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公益救助”纪实系列第一篇

▲受访人：小园（国内第一家性工作者民间公益救助机构负责人）

▲受访时间：2018年4月

1

每次经过城中村，她们都极其悲伤

我曾经是一名大学老师，后来转型为性工作者救助机构社工负责人，其实，内心经历过很深的挣扎。

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跟她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不会有任何交集。我学的是英语专业，在二线城市的高校任教，身边接触的群体都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也自认为是有文化有身份的女性，过着悠闲而舒适的生活。

对于性工作者这一行业，我当时表面上不歧视，但内心依然抱有一定的偏见，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女性最后之所以愿意选择这一行业，多少是因为太懒，好逸恶劳，爱赚快钱等……

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H团队的几位社工前辈，了解到她们服侍的这一群体的际遇，偏见慢慢减少，又了解到她们的创立初衷使命，很是感动。

那是2006年左右，B城正处在奥运前夕的城市改造之中。几位女性社工姐妹们发现，她们办公室附近，走路约10分钟的地方，有好几个城中村，村里主路上布满了站街女和发廊妹，她们虽然打扮得花枝招展，但眼神涣散，表情空洞。

每次经过那里，社工姐妹们都觉得极其悲伤，因为洞察到她们千篇一律的职业化微笑背后，灵魂深处那些不轻易被人察觉的疼痛、迷惘、无助……

社工姐妹们又发现，在B城，这样的城中村有不少，光靠运动式扫黄来清理根本起不了太多作用，而B城之外的县级市地区，这些隐秘的红灯区比比皆是。

于是，社工姐妹们萌生出为这一群体迫切代祷的感动，也希望能尽绵薄之力，将这些女孩从黑暗权势下中营救出来，这便是民间非营利组织H团队的由来。

我很欣赏H团队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担当精神，但也就止于欣赏，等到她们问我要不要加入的时候，我一口回绝了，暗想，我可没这勇气，也没这兴趣。

但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辈说，别着急回绝，你再好好回去想想，细听内心深处的微声。于是，我便回去好好寻求，慢慢发现这似乎真是上主对我的呼召。

记得有一天，我在校园里散步，不知不觉这就走上一条熟悉的小径，突然想到大学时代刚蒙恩归信时，就经常在这条小路上流泪默祷。

那时，我很多来自原生家庭的伤痛都在圣灵的安慰中得到医治，让我真正明白作为女人的价值和意义。

那时，我曾做过感恩和报恩的默祷——天父，我曾受伤，如今我已经被医治，但这世间，还有多少女性依然在遭遇各种各样的创伤，她们在渴求安慰，求你差遣我……

这些校园时代的回忆几年之后突然闪电般光照到我，我这蒙恩的女子，岂可只是领受恩典，而不传递恩典？

于是，我做出决定，走出自己的安适区。放弃之前还算体面的大学教师工作，加入这一充满挑战的未知公益行业。

2

外展、关怀、培训、避难所

最初，我们团队建立了外展部门——招募、培训、差遣志愿者或兼职同工专门做外展事工。当我们走近周边的发廊、足疗店、按摩店时，想过并用过各种方式来和她们建立友谊。

比如，逢年过节，我们就会给她们送礼物，让她们感受我们真诚的爱。记得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买了好多玫瑰花，一个一个送给那些站街女子，她们非常开心。我们也会主动向她们请教美甲、美发、美容之类的技巧，也主动教她们英语。

再比如，我们用做调查问卷的方式，我们曾撰写过《当代女性危机与压力调查》，然后发给她们，让她们填写，也了解她们的真实想法。她们大多乐意分享自己的情况。然后，我们就会问她们老家哪里的？何时来的B城？家里都有哪些人？拉拉家常，一来二往，就与这个群体建立了友情。

一旦我们观察到有女孩想摆脱现在这种生活状态，渴望离开的意愿，我们便会告知我们机构目前正在招聘女性员工，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可以提供食宿。

提供食宿的地方，是我们的小家，我们称之为“避难所”（Shelter）。在这里，有专门的社工会照顾她们的饮食起居，更重要的是，小家是温暖而安全的。

随即，我们建立了关怀部门——为那些愿意脱离风尘加入“避难所”的女孩们制定全人发展计划，帮女孩们不仅在身体上获得自由，更是在情感上和灵性上获得辅导。

因为，女孩们从童年到少年到青春阶段，普遍受到很多伤害和误导，需要被医治、被更新、被重建，树立勇气、力量和健康的自我形象。

但这些还不够。

要将她们从充满暴力和剥削的色情产业链中彻底挽救出来，这些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女孩们必须拥有经济独立。

因此，我们也建立了培训部门——会给予女孩们相关的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比如会计、摄影、图表制作、工艺制作等行业，并积极主动地给她们介绍相应的工作，让她们得到平等的就业机会。

