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5岁，不婚主义的誓言

1992年9月，13岁半，我的高中时代开始了。

从幼年到童年，从童年到少年，成长的足迹更残破不堪。

那个渴盼着的二十岁，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飞翔的年纪，远远看不到、听不到、也等不到。而我，仍不得不一步一坎地捱过这灰色雾气形成的隧道，没有尽头的隧道……

高一时，家里的空气变得更加荒寒。或许因为我是出钱才上的重点高中，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当着家人的面将我数落一顿，又常当着邻人的面将我奚落一番。

很多年后，我都觉得，当年我被“硬塞”到重点高中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令一个少年的心灵充满深深的负罪感和自卑感。

而我仍然是唯唯诺诺，躲躲闪闪，见到父亲就像老鼠见到猫似的恐惧，于是我们大院里的人更常常将我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看我的表情充满了优越的怜悯，犹如对待祥林嫂一般；

我自尊心受到如此伤害，不仅恐惧回家，连每日穿越大院也恐惧起来。

我除了恐惧感，有愤怒感吗？不，我已经无力愤怒。

童年时代，我曾为自己处境的不公愤怒过，甚至有一次被打骂后暗想，如果能弄到敌敌畏这样的农药，放到杯子里，和家人一起同归于尽，也比活着强，就像童话《小耗子》里的小女孩选择同归于尽那样。

可是，到了少年时代，我发现愤怒感于事无补，只会让自己更痛苦——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家庭没有公义可言，能不更痛苦吗？

唯一能减少痛苦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变得身心解离和情感麻木，暗示自己，现实只是一场幻象，不如看空看破，我注定就是受难者的宿命，将苦难和罪恶归于自己运气不佳。

这种扭曲的宿命感反而能让我心情好受一些。

很多年后，才知道，情感麻木是个体经历创伤性事件后常出现的一种异常情绪性反应，也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主要症状之一。

长年累月受虐的儿童会出现明显的正性或负性情感麻木，有些儿童甚至会患上依恋施虐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所幸，我的愤怒感已经丧失，但恐惧感却有增无减，于是，我每天思考的事就是如何逃走。

那时，我并未看过《辛德勒的名单》、《肖申克的救赎》这一类的电影，并不知道极权、专制、暴政等术语，但和那些千方百计想要逃出纳粹集中营，躲进辛德勒工厂的犹太人一样，也和那些千方百计想要逃出肖申克监狱，回归自由世界的囚徒们一样，我也千方百计想要逃出家庭的集中营和监狱。

在无数个被责骂的夜里，我都幻想着拥有阿拉丁神灯，只要一分钟，只要擦一下，就这么着，轻轻擦一下，灯神使者就来了：

“我的女主人，你要我做什么呢？”

“请带我走，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然而，没有神灯，也没有灯神，而且，我要走去哪里呢？滚滚红尘中哪里有净土呢？在我14岁有限的人生阅历里，唯一想得到的却是寺庙。

那时，我意外读到台湾女作家简媜的一本散文集《只缘生在此山中》，一本对我早期人生影响深远的书。

这是女作家为了追寻生命真谛，在台湾佛光山佛学院参禅悟道时写下的随笔，里面记载了很多在尘世中经历诸般苦难后，大彻大悟，毅然选择落发为尼的年轻女子的心路历程。我一下子就被触动了，冥冥中觉得和她们惺惺相惜。

我开始在笔记本上整篇整篇抄这些女子的心灵故事，也因着这些真实的心灵故事，我第一次开始对“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等终极问题产生朦胧的好奇，也第一次开始对“苦谛、正觉、渡化”等佛法答案产生莫名的神往。

在那个年代，应试教育下，情感教育和生命教育是严重缺失的，“我是谁”的答案不言而喻——就跟待价而沽的商品一样，价值是单一向度的，抹杀个性的，分数决定论的。读书就是为了实现阶层跨越，和几百年前的范进中举没什么两样。

但这些女子却说，读书是为了寻找生命真谛，并做出另一种非主流的人生选择，原来，还可以有另一种超凡脱俗，回归本心的价值取向，令我心驰神往。

其中，我最爱的一篇叫《天阶月色凉如水》，主人公是一位寄人篱下的孤女，童年不幸，忧郁多思，“浅眉低锁、秀目泪干，小小的固执的唇如一枚吐不出的核”，不知道这么苟且的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十四五岁时，一日，她去佛寺，突然听到梵唱声声，庄严柔慈，“心生欢喜，又涕泪悲泣，从身口意之所生，顶礼自己的本来面目，仿佛找到自己的心灵父母。”

她想出家，但遭到养父母的反对与囚禁，苦苦哀求也无用，可是，那求索之心“不可禁锢，不可封闭，也不可思量尽。”

在一个月夜，“她声音已哑、泪已尽、手足俱肿，审视着客居的屋檐，问自己，难道一只碗一双筷就值得换去一生？”

终于，在凉如水的天阶月色掩护下，她义无反顾，翻墙逃走，只身投奔佛光山。

20多年后，出家为尼的她两袖清风，一身素服，但“脸上却洋溢着壮硕、明亮、圆融的光辉，一点也看不出多年前挣扎的勒痕与淤血。”

