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02年底，我写完“爱是什么——读北村小说《玛卓的爱情》有感”后不久，在诗歌鉴赏课上，认识了一位新来的博士生师兄，名叫荣光启，是王光明老师的学生，广西师大的老师。

他瘦瘦高高斯斯文文的很书卷气。 因缘巧合中，我将此文发给他看，没想到他居然做了非常认真的点评。直到那时才知道，他竟是一名基督徒，也是我在首师大认识的第一位基督徒。而当时的我还在信主前那关键的“最后一跃”上迟疑不决。

后来，他对我分享他的信主历程，令我极受触动；

后来，他带我去参加田爷爷家的聚会，令我深得帮助；

后来，又认识了他的妻子，漂亮优雅、温柔多情的女诗人小林姊妹，

后来的后来，就是毕业后的茫茫人海、滚滚红尘……

 

 《玛卓的爱情》的书评的点评

荣光启按

喻书琴师妹，你的文章我逐字逐句拜读了，非常之好，我97年开始做大学老师，上本科的现代、当代文学，多次向同学们推荐北村，但我发现真正能热爱北村甚至理解北村的人很少，也许是这个时代青年人的心都比较意气风发吧，诚如鲁迅所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难得有人读北村那些悲得甚至有些晦气的小说。

今天我看到你的文章很是高兴，你才研究生一年级，就已经有这样的理解和对爱的思索。在90年代大肆流行余华的时候，我开始退出，因为我看到北村之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比余华更重要——至少对于我个人是这样。

我很高兴你没有从文学本身来谈论北村，你的言语比文学本身高了一个层次，在思辩精神现象、哲学的层次（意义的领域）来谈论，你是有智慧的，也是有生活经验的（或者说对生活很有感觉），你比许多人都走出了一大步，但美中不足的是，你仍没有解决刘仁和玛卓为什么爱情失败、死的根源，也许你也看到了，但没有勇气承认：那就是，他们的失败和死亡不是什么“意义”的缺失、没有爱的能力也只是表面，他们缺乏爱的能力是因为——不“信”。是因为没有一个信仰。

这个信仰其实就是对那造我们、造万物的主的信仰，对那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苦痛、鲜血为我们赎罪的耶稣的信仰。没有这个信，没有神的力量，人就不可能拯救自己，绝对会落入“罪”的深渊，不可能自救。刘仁和玛卓一样，都是罪人。这个罪是罪性，不是罪行。相关的言语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关注刘小枫、谢有顺、北村的著作或文章或有关基督教常识方面的书，我也可以慢慢与你交流。

这里我读你的文字是采用了古典式、即兴式的评点方式，我不大同意的地方我喋喋不休，该叫“好”的地方我可能又沉默了，所以你一定很不满意。我情不自禁的发一点议论，是我看到了你的聪慧（但绝不能止于人的思辩的聪慧），是希望能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我没有时间为你的文章做一个论文了（最近比较忙），我希望我的答复在这些评点（用楷体字标出）当中。你的精彩处或触动我思绪的地方颇多，原谅我不能一一感应（有感应的部分我已用下划线标出）。

另外，我的感应开头可能是就你的文字，但说着说着可能就跑题了，这也是思想、说话的一贯恶习。我的答复是循着自认为的基督神学的思路的，如果你已经很熟悉，你可能会因为邂逅我这样的思虑而惊喜，如果你不熟悉甚至反感，希望你也不要见怪，姑妄听之。

北村、谢有顺这两个同时代人，他们的思想历程和人生道路，很严重地改变了我。我这里以我浅显的神学思维回应你，也是我近期作文、思想的一个惯性。我一向作风随意，我曾经甚至是一个乐衷于搞笑的文学写手，所以现在的文字中不时还有一些谐噱的尾巴。我这里不是启蒙、更不是劝诫，而是和你的交谈、就北村和“什么是爱”的一次交往。

我一直想写一本细读残雪、马原、余华、北村、格非、孙甘露、苏童、陈染等人的书，现在看来比较困难，于是就想写一本专门关于北村和谢有顺的书算了，但现在看来仍比较困难，但现在好了，有你的文章底子，我可以就之说几句关于北村的话，算是不大成功的铺垫、陪衬，追逐了北村这么久，今天才为他写一点文字，还真是要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一、 爱、爱人、爱感