此外，我们也会和一些国际组织合作，帮助营救被拐卖到中国的外国妇女，包括菲律宾、缅甸、蒙古地区的女子。

我们团队的三大异象很清晰：帮助这一群体的女性得享身体自由、心灵医治、职业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从不叫她们妓女，因为感觉这是一种蔑称，我们称她们为性工作者。

我们算是国内第一家做性工作者救助的民间公益机构，却因为某些政策上的原因，仍然处于“地下”运营状态。

3

她们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刚加入H团队时，我还挺有一种英雄主义的自豪感。觉得物质上我舍弃了不少，但精神上光荣了不少——救风尘女子于水火之中，就像江湖上那些行侠仗义的侠女一般。

但这几年大量的个案做下来，自豪感一点没有了，因为看到自己是那么有限和无力，这个群体是如此庞大，而自己能做的又如此微弱，挑战和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女孩们对我们产生深度信任之后，会乐意分享她们各自的经历，成长中各阶段受到的各种创伤，她们各自具体遭遇的细节不一样，但仍然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大部分女孩，本身的原生家庭问题一大堆，又因为来自农村，没机会受好的教育，读的书不多，然后稀里糊涂地被朋友或老乡或亲戚忽悠到这种地方，开始是激烈反抗，后来是听天由命，受周围环境同化洗脑，心也就慢慢绝望，慢慢麻木，慢慢习惯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

我们接触的女孩中，有一大半以上是被亲人或朋友诱导，甚至被皮条客与人贩子贩卖过来的。

即使是那些没有受逼迫，自动做这一行的女孩，很多也是因为在两性关系上遭遇重大创伤或刺激，认定男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钱才靠得住，然后破罐子破摔做起这一行了，她们的自我价值被碾压得一文不值。

她们遇到的很多伤害，有些我是能共情的，比如童年时被忽略、被漠视、被冷暴力的感受，但还有些我是难以共情的，诸如遭遇出卖、性侵、家暴、虐待之类的可怕遭遇，但我尽量从同为女性的视角去感受她们。

这几年下来，真正深入一线，我那种起初拯救的英雄主义心态完全没有了，越来越觉得，她们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处在她们之前的成长际遇里，也极有可能沦落到她们的命运。

不过，从接触到离开其实非常难，一般至少需要探访半年左右，最长的甚至需要三四年。

一般而言，越年轻的女孩越容易金盆洗手，因为独身，没有经济负担，将来的机会也多；相反，年龄大，丈夫不干活反而要靠妻子养，家里还有两三个孩子的女人就很难出来，她们希望挣更多的钱。

但那些出来的女孩有了信仰后，因为心被恩感，都非常渴望去帮助和鼓励其他仍在水火中的女孩走出来，也会参与我们的外展探访工作，这是她们很令我感动和尊敬的地方。

我们这10年来，在两三个城市开设了分部，一共救助了150多个女性，但150相比上百万的庞大群体而言，是多么杯水车薪的数字！更何况，每年还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迫或自愿的进入到这个群体中……

随着服侍的深入，我也能更深去挖掘这一群体的背后文化性和制度性的因素，她们不是单独孤立的存在，而只是各种紧密交织着的社会问题中凸显的一环而已。

性工作者这一行业的背后，是留守儿童、民工潮、阶层固化、贫富差异、男权至上、色情产业链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折射，可我看到了根本问题，却解决不了，觉得很悲哀，无能为力的那种悲哀。

时下，学术界个别学者对这一群体有一些调查研究成果，媒体界也有很多人呼吁对性工作本身开展除罪化的社会法律倡导，主张保护性工作者的安全，当然，这种主张并不等同于鼓励卖淫和买春。理想化的当然是彻底根除卖淫嫖娼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但理想和现实有太大差距，从目前看，这个群体的确需要权益保护，但在国内似乎不可能。

性工作者很容易受到剥削和伤害，比如嫖客、老板、丈夫及固定性伴侣，还有某些警察。因为她们的身份不合法，在遇到伤害时，没有任何社会支持系统。

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去探访一个新店，碰到两个女孩，一个17岁，一个19岁，女孩们都有想离开的意愿，但等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店关门了，我们一打听，才知道，那个19岁女孩死了，据说是嫖客喝醉酒打人，与女孩发生纠纷，一怒之下就将女孩给杀了。

这事让我特别难过。

4

能救一个是一个

国外以及香港和台湾那边，服侍这一群体的社工就做的不错，比如她们会去给女孩们上课，告知她们在艾滋病预防、性暴力预防、毒品预防、女性健康保护方面最大化保护自己的身体。

