可结果呢？

如克尔凯郭尔所问：人自己岂是有爱的能力的？正因为人的有限与脆弱，才会把生活弄成这个样子：“我们盼望生活像天使，实际上它像垃圾。”（207页）“我们盼望生活像天使”源于人的渴求高贵的一面，“实际上它像垃圾”源于人的欠然，而自己又无法超越这种欠然达到高贵的另一面，但是一定有个安慰者的——“我们像走迷的羊，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我巴望尽快离开这条黑暗的河流，一定有个安慰者，来安慰我们，他要来教我们生活，陪我们生活。”（258页）

五、玛卓的困境——爱的信靠在谁那里？

为什么玛卓如此苛求刘仁？还得从为什么玛卓会在山坡上喜欢上刘仁说起。

前面已说过有两点原因：一、对刘仁的感动；二、对意义的迷茫。当刘仁以自己的孤独来抱慰玛卓的孤独时，玛卓就不再孤独了，觉得人活着还是有意义的，并发出爱的回应。但前提是刘仁得首先爱她，干干净净的，纯粹不含杂质的爱她。因此，婚前刘仁多看两眼别的女人，自然在玛卓看来就是白璧之爱的瑕疵，是不可饶恕的，更逞论从人性弱点的角度去谅解刘仁——只因为，她把刘仁当神了，当维系她活着的意义的光源了（正如刘仁同样把能散播出高贵爱情的自己当成神，当成光源一样）。

神怎么会有瑕疵？玛卓问，刘仁自己也问。一旦这个“神”越露出他的欠缺，他的无能与无力，玛卓，这位对生活的品质和爱人的品质要求极高的女性，就开始陷入怀疑中了，对对方的信靠到对方的怀疑再到对对方的绝望，显然便是玛卓对刘仁态度的变迁过程：“我早就看出人不可靠，只要一有条件，他就犯罪！”（235页）

如果人性的自足可以导致爱情与意义的自足，那么，人性的断裂必然导致爱情与意义的断裂，玛卓反复问自己，“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以前是为了爱情，但爱情不足以信靠，那么现在呢，还能指望什么？

与刘仁相比，玛卓显得更加自我中心和自恋自私。其实，真正的玛卓又何尝爱真正的刘仁？她对刘仁的爱就是想象“我写了一大堆诗，可是他一首也读不懂，正因为他没有一首读得懂，我才感到高兴。

”一个人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爱对方，而不是以对方希望的方式爱对方，是真正的爱吗？“不，这只是残缺的情感！”（244页）

甚至，她都没有试着去爱真正的他，更别说去谅解刘仁的难处，设身处地考虑刘仁的感受了。起码，刘仁是一直在为爱情的破碎努力着的，尽管努力错了方向，但玛卓却连努力也不曾，只是一味抱怨刘仁的欠缺，并以一种激烈的，轻蔑的，高傲的姿态表达出来。

耐人寻味的是，她瞧不起刘仁看别的美女，自己却又可以倒在别的男性的怀抱里，并感慨：“唉，我真是感到迷茫，人是那么没法子管住自己呵！”（245页）

她为什么不由此想一想，既然自己是有限的，易犯错的，刘仁也是有限的，易犯错的，为什么不以自己的欠缺来体谅刘仁的欠缺呢？什么是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对另一个完美的人的接纳，而是一个欠然状态的人对另一个欠然状态的人的接纳，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接纳因这不完美而各自所遭受的的创痛与挣扎，接纳对方“尽管也许没有足够能力去爱，但努力地想去爱”的真诚与勇气。

然而，玛卓却不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也是需要回应的。

六、玛卓的死与刘仁的死

双方都没有面对他们的根本问题：该怎样去爱才是正确的——才是对对方最好的？如果玛卓对刘仁更宽容和体谅一些，如果刘仁对自己更看得清醒和低调一些，如果……可是，没有如果，他们都死了！

玛卓的死源于“意义危机”，像所有真正的诗人一样，她，他们，既不愿意做螃蟹（“我看着那些在下面忙碌的人们，觉得很可笑。”），又做不成鸟（“但我更难受，明明重的很，却要装出飞的样子”），于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浮在空中，很尴尬。

他们追问生存意义却又找不到生存意义，或者对原来坚信不移的意义（人文信念，或革命理想，或爱情）产生怀疑，这是一切诗人自杀的原因。对爱情的期待值幻灭后，幸福不再，平安不再，“玛卓心中的恐惧和黑暗是何等的大！”甚至比大学时的那次出走还要孤独。“我现在就要平安，现在平安就永远平安！”（251页）可谁来救救她呢？

刘仁的死同样源于“意义危机”，玛卓的自杀实际是对刘仁乐观地重温爱情梦的否定，是对刘仁爱情主体性自足的否定，是对刘仁最后退路与出路的否定。刘仁在大学时代说：“我相信这光虽微弱，但它能使我找到爱情。”（193页）婚后虽然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但在去日本之前，还更觉得“爱情誓言是我一生的力量，它使生活变的美好。”“爱情是一生中最超越的目标，我的追求没有错。”（228页）这里，仍有对这光的相信。

然而玛卓的自杀同样让他看到爱情与意义的双重破碎，刘仁不是因玛卓的死而殉情的，而是同样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当他发疯后握着手电筒的光看信，但小说中的旁观者“我”去抢过去熄灭它时，刘仁就彻底陷入人生的黑暗深渊中，连发疯都不可能了。“看来靠我们是无法上岸了，一切都是徒劳。”（259页）

一切都是徒劳吗？爱是那么难那么难，天地之上，谁在为你们默默忧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