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赊白发号衰翁，旧业今缘次第空。
山鸟乍闻新格磔，峡僧遥寄小玲珑。
坐消纤雨轻阴日，闲踏疏黄浅碧风。
收拾方桥与兰浆，待看红萼慢流中。

400年前，我家乡的诗人袁宏道（1568～1610）罢官辞令、归隐故土后，写下此诗。

那时，他在这座名为湖北公安的江南小城中“筑堤围绕，种柳万株”，然后，造柳浪湖，建柳浪馆，并写下这首名为《柳浪初正》的诗，开始了潜学著书，参禅悟道的隐逸生涯。

山鸟、峡僧、纤雨、碧风、方桥、兰浆……这生于斯、养于斯，也隐于斯的故乡，在他的个体记忆中始终很美。

然而，于400年后的我而言，故乡纵有长堤如画、绿柳如烟，纵有我喜爱的诗人公安三袁，纵有所谓钟灵毓秀、地灵人杰的江南美景，记忆却依然如此陌生而冰冷。

是的，陌生而冰冷，为何我对故乡的记忆竟然如此？

记忆像荆棘一般尖锐，又像荒冢一样幽暗，而我，40年后的我，又该如何穿越而过？

然而，我还是一再提醒自己，客观一些，再客观一些。回忆，不是为了宣泄，而是为了医治。

也许，荆棘将夷为道路，荒冢将变为草场，我将得到永远的医治。虽然，在具体的穿越中，我也许仍会被那尖锐所伤，被那幽暗所袭……

在我的少年时代，在我认为生命并非奥秘而只是偶然的时代，我曾经无数次地问，为何，我的出生注定会被抛掷在这样的家庭？为何，我的存在注定要拥有这样的父母？为何，我的成长注定会与他们的成长复杂纠结？

然而，我没有答案。那么，注定我也只能从我的父亲和母亲，甚至我的祖辈开始述说起……

我的奶奶出生于1910年，湖北藕池人，年轻时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佣人拉着黄包车去洋学堂上学，后来嫁给门当户对的爷爷，18岁就生了姑妈。

爷爷在本地做着很大的丝绸和当铺生意，还当过国民党警察局局长，上着戏园，抽着鸦片，过着风光倜傥的日子。

1946年，18岁的姑妈出落成当地出名的大美人，嫁给了该县首富的公子，又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据说那婚礼才叫排场，千桌喜宴，十里红妆，轰动一时。

然而，风光的背后却是凄冷。爷爷在外面迷上了一美丽女子，奶奶知道后，和爷爷大闹一场，然而，爷爷到底是一家之主，还是执意将女子接进了家门，算是明媒正娶的小妾。

小妾又添了孩子，奶奶气得只好天天打麻将来宣泄痛苦，鸦片烟也抽上几口，她开始变得冷峻了。

1947年，父亲出生了，是这富贵之家中最小的孩子。头几年的日子还好过，可等到1949年后，政权的迅速更迭导致家道的迅速中落。

祖上大片大片的田产，占的占，分的分，多年资财渐渐灰飞烟灭，爷爷在郁郁中很快过世；

而小妾或许同奶奶矛盾恶化后受了气，竟然悬梁自尽了；小妾的女儿，也就是父亲同父异母的姐妹，也从此流落他乡；

而姑丈的父亲呢，本是要逃去台湾，半路又折了回来，据说是舍不得故土亲人，结果作为资本家也在某改造运动中下了监牢，受了批判，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所谓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竟然落得树倒猢狲散，只剩下奶奶和剩下的四个儿子在白茫茫一片中相依为命。

奶奶不得不放下千金小姐的体面，给阔人们当起洗衣妇，生存变得如此残酷，这种残酷也相应使奶奶变得更冷峻，内心积攒的无数委屈总要宣泄出来，于是，幼年的父亲对奶奶也是又恨又惧；

由于父亲是幼子，兄长们都比他年长很多，自家道中落后都各谋生计，不在一处，于是，手足之情也如同君子之交，多年后来往也甚少。

我很怀疑，从小就目睹大时代的荣辱浮沉，以及小家庭的聚散冷暖，对父亲的心灵成长一定有过深深的负面影响，他很早就意识到出人头地是多么重要。

所幸，父亲头脑相当聪明，数理化优异，从小到大成绩都是班里的第一名，这使得他开始变得恃才傲物。

然而，到了高中，开始有同学批评他“只专不红”。为了证明自己的“与时俱进”，父亲在校参加了红卫兵造反派，其实这种推翻一切的时代气息和父亲某种内在的个体气质是吻合的，当然，再加上青春的热血和激情，年轻的他油印小语录，张贴大字报、千里迢迢坐火车会见毛主席……

而当学校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相斗争的时候，脾气暴躁、性格冲动的他，也拿着铁锹参加过斗人整人运动……父亲并不回避这段往事，相反，他很坦然地说：“整个大环境都这样疯狂，我也是受害者！”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文革的受害者。因为父亲参加高考偏偏赶上1966年，不幸的1966年。

当时他报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无论老师、同学，还是他本人都相信志在必得，因为。他可是学校出了名的“数学天才”。

谁料就在临考前，学校发布取消高考的紧急通知，从此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无疑如晴天霹雳，击碎了他出人头地的梦想。然而，他别无选择，除了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还能怎样？和那一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在革命运动和思想改造中荒废掉了青春。

终于，1976年，文革结束了，父亲已近而立之年，被招到县城的化肥厂当了一名电工，然后经媒人撮合，和同厂的母亲认识结婚。

1977年，已经30岁的父亲听到恢复高考的好消息，非常激动，仿佛看到命运女神的垂青。他赶快报名参加了文革后全国第一届高考，报考的仍然是北师大化学系——12年前那个念念不忘的梦想。

