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本章的隐含主旨如下：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23章1-4节

在虚无和信仰中挣扎；在暧昧和纯洁中挣扎；在功利和理想中挣扎，在眩晕和清醒中挣扎；在生命中各种各样的分裂感中挣扎……

研一这一年，她蹒跚走过，在牧者杖与竿的引导中，冥色渐渐远了，死荫的幽谷渐渐远了，虽然回家的路还未分明，但牧者已应许，灵魂苏醒的路上，有祂的同在，那地必可躺卧，那水必可安歇。

那么，研二这一年，在这雾霭重重中，她会行经怎样的漫漫归途？

——引子

一

2002年的9月，我的研二开始。

此时，我已经逐渐从虚无的幽谷中走出来，但离那救赎的归途仍然遥远，因而才在日记中有了这样的表述： 

“我现在从心灵深处相信什么？一是有神存在；二是有灵魂存在；三是个体灵魂在幽冥之域一旦被存在之光唤醒后，就有一种渴望回到光源处的喜悦与痛苦。至于怎样才能会去呢？我私下觉得还是需要靠灵魂自身的修练，灵魂越是自觉地把自己磨练得晶莹剔透，就越是能接近上帝，体验上帝，感觉上帝。所以灵魂得救（永生）的方式主要是靠个体灵魂自下而上的追寻，不断升华、敞开、光照、完善自己，以求更像神！

那么，我问自己，你现在灵魂得救了吗？我觉得还不好说。

其一、我并不知道灵魂是什么。是我的思想？感情？意识？欲念呢，还是它们的内在推动源？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的意识中还有很多坏的方面。这岂不是说我的灵魂又好又坏？

其二，我发现灵魂要回到本源处是相当不容易的，尽其一生都很难！我目前尚处修练的初级阶段，如果现在有一个三长两短死了，我很怀疑我这颗浅薄粗糙的灵魂能否进得了天国之门。即使进得了，我想我也不会快乐。就像小学生误打误撞进了大学课堂，什么也不懂，无知，又自惭形秽，因为不能体验那至高无上的本体世界的美，多苦恼啊！

应该是有灵魂的精英和普通之分，智慧和与愚拙之别的，一个像海德格尔似的深刻宽广灵魂才能最快乐地接近上帝，体验上帝，感觉上帝——因为洞识的奥秘越多，领悟的神性才越多啊！所以，有时候我挺羡慕那些极具天赋的大思想家，胜过于羡慕那些虔诚的，无思想之累的基督徒包括耶稣本人。”

虽然此时我对神的认识（是灵魂的光源处）、对罪的认识（意识中坏的方面）、对基督的认识（不如极具天赋的大思想家），对救赎的认识（靠自下而上的追寻）仍然错误颇多，有深深的形而上学倾向，但神始终不离弃我，继续带领我走向那曙色的归途。

如果说，研一因着虚无主义的心，心灵是焦灼的，分裂的，生活是含混的，挣扎的，但圣灵还是一直光照我、警醒我、引导我走义路，那么，到了研二， 圣灵的光照、安慰和引导则更加彻底，借着永恒的道和神圣的爱来刺穿虚无主义的深渊，也让我同时经历理性上的归之旅正、情感上的医治之旅、意志上的悔改之旅，直到最后真正俯伏在十架宝血之下。

二

先说理性上的归正之旅吧。

研二开学后，为了使自己在所谓“思想朝圣之路”上更进一步，我欣然前往人大旁听希腊文和前苏格拉底哲学。课余，我会花大量时间去图书馆找有关希腊原初宗教的文献来阅读，目的只有一个：期待从希腊原初宗教起源中发现“普遍的人性”。

关于是否有“普遍的人性”，是我读研后一直在追问的主题。一方面，前现代的思想——人出于道，最后归于道，犹如大自然的生灭一般，我无法接受，尤其一想到一个有情有感的我居然要归于无情无感的大道，不由得心生出极大的恐惧；另一方面，后现代的思想——人从偶然中诞生，又在偶然中死亡，从经验纬度我比较认同。的确，我某一天很偶然地出生于我父母的家庭，又被抛掷在这个充满偶然的世界，为自己的存在寻找所谓必然的意义，也许某一天又很偶然地死于不可知的命运，而我生前所寻的必然意义也就归于虚无，但这偶然的世界将继续运转，一代又一代地出生、活着、死去。难道不是么？

不过，我其实很不甘心于人的这种偶在性，所以，内心始终有一个对“普遍人性”的渴望。所以才锲而不舍地查找大量书籍来寻求论据。

最先是看哲学家们的书，可惜各种理论学说互相冲突，让我更加糊涂，便觉得哲学家们多是纸上谈兵，缺乏考证；然后就开始看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书，希望能沿着原初的人类考古证据追根溯源，找到关于“人的定义”。记得曾如获至宝般地捧着卡西尔的《人论》苦读，读着读着感觉就要发现那个原点了，但突然间还是嘎然而止。因为卡希尔也是含糊其辞！

失望之余，最后又将对“普遍人性”的求问又投向身边的老师，我的文艺学导师是做后现代文化研究的，关注于文化的历史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曾经专门著文来解构“普遍的文学性”，由此可知，他肯定也反对“普遍的人性”；我的希腊文老师是做古典哲学研究的，本以为他会持传统立场，却没想到，他也很肯定地告诉我没有普遍的人性，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什么永恒的灵魂——灵魂也只是个伪命题，一切自明性的东西都不过是历史的产物！

记得我当时听他这样说，简直痛苦到了极点。既然没有永恒真理，也就没有上帝，还思什么上帝？还信什么上帝？难道我那么长的切问近思之路早已被证明是个玩笑？于是沮丧地问这位希腊文老师：既然没有绝对真理，没有上帝，那么有什么是非如此不可的？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平庸的界限在哪里？为何一定要坚持善、美、还有崇高呢？

老师回答：没有绝对真理，但有相对真理，可以把历史中不断涌现出的生成着的伟大力量看成上帝啊！

然而我无法接受老师的观点，我要追求超历史真理（绝对永恒之神）与我的关联，要是它不存在，而这世界又许诺以追求历史中的真理（相对永恒之神）与我的关联性来安慰我的此在残身，对不起，我宁可回到彻底的虚无主义中去——彻底虚无与我的关联。对我而言，要么有，要么无，不存在中间状态！是的，我要真实，哪怕血淋淋阴森森的真实！我不允许自己撒谎。一切相对主义对我而言，都是皇帝的新装！

还好，我没有重新一头扎进虚无主义的沼泽中去。就最根本原因而言，研一时不断在虚无中挣扎的经历已经让我逐渐相信有永恒的存在。另外，在和男友探讨这一问题时，他也对我说：“当后现代思想家用大量事实来证明没有绝对真理这一命题时，其实也树立了一个前设：即没有绝对真理这一命题是绝对真理。其实不也是自相矛盾的反讽吗？”

接着，我很快又读到张志扬先生的《现代性理论的检测和防御》一书，得知原来语言（还包括经验理性，人的有限性的二律背反）虽然无法证明上帝存在，但也无法证明上帝不存在，这样，也防止了个体在人生观上“本体论”与“虚无主义”的非此即彼之陷阱，那么，当两种独断思维都排除掉后，我作为偶在的个体，该何去何从？

三

我带着这个问题意识，继续锲而不舍地探寻“普遍人性”问题，就在此时，我遇到了一本对我的生命影响极大无比的书——许志伟先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 。

其实，自从1999年开始阅读《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以来，这几年时间，我陆续接触了一些当代神学家的神学思想，比如薇依的神秘主义神学、蒂里希的生存主义神学，舍勒的价值情感现象学等等，由于他们的思想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感和处境意识，文字又充满了天才般的激情，所以，我会囫囵吞枣般地照单全收，导致我头脑中的观点非常零散芜杂。

殊不知，他们的神学思想其实只是对正统基督教神学思想中某个命题的回应而已，必须放在整个神学发展史的架构中来客观衡量。可惜我对正统基督教神学思想却没有一个全面和整体的了解，大约也是因为一听到“正统”这个单词，就联想到话语霸权和教会专制，难免充满警惕吧。