我读完不禁热泪盈眶，觉得在这孤女身上，看到我的过去和未来。我也渴望象她一样遁入空门，抵达壮硕、明亮、圆融的心灵境界。

于是，14岁的我削发为尼的念头一天天强烈起来。

可是，那些女孩子皈依的佛光山在台湾，太遥远了，不现实，我才突然想起金庸的《倚天屠龙记》，郭襄女侠在江湖辗转多年，最终看破爱恨情仇，在四川创立峨眉一派——四川却是离湖北不远，比较现实。

我想象自己跋山涉水，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峨眉，像郭襄一样宅心仁厚的主持师太定会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孩子，你受苦了！”然后，苦尽甘来，我在峨眉山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从小是苦水中长大的，物质欲望很低，却在意精神上的充盈，所以觉得，这峨眉的尼姑庵内，只要有情可寄，有书可读，有法可弘，自己种些菜，化些斋，粗茶淡饭，安贫乐道，就是“幸福“。

不过，从湖北到四川，需要辗转多次长途汽车，汽车票可不便宜，于是，我开始处心积虑攒钱，宁可饿着肚子也要将早餐钱省下来。可是，攒很久了，储蓄盒里的钱币依然不见厚起来多少。

更悲哀的是，我家可以通向长江，很多大院里的人要去长江都不想绕道走远路，直接从我家借过走近路，导致我家经常闲杂人等来来往往，我攒的钱不幸被偷了。

我去峨眉的计划破灭了，这令我黯然神伤。不过，我24岁时，再次决意要去做修女，去了很多修院打听，也许，14岁时就已经埋下最初心灵牵引的种子。

如果说，家庭的压抑是一种狂风暴雨，震耳欲聋的压抑，那么，学校的压抑则是一种乌云迷雾，默默无声的压抑。

在这样一个人才云集的重点高一班级，竞争格外激烈，气氛也格外紧张。大家都不苟言笑，埋着头拼命用功，唯恐周围人超越自己。

同学们太优秀了，就显出我的蠢笨来，我完全听不懂那些代数方程式，便常常在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的课上昏昏入睡，这位老师看我的眼神便日益冷峻起来。

那时我和梅和华都不在同一个班级了。但我在家庭和学校双重的孤独中却仍渴望友谊。

这时我注意到，同学中有一个叫艳的女孩——农村来的女孩。

她成绩非常优秀，也是四科竞赛直接保送到一中的学生，但不像某些女同学那样骄傲自负、争强好胜，相反，她性格极为谦和腼腆，一说话就爱脸红，声音细细的，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只柔顺安静的小羊羔。

当时，城乡还是有很大差异，县城女孩和农村女孩发展友谊也是少见，各有各的圈层，但我倒不以为然，觉得品格才是衡量友谊的关键。

在羞涩的踌躇好久后，终于给她写了一封匿名信。

这份信的开头我至今都还记得：“艳同学你好，当你收到这份不速之信的时候，一定倍感诧异吧，但是，请不要惊奇，我只是班里一名默默无闻的平凡女生。然而出于对你的敬慕，我冒昧地写下这封信……”

接下来，我写了很多自己留心观察到的，能够反映她美好品格的细节，以表达我的敬意。

最后，我很诚挚地问道：“你愿不愿意做我的朋友，如果愿意，两天后请用粉笔在教室的大门上打一个勾；如果不愿意，则请打一个叉。”

这封信我修改了又修改，直到自己觉得措辞无可挑剔之后，才悄悄地放到她的抽屉里面。

在紧张的期待中，我终于看到教室门上出现一个轻轻淡淡的勾，如同她一般腼腆地袒露着心迹。

我非常激动，然后又写信约她晚自习后到校园后面的小亭子里见面。在月色黯淡的黑夜里，我和她见了面，两人都怯怯的，竟不知该说什么，只好讷讷地分手。

于是，我们便选择以书信的方式往来。见面时情怯，写信时反倒下笔千言万语的，把所有无法用口头言语表达出来的东西：迷惘、梦想、青春的悸动、对友谊的渴慕倾述纸上。

我们两人都是表面内向腼腆，内心却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女孩。后来经我提议，两人还悄悄地办了一份手抄的文艺报纸《雨雁》，我写文章，她配插图，把青春期的梦想都倾洒在薄薄一张纸上。

在那样一个在应试教育重压下延口残喘的年代，孩子们都变得冷漠疏离，缺乏爱和温暖，我们的友情却犹如微光照亮彼此。

然而，也只是微光而已。

不久，我们的通信，还有我们的报纸都不幸被我父亲发现了，他觉得我们是在做“歪门邪道”的名堂，甚至将我们的友谊大大嘲笑了一番，然后命令我们不准再来往，我不得不从命。

随后，到了1993年7月，高一结束，要分文理科的时候，

那个年代，理科的升学率高出文科很多，所以殷艳自然选择了理科，而我觉得终于可以摆脱物理和化学了，便毫不犹豫选择了文科。

后来，我们只是在年级走廊上遇到时互相微笑一下，就如第一次见面时那样。怯怯的，仍不知该说什么。

直到2022年，阔别29年后，我才和艳再次通过微信重逢。

她才知道我的身世，也才讲起自己的身世——湖南贫寒农村长大的女孩子，孤身来湖北求学而产生的自卑感与漂泊感，在激烈竞争中被淹没的无奈感……

而14岁的我们，当年却完全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处境！

所以，年少的友情似乎和年少的爱情很像，朦胧、懵懂，脆弱、惆怅。

二、15岁，不婚主义的誓言

高一离家出走未遂后，高二时的我曾试图和父母做深入的沟通，于是写了一封长达7页纸的长信，将我这些年对他们的感受表达出来。

有一天早晨上学前，我偷偷地将信压在公用的小镜子底下。

孰料当天去学校后，偏偏读到一篇作文，讲一个女孩子常常受父亲的责骂，也抱着极大的幻想写了一封沟通信，盼望家人的态度会因此好转，没想到，回到家后，父亲和几个弟弟拿着信当笑话似的念了一遍，还讽刺她的错别字，令她欲哭无泪。