读完北村这篇我最喜欢的小说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玛卓的爱情为什么会破碎？

按常理来看，玛卓与刘仁都是诗人，都是很好很好的人，（这个常理是一个极大的谬误，什么是好人？暗地里犯罪的人太多了，只不过无人知晓罢了。诗人、文学家更加不可靠了，因为他们不仅可以犯罪，而且有“文学”的借口。文学某种意义上就是教我们说谎，鲁迅的《伤势》中涓生回忆他们的爱情时有一句话：“因为我们相爱过，我应当永久奉献我的说谎。”）都是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把爱情看得比生命重要就有问题了，因为人的爱情区别于“爱”，北村在一篇创作谈中说：“爱情是人类残缺的情感”，人的爱是非常自私的，我爱你，如果你却死活不理我，我就有可能心生怨恨。另外，我们的文学也将爱情的本质劫掠一空。爱是什么？《圣经》上说，首先是爱那唯一的真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应该活得很幸福才对，可为什么他们感到的只是苦涩乃至绝望至死呢？

一定是某个地方出了问题?细微的但又关键的地方出了问题！我不想立刻下结论，让我们从头说起，从刘仁与玛卓的开始相爱说起吧！

刘仁爱玛卓吗？当然。否则刘仁也不会在大学四年每天都给玛卓写一封信。但刘仁为什么爱玛卓，那个连话都没说上几句的女孩呢？因为她能唤醒他心中一种牧歌般幸福而悲凉的，跟死与献身有关的感情。这种感情一旦被唤醒，就又能让他感到自己的存在意义，具体而言，就是给玛卓写信，写信这一行为对刘仁意味着什么？“它能使我不停地写下去，不停的爱下去，不停地依靠下去，人是多么的脆弱呵，怎么能毫无依靠的活下去呢？”（193页），即能够去爱去写才是人活着的根基。

那么，写信这一行为对玛卓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想象的玛卓的被塑造，（这里的分析非常好，“写信”这个语言、文学的行为劫掠了爱的本质，就像商业社会的市场机制改变了商品的性质一样“使物成为物象”，玛卓成了想象中的玛卓）刘仁信中的玛卓只是作为一种审美性意象而存在的，（用这个美学词语来谈论北村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在我们中国的文学中，文学的美是以“意象、意境”来谈论的，这非常可笑。还有另外的文学，如北村这样的文学，他就是在否定那虚妄的“美”，让人看到生存的空虚和绝望，从而真的如鲁迅所说“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不过鲁迅仍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到了虚无和绝望的顶点，没有看到神，北村比他幸运，这个曾经聪明无比、虚无无比的先锋派、中国后现代思潮的文学先驱，最终看到了什么东西是解构不了。）“在水一方的凄凄芳草中，她款款地面带微笑地向我走来”（191页），而非作为真实的玛卓这样一个女子存在的。（不过，我看这个小说，我觉得玛卓真是真实，在我的生活中，就像《伤逝》中的超尘一样，我生活中太多这样优秀的、悲观的、多疑、敏锐的女诗人，她们让我心驰神往又小心翼翼）其次就写信而言，刘仁是倾诉者，玛卓是倾听者，倾听者是无需回应什么的，更何况是假想中的倾听者，也无法回应什么，他使得爱情并成一种施与受的关系，刘仁在这种自恋又单恋的关系中沉醉不醒。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呢？刘仁说过“爱是一件多美好的事！”——爱本身才使刘仁成为刘仁。而不是玛卓使刘仁成为刘仁，在刘仁心里，爱的品质远比爱的对象重要的多，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当然，并非玛卓不重要，但刘仁爱的只是假象的玛卓，甚至因此与其说刘仁是爱上了玛卓，不如说是爱上了爱情本身（这里的爱情相当于精神指称：一种生存的美好品格和生活的透明质地）。或说是爱上了一个升化的自己，这样，爱的对象才被爱的品质合而为一：玛卓就是爱，就是神，就是圣洁的化身。（玛卓不是“神”，玛卓的形象是神话性的，你这里这样写是不妥的，因为神看地上的人，没有一个是圣洁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圣洁的人即《圣经》上“义人”，在大地上没有一个“义人”。汉字“义”繁体字是上面一个“羊”，下面是一个“我”——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羔羊。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圣洁的，神作为伟大的牧者，他看护我们，不让我们为魔鬼掠走。）