但许志伟先生的这本书正好弥补了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该书以圣经为本，系统地介绍了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救赎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神学核心命题。而且对这些核心命题在历史中的发展变迁（包括我以前接触的各样现当代神学思想流派）都作了清晰的梳理和评介，虽说他是站在正统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上进行评介的，但学理之平衡、思辨之严谨，都令我心悦诚服，才发现，原来正统基督教神学的内涵竟然是这样深刻！我不得不谦卑下来，去认真思考正统教义中关于神、人、罪、救赎的明确界定。

我最先看的是“神论”部分。在此之前，我心目中的上帝仍然更多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是道、是逻各斯、是绝对的他者。但许志伟先生却开门见山提出上帝的位格性，以说明上帝是一位愿意与人类建立关系的上帝，他创造世界，他护佑世界，他也有喜悦和愤怒等感情！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位格”这个词，非常惊讶地想，这怎么可能呢？岂不是如蒂里希所说，把上帝贬低到人的水平，和中国民间送福气保平安的菩萨神仙没什么两样？我才不屑于这样浅薄的上帝呢！

然而，许志伟先生一针见血地批评道：“一个非位格的上帝就只能是一位遥不可及的上帝，无法亦无此意愿与人沟通，更谈不上爱了。这即是哲学家思想中的上帝。”这句批判让我思忖良久，慢慢意识到自己的上帝观可能不够平衡，有偏颇之处。正因为过于强调上帝的超越性，忽略了上帝的临现性，才使得我从一开始接触福音，就无法相信上帝是一位会介入世界历史中的上帝，进而也无法相信他是一位会介入我个体生死中的上帝。然而，唯有一位对我的具体生死关心的上帝，才能刺破虚无主义的毒根啊！当我否定上帝的临现性时，岂不也带着自身的人文学背景和理性世界观来“限制上帝的属性”吗？

然后，我继续看“基督论”和“救赎论”部分。在此之前，我也比较认同生存主义神学家所言，十字架是一种爱的道德典范，人的内在生命会受到激励和更新。但许志伟先生却尖锐地指出：“以爱的模式来诠释十字架的意义最大的弊病在于它把救赎的十字架事件的客观性转转变为主观性，被视作是在人心中发生的现象。在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备受推崇的现代文化氛围下，这种模式受人欢迎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上帝的爱与他的圣洁分割开来，一旦上帝的绝对圣洁被搁在一旁，人便无须为自己的罪面对审判……”最后，许志伟先生指出这种阐释归根结底反映了人对自身评价的偏差，对人性的过于乐观，相信人有自救能力无需他力救赎，单靠人自身拥有的理性和潜质便能趋善去恶。我看到这里，心里突然有被刺痛的感觉，因为我也是潜意识寄托于自救的，可我自身的心性和行为不都已经表明，人性是如此复杂而软弱，哪里能趋善去恶呢？

这样想着，我翻开“人论”部分——也是我最为关注的部分。是的，我可以将“上帝是否临现于这个世界？”、“耶稣是否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等命题悬搁，但我无法不面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等问题，而我是人类的一部分，因此要想知道“我是谁”，就必须知道“人是谁”。

前面已经细述我在“普遍人性”这一问题上的人文求索历程，但最终结果还是无解。至于圣经关于人的定义，什么上帝用泥土造人，又吹了口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些神话式的语言更是完全无法说服我和感动我。然而，当我读到许志伟先生用现代处境意识的语言解释这些经文时，却在理性上被深深吸引了。

他指出基督教人性论的基础是“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这意味着只有在“一种关系的维度”中审视“人性”：上帝主动与人建立关系——一种以呼唤与回应，往来与对话为特质的位格式的关系。因此，人的存有被描述为与上帝”结伴中的存有”，“感恩中的存有”，一旦人意图掌握与控制那对话时，神人对话的关系就遭到扭曲，人在关系中所呈现的形态便不再是感恩的开放，而是“封闭式的存有”，“自主式的存有”。其次，他指出“被创造的自由”最重要的含义是，人不能通过依靠自己而完全活出上帝的形象，他只能通过转向“外”和转向“上”的方式朝向上帝而将之活出，上帝的形象以及与之相联的自由，不是我们可以占为己有的属性……”

记得当时读到这一部分真是极为震撼，原来，信仰的起点是“关系中的存有”！真正的自我存在于关系维度中——和神的关系，以及和人的关系；我开始反省这些年来从没有把自己放到感恩的开放的关系之中看待自我，而是在一个封闭的自主的“我思故我在”中寻找自我，以为单单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就可以进行自我超越和自我救赎，因此，潜意识活在自我陶醉和自我崇拜中。没想到，这竟然是一种扭曲的关系！

我惴惴不安地翻到接下来的“罪论”部分。以前我不愿意接受圣经对罪的道德化解释，宁可接受刘小枫富有生存论意识的解释：罪是有限之人存在本身的欠然状态、偶在的悖论状态。但这种解释似乎容易把罪抽象化和审美化了，徒然令人在虚空捕风中顾影自怜；相比之下，许志伟先生根据圣经对罪的阐释却比刘小枫更尖锐，“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意味着什么？“表示人自己选择与上帝对抗，人将自身作为价值的唯一基础……在自由的回应中，不承认也不认同外在的律令，而为自己提供律法，试图在一种纯粹个人的自由活动中确认那些选择的东西……人的堕落暴露了人渴望成为一个自我建构和孤立的存有。”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自我建构和孤立的存有？我岂不一直企图在精神上走一条灵性扩张的路吗？难道也是自己分辨善恶的灵性骄傲？

果然，许志伟先生继续分析，罪的核心最终是人的灵，在其自我超越和自由中，不朝向他人，而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自我中心的状态又是通过过某种拜偶像的伪装来达到的。人类因为受制于生物的必然性和死亡而对自己的渺小感到绝望，他又不愿承认自己作为受造物的有限性，因此他意图通过某种伪装的神柢，某种神话的形式、事物和机构来肯定自己。

“拜偶像的第一个特征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主义；第二个特征是将某种有限之物绝对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自我的利益，第三个特征是人的自欺。精明地利用物质的、社会的、学术的和伦理的善作为扩展自己的工具…在身体层次，是纵欲；在心智层次，是知识的骄傲；在道德层次，是德性的骄傲；在财产，地位，人际关系，是能力的骄傲…”

看完罪论部分，我觉得几乎每一句话都是针对我说的，情感上的自我放纵、道德上的自行其是、灵性上的自以为义都在光照下袒露。我不禁问自己：“还有比你更自我中心的人吗？”

四

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此书，尽管书中还有很多问题我无法明白，但最核心的福音真谛已经深入心底。圣灵借着这本书不断提醒我，我此前的信仰有某种致命的偏差，极为需要理性上的归正。

其实，理性上的归正是一生之久的事，但起码当时的我有愿意归正的心。我迫切意识到，我以前寻找人性、寻找自我的路都错了，都是以自我为原点来寻找，所以才越找越无解。当务之急是，应该如本书所言，重新回到开放的关系维度（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中来确立“自我”！

然而，当我开始把“自我”放到关系维度之中审视时，尤其把“自我”放到与真实他者的情感关联中时，才发现这个“自我”竟然是如此的残缺！20年来，大多时间我都活在一个极为私人化的抽象世界里，而非活在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情境中，在亲情维度，爱情维度、友情维度都缺乏深度关联的建立！

我看到自己在亲情维度上的残缺。也就是在研二时，我第一次在日记本中写下对原生家庭的回忆，自以为彻底遗忘，实则埋藏在潜意识最深处的回忆：自己性情中有哪些不健康的因子是从原生家庭中就开始萌芽的，而书籍在我的童年时代又曾给过我怎样的精神安慰：