在那样巧合的时间看到那样巧合的文字，让我升起不详的预兆。

中午，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中，等着相同的遭遇，却发现父母脸上毫无表情。我趁他们不注意，悄悄往小镜子底下看了一眼，那封信居然原封不动地放着，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还没有发现这封信。

如释重负中，我赶紧将信先转移到极为隐秘的角落，最后就永远地搁在了学校的小抽屉里。

其实，我心里清楚，沟通很难奏效，当我面对父母时，我是弱势，他们是强势，两者严重不对等，我就不能像现在的独生子女那样要求什么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也不能表现出最真实的本色。

因为，据理力争只会导致自己遭到更多的伤害，唯一可行之道就是察言观色、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强颜欢笑。这套生存策略我应用了十几年，也就逐渐形成了我面对现实世界的原则：蝼蚁一般的忍耐。

当然，也许有一些青少年在面对家庭暴力时，不惜被打被骂也要反抗斗争，但我不会。为什么不会？现在回想起来，根本原因还是贪生怕死。

多年后，我依然为我少年时代缺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正面抗争精神感到羞愧。

没想到，这封搁在学校小抽屉的信被坐在我后排的女孩娜读到了，竟然给我写了一封信，说非常同情我的遭遇。

娜是我们学校公认的校花，不仅有沉鱼落雁之貌，照片被照相馆作为招牌放到橱窗展示，而且有能歌善舞之才，曾在学校歌手大赛中获得第一名。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风光无限的公主居然会主动给我这样不起眼的灰姑娘写信，我真是有些受宠若惊，于是开始和她鸿雁传书——九十年代流行写小纸条儿。

我才慢慢知道，她和我一样，家庭中充满伤害，只是，她的伤害不是来自父母对她的虐待，而是来自父母之间的感情破裂，似乎父亲还有外遇，母亲常常以泪洗面。但她对自己的家庭破碎一直守口如瓶，而且在公众面前还要强颜欢笑、表现出很坚强很幸福的样子。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也非常同情她的遭遇，便写了很多鼓励的话语给她。渐渐地，我们成为惺惺相惜的好朋友。

那时，15岁的我特意写了一篇《论婚姻之罪恶》的文字。

我批判恋爱中人一旦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就会成天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争吵吵，打打闹闹，毫无宽容和怜悯可言。

更可怕的是，夫妻双方可能习以为常了，却不知会给孩子带来多大的伤害，因为他们会将生活中一切的不满、怨怼、愤怒发泄在最弱势的孩子身上，不把他们当人，只当出气筒，完全不关注孩子们的感受，孩子们的心灵以后也会畸形成长，形成一代又一代的恶性循环……

最后，我在文章末尾发誓：我长大后只谈恋爱，但坚决不结婚、不生育，要做一个独行侠式的女子终老一生！

班里好几位女生看到此文后，都极为吃惊，觉得我思想怪异另类，但我三缄其口。

后来，我把这篇文章给娜看，本以为唯有她知我懂我认同我，没想到，她居然写小纸条回复给我，说我太偏激，放弃婚姻做独行女侠是幸福；选择婚姻做贤妻良母也未必不是幸福，所谓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而已；

我立刻明白，她受琼瑶小说影响甚大，虽然见到父母婚姻之伤，却仍对婚姻本身持有美好之盼，此外，她虽贵为校花，但心性谦和纯粹，不为权势富贵所动，只希望能遇到一个实实在在，真正懂她内心的男子。

可是，我自幼目睹原生家庭中的种种伤害，心已经极度灰暗，根本不相信什么婚姻美满的幸福，就像从小目睹自己家族丑恶内幕的张爱玲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里面长满虱子，世间没有一种感情不是百孔千疮的。”做尼姑或修女反而更幸福。

于是，我告诉她我的“秘密”——我希望有一天能远走高飞，出家为尼，割舍情爱，归隐修行，远离这纷纷扰扰的罪恶世界。

没想到，没过几天，她居然神秘地递给我几张信纸，说是送给我的礼物。

我展开一看，竟然是一篇袖珍小说《过客》：一个终日活在父亲责骂下的女孩子决计出逃，在高中毕业后悄悄去了峨眉做尼姑，在青灯古佛前梵行苦修，数年后下山还俗，浪迹天涯，写作独行，成了一个类似三毛式的女作家……

读到此文，我格外震惊和感动，震惊的是她居然有如此的才情！感动的是她实在为难得的知音！

她祝福未来的我苦尽甘来，我也祝福未来的她心想事成——希望她早日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成为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