他的聪明不减当年，没怎么复习，竟然考了全县第二名。据说，考第三名的考生比父亲总分低了二三十多分，都上了复旦大学，比父亲总分低一百多分的考生也上了本省的本科院校，而父亲却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

因为，在他的档案“政治面貌”那一栏上，赫然写着“家庭系历史反革命，个人系现行反革命”——大抵因为国民党时期，爷爷曾担任过几个月的的县警察局局长；而文革前期，父亲曾参加红卫兵打砸抢运动的缘故。

就这样，因为这两句残酷的黑色批语，和一个政审不合格的红色公章，再次击碎了父亲的大学梦。

据说父亲曾苦苦哀求过那位掌管他命运的政工科干部网开一面，把那句“政审不合格”划掉。可惜对方偏偏就是父亲当年参与学校整人运动中的那个被挨打者。自然，对方为了报仇雪恨，态度非常冰冷，说什么按章办事，不能徇私舞弊……

这次打击对父亲极大无比，很多年后常常跟我提及，对那个干部更是耿耿于怀。

不幸中的万幸是，市里还有一个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校长是惜才之人，看到父亲成绩优异却无法深造，深觉惋惜，便破格录取了他，不过父亲仍然郁郁于自己虎落平阳的命运。

读完3年专科后，父亲重新回到化肥厂，继续做他的电工。他一直后悔当年读完大专后没有继续考研，否则就有可能离开小县城这弹丸之地，分配到更好的城市和单位。

然而，即使他只读了大学专科，也几乎是那个厂里学历最高的工人了，大家都尊称他为“喻老师”。

不过，据说因为政治问题，早年经常被领导叫去谈话，以监视他的动向，估计这也会令他义愤填膺。

没想到，数年之后，他在给工厂做电力检修时不慎触电，脸部和手部大面积烧伤，不久后就离开了该厂，来到县郊一所工业中专当老师，教的是电子自动化。

又没想到，数年之后，该中专倒闭了，他只得在家赋闲了一段时间，又被聘去了深圳一家私立学校教高考数学——又与高考结了缘分！

他常常叹息自己壮志未酬，怀才不遇。政治的重压、历史的牵连、命运的坎坷、生存的艰辛集于一身，这导致他心态日益愤世嫉俗，而脾气更是偏执暴躁了。

父亲一生坚信“学而优则仕”，可惜，学业那么优秀的他却因为时代的荒诞而频频高考受挫，这成为他人生的最大伤口。

所以等他有了子女后，望女成凤望子成龙的渴望比其他任何家长都来得激烈、汹涌、执着。

即使我和弟弟的学业并不优秀，但他仍将全部的赌注都重重地，狠狠地，深深地，压在我俩在上个世纪末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高考考分上。

说完父亲，应该再说说母亲。1952年，母亲出生在本地一户平民之家。她是家中的长女。

但据外婆回忆，母亲本来还有一个姐姐，但数月后就得天花夭折了，所以生了母亲后，外婆外公就格外宠爱母亲，正因为从小太娇惯，所以母亲的脾气不太好；

我不知道外婆如此推测有没有道理，但的确，印象里的母亲性格抑郁，神情严峻，不苟言笑，缺乏母性的温柔——或许，她是温柔的，从小喜欢看文艺小说，喜欢雨果和屠格涅夫的母亲，应该是内秀而多愁善感的女子，或许曾向往过柔情蜜意的爱情婚姻吧。

然而，这样的母亲和这样的父亲结了婚。母亲是心思很凝重却又很内向的女子，偏偏父亲是心灵世界极为粗线条的男子，痴迷于数理化，却对文艺不屑一顾，认为不够实用主义，脾气又那么暴躁，母亲便慢慢无法忍受了，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

不过，父亲是外向冲动型的，怒气易于言表，过去了也就忘了，母亲则是内敛谨慎型的，会把怒气默默压抑在心里很久很久，她不会像父亲那样频频大发雷霆，更多时候她是以冷漠和嘲讽来发泄她的不满——对父亲行为的不满；对一起同住的婆婆的不满；对粗糙的现实生活的不满。

此外，在整个大院里，父母的文化知识水平都算比较高，父亲几乎是唯一念过大学的人，母亲则是涉猎面很广、求知欲很强的人，所以内心都比较骄傲，骄傲的人不容易让步。

从记事起，父母两人几乎每天都要吵几回架，语气又冲，火气又高，所以家庭气氛显得格外剑拔弩张。

尽管，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父亲就是一个暴君！”，但在那个年代，他们始终没有离婚。虽然，我从小就盼望他们离婚，我能够成为一个远远逃离的孤儿，当然，如果有好心人能收养我最好不过了——当然，这只是幻想。

然而，这样的母亲和这样的父亲却生下这样的我。一个争吵不断的家庭中的我。如果，我是独生女也许还会幸运一些——我知道很多家庭虽然父母关系不和，但对独生的孩子倒是一致爱护的。

据说，我刚出生时父亲也很高兴，可惜母亲生下我一年多后又生了弟弟，而父亲却不知为何变得重男轻女起来，而且这种倾向日益严重，成为我们大院众所皆知的典型。

父亲性格的极端导致他子女教育上的极端：对我是苛责有加，嘲讽不已，对弟弟则是溺爱过度，娇宠无比。

印象很深的一次，我大概七八岁，父亲午睡，让我照顾比我小一岁的弟弟，弟弟吵着要吃糖果，我怕他吵醒父亲，便悄悄从父亲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币，带弟弟去厂门口的小卖部去买糖。

