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主题
所有关联 »
人物 (RSS)
喻书琴
因祂是和平之君，因祂是复活之主 ——《和平之子》的阅读笔记 喻书琴 1 在新几内亚的丛林里，居住着这样一群原始人—— 他们的生存文化充分体现了“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但这种斗争哲学的最精华部分还不是沙场交锋、明枪实战的能力；而是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式的智慧。他们称这种智慧为“用友谊喂肥”。什么叫用友谊喂肥呢？即他们常常会盛情邀请邻村或邻族的人来本村本族赶赴宴席或参加舞会，在前几次，甚至前十几次的交往中，他们会热烈欢迎，友好款待对方，然后等对方完全丧失防范之心后，在最后一次将之突然杀掉，以感受放长线钓大鱼式的背叛行为所带来的极度快感。杀掉死者后，他们会肢解其尸体，砍断其头颅，挖出其脑髓，烧烤其肉身，最后在歌舞狂欢中享用“人肉盛宴”，将死者的颚骨作为赏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跳舞，将死者的头盖骨骷髅枕在自己的头上入睡……谁能将这种背叛友谊的“艺术”运用得最出色、最高明、最有蛊惑性，谁就将成为该族最伟大的英雄！
阅读全文
喻书琴
纪念《直奔金牌》中的宣教士群体 喻书琴 关于对《直奔金牌》主人公埃里克·利迪尔的赞誉，无论书评还是网评已经不少了。所以，我这里不再重述埃里克的丰功伟绩，而是换一个角度，说一说埃里克身边的普通人物：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岳父、同事以及他的妻子。 本书虽然以描写埃里克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为主线，但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宣教中国”的历史长卷。在这一历史长卷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埃里克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组宣教士群体的画像。 虽然，作者对他们着墨不多，但细细去寻觅他们的身影，或许会发现，这一无名群体给予我们的感动汇集起来，并不亚于埃里克这一英雄个体。
阅读全文
利未
To my dearest wife in Afghanistan Pray for Korean Hostages in Afghanistan!
阅读全文
喻书琴
1 1952年，他与她第一次相遇。 那时的他，54岁，应该是一个男人饱经沧桑后的年纪。然而，相反，他这些年的生活却平淡如水，单纯如纸。 他没有结过婚，却在牛津教中古文学寓意爱情诗的课程，还写了一本书，就叫《爱情的寓意》，也许，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古典伊人足以支撑他的感情世界，他想自己会一直这样单身下去，阅读、思考、写作、教学，平静的走完自己的一生； 他没有太多的经历，从学生到老师，栖居在学院的高墙内，一住就是30多年。这注定他的信仰之路，不是从生活经历开始，而是从理性思考开始，在不断的切问近思后，“就像长眠后自然的醒来”，他重新回归了基督信仰，并成为著名的护教大师。他有他的的信仰架构，有他的书斋，有他的学术朋友们，有他的数不清的读者与听众。也许，这就够了。
阅读全文
喻书琴
这些年，红尘辗转，呆过的教会也有五六处，然而，最难忘的，还是S教会。 或许，我信主后最偏执最狂热也最激情燃烧的岁月，正好置身于S教会——这个在信仰上平衡、低调而理性的教会，很奇特的反差。所以，我感谢她对我那段岁月的包容、接纳和牵引。 那是2003年9月至2004年5月。早年的我。早期的S教会。 一 离开原来教会来到S教会。倒不是因为什么教会观不同。我那时是个毫无组织纪律性、更无教会委身责任感的人，选择S教会纯粹只是因为崇拜一个人。 那就是燕姐，呵呵。 来S教会之前，我在某大学生团契聚会，燕姐是我们的讲员之一。
阅读全文
喻书琴
一 半年前的一天,聚会结束时，爷爷说：“我们想写个中国教会百年蒙恩记，记念老一辈人为主的道所受的苦，好激励你们这些年轻弟兄姊妹。” 其实那时候，《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还没有出来。 我第一个报名:“爷爷，我想写倪柝声，可以吗？” 是的，我喜欢倪柝声，然而喜欢他的理由很简单——他的赞美诗写得真好。 尤其他那首《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 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你也正在拆毁我的建筑，忠心事奉的人日少一日，误会增加，清白逐渐消失。 （和）我眼有泪珠，看不?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你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旨意比前更甘甜。
阅读全文
喻书琴
在死去的林昭被越来越多的人纪念之时，我想纪念一个叫江小燕的，还活着的女子。 同样在一个黑北颠倒的年代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并遭到迫害。 同样一个年轻单纯的生命。 同样是基督徒。 1958年，她十九岁，上海市一女中高中毕业生。门门成绩优秀，步入大学校门应不成问题。可惜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因为小燕学习成绩好，那女教师比较喜欢，常同她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女教师，于是授意小燕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之”，小燕回忆说：“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但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一九五八年那年有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右以算是‘走上社会’了。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有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有，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