兰心蕙质的娜喜欢琼瑶，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开始看起了琼瑶。

不过，最让我心仪的，其实并非琼瑶小说中的爱情故事，而是她小说中的古典情怀。因着她的小说，我开始热爱中国的唐诗宋词：“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庭院深深深几许，乱红飞过秋千去”；“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林花谢了春红，匆匆，太匆匆”……吟着吟着，竟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悄悄地把看过的所有琼瑶小说的诗歌辞赋抄录到语文课本空白处，密密麻麻一大片，觉得这些文字比语文课本上的文字美多了。当不苟言笑的语文老先生在台前讲授枯燥的应试作文技巧时，我则如醉如痴地默念着、背诵着这些古典诗词。

尽管父亲发现我看琼瑶后痛打了我几巴掌，大骂金庸琼瑶之流的作家应被封杀，但这么多年后，我仍然要说，我感谢琼瑶，她培养了我对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热爱。

后来，娜又把琼瑶的自传体小说《窗外》推荐给我读，或许觉得我和女主人公遭遇有相似之处。

该小说真实而细腻地讲述了18岁台湾高中女生江雁容的心路历程，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就是琼瑶18岁时的真实故事。

江雁容从小亲情匮乏，家庭冰冷，成绩平平，性格郁郁，但热爱文学，擅长写作，高三那年，她遇到语文老师中年男子康南，只有康南关心她，怜惜她，理解她，后来，18岁的江雁容与40多岁的康南真心相爱，但这份爱情最终被江母、被高考教育、那个时代严苛的舆论给扼杀了，非常悲剧。

这部自传小说既不是甜宠的言情小说，也不是浪漫的青春小说，而是一部冷峻的，悲情的，批判现实主义力度强烈的纪实小说，令我心有戚戚，特别难过。

在我生日那天，娜又送了我一个精致的日记本，扉页上写着小说《窗外》中周雅安送好友江燕容的一首歌曲《我们的歌》：

人生悲怆，世态炎凉，前程又茫茫。

滴滴珠泪，缕缕柔肠，更无限凄惶。

满斟绿醑，暂赴醉乡，莫道我痴诳。

今日欢笑，明日忧伤，世事本无常！

海角天涯，浮萍相聚，叹知音难遇。

山前高歌，水畔细语，互剖我愁绪。

昨夜悲风，今宵苦雨，聚散难预期。

我俩相知，情深不渝，永结金兰契。

这首歌真是道尽了我们这几个90年代五线小城女孩一边负伤一边前行的心境：有人生悲怆，世态炎凉，前程又茫茫的凄惶之感，也有山前高歌，水畔细语，互剖我愁绪的金兰之谊。

此外，我们不只关注青春情谊，也关注社会公义。

那时，公安县城电影院和工人文化宫为了挣钱，在搞活经济的名义下，开始肆无忌惮的播放色情录像。

他们将一些衣着极其暴露的女子照片做成巨大展牌挂在门口吸引眼球，又经常邀请一些表演艳舞的歌舞团过来，锣鼓喧天的招揽观众，几个半裸的姑娘定点出来舞一段，外置的高音喇叭响彻四方，不堪入耳。

我们这些女学生平时路过那个地方都觉得厌恶，不幸，好友梅家偏偏就住在电影院和文化宫对面，梅每天被那些高音喇叭声吵得头昏脑胀，无法入睡，心中郁结，甚至得了神经衰弱。

我听到她长吁短叹，很是打抱不平，于是和娜一起写了封义愤填膺的投诉信，放到县政府信访办的门房里，希望政府官员能够主持公道，尽快取缔这些泛滥的色情产业。

可惜，我们等啊等啊，等了好久，也没等到县政府官员的公义作为，现实和我们在书本中受到的教育不一样，令我们好生失望。

但无论怎样，这是我们这些小镇姑娘们人生中的第一次维权，虽然以失败告终。

高二这一年，虽然家里氛围仍旧灰暗如故，但因为娜，我的校园生涯变得明亮了许多，可惜，这样的明亮日子很快就嘎然而止。

正如歌中所唱：今日欢笑，明日忧伤，世事本无常！昨夜悲风，今宵苦雨，聚散难预期！三、16岁，离家出逃的失败

1994年7月，高二期末分班考试，我考得不错，和娜一起被分到一个高三文科重点班。

这个文科重点班除了我们这些成绩还不错的应届生以外，大部分都是上届高考落榜的复读生。

那些复读生都经历过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残酷情景，所以，班里的气氛也格外地紧张。学习强度更是极重无比，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十几节课，真是争分夺秒。

那时，重新分配座位后，娜坐到了教室的最前面。她特意写了张纸条给我，说父母离异后，母亲的期望值全寄托在她身上，她也向母亲做出了承诺，考上理想大学，摆脱父亲阴影，让母亲扬眉吐气过上好日子。

这纸条带着一种隐忍的哀伤，令我难忘。

我也试着要努力学习，但功课并不见起色。而且，每天回到家，洗耳恭听父亲的责骂，令我痛苦不已。

记得父亲为了激起我奋发图强的斗志，便说：“你也知道你在家里的地位低，你只有考上大学，我们才会把你当坐上宾，考不上，对不起，谁都可以把你踩在脚下！当蚂蚁，当垃圾！”

然而，这句话不仅没有激起我卧薪尝胆的竞争意识，反而使我更心灰意冷——我不相信自己可以考得上大学。

在这样的压力下，我延口残喘的方式仍然是看小说。仿佛只有在小说梦幻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心灵的安息之所。

这时候，又一个叫立的女孩出现在我的视野中。

有道是人如其名，她的确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女孩子。终日一头短发，一件风衣，性格气质也像男孩子，但论智慧，任何男孩子也不及她。