可是小卖部阿姨说这根本不是钞票，买不了糖果，于是，我不得不牵着弟弟回家。然而，有个非常调皮的男孩堵住我们的去路，不让我们走，弟弟大哭起来。

突然，父亲被哭声惊醒，急冲冲赶过来了，男孩吓得赶快逃走，父亲一看弟弟在哭，认为是我照顾不周，不分青红皂白几巴掌对我打过来。

弟弟继续哭着说他要吃糖，父亲赶快去小卖部买了一大盒糖，一把抱起弟弟往回走，而我则忍着火辣辣的巴掌印，灰溜溜的跟在他们后面走。

那些糖，我自然是一颗都没吃到。不止是糖，家里很多好吃好喝的东西基本都是给他的，我是被禁止的，比如夏天，买了一大箱汽水，我一瓶都不让喝，因为汽水很贵。

我小学时曾把我带弟弟买糖果反遭父亲打骂的遭遇写成一篇作文，拿给我母亲看，本来希望博得她的同情，没想到，她居然冷冷的瞪了我一眼：“都过去这么久了，你还这么记仇！”

这无异于伤口上撒盐的二度伤害——我明白了，没有人会替我伸张正义，主持公平。从此，我陷入更深的沉默。

其实，弟弟幼儿时是个人见人爱的乖孩子，但慢慢地，在宠溺中，他性格变得飞扬跋扈、自我中心起来，脾气也变得象父亲一样暴躁专横，成为我们家中的小霸王，稍有不满意的地方，便大发脾气，父母也只好百依百顺。

他也学会拿出父亲的权威对我指手画脚，看到我受责骂时又常常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总之，在这样相反的家庭教育中，在这种对立的成长环境中，姐弟俩的手足之情也越来越淡……

正因为父母弟脾气都糟糕，三人言语稍不投机，看法稍不一致，便大肆争吵起来，彼此指责，互相攻击，家中形成三足鼎立式的势力相峙。

问题是，当他们相峙不下时，便将出气和发泄的矛头指向我。而我，从来是骂不敢还口，打不敢还手的，只是一味的躲躲闪闪，唯唯诺诺，竟成为亲戚圈、邻舍圈、方圆几里的熟人圈中公认的“好脾气“女孩。

曾有一亲人当着我父母面求情：“我从未见过心地这么善良的女孩子，我从未见过她说过一个脏字，骂过一句脏话，脾气又那么温顺！”

但我父母却冷冷的回应：“善良有什么用！没出息的人才会老实巴交，在这个社会，越善良越被人欺！”

在我童年居住的那个大院里，几乎没有隐私，每家的大事小事都一清二楚，都可以拿来当茶余饭后的谈资。

于是，邻居大人们给我取了一个诨名：“小老鼠”，他们经常取笑道：“这丫头，看到她爸爸，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哆哆嗦嗦的，跟一个小老鼠似的。”

他们带着三分的揶揄，三分的冷漠，三分高姿态看“祥林嫂“一般的同情。有些大人，打量我的眼神里，明显带着看客式的不屑，因为，我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谁都比我强大，谁都可以踩我几下。

是的，我只是一只“小老鼠”——在生存夹缝中掩口残喘的小老鼠。

所有温馨的童年记忆只是在5岁之前。

那时，我寄住在外婆家。外婆和母亲性情不大同，是一个非常慈祥温柔的女性，常常微笑着给我打蒲扇，帮我赶蚊子、带我串人家。

所以，想到外婆时，我反而会有想到和母性有关的美好记忆。

另外，我的二姨是一个艺术天赋很高的美丽女子，会画西洋油画，会做服装设计，她那时未出嫁，也住在外婆家，便教我背唐诗。据说我记忆力很好，很快就学会背70多首，那应该是三四岁左右的事。

此外，我还有一个要好的小伙伴，名叫赵鲜，比我大一两岁，就住在外婆家隔壁，所以我常常跑到她家去玩。

赵鲜的母亲是聋哑人，成天坐在缝纫机旁做活，但人特别善良，看到我们这些小孩，总会友爱地对我们微笑。

她家很穷，但院子里种了很多的花草。赵鲜便一一告诉我它们的名字：海棠、茉莉、一串红……我便好奇地蹲下来看它们……

然而，很快，这些美好的记忆便被打碎了。

父亲来接我走，我拼命地哭，要留在外婆的家，不肯回父母的家。但终于，还是被带走了。

那是化肥厂的职工大院。这个大院是我一生中记忆最黑暗的地方。

大院里有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照理说应该度过很快乐的童年。但事实上，除了一个叫虹的小女孩，对我温柔友爱，我和其他小朋友很少能长久地玩到一起。

因为大人们总习惯拿自己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相比较，而父亲尤其喜欢做这种比较。记忆中，到了黄昏，他就把大院里的小孩召集到操场上，然后出各种智力题来考考大家。

父亲自己是数理化的高手，所以他出的智力题多属于“一张方桌被锯掉一只角，还剩几只角”之类的问题。偏偏我小时候形象思维能力虽好，但是抽象思维能力很差，所以当其他小朋友都能正确回答出“还剩五个角”的时候，我却居然笨笨地回答“还剩三个角”，这让父亲火冒三丈，颜面无光。

而一些数学智力抢答题我也永远落在最后，看到我反应如此迟钝。望子成龙的父亲便大为失望起来。

而我家隔壁的梅是一个模样漂亮，性格活泼，头脑机灵，且八面玲珑讨人喜欢的小女孩，也是掌上明珠一般的独生女，她便成为我父亲眼中的牛娃象征，他只是恨我为什么不能象梅一样。

