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本章的隐含主旨如下:

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象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绊脚,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象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鸽。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59章9-12节

从大四到研一,只是一年时间。一切都没变,一切都变了。

一切都没有变,她仍然继续阅读、思考、写作、追问信仰,探索生命存在的根基。

一切都变了,在这种表面的继续下,她敏感地意识到,理想在湮没,纯真在消逝,虚无在生长,暧昧在蔓延……

从日之暮到夜之冥,为何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摸索,如同无目之人?绊脚,如在黄昏一样?她如何跌入死荫的幽谷,如何行过死荫的幽谷,又如何走出死荫的幽谷?

——引子

2001年的9月,从法大到师大。从一座校园迁到另一座校园。

一样有菁菁校树,一样有萋萋庭草,一样有被爬山虎掩映的古老教学楼,但不再有法大那般宁静的人文气息,或许,因为师大处在繁华的市区,城市的光影声色倒映在这座校园中,也倒映在初来乍到的我的眼中。

正如我大四毕业前夕在文章《生活在别处》中所叹息的:“考研仅仅解决了我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个体与社会),却未能解决我的存在与虚无的矛盾(个体与自身)。前者,能考自救,可后者呢?”那时,虚无主义的气息初露暗潮,到了研一,这种虚无暗潮则开始汹涌生长。

然而,我岂不是已经受洗了吗?岂不是处处传福音吗?岂不是宣称自己是一名文化基督徒吗?为何还会虚无呢?这里,我不得不重审研一时自己所“相信”的基督教信仰——

神论:我承认神的超越性,但无法接受神的临现性;具体而言,我所相信的神类似古希腊思想中的逻各斯,他是万物的源头,是宇宙的始因,是灵本身,是道本体;而非圣经中那位临在人类历史之中说话的耶和华,我无法接受神会有嫉恨发怒、审判赏赐等拟人化的性情行为,觉得这简直是农村老头老太太才会相信的神话;

人论:我承认人是有罪的,但无法接受圣经定义下的罪;具体而言,我所承认的罪更多是存在论上的罪,即人生存本身的偶在与欠然状态;而非道德论上的罪,如没有遵守神的律法诫命,没有活出神的仁义圣洁。因为自己一向不屑于道德,审美才是我的道德。  

基督论:我承认耶稣是人性的典范,但无法接受他是神;具体而言,我觉得耶稣十架受难反映了人心中最崇高的上帝意识,可歌可泣;但耶稣道成肉身以及复活升天就太荒谬太迷信了;

救赎论:我承认人需要救赎,但无法接受耶稣是唯一的救赎之路;具体而言,我认为人需要救赎是因为人常常处在“非我”状态,所以才要像耶稣一样,不断提升自己的灵命与道行,以抵达本真的本我;但宣扬耶稣是唯一救赎之路充分表现了正统基督教的偏狭不宽容。当今是我更倾向在多元化的情境中寻求普世宗教灵性整合之路,以及“自我超越”的救赎观。

总之,圣经和正统基督教信仰体系对我而言,是美的,也是善的,但不是真的,或者说,只有一部分的真。所以,我需要汲取精华,过滤糟粕,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性来取舍教义,建立更“合情合理”的基督教信仰体系;归根结底而言,就是如亚当夏娃一样妄图靠自己分辨善恶之果,靠智慧营造巴别之塔。但问题是,研一时我突然发现,我自我建构且自我相信的这一套基督教信仰体系居然有一个最大的破绽:那就是它在我作为真实个体的死亡面前,竟然不堪一击——

我岂不是只将神视为“道本体”吗?问题是,神(道)不死,我却要死,我的死和神(道)有什么关系呢?化为神(道)的一部分吗?“委运大化”也好,“生死齐物”也好,美化死亡淡化死亡也好,古典式信仰立论的客观凭据究竟在哪里?我战栗了。