所有人对她的评价就是一个词：绝顶聪明。因为她听音乐、看小说、写纸条，善社交，看似吊儿郎当，成绩居然比那些努力用功的复读生还优秀。

当然，她比我和娜幸运，有温和宽容的原生家庭做支持，使得她举手投足有一种自信充盈，锋芒毕露的气场。

由于她天资超群、个性洒脱，气质独特，深受老师宠爱和同学追捧，所以成了众星捧月般的公众人物，而那时的我仍只是一个平凡到极点，也内向到极点的黯淡女孩。

然而我们有幸同桌一段时间后，她还是敏锐地察觉到我的内心世界，常常用小纸条写上只言片语鼓励我，诸如“待功名，铸鼎钟，方显得奇才大用，任区区肉眼笑英雄！”“相约每个黄昏，看尽沧海人生”等励志之语，给了当时孤独的我非常大的安慰。

可惜立的好友太多了，我并未能和她建立起如娜一般亲密的友情。更多时候，我只是带着崇拜的目光，远远地、默默地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却也或多或少瞥见她在众星捧月的光环下，也有不为人知的寂寞和空旷，

立和娜很不一样，立喜欢武侠小说，尤其是古龙，在她的影响下，我便开始读《欢乐英雄》、《绝代双骄》、《大人物》……

立也常常以古龙笔下的主人公自居，文字风格很像古龙，幽默、犀利、一句一段，我便也喜欢上古龙笔下的主人公，并模仿起古龙式的文字风格。

后来，我读到古龙的诗体武侠小说《天涯·明月·刀》，心潮澎湃，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个男性英雄偶像——傅红雪，身患残疾的傅红雪，也是孤儿出身的傅红雪。

我为傅红雪写下书评，请点击参看《16岁的武侠梦：致傅红雪》，记下他的座右铭：“真正的强者不是压倒一切，而是不被一切压倒。”

立喜欢武侠小说，也喜欢校园民谣。当我们天昏地暗的将自己逼成小镇做题家时，立却悄悄分享新出的校园民谣磁带：《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冬季的校园》……老狼忧伤而青涩的声音温暖了我们这些五线小城的女孩们。

不过，也正如《同桌的你》所唱：“你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果然，转眼毕业，转眼高考，转眼各奔东西。

1995年7月，16岁，我参加高考，分数仅够专科自费线，在班里属于中等，而整个班级，过本科线的应届生也只有四五名同学，其中，我的好朋友立和娜榜上有名。

和古龙一样洒脱不羁的立考上了西南联大，和琼瑶一样温柔古典的娜则考上了杭州商学院，他们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没有电话没有电邮没有照片的时光中，悄悄走远了，那些因一本好书、一首好歌，写小纸条儿深度交流的女孩们，悄悄走远了……

直到2016年，阔别21年后，我才和娜，和立再次通过微信重逢。

娜回忆道：“高三早自习那震耳欲聋的背书声，都是用生命在呐喊啊！经常想到我们过去递纸条的日子，连我女儿都知道……那些纸条像宝贝一样，我都放在箱子里保留着，可惜一次搬家丢了……”

立则回忆道：“其实我也觉得高三好辛苦啊，就是每天上课、背书、做题……我很幸运，父母给了相对宽松的家庭氛围，有安全感，但压力和挫败，惶恐和未知，是一样一样的……我对那时的你的处境一无所知，我们那时太弱了，弱在可以与朋友一起幻想，却无法与她一起面对真实的痛苦和不堪……”

而继续回到1995年的那个夏天，父亲要求我复读，我实在不想复读，而且有一种预感，复读也未必能考上，我不是一个能够适应应试教育模式的孩子。

于是，我央求父亲让我顺其自然读专科，因为大部分和我分数差不多的女生也都去读师专了，读出来，在乡镇当一个普通中小学语文老师也不错，我压根不想出人头地，只想尽快逃离家门；结果，父亲不同意，觉得读专科没出息，他渴望子女出人头地。

于是，我又央求父亲让我上职业大学，有些分数比我低的女生去上职大了，我甚至还写了一封信，说我以后要走文学创作这条路，大学是否正规是否名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多读书，多思考，多积累人生体验；结果，父亲又不同意，看完信还非常生气，把我好好给奚落了一顿。

最后，在各种冷嘲热讽的夹击中，我痛苦无比，不得不继续出门流浪。

那个落榜的夏季，我遇到在小县城里教书法的桐老师——一名有些文艺才华的，不合群的，也不得志的中年男子，但性格是温和的，宽容的，书生气的，也能够欣赏我的特质。

然而，16岁的我不是江雁容，40岁的他也不是康南，我们只是很悲剧的小人物，在那个时代，在那个五线小城，背着各自的枷锁，徒劳挣扎……

最后，他和我决定结伴去北京，他去访友相亲，我去半工半读……

在一个黑夜，我离家出逃了……

却最终，因为某个我至今不知的谜团而受阻，半路被遣返回家了，这于16岁的我而言，感受到深深的辛酸、悲凉、耻辱……然而，终归沉默。

这个夏天的故事实在是三言两语难以说清，于是，我不得不写成纪实小说。详情请点击参看我的自传体纪实小说｜离家出逃的16岁女孩

四、17岁，投江自杀的未遂

离家出逃受阻之后，我无可奈何，只好按父亲的要求，选择回到一中复读。

那是我最灰暗的一年，几乎没有任何明亮的记忆，除了无望的复习、复习、复习。

那一年的色彩是黑、白、灰三色，中间加一点血红。

白色的，是厚厚一摞雪片般飞来，散发浓郁油墨味道的模拟卷子。

灰色的，是黑板上方的大横条幅：“离高考还有XX天”。数字如血一般殷红，鞭策着每一个复读生夙兴夜寐，悬梁刺股。

黑色的，是每次模考的排名表格，一个班六七十个学生的姓名按成绩从高到低往下排，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五科的各自分数、各自名次、总分数、总名次，在这张巨大的表格上都一览无余，将我们密密麻麻的网格化成三六九等。