但国内服侍这一群体的社工非常稀少，也做得不够专业。不过，近年来，开始有几个民间公益机构也开始关注性工作者这一群体，这是好事。

​我们团队的异象来自于一个关于孩童拯救小鱼的故事——

在沙滩的浅水湾里，有许多被昨夜的暴风雨卷上岸来的小鱼。它们被困在浅水里，回不了大海，在那少得可怜的水里挣扎着，翻滚着，奄奄一息着，用不了多久，这些小鱼都会被太阳蒸干而死掉。

路人们都漠然地赶着自己的路，散着自己的步。唯有一个小男孩不停地在每一个小水洼旁弯下腰去捡小鱼，并且用力把它们扔回大海。

有一路人好奇地问：“孩子，这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

“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

男人好奇了：“那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

“这条小鱼在乎！”男孩一边回答，一边拾起一条条小鱼扔进大海，“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路人被感动了，静静地站在那里思考，后来，他也弯下腰去，捡起一条条小鱼，把它们扔到海里去。他俩每一次扬起手臂，就救起了一个小小的生命。

我们团队的社工姐妹们也希望自己成为那个在沙滩上救鱼的孩子，我们能做的微不足道，但是，能救一条是一条，能救一个是一个。

5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H团队救助的女性多为九零后，但也有个别六零后或七零后的女性，以下是小枝、小蔓、小藤三位九零后被救助女性的真实经历：

小枝——

“我出生于1990年，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抛弃了我和母亲，母亲独自含辛茹苦养育我和弟弟，但还是难以存活，于是母亲再婚，继父非常凶悍，虐待我们，母亲和我经常以泪洗面，15岁那年，迷茫中的我离家出走，天真的想要去外面闯荡一番，然而，因为文化程度低，没人愿意录用我或帮助我，我被骗到一家发廊。我觉得这个社会处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用关系。

当我走投无路时，来了两位社工，起初，我并不相信我的人生会真的被改变，但社工们善良、真诚、友好的态度深深触动了我，重新尝试树立对他人的信任感。后来，我离开那个恶心的环境，并开始在这个团队工作。

来到这里后，我学到了很多专业技能，我以前不会用电脑，现在我能每天娴熟地用电脑工作，并会用各种电脑软件，甚至学了英语和数学有关方面的课程。我很努力的工作，希望能不辜负大家的支持。”

小蔓——

“我出生于1991年，来自西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可能因为是女孩，我的父母很讨厌我，初中还未毕业，就被朋友介绍进了发廊。后来我交了男朋友，也经常打我，被社工辗转找到，才来到这里的团队。

刚开始，我什么也不会，但这里有不同的职业技术培训课程，社区的老师教我各种电脑软件，教我学习摄影，我的专业技能得到很大提高，起初，我并不知道如何运用光影，如何编辑和美化图片，但这经过这四年的不懈努力，现在我已经孰能生巧，成为项目部的摄影师，而且我还能去培训其他蒙受救助而来到我们中间的女孩。

现在我已经结婚，并有了宝宝。一边带孩子一边继续工作，最感恩的是，负责人善于发现我的潜能，我们是一个彼此关心彼此扶持的团队。在这里，我真正体验到团队的异象——自由、独立，职业生涯的发展。”

小藤——

“我出生于1992年，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我和姐姐是由我们的祖父母抚养的。

我入学晚，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小学毕业之前就辍学了，此外，家里没有足够的钱和劳动力，我就开始帮叔叔一起下地干活。

然而，叔叔出了车祸受了重伤，需要很多医疗费用，他无法再帮助我们。单纯的我不得不去独自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

当我16岁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男人，他开始时对我很顾怜，逐渐取得了我的信任。后来，他便说起有一份工作很适合我，还能帮家里分忧解难。我相信了他的谎言，被他带到另一个城市。结果，他把我介绍给那种藏污纳垢的按摩店，当我试图逃跑时，他们会找到我并殴打我。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我乖乖地在按摩店工作了好几年，所以我的老板相信我不会再试图逃跑。所幸我认识社工姐姐们后，偷偷离开了那里，来到避难所里。

在这里，我已经学会了基本的读写能力，并获得了我的Microsoft Word认证。这些技能帮助我变得更加自信。很感恩能遇到这个团队，这里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地方。”

在H团队无法公开的网站上，还有很多如小枝、小蔓、小藤这样女性的遭遇口述——这些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女子们的遭遇，令人触目惊心。

可是，谁愿意做她们的邻舍？谁愿意做她们的姐妹？

100多年前，西教士包慈贞女士在上海创立了济良所，成为近代中国对性工作者进行公益救助的第一家民间机构；（详情请点击：包慈贞：中国妓女救助第一人）

100多年后，社工姐妹们在B城创立了H团队，成为当代中国对性工作者进行公益救助的第一家民间机构；

这些公益界女性用默默无声的实际行动，跟随着好撒玛利亚人的脚踪。

喻书琴

于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