我岂不是只将罪视为“存在论上的偶在与欠然状态”吗?问题是,当这个偶在的我死后,灵魂与肉身都灰飞烟灭,又如何与这个必然性的道(神)合一?我战栗了。

我岂不是只将耶稣视为“人心中最崇高的上帝意识”吗?问题是,这位人性的典范耶稣死了,而且死得如此惨烈!那么耶稣十架受难的意义是什么呢?给人类留下永恒的精神遗产吗?可连人类都必有一死,还有什么意义是可以永恒的?我战栗了。

我岂不是只将救赎视为“自我超越”吗?问题是,无论是处于非我,还是处于本我,都是一个终将死去的我,又何必在生时苦苦追求道行和灵命呢?为何不快快乐乐享受今生呢?我战栗了。

难怪尼采说:“形而上学必然导致虚无主义”。同样,我巴别塔式的宏大信仰并未将我引向永生之义路,相反,反而因其破绽令我滑向虚无之幽谷!

大学时代的我基本上是没有虚无感的,正因为上大学期间始终模糊地相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道”的存在,所以,我才能充满理想主义的生活,办社团、出报纸、写文章、关注启蒙话题,以人文精神的担当者自居,甚至接触福音后,也会把人文精神之“道”和基督信仰之“神”嫁接起来,即使曾有时怀疑这套信仰体系的根基,但因着青春年少,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很多怀疑被悬置和遮蔽起来。

直到读研后,社团不办了,报纸不出了,文章不写了,青春的激情热血也渐渐平息下来,我反而有更多安静的时间和空间来面对自己,尤其面对自己所恐惧的“必死性”这一事实,上述被悬置和遮蔽的问题才凸现出来,并日益纠缠于心,我转而开始怀疑这个“形而上学”的道(神)本身存不存在!而接下去的怀疑是:如果道(神)真的不存在,我为何还要充满理想主义的生活呢?

是啊,反正我是必死的,为何还要理想主义的生呢?为何不活得逍遥一点,妥协一点,享受一点呢?

几乎顺理成章地,于我而言,本体论层面虚无主义的弥漫又逐渐导致现象界层面享乐主义的滋生。其实,虚无与享乐,只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而已。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正因去日苦多的虚无之感,才会生出对酒当歌的享乐之愿。

回忆起来,我心中这种享乐主义的潜滋暗长,竟然源自研一时看的一个故事,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引用的故事,名为“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

年轻的男子赫拉克勒斯坐在树底下,正在思考怎样才能得到他这一生非如此不可的幸福时,有两个女子向他盈盈走来,一个叫卡吉娅,一个叫阿蕾特。

首先,风情万种的卡吉娅搂着他的肩:“阿赫,我看你好踌躇,不知采取哪一条道路走向生活才好;如果你跟我交朋友,我会领你走在最快乐、最舒适的道路上,你将要尝到各式各样欢乐的滋味,一辈子不会经历任何辛苦……你可以生活得轻松惬意:随心所欲闻生活中的各种香味,欣赏自己喜好的任何东西,追求到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女人……”

而自称为神明伴侣的阿蕾特在一边怯生生地说:“神明赐予人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需要辛苦努力就可以获得的;如果你要使身体强健,就必须使身体成为心灵的仆人。与我一起,你可以听到生活中最美好的声音,领略到人生中最美好的景致。卡吉娅只会使你的身体脆弱不堪,心灵没有智慧。因为她从来没有感受到自己做过什么美好的事情。她带给你的生活虽然轻逸,但只是享乐,我带给你的生活虽然沉重,却很美好。享乐和美好尽管都是幸福,但质地完全不同。如果你选择被神明所弃绝,被善良的人们所不齿的卡吉娅,一切声音中最美好的声音,你听不到;一切景致中最美好的景致,你也看不到。”

两千多年前,在道德哲人苏格拉底的讲述下,赫拉克勒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阿蕾特,因为她有神明及其神明许诺的幸福。而两千多年后,作为一个站在后现代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我开始怀疑“神明及其神明许诺的幸福”这一前设是否真实。如果没有神明,没有神明许诺的幸福,我为何还要选择阿蕾特呢?