幼小的我便为自己不能取悦父母而变得内疚起来。

1984年，我5岁半的时候，便上小学了。

能够那么早上学的理由似乎是我的唐诗背得又多又好，招生老师很喜欢。但能背唐诗又有什么益处呢？我出现明显的偏科，语文考高分，但数学却很糟糕。

这可是父亲不能容忍的，从小到大，他的数学总是全校第一名，怎么女儿没有半点遗传自己的数理化细胞呢？

学习成绩上不优秀已经是罪过了，更让父亲忍无可忍的是，在日常生活上，我也没有遗传他反应敏捷、行事利落的性格，做什么事情都是迟钝的、慢吞吞的、笨手笨脚的。

记得5岁半刚上小学的那几天，看到我背着书包慢腾腾地在马路上走，父亲很生气，便拿起家里的晾衣杆在我后面追，我在惊吓之余赶紧拼命向前飞奔，以免受皮肉之苦。

另外，从小我在生活细节上比较粗线条，有时是一只鞋垫找不见了、有时是忘了盖墨水瓶盖，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频频惹父亲发火。

而父亲脾气暴躁，发起火来神情是相当凶狠的，言语也是相当难听的，什么“弱智”、“蠢猪”、“白痴”都脱口而出了，粗口和脏字也是经常爆的——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没有听到来自家庭的任何鼓励和赞许，永远是“笨”、“傻”、“蠢”、“丑”之类利箭般伤人的话。

遇到他心情不好，巴掌也会随之而来。

记得有好几次，我数学题没做出来，父亲就使劲掐我的耳朵，掐得我耳根不断滴血。

他的手虽然终于放开了，可骂骂咧咧的声音却没停过：“我看你比猪还蠢！你不觉得羞耻啊？！连这么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还考大学？能考高中都活见鬼了！现在晓得疼了吧，出点血，就是让你长点记性！”

所以，自打我记事起，便格外地怕父亲，这使得我的性格日益内向、自卑、胆怯，而且高度紧张。

这种性格自然影响到了我在小学的光景。我是全班最腼腆的学生，总是怯生生的低着头，不敢看老师，也不敢看同学，上课下课都一言不发，也没有同学主动和我说话。

同龄的女孩子们莺莺燕燕的，她们的原生家庭大都正常，有些女孩甚至很幸福，在父母的爱中活得跟公主一样，气质也大多阳光灿烂，天真烂漫，小鸟依人，自信满满。

但习惯躲在阴影深处的我，却不属于她们的世界。

我们班有一个和她们打成一片的小男孩甚至调侃道：“我发现，你是我们班最不娇气的女生，你好像从来不笑，不撒娇，垂头丧气的，你好奇怪！”

我有资格娇气吗？我有资格笑吗？

大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家属大院那些朝夕相处的小朋友都搬到厂里新建的新楼房去了，虹也搬走了，但我们家却似乎因为工厂职工评分不够级别，没有搬。

这也许对父母而言是很大的失望，但对我而言，则是更大的失望。

因为，新楼房意味着，客厅和卧室一定是分离的，搬新家的小孩可以有自己的卧室。而我却依然还得毫无隐私的生活在这个没有任何卧室，一举一动被窥探、被监控、被羞辱的阴暗空间里，直到18岁；

新楼房也意味着，各家的大门大多时候是关闭的，而不会象现在的家属大院，各家的门总是开着，大人们喜欢站在自己门口，一边吃饭，一边东家长西家短的对各自的小孩评头论足，父亲尤其喜欢当着其他小孩父母的面骂我蠢，骂我丑，骂我胖，令我感到深深的羞耻。

新楼房还意味着，我可以有一个不用担惊受怕的独立卫生间，不必每天去一个极为腐臭经常踩到蛆虫的公用厕所，更不必每天心惊胆战地去厨房外的走廊洗澡。那条走廊是开放式的，没有任何栅栏，而对门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是个经常喝得一塌糊涂的重度酗酒者，他只要打开他家厨房后门，我就会让自己完全暴露在羞耻的危险之中。可想而知，洗澡对作为女孩子的我而言，是多么惊险的事！！！

虹走了，我想念她，但父亲并不乐意我去找住在新楼房里的孩子玩，认为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了“阶层差异”，不是一个阶层了。

然而，有好几次，我还是冒着风险偷偷去找她，她家里有不少好书，我喜欢在她家静静看书。不过，代价是每次依依不舍要回家时，我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化肥厂大院门口徘徊好久。

我对虹说：“我不敢一个人进我家门，你陪我一起进去，有你在，是客人，我爸可能就不会骂我了。”

但虹也胆怯摇头，因为她也害怕我父亲。不止虹，我们院子里很多的同龄孩子都害怕我父亲，甚至有些家庭的父母为了让儿女顺服，会拿我父亲吓他们的孩子：“你再不听话，我就让琴琴爸过来，看你怕不怕！”

我父亲竟然变成可以威慑周围小孩的凶神恶煞的象征，也是可悲。

最后，还是我一个人鼓起勇气回家了，父亲果然破口大骂：“你怎么老去她家，觉得她家比我们家条件好是不是？嫌贫爱富的东西！”

单纯友谊被扭曲为嫌贫爱富。我无话可说，只能低头挨批，后来，我和虹的来往渐渐少了……

更惨的是，到了小学四年级时，我9岁半左右的时候，我后排坐着一个年龄和个头都比我大的女孩阿霞，注意到我如此害怕父亲，便落井下石，开始对我进行威胁恐吓、敲诈勒索。

有一次，我无意中把阿霞的一只圆珠笔弄坏了。她大怒，让我赔，说这笔很贵，要花很多很多钱！我求情说我没钱。我能否赔她一只新笔？

阿霞居然诡异的提醒道：“我只要钱！你是没钱，但你家里有钱啊！你拿你家的钱还给我吧。”

阿霞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小姑娘。她观察到我父亲是一个脾气暴戾，对我习惯怒吼的大人，而我是一个脾气温和，对父亲极为惧怕的小孩，于是，便开始不断威胁我，让我偷家里的钱。

“如果你不照办，我就要向你爸爸告状，让他狠狠打你一顿！”