那么，反过来，玛卓爱刘仁吗？当然，否则她就不会嫁给刘仁了。但为什么爱刘仁，那个木讷的，平淡的，自己根本不了解的男孩呢？因为她需要爱，“我觉得自己像假人一样活着，整天上课、吃饭、唱歌、跳舞，但我里面非常空，没有一个人能和我说话。”（197页），她那样的孤独，以至觉得这世上没有人真正爱她，只有刘仁。玛卓之所以在山上毫不犹豫的对刘仁说：＂我爱你＂，是因为刘仁爱她，那么无怨无悔不弃不绝地爱她，其实玛卓需要的（爱的）只是刘仁对她的诗性之爱，而非刘仁本人，正如刘仁需要的（爱的）只是他给玛卓的诗性之爱，而非玛卓本人。

玛卓在爱的领受（被爱）中体会到了幸福，只要领受的是真挚的，纯洁的爱，与被谁爱有关吗？刘仁在爱的施与（爱）中也体会到了幸福，只要施与的是真挚的，纯洁的爱，与爱着谁有关吗？

我总觉得，北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爱感与爱人有关吗？爱，是一个人的事件，还是两个人的事件？（“爱感”这个思辩性的概念不错，是的，人由于缺乏爱的信心和能力，就沉浸于自身自恋式的感觉中。将人与爱人分离。所谓我感觉故我在，其实，感觉的来源也是话语性的，感觉不是你自己的，它是被塑造的，外来的，根本、至少有一部分不是源自你的内心。）

二、爱的期待值

为什么许多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是不是因为在婚姻里才无法回避这个问题——那时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爱情本身，更是爱中的另一个人。诗化世界中云淡风轻的雾霭小路在真实世界的阴雨绵延中总容易支离破碎，可惜的是，因着莫种关于幸福生活想象的必然性，玛卓与刘仁进入了婚姻一一一种以对对方的期待人格作基础的婚姻：（“期待人格”，这个词很好，它代替了真实的人格，悲剧不可避免。）例如，刘仁对玛卓的期待是一个单纯的，温柔的，惹人怜爱的女孩；玛卓对刘仁的期待则是一个像写一千封情书时那样，柏拉图式的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的男孩。

在小说文本中有两处信息极为重要：

一是婚后刘仁对玛卓说，“你要是一个瘫痪病人，我真是会死心塌地地爱你了”（233页），（这句话一直令我非常感慨，我们没有爱的能力，但又要爱的假义，不得不这样想。这种想法是对具体的生活的畏惧，为什么畏惧，是因为人缺乏信心、没有爱的能力。）晚风习习，杨柳依依，他用木制轮椅推她到夕阳下的河边草地漫步……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的玛卓才能唤起刘仁的爱感，从而才能重温昔日写情书的幸福感，因为写情书与照料病人都是一种单向度的爱的布施，布施使被布施者面目模糊，身位不明，却使布施者变得高尚而美好，从而使刘仁感到存在的意义。

二是婚后玛卓也承认“我更愿意刘仁永远是那个写情书的男孩，而我是那读信的。我想那是我们最好的归宿。”（241页）（在劫掠生活本质的意识形态中，抒情语言是最发挥功能的一种，在叙述中，想象代替真实。今天的语言其实在《圣经》中的处境和蛇是一样的，都是被神惩罚的结果。蛇引诱人犯罪结果被惩罚在地上爬行、摸样丑陋；语言的能力使人想造一座通天的塔，神于是变乱了人的口音，语言乱了。关于语言的罪性我另有阐述，语言的罪来自于人的思想，思想似乎无罪，但它来自于人的欲望，欲望无罪吗？我们想一想看吧，看欲望的思想把我们带到精神的什么领域。）

偏偏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对方期待值的落空。这并非说，那个像水一样清澈的少年刘仁和那个像诗一样空灵的少女玛卓都是伪装的，虚幻的，（他们确实不是伪装的，但正因为如此，才显出人的不自知。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指引，人的行为一定是盲目的、伤害人的。）而是说，那只是一个方面，一个侧影，人的复杂性只有在走向复杂生活时才会一点点地浮出水面。他们走进婚姻生活是必然的，却无法说是幸还是不幸，因为我们迟早要面对真实的人性和真实的人生，迟早要处于那生存的困境，否则，永远停留在山坡上的唯美年代，即回避了困境，又拒绝了成长。（这段话我很喜欢。困境是回避不了，唯美也救不了人，艺术上的唯美主义最终只能导致颓废。“拒绝成长”，其实是拒绝改变，生活在自己的幻象世界中。）如果不能在完全接纳对方的基础上彰现爱的本质，而只能建立在对方作为某种期待人格上，是真正的爱么？