当我怀疑苏格拉底形而上学的本体之路行不通的时候,卡吉娅过来劝我了:“何必非要达到阿蕾特式的灵魂幸福呢,这个神明及其神明许诺的幸福本来不过是阿蕾特天真想象出来的,是哲学家们虚构出来的本体论假设。既然她阿蕾特的荆棘之路和我卡吉娅的鲜花之路最后都将以灰飞烟灭的死亡告终,可毕竟,我的路容易多了,轻盈多了,逍遥多了。起码,你可以快快活活舒舒服服的走向死亡啊!”

作为现代的赫拉克勒斯,我宁可选择卡吉娅。选择享乐式的幸福! 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传统伦理?道德良心?集体意识?不!只有自由是最高的!一切压抑我个人自由——哪怕虚无中极端享乐自由——的东西,我拼死拼活也要反抗!

享乐式的幸福——我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这样去做。未彻底解决虚无主义的毒根前,我看不出有什么是非如此不可的,现实生活虽然不值得一过,但还是得继续过,至于怎么过呢?没有绝对善恶标准,就按官能、利益、情欲来当作我的善恶吧!

面对信仰的怀疑态度也影响了我面对生活的暧昧态度。在具体现象界层面实践中,则表现在我对工作问题和感情问题的暧昧处理上。

研一伊始,我找了一份兼职工作。一家很主流的文化报纸录用我做实习记者,或许,记者这份职业本身就充满动感气息。上网扑捉业界新闻的动态,电话追踪文化名人的动向,去书店调查畅销书籍的卖点,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写新闻或时评,这种风尘仆仆的感觉最初让我觉得新鲜十足。

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倦怠这份工作。越来越感觉到,我所报道的新闻基本上都得以市场趣味为中心,但表面上也要披上一层精致的文化的外衣。要为这些泡沫式的东西处心积虑,便有些不是滋味,觉得很浪费时间——大好时间还不如呆在图书馆里读本经典著作呢。

另外,我发现,在里面待久了,我开始变成一个心浮气躁、意乱情迷的人,与我原先仅仅是为了赚钱供养自己的初衷越来越远,写着哗众取宠文化快餐式的新闻,堆着八面玲珑职业化的微笑,我不由自主被卷入一个喧嚣而缤纷的社会大舞台:采访、打电话、出入高级写字楼、与文化界的名流打交道,最后还卷入了一场极为荒唐的笔墨官司,见到教授间为了丁点利害关系而勾心斗角,落井下石,甚至大动干戈,更是引发出我的愤世嫉俗之感。

其实当时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难道我心中潜意识就没含有将来为了进入这个知识分子话语圈做准备的倾向?难道当他们拉拢我的时候,我没有洋洋自得、沾沾自喜过?是的,我现在毕竟年轻,才二十来岁,与他们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所以我还能自夸出淤泥而不染(其实心已染黑不少了,不敢承认而已)。可这并不能保证当我到了三四十岁他们那个年纪时,照样也会为了我认为我应得的权利:职称评定、学术地位、话语霸权跟别人认为他应得到的权利而计较冲突起来?我会不会对学术泰斗们奴颜媚骨呢?我会不会对学术同僚们不是捧杀就是骂杀呢?会不会对学术新秀们不是暗地排挤就是近亲繁殖拉帮结派呢?我不敢问自己这些!