我知道，当时如果父亲知道她弄坏了同学的笔，肯定会打她一顿。因为，我曾把一双鞋垫弄丢过，也曾把一瓶墨水打翻过，父亲就打过我几顿，所以，我是宁可被逼偷东西，也不肯对父母说真话的。因为，我太害怕那些巴掌了，只好战战兢兢地言听计从。

“放学后，我跟你一起回你家，你乘你爸妈还没下班之前，去他们抽屉拿钱，我就在你家大门口望风。你胆子要大一点！”

一次，两次，三次，阿霞总嫌钱还不够……当我说已经够了想要拒绝的时候，她笑得极为邪恶，“你怕了？那好，我一会儿放学去你家，当面告诉你爸，你偷了你们家的钱……”

多少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得究竟从家里偷了多少零钱给阿霞做赔偿，那绝不是笔小数字。

但我至今都还记得，阿霞从她手里接过钱时，脸上那种操控傀儡的得意表情，也至今还记得，自己既惧怕父亲知道我弄坏了同学的笔、又惧怕父亲知道我偷盗了家里的钱的绝望心情。

不幸中的万幸，阿霞后来辍学了。不过临走前，还恶狠狠地对我恐吓道：“小家伙，我以后还会来找你的！”

我害怕极了。还好，这恐吓并未成为事实，但却象噩梦般笼罩着我的小学生活。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其实，相当多受到校园霸凌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漠视孩子甚至欺负孩子的家庭，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缩影。

苦涩生存中唯一的慰藉就是文学阅读。

从小学开始，我便对文学类书籍产生了巨大的阅读兴趣——因为文学带我进入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相反的想像世界，一个温暖的、有爱的、有光的世界。

不过在八十年代初期，对于尚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普通市民来说，书籍依旧算是奢侈品。父母一向勤俭，不会给我们买什么书籍，所以我会四处主动寻找文学作品，那种积极的自救之力，真的用“如饥似渴”也不为过。

记忆中，最早接触的是童话。

因为家庭氛围剑拔弩张的缘故，从很小开始，我就锻炼出在最吵闹的环境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神游象外、心境如水的本领；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一个黄昏，我搬了小板凳在家门口静静地阅读一本不知从哪里搜来的叫《小红花》的童话故事集，身后是同龄的孩子在嘈杂的房子里跳舞蹦迪，但我完全沉浸在童话的世界里。

《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海的女儿》、《快乐王子》……童话世界里同样有苦难，却也有苦难背后的坚韧，它们打开了一扇温暖的门。

门内，是一个纯真、良善、唯美、温情的世界，一个让我感到自由、接纳、还有爱的世界，和我耳濡目染的门外，一个黑暗、冰冷、残酷的现实世界背道而驰。

我最喜欢的童话叫《小耗子》，是埃及作家台木尔写的，讲述一个可怜的孤女，没爹没妈，面黄肌瘦，给冷酷无情的女主人干苦力活，生活充满凌辱和恐惧。

最不可思议的是，她的绰号和我几乎一模一样！

她被周围的大人戏称为“小耗子”，而我当时被周围的大人戏称为“小老鼠”——见到父亲犹如老鼠见了猫一般瑟瑟发抖的小老鼠。所以，我对这个小女孩一见如故。

这个小女孩半夜在垃圾堆里遇到一只瘦巴巴的，比她更需要食物的小耗子，心生同情，就把自己有限的食物给了它。它便为她表演节目作为感谢。这两个可怜的，卑微的，弱势的“小耗子”结为朋友。这也许是小女孩活着的唯一温暖了吧。

但这只小耗子终于还是被女主人抓住，关在笼子里了。女主人站在门外，将汽油一滴滴浇在小耗子身上，笼子里一团撕心裂肺的火光，小女孩痛苦不已，却无奈万分。

最后，全身火光的小耗子挣扎着，从笼子里逃了出来，小女孩毅然打开门，将小耗子放进门内，自己也跟了进去。最后，大火烧尽了一切……小女孩和小耗子都干干净净的死了，就跟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快乐王子、小燕子也都干干净净死去一样。

这个童话很冷峻，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圆满，而是同归于尽，宁为玉碎的苍凉，但幼小的我在悲伤之余，却已经开始思考：对苦难深重的孩子，死亡和苟活，哪个更值得？

除了童话之外，所有主角都是孤儿孤女的文艺作品，都会引发我的极大兴趣。

《呼啸山庄》中对希斯克利夫孤儿生活的描绘，《简爱》对简孤女生活的描绘，《雾都孤儿》中对奥利弗乞讨生活的描绘，《苦儿流浪记》中对小雷米流浪生活的描绘，《童年》和《在人间》中对阿廖沙寄住生活的描绘，总是令我难以释怀。

因为，在这些孤儿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可能就是所谓“悲剧的净化”。

所以，成年后我会长期关注公益慈善事业和弱势边缘群体救助。对弱小者的同情代入感，是与我自己悲剧的童年息息相关的。

当然，阅读文学书籍的时间是不多的，在父亲看来，文学是不务正业，而小学升初中的压力日益扑面而来，父亲常常神情严峻地在饭桌上训话。

记忆中有一天晚上，报纸上报道一位望子成龙的母亲，因儿子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一气之下失手将之打死。

没想到，父亲读到这则新闻，居然当着我的面夸赞这位母亲打得好，还借机教育说，孩子不争气，就是该打！使劲打！打死活该！不打不成器！又威胁我要是考不上一中，也要跟那个女人一样，打死你！哪怕坐牢！