“由于生活中几乎从未得到过父母之爱、手足之爱，几乎从未得到过一个正常孩子所应该拥有的，健康而温暖的亲情幸福感觉。只有书，肯看我，也肯被我看，肯把我当朋友，肯爱我——只有灰姑娘、小拇指、海的女儿、青蛙王子愿意用爱接纳我进入他们的世界，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再没有虐待、没有眼泪，没有冷嘲和热讽。没有对幼小心灵的戕害。只有玫瑰色的月亮和相爱着的人儿。真的，那个在瑟瑟发抖中卖火柴的小女孩是我再好不过的写照，如果从小没有书火焰般的想象力支撑，我就活不到今天了。”

当时写到这里，眼泪竟然打湿了日记本。

我同样看到自己在爱情维度上的残缺。这种残缺就如前一章所述，我无法在日常真实中去爱，只能在文字想象中去爱。爱情中的自私导致爱情中的自恋，所以才会写出这样孤芳自赏的诗句：

”我想象自己是水边的阿克索斯，忧伤地爱着自己年轻的影子／我想象自己是舞台上的奥菲利娅，在百合花丛中静静地死／我想象自己是凡高，或他的血耳朵，或他的十三朵向日葵姐妹外的/最后一枝。”

我也看到自己在友情维度上的残缺。我的人缘非常好，朋友也非常多，这只因为我天性活泼热情，乐于助人罢了，但我骨子里是瞧不起人的，即使在帮助人时也是带着居高临下似的傲慢与偏见。从大学起，学弟学妹级的年青追随者就非常多，我也当仁不让地以精神领路人的身份出现——包括热心传福音。给他们传福音时，主要是同他们进行抽象的灵魂探讨与思想交流，多少带着站在高处以真理导师自居的宣教意味，很少真正先伏下来，去了解、接纳、感受这些人的情感创伤与生活苦难。

对不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此骄傲，对信主的弟兄姊妹又如何呢？我一直强调信仰是绝对私人化的事情，潜意识对团契是怀疑和抵触的，甚至觉得他们有些人不够知识分子化——我不相信人与人在具体交往中是可以达到共识，也觉得不必达成共识：既不想对他们敞开自己，也懒得去倾听他们，觉得这是弱者的表现。当我软弱时，找书安慰就够了，人是不必的。所以，书才是我的友人！

是的，书在我的成长历程中充当着亲人、爱人和友人的角色。我只和书建立了情感关联性，这些真实的亲人、友人、爱人都跟我的自我存在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不禁想起室友对我的评价：“小鱼是一个最没有人情味的人，简直是一个非人类，是独居动物！”我还为自己对任何人没有依赖感而引以为荣。甚至还对别人骄傲地宣称：“我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人，可以做到完全的情感自足。我不需要真实的别人，什么亲人、友人、爱人都不要！什么亲情、友情、爱情都不要！我只需要一大堆书、一个神秘的神就行了。”

总之，形而上学信仰使我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自恋的女子，一个偏执，狂妄，愤世嫉俗，又多愁善感的骄傲女子。既然看不到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也看不到真实的别人是什么样子，更看不到真实的神是什么样子。因此，我眼中的自我，我眼中的他人，我眼中的神，都变成了一种“我思故我在”和“我思故他们在”的产物——理性抽象产物。

五

其实我也渴望纯善的亲情、纯美的爱情、纯真的友情。然而渴望归渴望，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隔膜（现在想来，很大程度都是我自己的错，不会爱，不懂如何珍惜）让我没有一点安全感和归属感。在日记里我还自叹：“亲情的创伤记忆，爱情的软弱无力，友情的知音难遇，使我不得不拼命抱着自己的影子，如同抱着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就像张爱玲说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感情不是百孔千疮的。我只能靠自己面对这一切——独自受伤、独自疗伤，再独自受伤。”

以前，我总以为灵魂主要指理性灵魂，但却忘了，其实人还有个情感灵魂的，它在日常生活真实的爱与被爱关系（亲情，友情，爱情，人情）中一边生长一边受伤。可惜，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在感情上遭遇过创伤记忆，以至于学会了在受伤后封闭自己，不承认有情感灵魂。不再轻易去爱，甚至不再相信爱本身了。

不相信爱之后，对人间的任何爱都产生怀疑；被人伤之后，极容易去伤害别人。信仰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嘲。比如有一个好朋友，常给我提起一对隐于山水之中的基督徒夫妻，他非常羡慕他们的幸福家庭生活：散着步的，执子之手的，与子偕老的。我听了冷冷一笑，很尖刻的伤他：“你怎么知道他们每天都是这样相亲相爱的？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对对方有所保留？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有着自己的私心？”

尤其是比较敏感和伤感的知识分子，期待值较高的被爱感觉在现实世界落空后，我们只能在抽象世界（创作，学术，书本，书斋）更加激情地爱着与被爱着。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寄托，更是一种自我实现，不是吗？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书给了我那么多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的补偿，我才会给与书那么多的关注。也许它是假的，但却是善的，美的，有爱的。相反，我对身边现实生活常常视而不见，不屑去关注，不值得我去关注。也许它是真的，但却是恶的，丑的，无爱的。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生如梦罢了！

所以，我们也逐渐以为，思比爱更重要。或说，想象中的爱比真实中的爱更重要，再进一步说，人对书单独的爱比人与人关系维度中的爱更重要。但真是如此吗？

举一个极有感触的例子，某一天，我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一直读我的海德格尔，有不少灵魂幸福体验，正入佳境时，隔壁一个女同学突然跑过来在我面前直抹眼泪，原来受了其男友的气——他以前对她可好了！

于是，我“慷慨”地放下思想大师找那个男同学评理。他同我说了2个小时，说他小时候被村里异族人怎样的毒打，说他从乡下来到这个大都市后，受到的高等人群怎样的蔑视与侮辱，说他在要出人头地自强不息的心里，却是怎样的悲观和虚无，说他不想害谁，只想好好过日子，可为什么却还要受到那么多不公正的逼迫？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愿意叫他一声兄弟？没有人发泄，只好无意识的发泄到女友身上——他知道对不起她。我只是默默地听着，陪伴着，疼痛着，突然想起基督的一句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芦苇他不吹灭。可神啊，你在哪里？！

神对人之爱即使不在。人与人也当互相爱啊！我想。于是，临走时一把握住他的手：“你们两个在这个城市都不容易，更要彼此接纳搀扶着一步步的走啊！干吗还互相伤害？怎么说没人把你当兄弟呢？我就愿意把你当自己的兄弟！”他眼里似乎有泪，但不说话。

看他们又和好如初了，带着饱含祝福的微笑和叹息，我突然心里被一种很温情的东西包裹住了，似乎，不，的确，也是一种灵魂幸福体验，比思出海德格尔澄明之境更澄明的灵魂幸福体验。刹那间，无数热泪盈眶。我突然怀疑，也许，哪怕微弱的，但活生生的爱比“高贵的”，形而上的思更重要？起码对我而言，这两个朋友比海德格尔更重要。

我不禁想到《小小王子》这本书，里面有个学者，只关心永恒问题，认为一朵玫瑰花儿是不重要的，会消失，太不够永恒了！可小小王子说，我对我的花儿的爱，难道不比你的火山研究永恒？他执着地相信，爱和被爱是世界上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东西。

于是，我开始这样反思自身爱的匮乏：

今天，多少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忙着研究唐诗宋词山水田园派，却不会停下脚步，对路边的小花小草小麻雀送上一个谦逊的微笑；多少理科的知识分子忙着写解剖学试验报告，却不会在动解剖刀前，对垂死的那只小兔子送上怜悯忏悔的一瞥。我们已经学不会爱了！

在这样一个技术主义，实证逻辑，工具理性成为新的形而上学的时代，我们活生生的心灵也被冷冰冰的理性和热闹闹的欲望所代替！包括艺术、诗歌、音乐，眼泪已经不在场了。因为我们认为眼泪是一种矫情和煽情，缺少对生活批判性的反省和反讽。我承认：在超验者沉重的挚爱尚未安慰我们沉重的肉身，任何眼泪都无处安息。有些作伪的流泪更变成了无病呻吟。但是，我们岂能因此而看轻眼泪本身的柔弱，否定眼泪本身的真诚？