甚至,我比他们更糟糕。比如,既然不屑于此道,我完全可以选择辞职不干,但我没有。原因很简单,只要写一两篇稿子,每个月就能挣到500元以上。那时,研究生每月补助也就200多元,所以500多元对于我们这些穷学生不算小数字;虽说我生活习以简朴,200多元也能维系,但攒一点积蓄,心里面总是安全而踏实很多——人似乎本能会对钱财生出安全感来。更重要的是,虚无感让我觉得人生如梦,世事如幻,也就不必要把这种为稻梁谋的兼职工作看得太较真,不如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得过且过吧。

但毕竟,我受了那么多年人文理想主义的熏陶,无法完全的游戏人间,这使得很多时候我的生活和心态变得很分裂:去采访的路上,我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读着刘小枫的神学文字,激情澎湃,但一到目的地,马上摆出职业化的应酬神情,冷静算计着如何以最快的效率炮制文化快餐。自己还感伤地在日记中写道:

“一边是校园,一边是城市;一边是书香墨影,一边是衣香鬓影;一边是淡泊如菊,一边是欲望如潮,我行走于两端之间的钢丝上,小心翼翼。”

是的,我只是伤感,但从未想到要彻底跳下来,还指望要成功地行走于两端。不知道总有一天会被钢丝抛掷了下来。

同样,研一伊始,我卷入一段复杂感情。在前一章已经提到,当我决定考研时,认识了师大中文系的一位读研的师兄。

这位师兄是一个心灵朴实、性情执着的男生,典型的书生气质。大约看到我好读书、爱思考,和他同样关注人文精神,又颇有理想主义式的真诚,居然放弃热门的法律选择冷门的中文,便觉得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自然而然地爱上我,然后,为我买书、找复习资料、抄录整理专业课笔记、每天夜晚给我默默写一封信,写了100多篇。他不是基督徒,却在每一篇的最后,坚持为我的考研成功祷告:“主啊,请你保佑小鱼考上研究生,让她永远栖居在古色古香的空气里,从此过上牧歌般纯净幸福的生活吧。”

对于他为我在考研期间所做的牺牲,我非常感动,可是,感动归感动,我并不爱他,所以一再拒绝过他。可惜我并不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尽管当时已经受洗,然而从内心最深处并不相信神的存在,既然不相信神,自然也谈不上敬畏神,更谈不上用神的话语去归正自己的私人生活。因为歉意,因为情欲,因为自己的报恩思想,因为对方的不舍追求——因为很多很多错误的“因为”,我最终还是和他走在了一起。

但没过多久,我也开始倦怠这份感情。虽说最初交往中也有很美好的东西,比如阅读经典,比如写作诗歌、比如畅谈思想……但就像所有的校园爱情一样。这些质地都太轻盈,只是自我为中心式的浪漫而已。我大学时已经历过校园爱情的,认为第一次值得珍藏于心,第二次就乏善可陈了,何必呢?更何况,当时我的虚无感已越来越深,并渗透到爱情观和爱情实践上。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最痴迷的就是与他讨论信仰,而非爱情。我认为,在信仰本体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任何现象界的实践都是软弱的、荒谬的、可有可无的。于是,我会反复问他:“如果没有永恒,人为何要读书、工作、结婚、成家呢?为何要爱呢?”也会反复问自己:“如果没有更深信仰的盼望,没有更高纬度的支撑,此在的婚姻情爱有何价值呢?小家庭般的幸福在最本体的虚无面前有何意义呢?

他很明白我的追问,其实作为一个内心敏感的学子,他同样也会感到那种存在的虚无。然而毕竟他是学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受孔孟思想的熏陶,庄禅智慧的润泽,看待生命就多了一份心平气和,少了如我一般的痛苦恐惧,虚无不会那么深地刺痛他。所以他回答我:“这些本体问题,不是你我可以给出答案的,也不必想太多,始终执著于本题问题不放,不如悬置起来为好。”