这期间，我复读班的同学丽华，一个才18岁的可爱女孩，因先天有疾，也因劳累过度，突发白血病去世，这也更加深了我的无望感。

1996年7月，临考前，头晕、心悸、胸闷的感觉也越来越重，重到了极致。我突然起了某种强烈不详的预感——这次肯定又考不上了……

果然，还是落榜，而且比第一年考得更糟，连自费线也没有达到。

父亲大大的愤怒了，怀疑我是不是天生的弱智。

而我也是心如槁木，万念俱灰，从小就得在父母冷眼下苟且偷生，长大了又得在高考竞争下苟延残喘，这都是宿命，可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啊？

于是那一次，就下定决心投江自杀，从小到大，萌生自杀的想法不知有多少回了，但这一次，真是铁定了心。

江风萧瑟，江水呜咽，又到了长江涨潮的季节。

我先是走到了空旷荒寂的码头沙滩，毅然将高中三年三本日记烧了。

我家没有任何个人私密空间，这几个日记本这些年一直跟着我东躲西藏，这下，我再不用担心它们被偷看或批判了。我眼睁睁看着它们一本本，一页页，一句句化为灰烬，仿佛自己的生命也化为灰烬。

然后，我找了一个低矮的洼地，向水中走去，一阵刺骨的冰凉……

我并不知道水有多深，但埋没一个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生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水越来越冷。我开始想像，这水会怎样一步步漫过我的脚，我的腰，我的肩，我的头顶；然后，我整个身体会被水窒息住，无法呼吸；最后，我将在那片无边的幽冥之域挣扎又挣扎。

会有某种可怕的水怪向我袭来吗？我仿佛已经看到它，正潜伏在水的深处，觊觎我的到来……

我突地停止了脚步，感到极大的恐慌，倒不是怕死——我相信政治课本上的标准答案：物质第一性，人死如灯灭。我怕的是生死之间那一段挣扎的坎。

虽然挣扎最多不过几分钟而已，但那几分钟，我却得以清醒的头脑和无能的身体去面对那冥冥中可怕的未知，那几分钟也许会像一个世纪那样长！

想到这个事实，我竟然失去了勇气。只好返回岸，又换了一个下水的地方，但走了几步后，我再次想到那与未知挣扎的恐怖情景，再度踌躇起来。

这样反复几次走到江水齐腰处又返回后，我开始对自己绝望起来，我何等厌恶自己的求生本能！

要不，别投江了，换一种死法？上吊？可哪里去找封闭空间的梁木？吞安眠药？可哪里能开处方证明？撞车？那比投江更惨烈，还会连累无辜的司机；当时听说乡镇中学有个男生，考了好几次次失败后喝敌敌畏自杀了，可敌敌畏是不是只有农村才有呢？我一阵迷惘。

生太苦，死也太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究竟要怎么办呢？为何天地之间要生出一个“我”来呢？若17年前不来到这世上该多好！就不用为生而苟延残喘，为死而提心吊胆，活得如此窝囊。

夜色苍茫，孤坐在那漠漠的江水面前，我的眼泪默默地流着。

然而，眼泪毫无益处。毫无。

那一夜，我终究没有死成……最后，当地纱厂两位普通年轻职工帮助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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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8岁，远走他乡的阴霾

投江自杀未遂之后，父亲终于被触动，有了让步，然后在我的央求下，不再逼我到那个令我倍感压抑的重点中学去复读。

我主动做出了一个冒险决定，转到另外一个升学率远不及一中的学校：车胤中学。我这一选择引起不小轰动。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无数学生都拼命想去一中，而我居然放弃一中，人往低处走，少见。

可能真是苍天怜我，去车胤的第一天，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学校。

它坐落在县城的郊区，学校四周是绿油油的稻田和金灿灿的油菜花，馥郁的香气一直蔓延到教室里，风景很有些陶渊明的田园。

一进校门，笔直的主干道入口处，矗立着一尊少年车胤的古铜色塑像。他一手握着书卷，一手提着灯笼，灯笼里的萤火虫在流光中飞舞。这就是公安县名人，东晋吏部尚书车胤“囊萤苦读”的典故。

可我还真没从少年脸上看出任何苦读的悲壮感，相反，少年脸上笑容满溢，如此天真、如此喜乐、又如此辽阔的笑容，竟把我看痴了，好生羡慕，若我也能像他这样，每天都有这般发自内心的笑容，该多好！

学校离家有些远，我终于过上了寄宿生活，终于暂时摆脱令我恐惧压抑的家庭氛围了，心里感觉真是自由。

虽然，这只是三流学校，但女同学们都淳朴善良，老师都友善和气，尤其是教语文的戴经书老师，宅心仁厚，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老师……