我自己就曾是如此嘲笑眼泪的一个女知识分子，由于潜意识持智慧上与精神上的双重骄傲立场，我看不起那些无知无识的底层人群，认为自己要启蒙他们；也看不起那些在学术上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知识政客，认为自己比他们高洁。可是，却不知这就是自夸！在供给我粮食和蔬菜的黄土地面前，在那么高的天空面前，在一个刚出生的婴孩面前，在一颗默默无闻的含羞草面前，我未曾谦卑，甚至未曾留意！

六

正是前述这一系列反思使我开始走上情感上的医治之旅。我不断提醒自己，“真正的自我必须在关系维度中建立。”于是，开始尝试着去恢复与真实世界的源初关系。静静地在大自然中散步，静静地去看遛狗的老人和推着婴儿车的母亲，静静地收集平凡生活中的感动。

这里需要感谢我们研究生宿舍另外三个女孩：马新莉，朱靖华，陈晓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都是在一种严苛多于慈爱的文革后家庭中长大的。家里人对我们的爱，就是推心置腹地告诉自己的小孩子，外头人是多么的坏，怎样的卖友，吮血，骗人不眨眼。社会太残酷了！所以，一定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后谁也不怕了。我们四个人一致发现，没考上大学前，毫无自由，父母大棒政策是家常便饭，整天拿人家孩子比，学习不好时骂你猪狗都不如。可一考上了，马上奉你为座上宾，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除了一句：以后交男朋友千万要小心。男人坏着呢！感情？爱？这玩意最靠不住了。只有钱，社会地位，自己成为强者才是真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当然，不管他们给我们灌输了多少“防人”智慧。他们仍然是爱我们的——以他们的经验来爱，而不是按真理本身来爱。更何况，文革中人与人怎样批斗挨整，仇恨杀戮，他们看得太多，受得太多，也“吃亏”得太多。他们把这适者生存的伟大智慧又真诚地传授给我们。有人说，文革毁了一代人的心灵。我要说，不，是两代人的。而我们这一代（人与人狂热攻击的政治时代刚过，人与人冷漠防范的商业时代又来）如果仍然相信弱肉强食，自我强力比平等相爱更重要，并又真诚地把经验传授给我们将来的孩子，毁的将是第三代，第四代……

来到这四人之家后，很快成了闺中密友，相互间什么心里话都愿意掏出来说。且很亲爱地呢喃着。是一种孩子般互相撒娇的美好感觉。我们几个的童年都是不太幸福的，甚至都有某种程度的畸型人格。但在这个新的童年之家，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同情，彼此怜惜，彼此疗伤。

然而，若没有神的挚爱，我们每个个体的心灵创伤，仅靠有限范围内的彼此团契相爱，是不能从根本上抚平的，最多就能止止痛。

慢慢地，我也发现了这种小家庭的亲爱很软弱，就像红楼梦里的女儿国，一走出大观园进入社会，封闭自足的状态打破，就风雨飘摇了。我想，我需要在人间寻找一份精神质素更强大，却也更柔和的爱。

而最让我感到爱——牧歌式幸福之爱牵引的，却是在每周的希腊文课上，可以说，我那半年来最盼望的事就是每周一次的希腊文课。这里，学生不多，七八个，纯为兴趣而来，所以每个人都那么真诚的敞开讨论着，而我们的希腊文老师也就比我们大七八岁，他是我所见到的最有涵养的人，对任何学生都采用平等的甚至谦逊的对话态度，哪怕是对待最偏激最尖刻最恃才傲物的学生。也和颜悦色的微笑聆听，他的气度总让我想起一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好几次，我都神思恍惚，竟忘了老师在教什么，同学们在问什么了，只是悄悄看着他们明亮真诚的眼睛，傻傻地笑，并深深地叹息。此时，窗外月光如洗，窗内灯光如盈，人与人彼此真诚，柏拉图学院般的诗意氛围……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的夜晚，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图景吗？

终于，有一天上课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到这里“既不为法来，也不为衣来”，而是为某种牧歌式的幸福体验而来，比起学习希腊文，思考古典哲学，追求形而上学真理所带来的幸福——智慧愉悦感和精神成就感叠加成的幸福，这种幸福——驱除掉智慧上的有为和精神上的强力后，和你所爱着的人们默默相对的幸福更大！后来，我干脆放弃苦心钻研半年的希腊文学习了，我只是去着，听着，看着，并微笑着和叹息着——听什么和看什么已一点也不重要了。是的，无为，彻底的无为。在透明的生动的爱面前，澄明的抽象的思算得了什么呢？思不就是为了爱么？

顿悟这一点后，我突发奇想，要是这种美好状态能永远持续下来该多好啊！这种美好是希腊文老师“召集”而来的，他是这种牧歌幸福的强大牧者，我们都只是柔弱的羔羊。霎那间，我决定去爱希腊文老师。并且，当我这样想时，我认为我已经爱上他了。

在日记里我这样写道：

“只有当一个人在爱着的时候，他才是温柔的、谦卑的、和平的、纯净的，和舍己的——浮躁之气、狂傲之心，执迷之相，驳杂之欲——才一扫而空。那一刻，有地老天荒红尘散的感觉，那一刻，你忽然愿意为某一个人放弃自己所谓的个性，优越感，争强好胜心，自我实现欲望，超人强力意志，放弃一切的一切，只是做一个平凡的女子。”

是啊，幸福才是目的，漂泊只是不得已。因为无处可以栖居！强力意志带给我的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我突然发现，孤高自诩，目下无尘是一条极危险的路。足以使我变成一个没有爱、温暖、女性情怀的超人。甚至会让我本来畸形的心灵更加畸形。比自我的强力意志更能抚慰个体心灵残缺的，却是爱的在场，是上善如水的柔慈。

我把希腊文老师想象成一个文质彬彬，白衣飘飘，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传统士大夫，永远握一卷苏格拉底，保持在玉兰树下走来走去的剪影。总之，只要老师能在我面前，时时如明光照耀我心中的幽暗之域，把我也净化成和他一样有云淡风轻性情的女孩子，我哪怕是为他洗衣，拖地，干重活也愿意！

越想越美，没料到“爱上”老师的第三天，我就听说老师已经结婚了！我当时的感觉，不是痛苦，而是委屈。怎么可以这样呢？命运怎么可以把我这非如此不可的幸福之路无情无义的抢走？！非如此不可么？作为有限在者的一位老师是否可以充当我的救命稻草——那和我一生幸福息息相关的非如此不可的救命稻草？当时，我固执地以为是！

七

感谢神！他连这最后一条可能性之路也给了我一个验证的机会！他没有让我停留在对老师的拯救式想象中自怨自艾自哀自怜。这要感谢一起学希腊文的郭锐弟兄，路见不“幸”，拔刀相助，居然大胆帮我联系了老师出来喝咖啡！

在我2003年4月1日生日那天，一次奇特的师生三人聚会开始了。席间，我本来开始还一脸的“委屈”，可谈着谈着，我突然发现真实的老师和我想象的老师并不完全吻合，他居然爱逛农贸市场喜欢和孩子一起打电子游戏！居然有时在生活中也忙得焦头烂额心烦意乱不得闲！居然也会像我一样有迷惘，彷徨，甚至虚无的另一面！更重要的是，他很反对我的无为心态——老师是一个很典型的儒家。

一方面，我对老师的拯救式爱情立即消失了，另一方面，我又挺感动，因为总的来说，日常生活中的老师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有时还像一个蛮可爱的大孩子。记得那天老师说，有一次他儿子病了，他非常着急，当听到孩子在病中虚弱地叫了一声爸爸时，他热泪盈眶，觉得可以为陪伴孩子而放弃自己的学术。

当时我就又傻想，要是我小时候有一个像老师一样的爸爸就好了，我会在一种健康而平等的亲情体验中，温暖而友爱的家庭氛围中，单纯快乐的长大，长成和老师一样温和柔慈的性情，而不需像现在这样，不得不为着骨子里日积月累自己又除不去的尖酸刻薄，偏激冷漠而痛苦。