也许父亲只是虚张声势吓唬吓唬我，过过嘴瘾而已，但幼小的我听了，可真是心惊胆战。

好在我小学5年级毕业联考时，居然以较高的分数考上了县一中，也就是所谓的重点中学。

那是1989年，我10岁半，初中。

初中开始了。

虽然这是一所重点初中，但班里风气并不太好，有些同学小小年纪就喜欢开男生女生之间的玩笑，把一个个小孩子的名字配对后写到黑板上、墙壁上、大门口，打上红心，加油添醋，全班便哄堂大笑，令我非常震惊。

我依然独来独往，孤单安静，可偏偏，父亲还给我在老师和同学中“树了敌”。

小县城就巴掌那么大，家长们也大多互相认识，遇见了喜欢攀比，孩子成绩好的家长喜欢拿自己孩子成绩吹嘘炫耀，孩子成绩差的家长觉得蒙羞受辱，回去就会对自己孩子一顿责备。

班里有个女同学对我颇有怨意，也正是源于我父亲经常在她母亲面前的“攀比”，令我有苦说不出。

初中功课更重了，还加了两节晚自习。许多同学都巴望早点放学、早点放假，而我却希望在校的时间能长一点、再长一点。

因为一回到家，就意味着责骂、冷嘲、压抑、没有安全感。虽然学校也不是一个温暖的地方——老师们是以成绩好坏来对待学生，成绩优异的学生和成绩极差的学生是老师最关注的对象，班主任经常按他心中的优劣等生排位置。

而我除了作文受老师赏识以外，其余科目并不出色，数理化是最糟糕的，总而言之，成绩平平，不好不坏。

对于成绩平平的学生，老师不会象父亲一样冷嘲热讽，只是淡淡的忽视而已。

不过，也因为我父亲脾气暴躁，言语过激，无意中得罪了我的初中班主任，班主任不去直接找我父亲理论，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狠狠批判了一顿，可见这社会真是柿子捡软的捏。

从此，“父债女还”，班主任便对我更加忽略起来。

不过，我宁可被老师天天忽略，也强过被父亲时时批斗。因为，一个在忽略气氛中长大的孩子还可以去寻找自我探索的空间，而在批斗气氛中长大的孩子则是可能会逼疯的。不要说孩子，大人都会受不了，文革批斗中，多少知识分子发疯了？自杀了？

我是如此惧怕呆在家里，所以周末和寒暑假就成了我最痛苦的时光。我只能把自己钉在大门口的桌子前装出一动不动学习的样子，因为任何举动都可能引起一顿责骂。

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每天早上故意赖床不起，中午也故意睡很长的午觉，其实头脑是清醒的，但只有这样，才可以免受父亲严峻的目光和不停的责骂落到自己身上。没有经历这种童年的人不会理解一个小女孩假寐的荒谬和痛苦。

然而，假寐也不是长久之策。为了逃离家里的阴郁，我开始对父母撒谎，骗他们说学校周末要继续补习，然后一大早就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开始在县城比较隐蔽的地带“流浪”。

幽深小巷里、废弃车厂中、长江大堤旁……都留下过这个小女孩长久徘徊的身影，而县城中寥寥可数的小书店更成了我常常光顾的地方。

感恩的是，身无分文的我虽然总只看不买，书店的老板们却并未予以冷眼。

而正是在学校对面的那家油江桥的小书店里，我读到一本名为《绿山墙的安妮》的小说。

小说讲的是孤女安妮被收养在绿山墙农舍中的成长历程，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和我年纪相仿，却在艰难中依然乐观、勇敢、坚强、对生活富有美好幻想的红头发小姑娘。

直到在书店里快读完此书，我还是爱不释手，最后毅然省下了几天的早餐费将它买了下来。

这应该是我有生以来买的第一本书，从此，小女孩安妮就成为我生存艰难中的最大安慰。

为了打发寂寞的流浪时光，我会一边四处游荡，一边在脑海里编织各种各样的故事，故事的原型无非来自我看过的文艺图书：仙女、精灵、魔法、城堡……这就是我自得其乐活在想像世界的方式。

就像小女孩安妮会把最平常的林荫道想像成“白色的欢乐之路”，把最普通的小溪想像成“森林女神的水泡”一样。虽然，最后回到冰冷严酷的家的那一刻，我需要立刻将自己从想像世界拉回真实世界。

除了阅读之外，唱歌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安慰，乘着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似乎可以在歌声中抵达一个没有苦难和泪水的音乐国度。

那时，初中离家大约4里地，晚上9点左右才下晚自习，我是班里离家最远的孩子。夜路，总是那么的漫长，我家住在长江堤坝上，没有任何结伴回家的小女孩。

夜晚9点多的大街总是空旷寂寥，我会一路不停地唱歌，来抵御昏黄路灯下独自行走的孤单。90年代中期故乡的那条大街如果有灵，可以作证，它们每晚都会听到一个小女孩清澈而悠长的歌声，犹如吉米童话里《地下铁》盲女孩忧伤的独奏。

其实，大街我倒不怕，可是，从大街尽头到大堤之间，要经过一段窄窄的巷子，窄到只能容两个人插肩而过，而且没有路灯，黑漆漆的一片。

我每天夜晚走那条巷子都心惊胆战，终于有一天，恐惧已久的事发生了。

巷子快走到头，一个迎面而来的男人突然冲我嘿嘿笑了一声，我看不清他的长相，却能感受到他眼神里闪烁着的猥琐，我不由屏住呼吸加快脚步，擦身而过时碰到他手中吊着的一条麻绳。

干瘦的男人的大手猛地伸过来，试图抓住我，所有的恐惧终于如火山喷发，化作黑夜中凄厉的尖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逃，逃！”