三、 爱的破碎

刘仁和玛卓的爱情是怎样在婚姻中一步步破碎的？

首先，是性爱层面的破碎，在小说中，从新婚之夜开始，双方就没有过一次健康的性爱关系，性爱意味着面对彼此的身体，那得有面对彼此作为一个真实的，而非抽象的，隐喻的，朦胧的人这一前提，但他们彼此就从未正视过这点。玛卓与刘仁都是与阿蕾特——特丽莎一样性情的人，即都将身体看作灵魂的影子的人，如果身体感觉来源于灵魂感觉，（在神学中，“灵”与“魂”区别甚大，前者是信心、盼望与爱，后者是情欲、意志、感觉。所以谢有顺曾经说，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也只是属“魂”的作家。北村也曾经说：“他们自认为写尽了人间的黑暗，殊不知自身满身血气，是个盲人”。）但灵魂感觉却来源于与对方生命气息的契合，一种为对方所知的，亲切的，熟悉的，呢喃的，温热的生命气息，但他们却没有，或者不知道。

以前，他们面对的是爱感，而此刻，他们要面对的是爱者，这让他们，尤其是刘仁力不从心了，仓皇失措了，山坡不见了，情书不见了，审美意境不见了，爱感也就不见了，新婚的他们比陌生人还陌生，为什么当时刘仁说不出“我爱你”三个字？显然刘仁已隐隐意识到：“我爱你”不是指丈夫刘仁我爱着妻子玛卓你，而只是指少年刘仁我爱着少女玛卓你这一双方已扮演的爱情角色和双方已默许的爱情结构。（哈哈，对爱情的结构主义分析，其实是解构主义，这里的分析很精辟。）此爱不是彼爱。这也决定他们只能以后者定型的模式（在特殊的时间与空间内）去爱，却无法像前者那样去建立一种厚重的，宽广的，有生命力的，并能在苦难生活中彰显的爱。

然而，可笑的是，眼下不得不做的事却无疑是对后者之爱模式的解构（纯粹审美之爱是唾弃肉体之欢的）深知此点的刘仁更加一筹莫展，尽管他不是托马斯，但还是作了托马斯，将身体与灵魂强制隔绝开来，仅凭对玛卓的身体欲望而行事，这时，性爱便成了双重隔绝。什么叫双重隔绝？当灵魂感觉（爱）的陌生带来身体感觉（性）的陌生后，还要用身体的假意亲密来遮蔽这双重的陌生，便是双重的隔绝。（这样的思维是不是来源于米兰•昆德拉？这家伙几本小说都是主人公整天在做爱的过程中哲思连篇。据说上海的女人妓女的话坤包里流行放一本《文化苦旅》，美女作家的话则放一本米兰•昆德拉。）

整个新婚之夜的结果：玛卓觉得自己被一个陌生男人占了处女之身，尽管这个男人他是我丈夫，当然，他不是爱着我的刘仁，我不是被他爱的玛卓。我是谁呢？刘仁觉得自己对一个陌生女人行了禽兽之事，尽管这个女人她是我妻子，当然，她不是被我爱的玛卓，我不是爱着她的刘仁，我是谁呢？

为什么从那以后刘仁和玛卓认为做爱是一种丑恶，并非做爱本身丑恶，而使他们发现在他们之间仅有身体冰冷的接触，没有灵魂温柔的抱慰。难道性爱是罪吗？不，而是爱情不在场的性爱有罪——亏负的即是身体又是灵魂。（性爱无罪。神爱世人。《创世纪》中，神觉得始祖亚当的孤单，就在他熟睡的时候从他的肋骨中取出一根，造出女人，这也顺延出做爱的方式：“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既是两个身体合一的疼爱与喜悦，又有性的欢愉。但如果做爱的过程中我们想的是另外一个——性幻象，这就有罪，“犯了奸淫”。）性并不会扭曲爱，正如爱更不会扭曲性一样，而是他们自己的隔绝使爱与性都成为一种扭曲。