我仍然一脸“委屈”地叹息到：“我多希望您生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儿！”

“为什么？”

“因为女儿需要更多更多的爱啊！”

然后，我心里默默许愿，老师，如有来生，我做您的女儿，好吗？

告别老师，郭锐弟兄问我：“现在感觉如何？”我笑：“海阔天空！”突然非常自责，为了解决我的“爱情”困境，他可是牺牲了他忙着写论文的时间的！包括老师，也是牺牲了他紧张备课的时间的！他们都整整陪了无聊的我一个下午！我自己做得到吗？

突然间我回忆起来，其实很多很多的人都默默地为我的成长困境，付出了和付出着他们的时间、精力和爱心，但我从来未以感恩的心来思想这些。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好象认为凡人都理当做超人的铺路石一样。 超人是情感自足的吗？要是没有这些不超凡也不脱俗的普通人的帮助，我连自己的一点小事也做不了。更不要说什么情感自足了！

生日当天，我在日记上这样写道：

第一次发现，自我不是建立在离群索居的人类之外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之中的，只有在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活生生的而不是冷冰冰的、平等的而不是自恋的关系维度中，才会产生健全的人格与健康的心态。从感受别人怎么爱你身上学会怎样去爱人。从别人对真实的你怎么完全接纳和宽容身上学会怎么接纳和宽容别人。更重要的是，不再把自己想象成或扮演为看不起温情的女超人女英雄女权革命家，而是学着去做一个有爱心的平凡女子。其实，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才情、悟性、慧根、灵气，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还是爱心，唯有爱心——但必须是从信仰深处温柔涌现出的爱心。

的确，那段时间，借着情感关系维度的恢复，我开始转变“自我”定位了——从知识女性变为普通女生。这些年我已经培养起一种虚假的自我，就是把自己看作知识女性，不自觉会用语言、用文学、用抒情等抽象之物想象自己，超越自己，美化自己。甚至基督教的那一位超越之神也被当成自我超越的阶梯，好使自己更加强大，反而陷入诸多的自恋之中却不自知；

而当我逐渐把自己当一个最最普通的女孩子看时，不再用语言、文学，抒情这样的东西包裹自己，反而看到真实的自我，而且这一真实的自我有很多不健康性情，比如愤世嫉俗、性格尖锐，孤高自傲、病态审美主义倾向，便格外盼望自己的个体性情被改变，最大的心愿就是从病态的审美主义中走出来，做一个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态的女孩子。让一切都从此都明亮、温暖，生动而正常起来。

同样也是在生日那天，我做了如下的祷告：

“谢谢老师，谢谢郭锐弟兄，谢谢大家！谢谢神！谢谢生活对我的恩赐！我要为你们好好活下去，真的。为爱与责任、为美与真纯、为生活与心灵双重的馈赠。为了你们，我恳请我这微弱的生命蓓蕾在爱与美中完全绽放，尤如绛珠草的红尘心愿一般。我明白会这很辛苦，但仍是盛满密汁的重坛啊！24岁了，第一次，我愿意担当，甚至倾空自己――从自恋情结中走出来。第一次，我愿意从萨宾娜式的背叛与孤傲之旅回归特里莎式的传统与和平之家，重新追寻一切珍贵的女性气质，在爱与美与信仰中心如止水地活着。”

八

感谢神，借着理性的归正之旅，我开始认识福音；借着情感的医治之旅，我开始改变自己。最后，祂又将我引向意志上的悔改之旅。不过，我也看到，意志上的悔改比理性上的归正和情感上的医治似乎更艰难。

当我越是愿意改变自己的性情，成为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恩慈的女子，就越是发现最大的障碍竟来自于自己的私欲。在高扬自然人性和欲望正当性的后现代情境下，很多人都认为私欲再正常不过。我也曾如是观、如是行。

以我陋见，人的私欲似乎可以划分为防守型欲望（控制欲）和进攻型欲望（占有欲）。比如，我们会事先潜意识划分好我们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界限——衣，食，住，行，精力，钱财，时间……界线以内的东西，我们紧紧抓住，唯恐遭到侵犯，这就是控制欲；界限以外的东西，我们会起贪婪之心，嫉妒之意，这就是占有欲。

这两者我都有。我当年在报社工作时贪恋不义之财就是占有欲的表现，后来，蒙圣灵观照，才幡然醒悟，离开报社。为了避免受试探，让自己耳根清静，我别无选择的办法就是，尽量逃避现实世界（与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接触的世界），尽可能躲进书斋世界（与琴棋书画诗酒花相对的世界），并天真地以为，只有在那里，我才是干净的，纯洁的，完美的，没有贪欲的，而我污浊，驳杂，丑陋的另一面真实全是外部环境加逼给我的——罪并不是来自黑暗的中央，而是黑暗之外的黑暗？

但我不得不承认，即使在远离社会“进攻性”诱惑的普通日常生活状态，我还是有不小的控制欲——对人的控制欲，对事的控制欲。一从书斋状态走入非书斋状态，我很容易看这也不顺心，看那也赌气。我以前总是归结于是日常生活本身的错：平庸，琐屑，形而下，毫无诗意！

后来才发现，一地鸡毛本身没有错！是我根本没有用一种形而上诗意的眼光去对待它们啊！！！为什么没用？还是因为占有欲太多，自我为中心。好多东西放不下，舍不得。私有观念太强，而世界与他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与我的“正当利益”发生冲突，这利害关系将伴随一生了。

有时觉得自己挺庸俗甚至挺小人的。所以，又有点瞧不起这样时候的自己。但为什么我在阅读，写作，思考，祷告等书斋状态时，会觉得很喜乐呢？而且又变成一个君子了呢？因为我们跟语言，文字，还有上帝没有利害关系！我们是以感情面对它们的，更多是审美鉴赏之心，长久以往，连爱恋之心也有了。这时，欲望不在场。罪也无计可施。可不在场不等于没有啊！只要你一走出去跟人跟事跟打交道，欲望又苏醒过来，利害又扑面而来，罪又卷土重来。当我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开始能体会到圣灵与情欲的相争了。信仰变成了人性的善与恶，小我与大我，天使一面和魔鬼一面的争战。

早期，我看到这种身心争战及所造成的痛苦——与道德良心无关的痛苦，与审美体验有关的痛苦，是自己美好的一面瞧不起自己丑陋的一面的痛苦。我自嘲：你跟那些礼拜天基督徒有什么两样？人家前六天属世，第七天属灵。你不过各占一半，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伪君子一个！我自叹：为什么你在想象世界中游刃有余，却在真实世界中软弱无力？到底是这世界有太多诱惑的问题还是你自身有太多私欲的问题——什么都想要，既要在尘世获得幸福，又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人不能太贪呵！

可是自嘲归自嘲，自叹归自叹，在我对心灵永恒之许诺仍半信半疑时，潜意识我是立志坚持“两手抓”方针的。——我的确这样做了，但却有一种被分裂的痛楚。印象最深的是有段时间看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导论》，每每阅读时，都能穿过语言之维，抵达神圣的本体之美。我沉浸在那样的境界里，或喜悦或流泪。但一旦抛下书回到现实生活状态，回到人群之中和世事之中，我又变得不快乐了，而且看什么都是冷嘲热讽的口气。

在这种张力下，我开始厌倦这样分裂的生，甚至向往一种纯粹的死。研二伊始，我在巴尔塔萨这本《神学美学导论》最后的空白页上，写下这样伤感的文字：

2002年9月3日夜，不止一次渴望死亡。我相信只有死亡才能获得一次性永久的幸福，先是光，然后是翅膀，最后是摇篮，每一个人都象婴孩一样躺在流蜜与奶之地。

世界真令我们沮丧，我们真令我们沮丧，生之年真令我们沮丧……读着此书，想着自己的在世残身，想着已走过的路，正走着的路，未走过的路，当然，还有蹒跚的足迹，自己对自己的不满——走得太糟糕了，仍然毫无起色的样子，才发现人最尖锐的沮丧就是行在幽暗之域，得不着神的光照与美。