如果说，在我一生中的前17年，记忆中充满黑暗，那么这第18年，日子突然开始渐渐明亮。记忆中多是温暖的东西：校园、老师、同学、住宿的生活、田园的风景、宽松的氛围……

正是来到这所学校后，外部环境变得宽容了，在爱的氛围感化下，我的心一点点积极起来，开始相信生活是美好的，温情的，值得去奋斗的，虽然知道这是最后一搏了，却并没有太大的压力，更多是动力……

然后，我如同一朵在暗室里枯萎的小花，一换了环境，一有了阳光，马上舒展绽放，精神状态变好了，成绩也自然上去了。我成为班里总考第一名的学生，还拿了几次奖学金。

1997年7月，我再度高考，考试那几天睡得很香，没有去年此时的噩梦，心态平静，心情放松，仿佛历尽千帆，轻舟已过。

我总成绩比重点大学的录取线略多了几分。可惜，那一年，我报考的北京广播学院考生格外多，录取分数线格外高，我没能如愿以偿。

我只有两个选择：被调剂到同为重点院校的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或者下放到身为普通院校的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

我毅然决定选择后者——又是一个“人往低处走”的匪夷所思的选择。

可我心里清楚，16岁那年曾经离家出逃到过武汉，受过骗、上过当、尝过冷眼，我对和故乡有关的人、事、物都有着某种避之不及的心理阴霾。

而北京，没有亲朋，没有朋友，但是——却有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不被监控的自由，远走高飞的自由。

但很快，又传来一个消息，北京有一个叫中国政法大学的高校在本省扩招，额外多出了一些名额，过了重点本科线就可以考虑接收。在长辈眼中，中国政法大学比北京印刷学院更能光宗耀祖前途无量，后来，我被调剂到这所大学学法律。

法律当时是热门，大家都趋之若鹜，我却意兴阑珊，不过，心里也很清楚，像我这种处境的孩子，考虑专业已是奢侈，只要能逃到离家最远的地方，任何专业我都接受。

考上重点后，我在家里的地位正式提高了。不再是垃圾，不再是蚂蚁，不再被辱骂和嘲讽，父亲脸上有了笑意，作为女儿，我总算为他当年高考的壮志未酬扳回一局。

风风光光的摆了几桌酒。三姑六姨、七亲八戚、左邻右舍，我敬酒应酬的时候，觉得自己颇像当代中举的范进。

不过，考好大学是为了找好工作，家人已经明确表达了对我未来的期望：政法大学很高级，政法系统很吃香，你要积极入党，积极进学生会，积极考公务员，争取混出一官半职，进入衙门……

我表面仍是唯唯诺诺，言听计从，但内心暗暗发誓，从此远走他乡后的人生，不再受任何人的情感绑架和意志控制，得去探索我自己真正想走的路。

后来，我大学毕业放弃了法律，选择了文学，且皈依了宗教，一度准备去做修女，仿佛绕回到了我14岁削发为尼的心愿的起点，变成一个对主流人生反讽的样本。

这也证明，对我这样另类的孩子而言，与其白白浪费2年的宝贵时光和身心健康，被强迫复读考名牌大学，不如第一年顺其自然上个专科为妙。

教育犹如养梅，就像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所言，与其“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不如“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

也是这一年复读时，我认识了一个叫钟的插班生男孩，是个来自湖南的孤儿，穷困潦倒、寄人篱下，其貌不扬、成绩一般，性格孤僻，但悲剧诗人的气质非常强烈……

然而，正如孤儿处境的我从小喜欢阅读和孤儿有关的文学作品，孤儿背景的他引起我同病相怜的极大触动——这不是爱情，也不是友情，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复杂感情……

但我还是伤害了他……这也成为我多年来挥之不去的内疚……直到20多年过去了，我也没能找到他，说一声对不起……

这一年的故事实在是三言两语难以说清，于是，我不得不写成纪实小说。详情请参看我的自传体小说｜18岁，远走他乡的女孩

六、18岁到24岁，创伤后遗症中被关锁的小女孩

1997年9月，18岁的我即将开始大学生涯了。

来到法大之前，我发了一个誓：彻底忘记过去，彻底忘记过去那个无力无助的小女孩，以白纸般崭新的面目面对大学生涯。

为什么要如此发誓？因为我高中阅读的书籍主要是励志类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历童年少年重度创伤，却不被压垮不被打倒的英雄、圣徒、侠女、名尼形象。

他们不允许自己柔弱，不允许自己流泪，不允许自己有任何负面情绪，不允许自己花时间揭伤和疗伤，总是在最快的速度自我克制、自我隐忍、元气满满，他们成了我效法的榜样。

这使得我一换到新环境后，也不允许自己柔弱、流泪、有任何负面情绪，停下来揭伤和疗伤，而是决然将旧环境中那个蜷缩一团的小女孩，也就是过往的“我”关锁在记忆黑洞里。

我无法接纳她、陪伴她、聆听她，无法有勇气重新回顾她日日夜夜发生过的灾难现场。

我甚至试图遗忘她！

从18岁到24岁，甚至此后的很多年，我都没有主动去接触创伤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并不知道原生家庭对未来情感关系有怎样深重的影响，甚至不知道自己可能患上过创伤后遗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PTSD的很多症状，如梦魇，回避、否认、解离、过度警觉、创伤情感麻木、厌世情结等，其实我都曾出现过，而表征最明显的，应该是充满防御自卫机制的爱，以及充满过度厌恶和鄙夷情绪的不婚主义立场。