其次是生活层面的破碎，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生活淹没了爱情，仿佛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各种家庭琐事，及生存压力）使爱情也一点点消解，但实质上，虽固然有以上因素，刘仁与玛卓纷争的焦点仍是不爱，正由于不了解对方，却又对对方期望过高而落空，才使生活乱七八糟，毫无诗意，唯美主义的刘仁与唯美主义的玛卓的婚姻生活毫无唯美色彩，因为只是在猜疑，欺骗，害怕，可惜，刘仁却没意识到，他仍然以为是“贫贱夫妇百日哀的”生活阻隔了爱情，阻隔了人诗意地栖居。

如果不少烦恼的确来自清贫，那么以下这段场景显然与经济困境无关，而是审美困境：玛卓产后留下的伤口需要每天进行医疗照射，刘仁作为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陪在身边却感到“有点恶心，觉得这种情景丑陋不堪”，以致疲惫不堪离开，爱一个人，会伴随恶心吗？可紧接着，刘仁已看到当年写给玛卓的信，眼泪就落下来，不爱一个人，会为之落泪吗？刘仁自问：“我对我的爱感到怀疑了，也许真正的我只爱这些信而已。并不爱真实的玛卓。”（212页）（信中有刘仁自我的形象和对玛卓的想象，和现实相比是另一个世界，刘仁真正是“生活在别处”。在我们的文学中，说出“生活在别处”这句话的人似乎很自豪，真是奇怪！就像一个人很痛苦很虚无反而变得很骄傲一样。）

刘仁为何要去日本，表面上是为解决生存困难，实际上是为了重返山坡爱情模式：“我有了这房子，房子外面有山有水还有黄土路，房子被树遮盖了，墙上还有爬山虎，我想我们一定会相爱，什么东西都别想靠近我们”（256页），但作品中的我却一针见血地问道：“你的房子无非是个无菌的氧气罩，你以为这样就能守住爱情？”刘仁总说是“别的什么东西消磨了爱情”，其实殊不知就是他们自己。（确实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没有终极的话语的指引，只在自我的语言与思想中沉迷。这里是没有出路的。）

也不是刘仁不知，他只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无法如少年时代再靠自己自足，或以为自足的诗性精神去爱玛卓了，因此，刘仁的日本梦想终究是一种逃避，既然内心的诗性无法自足，就借靠外界的诗性吧，可是外界的诗性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内心的诗性呢，如果玛卓去日本后还会碰到上述手术，刘仁还会感到恶心吗？抑或，摆着丑陋之姿的玛卓在身边青山秀水，良辰美景的对比下，只会让刘仁更恶心？！

刘仁仍最终求援于审美意境，诗化空间，以为能解决爱情危机，其实，玛卓反比他清醒得多。既然到了日本后，刘仁没变，玛卓没变，那么，真正的刘仁仍并不爱真实的玛卓，只爱那些信，只爱那种牧歌情调，只爱美好空灵的少女玛卓，只爱纯洁高尚的少年刘仁自己，跟在国内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当年的山坡爱情就有隐患，只是影子的相爱，现在，难道还要玛卓的影子与刘仁的影子在异域的风花雪月下作相亲相爱状？然后让真实的玛卓与真正的刘仁蒙住双眼，摈弃一边？玛卓不要，宁可死掉也不要。况且，他们再也回不去了，玛卓还能重演那个少女吗？刘仁还能重演那个少年吗？

四、 刘仁的困境——我有爱的能力吗？

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真正的刘仁就爱不上真实的玛卓？我不能回答，若说他们两个都太过于完美主义理想化了，显然太片面，如果完美主义的人手都无法容忍对方的不完美，那么，诗意的爱情还有什么可能？

首先，是刘仁开始对自己的欠然——爱的能力产生怀疑:自己真的像自己想象的那般纯洁高尚么?起初，这种欠然是本能状态带来的，比如刘仁的多看几眼别的女人，（这里我引用我的一段现有的文字——北村的小说《玛卓的爱情》有一个主人公玛卓的奇怪的“三段论”。玛卓一天和丈夫刘仁一起在街上走，路遇一美女（玛卓本身也是美女，曾经是校花，写诗、能歌善舞，好不容易被刘仁追到手），回来后玛卓就不理她丈夫了。原来，刘仁的表现是这样的：第一眼看见美女；停顿了一会儿；他再次偷看了美女。玛卓说，在第一眼的时候他没什么，因为是偶然，中间的停顿男人心里就不那么清洁了，而第三个动作表明了男人确实有不洁之念。第三个动作表明男人犯了罪（在心中犯了奸淫）。敏感的玛卓在这个“人不断犯罪”的世界（她自己也是个罪人）无法生存，早早死去（去东京看望丈夫、未见丈夫已死于车祸、怀揣刘仁曾经写给她的一千封信，信在风中纷纷扬扬）。面对她的“三段论”我们无法说这是小女子的胡搅蛮缠。这理论有道理。不是她的苛求。而喻书琴你似乎有玛卓对刘仁要求离奇的意思。）