其实明白是自己的原因，不是神不向我敞开，而是我不向神敞开，愿意，就是没有能力。真的，我们本是不晓得如何去生活的。想着自己的渺小与罪过，想着神的爱与在场——他一直在场，我却关他在门外，充满了悲伤，泪如泉涌，也很幸福。什么也不要，只想单单和你在一起，那时，我见到光，见到翅膀，见到摇篮，见到我眼神明亮，见到我自由飞翔，见到我就躺在你的肩上。

中期，这种身心分裂的痛苦慢慢消解麻痹了。因为灵魂和欲望达成了妥协，卡吉娅在我耳边温存细语：“你的神爱你、宠你，因为他不愿意你为难自己。他答应让你走一条轻舞飞扬的信仰之路。毕竟好逸恶劳、避重就轻是人的天性么！”这样我就舒坦多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井水不犯河水。

从此，日常生活状态的我，继续轻佻放达，大家也公认我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典范。是的，我看不起名教，一切的名教。可是，我自己的“任自然”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自然？朴素寡欲的庄子似的自然，还是有复杂多欲的列子似的自然？我想更多是后者。

这其实也正是后现代伦理的困境。在道德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时代，自律的正当性在哪里？高扬自然人性和欲望正当性本无可厚非，可是我们已经离异、苍老、世故了，贪欲这根生命中的倒刺已经随人类文明长得好长好长了。我们真的可以凭自己回到返朴归真的自然人性状态吗？回不去了！

苏格拉底说：“罪是无知。”克尔凯戈尔却说：“罪不是无知，而是知而不行。”今天的知识分子可以扪心自问，我们以欲望的正当性为借口，做了多少知行不合一的事情？然而苏格拉底仍然是对的。我们不知道有永恒，所以当真善美不与永恒相关联，人的潜意识是存着虚无的心的，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本能的就会把“官能上的动物信仰与理性上的怀疑主义”当作最高原则。

我用卡吉娅似的快活舞步，像阿蕾特许诺的神灵幸福潇洒走去。先是快活，后是冷静；再是麻木。然而我还是不快乐，真的不快乐。不是道德良心不安引起的不快乐。我说过，我是一个没有康德式的 “心中道德律令”的人，可是，我有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她时时刻刻渴望在激情中活着，并在激情中找到她那非如此不可的幸福——心灵激情与心灵恬静的完美统一。然而，目前状态的信仰只是让我觉得离幸福更加遥远。

到了晚期，我意识到是自己太爱惜自己的小我，不肯彻底放弃我执本身。可让我在没有品尝到那最美好的幸福之前，一步步、一点点、一丝丝逐渐放弃，我执的那些心爱的东西，太痛苦了。记得有几天我都在祷告：“主啊，让我完全顺服！减少旧我，换上基督。”可是我根本不愿意完全顺服，旧我的藕断丝连让我留恋：就好像你自己的强大“旧我”是一磅肉，却每天都得为那婴儿似的弱小“新我”割下一克。旧我是疼痛而压抑的，不错，信仰要付代价，可是当我没有感觉到“新我”完全强大后的吸引力时，我是不愿意付代价的，觉得不值。

在2003年4月22日的日记里我这样写道：

“理性不能验证神。欲望不愿接受神。人潜意识幽暗之域，何等的深啊！荷尔德林说，只要人心中尚有一丝良善，纯真，他就愿意用神性尺度丈量自身。不错，人是愿意的，但他不能够。他不是神，他还有魔性的一面尺度。除非神亲自下坠，用神性将他完全充满！”

我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靠着苦修的方式涤除私欲，便向神讨价还价：主啊，你若不把你应许的天堂幸福先让我在尘世中就得以甜蜜品尝，我就不愿意，也不能够，跟随你走各各他山的艰苦道路！

然而，神还是忍耐我这样的讨价还价，以奇妙的方式等待我顽梗的心被感化。

九

这一阶段的我，开始很认真的读圣经了，可惜，因为自己感性的性格使然，读圣经只能读出严格的律法，而非细腻的体悟，于是，我转而大量阅读见证，渴望从他人的经历中得到潜移默化。就这样，在团契韩思懿老师的推荐下，我读到了一部对我影响极大的见证——前辈学人吴经熊先生的信仰自传《超越东西方》。

吴经熊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在上大学期间，受教会学校老师的影响而接触基督教，又因认同基督教精神而受洗，但几年以后，他开始从一个狂热的信徒变成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

关于上帝，他还是朦朦胧胧相信其有必要存在；关于基督，他则“开始仅仅把基督视为人，视为人间导师，他超乎寻常的人格和闪电般的道德洞识仍能吸引我。基督与别的宗教的创始人的不同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关于人，他则认为“人是可以成为神的。”关于圣经，他依然在读，却“是作为一个自由思想家读的，我从它吸收一切合我口味的东西，拒绝一切令我反感的东西。我依靠的是内在之光，他作为上主对个人灵魂的默示要高于圣经，并且是宗教信仰的终极规则。”

远离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后，尤其在他30多岁时，被世俗潮流所裹挟，其灵性走进最低谷：日日官场，夜夜宴乐；热衷算命，不满婚姻；疏远妻儿，移情外遇……但即使在这种迷失的生活中，他的内心也会有分裂的痛苦：“我一直都对自己极为不快，对自己不满意，我却不能够将脚拔出淤泥。我越是不快，就越是急切地寻乐；我越是耽于享乐，就越是不快。我所卷入的是一个可怕的漩涡。我变成了绝望的牺牲品。”

在这种心灵挣扎中，他写下许多内省反思自身的文字：

“我不再迷恋上主，但也不全是圆滑世故的，我真感到自己是一个堕落天使！”“我用一个又一个东西替代宗教，但它们全都不能满足我。友谊？书本？科学？钱？健康？名声？女人？孩子？动物？花园？自恃？”“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有一个虚无之深渊。为什么把写作看得这么重？你真的以为写作会将你从最后的解体中救出来吗？你这样就能杀灭时间的细菌吗？”

甚至，他还写下不少沉思默观上主的文字：

“在长时期的心智浪游后，最后我回到了上主那里。上主有一切的人生幸福，并能提升它们的意义……他加强你的道德和理智的弦，引导你脱去自我的蚕茧。”

然而，内省反思己身也好，沉思默观上主也好，并没有真正让他悔改，就像他自己所言：

“对上主的这一观念似乎是高尚的；那么我是不是真的投向他了呢？没有，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改变，灵魂也没有真正的平安。上主只能用他的方式来发现，即借着基督，谨守他的诫命，而不是仅仅对他进行思辨。”

我细细思索着这些话，发现这也是我目前的问题：对神的真道的思辨太多，对神的诫命的遵行却太少！

直到半年后，由于中日战争爆发，吴经熊不得不举家撤离，静避一室中，再次沉思生与死、战争与和平、上主和人等等问题，为此他开始阅读从家里千挑万选出来的几本书，正是这几本书催促他“将眼睛从外部世界及其苦难转向灵魂内部及其罪与不幸。一个人在回向上主之前先得回到自己那里。”“要皈依，一个人必须先意识到自己处于悖违之中，看低自己的第一步，就是走向上主的第一步。我的骄傲已经被击碎了，但要继续谴责自己却是太痛苦了。”

最后，他开始读帕彼尼写的《基督生平》，那个犯罪的妓女玛丽亚用香膏膏耶稣的脚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还未读完，他“就抑制不住地为我自己而嚎啕大哭了。”并忏悔道：

“耶稣啊，我也是一个妓女，上主赋予了我美好的灵魂和理智，我却将它们浪费在寻求世俗的荣誉和物质的财富上，在所有这些时候，我都忽视了你。我的救主和配偶啊！原谅我，耶稣，并让我用眼泪来傅你！原谅我所有的姐妹那些可怜的卖唱女吧，她们比我好多了。让她们成为你的圣人罢！”