其实,他在信仰本体论上并不是真的“悬置”,相反,他有自己的一套信仰体系,中国古典式的信仰体系:就世界观而言,他基本上相信有一个善的、奥秘的、值得敬畏的天道;就人生观而言,他认为人应该尽量遵循这天道的法则来生活。所以常常带着中国古典式平静的宿命感对我说,“生命如一条静默的河慢慢流淌,也慢慢层现,随缘而转,随遇而安。”就价值观而言,他为人慎独自律,所盼望的是淡泊宁静、与世无争的书斋生活;就爱情观而言,他对我忠贞不渝,所向往的是执手偕老,生死契阔的室家幸福。

总之,本体论层面的自足使得他更多关注于现象界层面的实践,尤其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而我在本体论层面是缺失的,又痛苦纠缠于这种缺失,根本无力去顾及现象界层面的实践,包括爱情实践。所以,他对我最大的批评就是“执着天空,却忽视大地”,并一直想把我拉回“大地”。每当我又开始发呆时,他便常常叹道:“别想那些形而上问题了,目前要紧的是好好珍惜感情,好好过日子。但你从来不去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去感受生命的美好。其实在生活中处处都是道啊!”

虽然他指出了我的表象偏差,但却无法触及我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什么?是我无法如他一样相信古典式的“信仰体系”——我问:凭什么相信有天道?当这个前设令我怀疑时,接下来的问题才是:人生观上,凭什么应该遵循天道?价值观上,凭什么应该慎独自律?爱情观上,凭什么应该执手偕老?

是的,爱情观上,凭什么应该执手偕老? 我竟然找不到理由!

在爱情观上我的确是分裂的。虽然当学校的学生社团请我做有关爱情的讲座时,我仍在台前言之凿凿地说:“我的爱情理想是古典式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这何等的自欺!我在形而上想像世界里是向往古典的爱情模式,但在形而下真实世界里实践的却是后现代的爱情模式。或者说,古典主义气息只是我的一面,我身上还有后现代主义的另一面,虽然他们潜藏得很深,但却对我的人格发生着影响:比如极深的虚无感、没有原则、逃避责任、解构传统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这另一面必然会伤到我身边走得最近的人。

其实在一个后现代爱情泛滥的年代,象他那样古典的男生是不多的,如果当年他遇到的是一个和他一样全然古典的女子,他们的生活是很有福的。可惜,他遇见了我——一个表面上古典,文字上古典,阅读上古典,但内心却在后现代式的虚无中苦苦挣扎的我,一个在分裂感中迷失的我, 一个充满暧昧的我。注定如此的我。

除了爱情观上我分裂不小,爱情实践上我更是伤他太深。,

我是自私的,我明明知道他是真心实意想要和我执手携老的,我却口头上敷衍,心底下打着好聚好散的算盘。因为婚姻意味著付出牺牲,承担责任。我还有大把的青春飞扬,可不甘心被婚姻制度羁绊……

我也是骄傲的,由于我们的恋爱关系一开始就“不平等”,他对我一直锲而不舍,而我对他若即若离;所以,即使在一起了我还有些屈尊俯就的感觉,会不自觉地以一种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方式来对待他,常常生出很多的挑剔、抱怨、不满来……

我也是冷漠的,他将我看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而在我心里他却并无特殊之处,所以不愿当众承认他是我的男友,不会将他介绍到我的朋友圈,甚至在重要的节日里,宁可选择和其他异性好友一起吃饭,也懒得和他在一起,很少去牺牲自己的感觉去尊重他的感受……有人说,婚恋是最私人化的领域,也最能暴露人性赤裸裸的狭隘、利己、傲慢。之于我,的确如此。

我的骄傲、冷酷、自私让他一次又一次受伤,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忍耐我,以为我现在还不够成熟,将来自会懂得怜悯。记得他常常对着我说出《八月桂花香》中的一句歌词:

“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飘泊,尝尽人情淡泊;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任多少深情独向寂寞……“

其实我也会常常良心发现,试图会对他温情一些,但不久又再次刚硬。我没法控制自己不这样——没有寻到信仰,灵魂始终无法安息,空洞的心岂能生出爱的能力?我日益意识到一个令我恐慌的事实,我只能在想象中去爱人。面对一个真实的个体,我无心去爱,也无力去爱,一度想着不如分手,却还是将错就错、得过且过,将感情耗了下去。

所以,尽管我给他推荐刘小枫的书,和他交流基督教思想的博大精深,甚至还带他去参加圣诞节福音晚会,但他并没有接受救恩。从某种意义来说,只有生命才能感染生命,我的生命如此千疮百孔,又岂能感染他人?