刘仁的厌恶手术后丑陋的玛卓，他无法忍受自身的不完美。其次，这种欠然是由于不爱带来的，他发现自己只爱想象的玛卓，不爱真实的玛卓：“现在，面对这样一个逐渐展开的人，我怎么办？我一点办法也没有”（209页）。

当刘仁上街看到别的女人而有了兴奋,并借着这种激动像野兽一样与玛卓作完爱后,他呕吐了.并且知道“那个山坡上的少年已不再存在了，这里只有一个困难的男人，他的爱情虚弱到经不起一盏灯的的袭击。”（215页）。他不仅不爱玛卓,也不配爱玛卓；

爱感消退,罪感来临,（在这里，刘仁“认罪”了，但他并不彻底，他的方式是在欺骗良心。良心是属神的，岂能被欺骗，所以接下来是良心的责问和折磨。）跑遍全城买一件大衣送给玛卓则是对玛卓的赎罪,他也明白这不是爱,是用大衣贿赂良心；爱感消退,怕感来临,掉了钱却对玛卓撒谎钱被偷了,骗她，是因为怕她,他又看到了自己“我无法担保将来我不会再撒谎”（220页）。

刘仁发现自己的欠然这一事实，已让他对自己很没信心，玛卓对其欠然的苛刻，就使他更没有信心了。但既是这样，刘仁不是没有努力过——努力过去爱真实的玛卓。刘仁在生活中处处是迁就玛卓的，买菜，为她撒谎，高价的孩子的奶粉，但玛卓却不以为然，甚至适得其反，做错了事，他向玛卓不停地道歉，希望重新开始，但玛卓却不相信，也厌倦了道歉，“他只有无休止的道歉，多乏味！”“每一次都是失败，总是一团糟，还有必要再说开始吗？”（209页）。这使刘仁的心冷到极点，爱是双方的事，在为爱情力挽狂澜中，如果施予爱的一方感受不到承纳爱的一方的回应，就会孤立无援，绝望无助。

自救不可能了，但为了重新得到爱，他又想到了另一种它救——求援于审美意境，求助于诗化空间，因此也是另一种自救。可结果呢？

如克尔凯郭尔所问：人自己岂是有爱的能力的？（的确，人自身根本就没有爱的能力，必须让圣灵在心中做工。克尔凯郭尔是个优秀的基督徒，之所以说他“优秀”，没有用“虔诚”，是因为这个杰出的哲学家是在经历无数的试探和犹疑后最终走向上帝，他的道路很值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思，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觉得试探和犹疑本身就是一种自豪、在其中游弋宁愿没有终点。）正因为人的有限与脆弱，才会把生活弄成这个样子：

“我们盼望生活像天使，实际上它像垃圾”（207页）。

“我们盼望生活像天使”源于人的渴求高贵的一面，“实际上它像垃圾”源于人的欠然，而自己又无法超越这种欠然达到高贵的另一面，但是一定有个安慰者的——“我们像走迷的羊，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我巴望尽快离开这条黑暗的河流，一定有个安慰者，来安慰我们，他要来教我们生活，陪我们生活”（258页）（其实《孔成的生活》之后，北村小说创作从形式实验向神性话语转变之后，北村几乎在每一篇小说的结尾都有这样的启示——“他们”都毫无意义地死了，为什么死？难道人活着一生技术为了吃吃喝喝、生老病死吗？死了又去哪里？难道死了就“一了百了”吗？一定有个安慰者，这个安慰者就是那始终在召唤我们而我们始终拒绝的神。或曰那造人和万物的上帝。）

五、 玛卓的困境——爱的信靠在谁那里？

为什么玛卓如此苛求刘仁？（玛卓并没有“苛求”刘仁，只因为他们都是罪人。读这个小说如果你没有“罪性”的观念，就无法理解。从无“罪性”的眼光看，这一对夫妇，无非是曾经是诗人的美丽妻子神经质，丈夫偶尔犯点小错误，很正常嘛！过日子，不就这样？）还得从为什么玛卓会在山坡上喜欢上刘仁说起,。