当他吐出这些忏悔词后，

“灵魂涌入了如此的喜乐和安慰，感恩的泪水从心底喷涌而出，与忏悔的泪水合在了一起。在那一刻，我感到基督再次伸开他的臂接受了我。我体验到这么一种狂喜，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觉得，正是帕彼尼讲述的这篇故事促使吴经熊最终认罪悔改，重生得救，所以，我也认真地将这个故事读了好几遍，我承认它语言的确优美，感情的确细腻，但我读后并没什么格外的感动，为何吴经熊读后却能感动到痛哭流泪的地步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我还未达到他那么深的罪感意识吧。不由得心生羡慕之意，很盼望能够像他一样经历如此美好的重生体验。

我发现，很多人信主前精神探索的感受我都能深深体会，但促使他们跨出“最后那一跃”，彻底相信的那一契机，我却觉得非常奥秘，难以理解。便想，也许每个人的“最后那一跃”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所以，我无法照搬他人的境遇，只能真实地面对我自己的境遇，纯然属己的情境。我不知道自己等那一刻还需要等多久，也渴望那一刻的到来，殊不知，若没有自身的悔改倒空，就很难带出圣灵的奥妙充满。

十

除了前辈学人的见证，我也会看一些当代学人的见证。当时，很幸运地找到一个叫《信仰之门》的网站，里面的见证文章非常有思想深度，常常能引起我的共鸣。而最触动我的一篇见证则是小约翰弟兄的《从漂流到回归》。

由于作者和我一样也是学中文的，和我一样也喜欢反思自己，也和我一样曾处在“一边祷告一边怀疑的状态”，所以他的信仰经历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可贵的是，这位作者不仅从精神层面不断逼视自身的罪性，也从生活层面不断坦承自身的罪行。更可贵的是，发现问题后，他还愿意付代价改变自己，追求圣洁生活，我被这一点深深震撼了。

基督教“信、望、爱”理念很美好，但理念的认同无法等同于意志的委身。决志后我过的是一种“神是神，我是我”的生活。有时候去去教会，听听道，唱唱诗，听别人祷告祷告，有时也看一些神学方面的书或翻翻《圣经》；但生活上依然我行我素，没有根本改变。这个时候我不信并不是理智的原因，乃是心灵的原因：说到底我不愿意失去堕落的权利，不愿意接受基督教清规戒律的束缚。我是一个君子，但不放弃做小人的权利！

人为什么故意不信？是因为人太喜欢犯罪了，太喜欢享受罪中之乐。人的犯罪从来都是人选择犯罪，人的堕落从来都是人先决定堕落，再为堕落找理由。培根说很多人都是先有欲望，然后用理性来为欲望辩护。我承认当时自己正是这样。人从来都不喜欢赤裸裸地面对自己，就像讳疾忌医的蔡桓公……

目前，大陆“文化基督徒”们做了很多工作，不缺少对基督教价值观和基督教理念的了解，但是一碰到关键问题，比如个人利益与男女关系时，便很易露出本来面目。”

我一看到这几段话，马上受到圣灵光照，内心有一种深深被刺中的感觉。发现他说的这些问题，也是曾经自诩为文化基督徒的我的问题。奇怪的是，此前当我把自己当知识女性看待的时候，即使看到这些话也会不屑一顾，觉得审美是我的道德，不屑以圣经道德观来评判，而如今居然出现内疚之感，若不是圣灵的光照，我又岂能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呢？

又有一日，我的学长，诗歌评论家荣光启弟兄和我聊起了他的信主见证，他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痛心疾首，反复叹息道：“唉，我真是一个罪人！真是一个罪人!”

看到他是如此懊悔己罪、渴慕圣洁的样子，我突然感到非常羞愧，不错，我也向别人谈起过自身的罪，但我更多是谈论自己的罪性，不会关注自己的罪行。即使关注也止于感概人性软弱而已——仿佛软弱可以成为犯罪的借口。然而，仅仅在理性上认罪，仅仅在情感上悔罪，却不在意志层面上改罪，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么？

当日回去后，荣师兄的话仍不断在耳畔回响，于是我在日记上写下这样一句：“感谢师兄的分享……我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决断，一个彻底的决断。但决断是不容易的，如同跨越一个深渊。但我现在依旧软弱……”

阻止我迟迟不肯做决断的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怕吃苦受累，怕舍己，怕付出“做门徒的代价”。

十一

就在我对“决断”踌躇时，非典开始了。

在非典开始之前，我的生活是忙碌而充实的，要学英语、要准备论文、要去外校听课、包括周日还要去教会……非典开始之后，课程中断了，学校封闭了，哪里都不能去，剩下的就是在校园中大把大把的时间。

于是，我一下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隐士”，除了到食堂吃饭和回宿舍睡觉以外，其他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仿佛又回到了前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有何哉？

这其实正是我平生最大的梦想：传统士大夫梅妻鹤子的生活，陶渊明、林和靖、王维的归隐生活。当然，以前，我之所以这样梦想，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逃避我面对世界时纷繁的欲望，但现在，我开始反思自己——我们人类到底多少欲望是必须的非如此不可？

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恰好读到海子和苇岸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瓦尔登湖》，并直接切入自己的问题意识。我被梭罗实践简朴生活的勇气打动了，批评消费文化与享乐文化的知识分子不计其数，但能像梭罗一样身体力行去实践的人微乎其微。

他穿的是家纺的粗布衣服；吃的是自己种的土豆；住的是亲手盖的简陋房子，花不了什么钱。所以，他认为，就个体而言，达到基本的衣食住行并不难，物质必须品是很少的，一日三餐吃饱，四季衣裳穿暖，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居所就够了，除此以外都是一种并不必须，可有可无的物质欲望罢了。

当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自身中低等的官能贪欲，但他愿意克己修身：“我们的整个生命是惊人地精神性的……如果你想要贞洁，你必须节制！天性难于克制，但必须克制。”

这样的话无疑当头棒喝，我不禁问自己，同样在北京这个城市，一个打工姐妹一个月500块钱也不到！他们能顽强地生存下来，你能吗？你占有了她们多少布匹、粮食，和土地？！其实，任何过多的物质占有欲望都可归结成一种精神占有欲望：占有好多的他人目光，占有好多的自傲快感，占有好多好多的——爱。可诗人骆一禾也说了：“我的心也不占有土地！”

此外，梭罗在瓦尔登湖独处，远离资讯新闻，远离社交活动，反而有了很多时间与大自然面对面，聆听默想风、树、湖水、禽鸟的启示。恰巧非典时，我在校园独处，同样远离资讯，远离社交，也有很多时间与大自然面对面。时值五月，校园里一片郁郁苍苍，很多花都开得明媚鲜艳，我开始学习停下脚步，俯下身子，仔细阅读每一株花上的“标识牌”：它们的名字，它们的来历，它们的花期。看到它们谦卑而安静地在那里生长，而相比之下我如此骄傲、张扬、贪妄，心里好惭愧！更让我惭愧的是，我曾经在诗中写过它们赞过它们，然而我根本没有花过时间欣赏它们关注它们，我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名字！

惭愧之余，非典期间，我还和好友于军姐姐悄悄翻墙跑到北京植物园，拿着笔记本很认真地记下每一株植物的名字，也算是作为对它们的道歉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花草树木在拉近我和本源的关系。它们仿佛在提醒我：以占有爱为借口的虚荣心与成就欲在大自然面前算得了什么？一颗自开自落的小狗尾巴草，在乎同伴和人类怎么喜悦它吗？我刹时突然明白了王维那首著名的《涧户》：“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就这样，当我把自己彻底放逐在人为的历史时间之外和社会空间之外，彻底跟真实的宇宙时间和自然空间面对面时，方才看清，小我计较的那些东西真的是虚空的虚空、捕风的捕风，不过水月镜花般的假象而已！我不由得再度问自己：你什么时候才能如它们一样，活在真相之中？难道非典之后，你又要继续在人为的历史时间之中和社会空间之中暧昧地活下去吗？