然而让我越发恐惧的是，纵使我竭尽全力地跑，仍可以感受到男人紧追身后急促的脚步声。

所幸，那条巷子不太长，当我用尽全力飞奔回大街的路灯下时，仍可以听到自己尖叫声惨烈的回响……

我忘了自己那个夜晚是怎么回家的，以后的夜晚又是怎么穿过那段小巷子的，只知道，所有的恐惧，无人在意，无人呵护，都得靠自己稚嫩的肩膀去抵御。

用一个10来岁小女孩脆弱的歌声去抵御。

不幸中的万幸是，我终于在班里认识了两个好朋友：梅和华。

她们和我一样，也是性格羞怯、气质单纯、成绩平平的边缘小女生，凑在一处倒是情投意合。

三个人每天下课了就一块玩耍，每天放学了就一起回家。遗憾的是同行的路很短，刚走到学校那条大马路的十字分叉口就得分手，所以每当我们来到十字路口，都会停下来说好多好多话，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自从认识她俩后，我周末不再轻易到处流浪——毕竟光天化日难免被熟人撞见，后顾不堪设想！我改为一大清早就跑到梅或华家里“藏匿”，而那时她们往往还没起床，可见我逃难的心有多么迫切！

最让我羡慕的，就是这两位好朋友都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便是海阔天空的小世界，一举一动不受任何监视，那种身心自由的感觉真的非常好。

梅是一个勤奋认真，感受细致、上进心强的女孩，在她家中的地位比较高，父母弟弟平日都会让她三分。

她的父母在百货大楼楼下做鞋店生意，很忙，但每次见到我都热情冲我打招呼，我才慢慢安之若素起来，跑到楼上，和春梅一起做作业、看书、吃饭，以及谈那些女孩子们特有的梦想。

我们的梦想和我们所阅读的书籍有关——那时，我已经在读《红楼梦》了，记得她家里有本繁体竖排的《红楼梦人物评传》，我居然也津津有味地读完了。

黛玉、宝钗、湘云、探春……一个个少女鲜明的形象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尤其对她们结社作诗的闲情逸致羡慕之极，于是，我俩便筹划要建一个诗社，还像模像样地写了几首古体诗，但诗社却不知什么原因终究无疾而终。

华华则是一个天真活泼，心无城府，萌趣可爱的小女孩，比我年纪还小半岁，长得也非常甜美纯净。

她的母亲是雷厉风行的女强人，但她有一个性格温柔、善解人意、充满童心的父亲，经常说，如果她不长大就好了，就可以一直陪他一起玩耍；

她喜欢猫，她爸爸就买了一只猫，和她一起给小猫喂牛奶，把小猫喂的白白胖胖的；她想吃羊肉串，她爸爸就会买来竹签和佐料，自己串肉，和她一起用炉子烧烤；她有一段时间爱唱歌，他爸爸就鼓励道，“如果你喜欢唱歌，可以去学，学好了也挺好的。”不像我父亲，有那么强烈的望女成凤的愤怒感。

相比之下，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别人的父亲对自己女儿和善，我的父亲却如此恶劣呢？大约是宿命吧。

除了去这两位好友家“藏匿”以外，我还有一个可以逃避的去处，那就是外婆家。

由于家里离学校较远，于是母亲就让我每天上晚自习前到外婆家吃晚饭。外公外婆和我父母的脾气相反，非常平和谦逊，总是笑眯眯的，从来不责骂人。

外婆是温良恭俭让的典型传统女性，而外公是非常真诚的老共产党员，一辈子克己奉公、与世无争，为人信念是“宁可他人负我，不可我负他人”。

周围人都觉得他们傻，跟不上时代，我却觉得外公外婆的内心属于谦卑柔软的古老儒家世界，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静静地散发出美善的馨香，和我周围那些有知有识反而强悍冷硬的大人很不一样。

所以，初中时我常常找各种理由去外婆家，目的不只是为了吃顿饭，而是那里亲切友善的气氛会让我感到平安喜乐，以及接纳。

此外，外公在原来的老房子上又盖了两间小阁楼。那里是一个安静的私人空间，我喜欢放学后溜到阁楼上写日记，绘画、创作诗歌，静静翱翔于自己梦想的小天地里。

所幸的是后来居然在小阁楼的几角旮旯发现一大堆旧书，包括八十年代初期的《小说月报》、《收获》、《当代》和《电影画报》。这一发现让我大饱眼福，从此，只要去外婆家吃晚饭，就争分夺秒地跑到阁楼上去翻几页，然后第二天再过来看。

80年代的文学界和影视圈都是相当淳朴的，充满了对文革时代的反思，也就是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期。十二三岁的我竟然能对这种遥远的伤痕文学题材心有戚戚，正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孩子。

印象尤深的是这些书报上反复出现同类型的故事：文艺男知青下乡饱受批斗，或认识了单纯爱慕委身他的乡村少女，或认识了偷偷帮助保护他的乡下老人，后来知青返城，牵扯出这些人物之间的恩怨纠葛。

这些故事多以回忆的方式娓娓道来，有大时代的苦难、有小人物的真情、有主人公的内省，有时空交错间悲哀的乡愁。连幼小的我看了也会为命运的飘零而长久沉浸在伤感中。

也是那时，我也开始阅读三毛了，她的精神成长历程也是经历很多沧桑。我被三毛从青少年时代就鲜明呈现出来的特立独行、自由不羁、诚挚率真的个性深深吸引。

在《逃学为读书》一文中，看到她说：“最最愉快的时光，就是搬个小椅子，远远的离开家人，在院中墙角的大树下，让书带我去另一个世界”，特别共鸣。

看到她小小年纪受到老师的羞辱和霸凌，用毛笔在她脸上画大鸭蛋，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特别难过。

