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去的林昭被越来越多的人纪念之时，我想纪念一个叫江小燕的，还活着的女子。
同样在一个黑北颠倒的年代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并遭到迫害。
同样一个年轻单纯的生命。
同样是基督徒。
1958年，她十九岁，上海市一女中高中毕业生。门门成绩优秀，步入大学校门应不成问题。可惜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因为小燕学习成绩好，那女教师比较喜欢，常同她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女教师，于是授意小燕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之”，小燕回忆说：“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但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一九五八年那年有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右以算是‘走上社会’了。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有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有，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
1967年，她29岁，在家待业，获悉了傅雷夫妇愤然自杀的消息，内心很不安。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书中认识了这位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看过傅聪的演出。当她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决定了自己的营救行动。同样因为《圣经》上说“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她瞒过父母，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一脸忧戚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可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于是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傅聪舅舅家的地址，在其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焚香举哀安顿就绪后，她回到家中，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求告信。因当时有几个她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她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也希望能昭雪英魂。她没有想到，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
1972年，她的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里弄才只能安排她到生产组工作，那时她已经34岁。那“反革命”的可怕名声耗尽她的青春，从此她与爱情无缘。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终于走出阴霾，却已经三十有九……
1985年，46岁的她居然去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毕业，各科成绩皆优，终于圆了大学梦。 后来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___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再后又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但到退休前也没评到高级职称，只是“助理研究员”。原因就是19岁为女教师辩护，29岁为傅雷收藏骨灰并给周总理写信。
不过她不后悔，说“余深心之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易，则何悔之有？”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傅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从未见过的她，她同意了。当傅敏刚要表示谢意时，被她马上制止了。出于礼貌，她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场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
我这里倒不想过多歌颂小燕的巾帼英雄形象，想说的，反而是她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当她被誉为英雄（有评论家这样赞到：反观这场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骚乱，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是没有罪的。如果以棒杀傅雷为例，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是行义的，那就是江小燕。某种程度上，她承担了一个种族集体的罪恶）时，她站出来，非常诚实的讲到出监狱后，自己的焦虑与害怕：“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但随着当时历史 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当时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
从上可以看出，她和我们一样，一样是会害怕，容易受惊吓，也在乎乡邻眼光和社会舆论的小孩子。不要把她看作人文主义似的英雄。
那么是什么让她能够一点点坚持下去呢？是她所信靠的神，她说：“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 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在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 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感谢 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 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地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 神都垂听了。只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 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
相信出狱后，也是神在陪伴小燕度过一个又一个紧张的日子，他担当她的忧患，背负她的痛苦——也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若没有对神的信靠，我们这些普通人岂有勇气在那样的，包括这样的时代来坚持一些东西呢？想想看，一个大龄女青年，没结婚，没有父亲，妈妈还有病。
小燕在《书屋》上发表《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说实在的，该文语言毫无文采，叙述也不够清晰，朴实到了极点，但却被周石先生选入二十世纪经典作品。在该文上，小燕还借自己的经历给余开伟先生传福音：“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小燕自己就是对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又真又活的见证。
想有机会去上海看看这位老姊妹，老人家现在大约67岁了。
部分文字资料摘录叶永烈先生的《江小燕与傅雷一家》以及狄马先生的《傅雷之死》，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