十二

这个问题如此咄咄逼人，无法回避，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做出决断。读完《瓦尔登湖》后，我又读到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大概也是我读过的最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书吧！有一天，我读到这样一处细节：

年轻的音乐家为了理想沦落巴黎，穷得“一天只在下午一点钟吃一顿。他买了一条粗大的香肠挂在窗上：每顿切着那么厚厚的一片，加上一大块面包，一杯自己发明的咖啡，就算是盛宴了。他还很想把那个量分做两顿吃。”但是“他绝对不把自己的艺术看得比灵魂更重；不是自己挣来的面包，他是咽不下去的。”

我被这一微小的细节深深感动了，不由得想，如果换了是我会怎样？肯定又忧愁又沮丧，只想着先挣点钱生存下去好了。对于我这种骨子里充满妥协的人来说，理想主义只是在有足够生存保障前提下的审美感受罢了，真遭到生存艰难时还是现实妥协一点为妙，所以，我潜意识在抓一些东西，抓一些保障自己生存安全感的东西，抓一些既能维系理想主义幻觉又无需负什么代价的东西！

然而，主人公约翰·克里斯朵夫却一再表明，真正的理想主义是从舍弃开始的，如果我现在都不学习舍弃，将来就更难了。是的，就是现在！

刚想到这里，心里突然有很严肃的声音问道：“那你还等什么呢？” 我突然明白过来。是的，我还等什么呢？听道吗？我明白的美善之道已经够多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行道！

我立刻做了一个最彻底的决断：哪怕付出舍弃生命的代价，也要做一个行道的人！几乎是同时，我在红尘上所有眷恋的东西在脑海中一一浮现：美食、华屋、建功、立业，包括我最最看重的今生时间和自我实现欲都黯然失色，一切竟成阿波罗明镜光影而已。心是那么的空，原来，不执的感觉如此美好。

我闭上眼睛，大悟，复尔大笑。如果当时真的有一僧一道，向我走来，我一定会抛舍一切，与他们同去青埂之峰！重新睁开眼睛，那一刻，我对自己说：“从此真的要做那无为、无相、无功、无业，甚至无姓名的人了。田园将芜，胡不归？！”

这一次，我真是彻底准备在意志上付出行动了。于是，很快做出了归隐的决定。决定一年毕业后，就正式归隐，把红尘彻底遗忘。也彻底让红尘忘了我——世上有这样一个我的存在。

5月19日，正逢苇岸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日，我给双燕姐和陈光等几位好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决定——明年的今天，25岁生日一过，便继承昌平诗人苇岸先生的遗志，在昌平小北营村他的故乡，也是我所热爱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附近，租一间民房，种一亩薄地，当一名郊区教师，终了残生。工作糊口之外，就是阅读，写作，拥抱自然。

那几天心境真是出奇的宁静，看看老庄，看看诗词，琐事来了，我开始物我两忘地对待；人群来了，我也开始宠辱不惊地接受。我意识到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甚至还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的感悟：

“开始看佛经，翻开一句便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我长叹一声，为什么以前就没有想到呢？曾几何时，我在欲望的捆绑中，道德主义似的朝朝勤拂拭，不使染尘埃，后来反感，进而与罪妥协，达成和解，而今发现，小我已死，欲望已空，罪怎能够再滋生？”

不过写此日记时，多少把自己的“灵性状态”看得太高，误以为从此就不再有贪、嗔、痴，。不过，心倒是真诚的。

日子又流水一般地泻过去，为了纪念苇岸先生并为写一本先生传记作准备，我重新把他的精神自传看了一遍，结果到了5月22日白天，突然发现，他不是我想象中的泛自然主义者，而是超验主义者。这时我灵魂的不安分感觉突然又来了。到底是天，地，人还是天，地，人，神？我必须明白我到底信的是哪一位？在这个宇宙自然之道上，还有没有一位位格神？我要这个真。难道我这一次的心灵幸福——“委运大化间，不喜亦不惧”——还不是那最高阶段的——非如此不可吗？

头脑有点乱，毕竟这个真不能靠理性证明。在对有没有一个位格神还不太确信之中，我很不经意地做了一个祷告：“神啊！如果你存在，就求你启示我。”但我并未对这个祷告抱有多大的期待，因为我当时最关心的不是神的存在问题，而是我的归隐问题。

所以到了22日晚上，我还在图书馆里专门借了一本《中国女尼》，惊异地发现，历史上竟然有那么多女子，生于名门富贵的家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为了追求生命之道，毅然在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削发为尼，清贫度日，青灯古佛，静候一生！比起她们的舍弃，我所谓的归隐实在算不得什么，这更加深了我行道的心志。

十三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003年5月23日清晨，我背着书包，又随手拿了一本赞美诗来到学校的花园，想唱几首赞美诗后再去图书馆看书，没想到翻到的竟是一首《流血歌》：

嗟乎我主为何流血，为何忍受死亡？为何甘为卑微的我，遍历痛苦忧伤？
救主忍痛十架之上，果真为我罪愆，大哉慈悲奇哉怜悯，广哉主爱无边。
故当十架显现我前，我亦羞惭掩面，我心融化热烈感谢，悲伤涕泪流连。
纵使流尽伤心之泪，难偿爱心之债，我惟向主奉现身心，稍报恩深如海。

这首歌我不知唱过多少次，也没有特别感动过，但这一次，圣灵的光照几乎是突如其来的。当我才唱第一段时，“为何甘为卑微的我”这几个字猛地击中我的心，我觉得自己真的是那么卑微而且败坏的一个人，而主耶稣居然“流血忍受死亡”等待我悔改！为何？为何？

我一下子嚎啕大哭起来，忏悔道：神啊，离开我，我真是一个罪人……我不断忏悔着，泪纷纷而落，大哭了近半个小时，一种这一生24年都没有体验过的幸福感觉把我的心充满，同时也感受到流泪悔改时，有一种极为神圣永恒的光在照耀我，非常肯定上帝以那光启示我，祂的确存在。

既然我都能相信主耶稣是为了我的罪而流血舍命，那么，圣经中其他我一直不太能接受的部分，诸如上帝的创造，耶稣的复活，末日的审判，圣经的绝对权威……我便能顺理成章相信了，更不用说神存在与否的问题。事实上，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没有怀疑过神的存在。在归信几天后的见证《从雅典到耶路撒冷》中，我这样记录了当时的心态：

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里，范柳原问：“流苏，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文明都全部毁灭了，那时候，你会不会真心多爱我一些？” 白流苏总是笑而不答。想，那一天不会来的。1940年，香港真的沦陷了，仿佛一座城的毁灭，只是为了成全了一个无名小女子平凡的，却是真心的，爱情。

在我的暧昧信仰历程中，神也总是问：“小鱼，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不得不把自己彻底隔绝在所有文明所有世界和所有人目光之外，那时候，你会不会真心多爱我一些？”小鱼也总是笑而不答。想，那一天不会来的。2003年，北京真的封锁了，仿佛一座城的隔绝，也只是为了成全了一个无名小女子平凡的，却是真心的，信仰。”

那一天，我的重生得救体验非常强烈，也在这篇见证中专门做了很多诸如此类不够严谨和踏实的感性描述。那时，并不知道，其实重生只是一扇门，来到这扇门之前的路“道阻且长”，走进这扇门之后的路依然会“道阻且长”。

不过，一晃5年多过去了，当我重新回顾自己5年前的重生得救经历，仍会觉得不可思议：从个体的角度而言，固然是由认罪、悔改、接受三个层面逐渐循序而成的，但从神的角度而言，为何神的“恩”选择那一天那一时那一刻临到我的“信”呢？这仍然是一个无法言说的奥秘——

我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
我也不知不堪如我，救来有何足多？
我真不知救我的信如何进入我心。
我也不知何以一信，便得一个新心？
我真不知圣灵如何引人知道己过，
并由圣经显明耶稣，使人接祂为主？
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
保守我所信托祂的，都全备直到那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