看到她不满初中填鸭式教育，为了看自己真正喜欢的书，大胆旷课逃学，跑到台湾的各种坟场里安静读书，特别佩服。

如果，三毛少年时代逃学是为了读书，而我少年时代逃家也是为了读书；在马路上流浪也好，在朋友家藏匿也好，在外婆处潜逃也好，同样是为这种——心灵阅读。

然而，说实话，阅读虽然提供给我一种超现实的精神支撑，却并不能将我从现实中拯救出来。这也是阅读的局限性——

温情、良善、公义、理性建构出来的文字世界在仇恨、羞辱、强权、暴力建构出来的真实世界面前，是那么的孱弱……

而对家暴虐童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客观上环境的改善，而不只是主观上心灵的励志。环境改善的重任，这是文学领域无法抵达的，也许，只能依靠法律领域——尤其是中国未来反家暴反虐童法律的救济机制的改善。

然而，有很多的孩子已经在司法改善之前就被撕裂了，被扭曲了，被沉没了，即使还活下来了，也依然拒绝触碰创伤，且恪守家丑不可外扬，以和为贵的忠孝思想和隐忍美德……而我自己，即使长大后多年来又何尝不是践行这套思想美德？

初二时，一位男同学踢球，不小心把教室门撞了一个大洞，老师让这位男同学修门，男同学却一直拖延，而随后一晚小偷趁机入室，将同学们放在抽屉里的用品席卷一空，我也丢了一件大衣。

班主任老师便让这位男同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但这位男同学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并未履行，其他同学家长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我父亲不依不饶，逼着我去这位男同学家找他家长索赔，并威胁说我如果拿不到钱就别想回家。

我傻傻地在那位男同学家门口站了好几个小时，苦苦哀求着，但他的父亲铁青着脸，非常冷漠，故意对我视而不见。

徒劳而返的我在大街上徘徊又徘徊，又饿又渴，非常迷茫，却不敢回家，最后实在走投无路，便到外婆家向太姥姥借了50元，回去谎称这是索赔之财。

没想到，数天后太姥姥向父亲提起我借钱之事，这谎言就给戳破了。父亲大发雷霆，把我狠狠地大骂一顿，并讽刺我是撒谎学校调教出来的高材生，完全可以给我颁发荣誉证书了……

这种常遭冷嘲热讽的艰难生存状态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夜里都会躲在被子里哭，但又不敢大声哭，怕惊动父母，引发他们更重的冷嘲热讽，我只能咬着被子，任凭眼泪往心里流……

那种连哭声都要压抑的童年时代，也许，有人才读上几分钟已经不寒而栗，但我却是一天接一天这样活生生遭遇过来的。

就像前面说的，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思考：对苦难深重的孩子，赴死和苟活，哪个更值得，在暗无天日的强权面前，自杀其实是一种“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选择。

其实，从小到大，我萌生自杀的想法不知有多少回了，但因为自己的“懦弱”，都没死成。

印象最深的是初中，12岁左右，不小心忘了关电灯，父亲勃然大怒，把我重重奚落了一番，平时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也就过去了。

但那一次，面对那些辱骂嘲笑之语，我实在忍无可忍，哭着跑了出去。

家门附近300米处就是长江，我在长江码头上一边哭泣一边徘徊，直到情绪平静后，才蹑手蹑脚的走回家。

结果，父亲只是冷眼看着灰溜溜回家的我，继续讽刺羞辱道：“还敢哭？还敢跑！有本事你就别回来啊！”

12岁的我打了一个寒战，表面忍气吞声，心里却暗暗发誓：“这真是自取其辱，永远不要当着家人的面再哭，这个世界，不相信眼泪！”

从此，我就很少哭了。

那种精神备受摧残和折磨的感受，也许只能用人间炼狱来形容。是的，炼狱。

就这样，我战战兢兢地结束了三年初中生涯，直到中考来临。

由于我数理化一直不好，导致中考总成绩仍然平平，离公安一中这一重点高中的分数线还差20多分。

其实，以我的分数若去其他普通高中倒是名列前茅的，我也提出希望能顺其自然到其他普通高中念书，这样就可以在学校寄宿，远远逃离家庭的恶劣压抑氛围了。

然而，父亲执意让我继续到公安一中就读，最后出了点钱，把我硬塞进了这所重点高中，又通过关系，把我硬塞进了这所重点高中的重点班——四科竞赛班。

班里有90%的学生不是通过中考录取的，而是通过中考前的四科竞赛考试选拔出来的，可谓尖子生中的尖子生。

被“硬塞”到这种成王败寇的精英教育环境之中，对我而言，其实是一种耻辱和重负，但我的人生别无选择——被出生，被咒诅，被厌弃、被羞辱、被霸凌、被硬塞……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被”……

那是1992年，我13岁半，即将读高中。

黯淡的小学时代和初中时代终于结束，但我已经预感到即将开始的高中时代将更加举步维艰，不知何时才能长大，才能自由飞翔，才能进入有光亮的国度？就像三毛在童年回忆《蝴蝶的颜色》中描述的那样 ：

每天面对着老师的口红和丝袜，总使我对于成长这件事情充满了巨大的渴想和悲伤，长大，在那种对于是囚禁苦役的童年里代表了以后不必再受打而且永远告别书本和学校的一种安全，长大是自由的象征，长大是一种光芒，一种极大的幸福和解脱，长大是一切的答案，长大是所有的诠释……

而我，才只有这么小、在那么童稚无力的年纪里，能够对于未来窥见一丝曙光的，就只有在那个使我们永远处在惊恐状态下女老师的装扮里。我的老师那时候二十六岁，而我一直期望，只要忍得下去，活到二十岁就很幸福了。

想到二十岁是那么的遥远，我猜我是活不到穿丝袜的年纪就要死了，那么漫长的等待，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四周没有东西可以摸触而只是灰色雾气形成的隧道，而我一直踩空，没有地方可以着力，我走不到那个二十岁……

13岁半的我，如三毛一样，也问着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等到二十岁，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飞翔的年纪？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