这使得后来大学读研期间恋爱交往的男孩子们会觉得我匪夷所思，难以琢磨，表面热情、阳光、强健、励志，象一个女汉子，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不同于正常女孩的飘忽与薄凉。而我，却没有勇气将自己的脆弱细细分享给他们——连我自己都已经将那个伤痕累累、血泪斑斑的小女孩关锁了起来！

同时，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我也会觉得，无力感和无助感是弱者的表现，我更愿意在他人，哪怕是恋人面前，呈现一个精神强大的，阳光灿烂的，情感自足的，毫无创伤的自我，导致我在两性情感关系中过度独立，从不依恋，始终呈疏离回避型（Dismissing-Avoidant）人格。

所以，悬置伤口，克制情绪，麻痹记忆，拒绝揭伤和疗伤，把那个小女孩决然地锁起来，使我在后来几年的情感之路上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直到24岁后，戏剧性地发生信念翻转，开始有了疗愈的转机——当然，这都是快进键下的后话。

此外，回首18年。细细碎碎又磕磕绊绊的足迹，虽然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但的确有两条清晰的成长脉络一点点浮现出来。

一条成长脉络是暗色的。

大部分跟原生家庭的小环境有关，还有小部分跟应试教育的大环境有关。原生家庭和应试教育的确可以深深塑造一个少年个体的思想。

原生家庭的经历尝试塑造我的婚姻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男女之间博弈的战场，门要当，户要对，背后要牵扯一堆三亲六戚七姑八姨婆媳翁婿的微妙利益平衡关系，你争我吵、指桑骂槐、摔锅踢碗、鸡飞狗跳、打打闹闹，就是婚姻的常态，美其名曰过日子。不仅婚姻是悲剧，生育更是悲剧，孩子像我一样，终日生活在家暴和虐待之中，恐惧和黑暗之中，生不如死。

应试教育的经历尝试塑造我的价值观——人就是一个物化的商品，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竞争搏杀、范进中举、出人头地、发财致富、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不断升级打怪，阶层逆袭，以面对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世界；处心积虑，以成为一个被父母、老师、同学、主流社会不断认可的栋梁。

另一条成长脉络则是亮色的。

虽然这种亮色的调子还不是很强，就好象是黑暗隧道中透出来的几束淡淡的光。但黑暗越深，这微薄的光也就越珍贵。

论到这光的来源，最重要的就是书籍，尤其是优秀文学书籍对我心灵的熏陶。悲情童话、孤儿自传、伤痕文学、简媜的佛法故事、琼瑶、三毛、金庸、古龙的小说……它们给予我的真美善之光何等宝贵！

尽管现实世界如此灰暗，但在一个想像的文学世界中，纯真、唯美、良善、还有爱和公义等品质仍然如此苒苒生辉，犹如荷尔德林的吟唱：“人，在大地上劳作如蝼蚁，却依然仰望苍穹。”这使得我的心灵不至于变得过于庸俗和麻木，也支撑我对真善美的渴慕，对某种更高世界的向往。

光的来源其次便是友谊。在我生命艰难的每一阶段，身边总有这样一个女友，小学的虹，初中的梅和华，高一的艳，高二的娜，高三的立……他们或在生活上打开家门接待我，或在精神上传递书信鼓励我。

我不想高估这些友谊，少年时代的友谊并不长久，会随环境变迁无疾而终，但终究是质朴而真诚的。这些来自朋友的点滴温暖情谊使我不至于变得极端自闭、阴郁和绝望，也瓦解着我心中荒寒冷酷的一面。

因着书籍和友谊的润泽，它们潜移默化地瓦解了原生家庭和应试教育对我的负面影响。

不过，亮色的脉络与暗色的脉络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弱不经风的。因此，我上大学和读研后几年，势必将以激烈而偏执的高度反弹态度来应对。

比如，我厌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我采取的立场是，我正面对抗不了，逃不行吗？我将彻底放弃你们的游戏规则，出世出家！

再比如，我鄙视你争我斗的婚姻形态，但我采取的立场也是，我正面对抗不了，逃不行吗？我将彻底放弃你们的游戏规则，不婚不育！

1997年，18岁的我以“选择性失忆”的心情来到大学，只是我太天真，太浅薄，太一厢情愿，并不知道，过去的经历可以忘记，但过去的经历所孕育出的“自我”却无法割裂，那是融入到我血液骨髓中的分子，一辈子要背负的担子。

而那个虽还未定型，明暗已经集于一身的“自我”将在大学期间继续生长。

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境遇，是1997年的我所不知道的。

而在新的因缘和境遇下，我心中明暗的对比力量会发生怎样的转变、怎样的消长，也是1997年的我所不知道的。

带着在原生家庭和应试教育交织的暗色成长脉络中掩口残喘的气息；也带着在友情和文学交织的亮色成长脉络中自由呼吸的气息；更带着童年炼狱和少年越狱后死里逃生的气息，这个18岁的我，轻轻推开未知的大学之门……

而那个从出生起开始受难，从大学起开始被锁的小女孩，终将死不瞑目，她会以藏匿很多年的忧郁目光，来等待我重返记忆黑洞后的对视、倾听、疗伤、解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