前面已说过有两点原因:一、对刘仁的感动，二、对意义的迷茫，当刘仁以自己的孤独来抱慰玛卓的孤独时，玛卓就不再孤独了，觉得人活着还是有意义的。并发出爱的回应，但前提是刘仁得首先爱她，干干净净的，纯粹不含杂质的爱她，因此婚前刘仁的多看两眼别的女人，自然在玛卓看来就是白璧之爱的瑕疵，也不可饶恕的。（玛卓没有权柄饶恕刘仁的罪，饶恕人的罪的是良心，是神。若认为人性的弱点存在就是合理的，那就没有必要信靠神，北村的小说写作也就没有必要了。希特勒也有弱点，他的弱点是好杀人，他还是艺术家呢！）更逞论重人性弱点的角度去谅解刘仁——只因为，她把刘仁当神了，当爱情与维系她活着的意义的光源了，（正如刘仁把能散播出高贵爱情的自己当成神，当成光源一样）。

神怎么会有瑕疵么？（“神”确实是没有瑕疵的，但刘仁不是，他是一个不断犯罪的“人”。）玛卓问，刘仁自己也问。一旦这个神越露出他的欠缺，他的无能与无力，玛卓，对生活的品质和爱人的品质要求极高的玛卓，就开始陷入怀疑中了，对对方的信靠到对方的怀疑再到对对方的绝望，显然便是玛卓对刘仁态度的变迁过程：“我早就看出人不可靠，只要一有条件，他就犯罪。”（235页）（玛卓这句话其实是北村的话，是《圣经》的话，是北村小说写作的根基，人就是这样，这样的人若没有神，永远不会得救。）

如果人性的自足可以导致爱情与意义的自足，那么，人性的断裂必然导致爱情与意义的断裂，玛卓反复问自己，“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以前是为了爱情，但爱情不足以信靠，那么现在呢，还能指望什么？

与刘仁相比，玛卓显得更加自我中心，和自私。其实，真正的玛卓又何尝爱真正的刘仁？她对刘仁的爱就是想象“我写了一大堆诗，可是他一首也读不懂，正因为他没有一首读得懂，我才感到高兴”。一个人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爱对方，而不是以对方希望的方式爱对方，是真正的爱吗？“这只是残缺的情感”（244页）。（如前所言，爱情是人类残缺的情感，如果这其中没有神的爱。北村多次申明这一点。他的《最后的艺术家》、《周渔的喊叫》、《强暴》等小说，都是讲述这个主题。）

       甚至，她都没有试着去爱真正的他，更别说去谅解刘仁的难处，设身处地考虑刘仁的感受了，起码，刘仁是一直在为爱情的破碎努力着的，尽管努力错了方向，但玛卓却连努力也不曾，只是一味抱怨刘仁的欠缺，并以一种激烈的，轻蔑的，高傲的姿态表达出来。

耐人寻味的是，她瞧不起刘仁的看别的女人，自己却又可以倒在别的男性的怀抱里，并感慨：“唉，我真是感到迷茫，人是那么没法子管住自己呵，”（245页）她为什么不由此想一想，既然自己是欠缺的，易犯错的，刘仁也是欠缺的，易犯错的，为什么不以自己的欠缺来体谅刘仁的欠缺呢？什么是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对另一个完美的人的接纳，而是一个欠然状态的人对另一个欠然状态的人的接纳，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接纳因这不完美而各自所遭受的的创痛与挣扎，接纳对方“尽管也许没有足够能力去爱，但努力地想去爱”的真诚与勇气。

然而，玛卓却不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话在《旧约•哥林多前书》13章，你可以去寻读。什么是爱？在对神的寻思和信靠中自然会明白。北村的小说集《水土不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后记写得非常好，你可以参阅。信有神是北村整个人生的一个起点，论北村必须了解这个事实。信有神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但在无神论统治下的中国——代替神的是共产党、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信有神却是一件荒谬的事。这里顺便提及一些事实，以告诉人们，信有神与求知是不冲突的。世界为神所造，求知即在神的启悟中知晓神造物的奥妙。所以对神的知与信，往往是在科学家中最易发生的，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等，都是基督徒，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80%是基督徒，据统计，在基督徒的科学家中，研究天文和生物的居多，因为前者惊见了宇宙的奇妙非创造不可为之，后者研究物种的进化最终明白进化论的荒谬。）爱，也是需要回应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才是这样，神爱我们就不是这样，他让自己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用耶稣的血赎了我们的罪，神要我们回报什么？只要我们不要再犯罪。纯粹是为我们好。）