相反,他作为旁观者,倒是更清楚我的真实面目,不止一次质问我:“你以为自己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不,你不纯粹!你就像托马斯,是特丽莎与萨宾娜的混合体。所以才能在这个世界轻舞飞扬。你能不能好好低下头来,看看真实的自己?”

我的确不纯粹。特丽莎和萨宾娜在撕扯我,阿蕾特和卡吉娅在撕扯我……

这种撕扯中,他遇我不淑。

是的,我倦怠我的工作,但又认为既然有点钱赚,就凑合着继续吧;是的,我倦怠我的感情,但又认为有个人陪,就凑合着继续吧;虽然我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不纯粹,却懒得改变这种分裂的生活状态。

如果说,大学时代,我虽然高调浮夸,但还算是一个认真的理想主义者,在法院实习的分裂经历曾使我义无反顾地选择理想主义式的考研,到了研究生时代,我的理想主义情怀却江河日下,一败涂地,反而失去了唐吉珂德式的勇气。仅仅是因为年岁渐长,青春不再,热血冷却,激情耗尽吗?多年后,重新审视,我发现,最深层面的原因却源于虚无主义的毒刺。

这种虚无主义的冥色也笼罩在我读研后的每一篇文字上。翻阅旧迹,我发现,无论是当时的学术论文,还是当时的个人随笔,反复浮现出虚无的呢喃气息,以及由虚无衍生出的惶恐感、焦灼感、绝望感……在一篇丁玲作品评论《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和悖论》中,我给教诗学的王光明老师写了这样一段关于生与死思考的后记:

我常常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小说中的她们呢?白天,我们上进,我们努力,我们追求理想,我们说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们在世界之中编织我们自身。然而到了深夜,世界开始沉睡,我们开始清醒,可以在世界之外,甚至自身之外面对自己时,突然会觉得,白天的一切都是徒劳。所谓追求,所谓幸福生活,所谓一种别样的命运,终不过水中月镜中花——美的,但是虚的。按佛家的说法,芸芸众生,皆求者,脱不了一个“色”字,稍迥异者,也不过一个“情”字,然色即空,情也是空。最后都要还彼太空鸿蒙,归彼青埂之峰。

那生又何为?我想,主要是结这一段段尘缘吧。然而,即使明明晓得了梦是假的,但还是不肯,不舍得醒来,厚着脸皮去把梦做完,把想象耗完,把日子过完。或者,因为还太年轻,不忍(非不知也)将三春看破的缘故吧!

有时候,会觉得生命是由无数的欲望想象(也许与幸福有关)所纠结出的个体心性感觉的碎片。很审美,也很伤悲。正如叔本华所断定的,我们的一生像钟摆,晃荡于不得痛苦和得之无聊之间。如果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会答 :是当你走在无聊和痛苦的中点的时候, 

只有在那一刻,因着前面良辰美景的召唤,痛苦感行将结束,而发现那不过是海市蜃楼的无聊感尚未开始。

只有在那一刻,你的欲望最美,激情最深,想象力最强,幸福感最真。 

只有在那一刻,生活和尘土相继死去,诗歌和少女一齐诞生。 

从这篇后记可窥见我当时的光景——在虚无中清醒,也在虚无中沉醉;在虚无中自嘲,也在虚无中自怜。

不过,我虚无主义的心日益生长,但又很不甘被虚无击垮,于是同时,我对抗虚无主义的心也日益生长。

如何对抗虚无?我仍然企图沿袭大学以来的路径:借着大量的阅读、思考、修悟,以自我灵性扩张的方式来自救。这种自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能缓解虚无的侵噬。比如当我在书斋生涯中沉心静气时,就能体验不断被永恒击中的幸福。可惜这种体验有高峰也有低谷,以后者居多。低谷时,我就悲伤,高峰时,我就快乐,我渴望永远地感受这种高峰体验,然而竟然不能够!

记得有段时间天天看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可惜太艰深了,连他的十分之一都看不懂,便极为沮丧,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认为冥冥中某有种东西是与我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但同时又充满爱而不得、慕而不能的痛苦。他们在我眼前绕来绕去。但我就是捕捉不到。大概我是没什么思想家天赋的,仿佛泅渡的人,不知如何抵达彼岸,但更不愿意返回此岸世界。唉,就让它在海面上随风漂流吧!”

这种难以抵达永恒的沮丧使我经常能感到一种价值焦虑——信仰焦虑——时间焦虑,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切问近思上,通过争分夺秒、日积月累的思想修炼,现在低级智慧功力的我能有朝一日达到智慧最高境界。像小李飞刀一样。不过,即使在思想修炼中,我内心深处还是会有一种自欺的怀疑感。就像我大四后期开始反思的那样:自救是否仍然是一种虚无?

除了靠古典式的“修悟境界”来抵抗虚无以外,我还企图靠后现代式的“审美体验”来抵抗虚无——具体而言,我希望象福柯一样,把生活彻底艺术化,然后享受不断的审美高峰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中遗忘死亡问题。是的,我恐惧死亡,但还好,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死亡似乎遥远,可以控制自己不去想。虽然心里对死的惶恐感必然影响到对生的焦灼感。于我而言,生的焦灼主要体现在对青春流逝的焦灼,怅然感觉能够轻舞飞扬的日子越来越少,而生活中的可能性越来越多,但我似乎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非如此不可。

然而,我何等渴望找到那个非如此不可的幸福!因为读研后离城市近在咫尺的缘故,我可以去经历很多的可能性,于是,我去旅游、学舞蹈、画油画、泡酒吧、练气功……带着我全部的激情,开始投入到各种各样的后现代审美体验中。

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提供了太多可能性,及实现的途径,没准哪一条背后就藏着那个与你有关的必然性——你自己的非如此不可。可哪一条是的呢?需要时间:用最短的时间去尝试每一条可能性之路。实践是检验幸福的唯一标准!此在时间又成了我最看重的东西。 

几个月下来,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眩晕。眩晕是一种很快乐的感觉,就像灰姑娘在跳舞,但不能也不敢停下来,一停就虚空。而且,当这无数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变成现实后,我也没觉得什么幸福。我在日记里写道:

“可真实现某一种,我们又觉得不过如此而已,还好,还有下一种,但还是不过如此而已,再换下一种,再一次不过如此而已。每一种新的可能性,都是一种依旧的不幸。我有时想,如果所有的可能性最后都只是不过如此,有没有什么是非如此不可的?!

更可怕的是,我发现接下来还有那么多未经尝试的可能性之路需要借助物质媒介——读万卷书生涯时的我本是一个比较淡泊的女子,但一旦我决定掉头把眼光放到万丈红尘无数可能性中,寻找我的必然性时,才发现金钱是多么重要! 

比如,我曾梦想有一份中产阶层的,体面的,从容的,优雅的生活环境,就像我们时代的广告上,杂志上,电视上的那些有闲又有钱的“幸福”女人,在小桥流水人家间手持一本纳兰性德散步,自言自语作陶醉状:“人,诗意地栖居……”于是,我们也跟着陶醉了,觉得大家闺秀加中产身份加小资情调就是幸福——这也是今天这个时代新型知识分子主导的最大幸福神话啊! 