六、 玛卓的死与刘仁的死

双方都没有面对他们的根本问题：该怎样去爱才是正确的——才是对对方最好的？如果玛卓对刘仁更宽容体谅一些，如果刘仁对自己更看得清醒和低调一些，如果……可是，没有如果，他们都死了！（“罪的工价乃是死”，他们的死是必然的。玛卓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人，这个对生活苛刻而绝望的女人，她的得救其实只差一步，她没有挺过绝望的边缘。）

玛卓的死源于“意义危机”。像所有真正的诗人一样，她，他们，既不愿意做螃蟹——“我看着那些在下面忙碌的人们，觉得很可笑”，又做不成鸟——“但我更难受，明明重的很，却要装出飞的样子”，（小说里写玛卓为了生计去拍广告这一段很有意味。人明明很“重”，却装出要“飞”的摸样，这个悲剧情境其实是意谓：人有罪，就不可能是天使。）于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浮在空中，很尴尬。

追问生存意义却又找不到生存意义，或者对原来坚信不移的意义（人文信念，或革命理想，或爱情）（这三个东西，不是灯盏，而是三箩筐的水，我们的知识分子为他们耗尽了气力，一再地徘徊在虚无与绝望的边缘，他们的结局一定与玛卓不远。）产生怀疑，这是一切诗人自杀的原因。对爱情神圣幻灭后，幸福不再，平安不再，“玛卓心中的恐惧和黑暗是何等的大”，甚至比大学时的那次出走还要孤独。“我现在就要平安，现在平安就永远平安”（251页）。可谁来救救她呢？（后期北村每一个小说都有这样的提问：谁来拯救我们？不过，对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人来说，这不是个问题，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拯救。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其实有这样的信念：人活一世，及时行乐。哪有犯罪之说。有这一心理其实是因为中国人对“死”的观念：“死后原知万事空”。但事实上是否真的这样？由于没有人死了又回来告诉我们真相，我们就这样怀着侥幸心理相信着，管他呢！不都是一死吗？有什么区别？其实死后是有区别的，《圣经》上说：“死后有审判。”）

刘仁的死同样源于“意义危机”，玛卓的自杀实际是对刘仁乐观地（他不是乐观，是自我欺骗，刘仁也是个值得同情的人）重温爱情梦的否定，是对刘仁爱情主体性自足的否定，是对刘仁最后退路与出路的否定。刘仁在大学时代说：“我相信这光虽微弱，但它能使我找到爱情”（193页），婚后虽然一塌糊涂，但在去日本之前，还更觉得“爱情誓言是我一生的力量，它使生活变的美好”，“爱情是一生中最超越的目标，我的追求没有错。”（228页）这里，仍有对这光的相信。

然而，玛卓的自杀同样让他看到爱情与意义的双重破碎，刘仁不是因玛卓的死而殉情的，而是同样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当他发疯后握着手电筒的光看信，但小说中的我去抢过去熄灭它时，刘仁就彻底陷入人生的黑暗深渊中，连发疯都不可能了。“看来靠我们是无法上岸了，一切都是徒劳!”（259页）。（过去我们靠阶级话语的力量，说“人定胜天”，80年代以来人的“主体性”的恢复，人大于一切，包括那“虚幻”的神，今天，北村发出感叹：“人靠自己只能是徒劳。”）

一切都是徒劳吗？爱是那么难那么难，天地之间，谁在为你们默默忧叹？（有！那至高至大者，被我们的文学传统和当下话语遮蔽掉的神！造人与万物的主，只有他为我们的不能得救而忧叹，而撒旦，又因为掠走两个人的生命而得意。撒旦也是天使之一，上帝造的天使当中，有1/3要与神打赌，看人到底会信靠谁，所以人面对着不尽的撒旦的诱惑。汉语里将撒旦翻译为“魔鬼”是不准确的，因为希伯来文的原义是“抵挡”，意谓抵挡神的意愿。这里也可以看出无神论的汉语对西方神性资源的篡改，将那个“抵挡者”译为“魔鬼”，可以引起我们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民的特殊感情，因为我们就是抵挡“三座大山”才崛起的，我们就是抵挡者，所以在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中“魔鬼”成了一个一再被歌颂的词，与反抗者同义，《圣经》、上帝、有神于是成了受批判的西方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