不可否认,学美学专业的我对色香味声触法之美有着纤细的鉴赏力,按时髦话说,颇具小资情调。我曾经在日记里对味多美西餐厅进行过精致的描述:

“闻着蛋糕蓬松的香味是我所喜欢的,听着水边阿丽丝蒂娜的乐曲是我所喜欢的,看着身边那些穿着白衣衫红布裙的年轻女侍者安安静静走来走去是我所喜欢的,草绿格子的餐布是我所喜欢的,深蓝色玫瑰的木头干花与叶子是我所喜欢的,仿制的老式油灯闲闲地吊着是我所喜欢的,墙上印第安人图腾似的壁画是我所喜欢的,还有朱红的砖墙,拱形的月门,油彩的藤椅,像童话插图中的许许多多的窗子——倚过朱丽叶、莴苣姑娘、顾城的窗子,这一切,都是我所喜欢的。”

然而,康德说了“审美无利害”。但当我普鲁斯特般的这样细腻回味时,我是否潜意识渴望将上述“我所喜欢的”据为己有呢?审美感动正悄悄变成一种审美享受进而再变成一种审美消费。当至高之美不在心中时,平庸的眼睛很容易把人间之美当作最高的欲望对象。——这正是我们这个所谓审美消费时代的媚雅。 

是的,我已经在一步步不自觉地走向卡吉娅了,披着审美面纱的占有欲的卡吉娅。然而,感谢神,阿蕾特始终在呼唤我,尽管呼唤是那样弱! 

这里,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导师陶东风老师,他发起当代审美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研究,让我思索《美学人——新的知识分子偶像?》,又鼓励我选择相关的《西美尔思想中的现代人形象研究》做毕业论文,让我间接而直接的遭遇(或说逼视)我处的时代和我自己本身。记得当时我写信问导师:

“我更为关注的是从文化批判中看清处在文化裹狭中的自己。我足够的真诚吗?我站在怎样一个学术立场与生活立场?我是否潜意识里甚至还有些认同我所批判的东西——这个时代欲望和诱惑的东西如此纷繁,且如此不动声色的,暧昧的,迷离的。在他们头上还笼罩着一个神秘的字——美。这个时代,一切欲望都被美化了,所以一切都是合理的,眩晕感的,轻舞飞扬的!而消费社会正好不断地利用了我们这一点。不是吗?” 

导师给我回信道:

“我们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确是一种暧昧的关系,我们在享受我们批判的东西,在批判我们享受的东西,但是这似乎是西方底色批判理论家也难以摆脱的命运。但是这样的批判更具有自我反思的意味,能够走进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不信有神,虚无便是神。我只能凭本能信靠我自己的欲望——日益膨胀的欲望。且自我反思后也无力自拔。最多自嘲自嘲罢了。

在美本身尚未得到灵魂女神之永恒依托时,欲望便与美结成了姐妹神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虽然,这些美的商品,美的物质本身是无辜的。 

谁在诱惑我们?这个城市吗? 

不,是我们自己。

然而,从上述读研时生活实践来看,我虚无,但并不是彻底的虚无;我享乐,但并不是彻底的享乐。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功利与淡泊同在;在我的感情经历中,暧昧与古典同在;在我的修悟之路中,自救与怀疑同在,在我的审美之旅中,眩晕和清醒同在;许多无法理解的悖论都交织在我的思想性情里互相撕扯。自我分裂的痛苦如此真实!

于是,我不止一次在文字里怀念大学时代。那时的我,没有虚无感、没有分裂感,充满理想主义地活着,为何只是一年,竟然蜕变得那么快呢?

记得2001年的1月,大学毕业前夕我写过的那首《当一种光与一种光相遇》:

少女的雪的白面颊/红了/少年的阳光的金色眼神/暖了/橙色的大地的光/银色的天空的光/相爱着的光……

然而一年后,我却这样写道:

“才过了一年,好多东西却已改变。成长真是一件可怕的东西,仍呆在校园并不代表什么,现在的校园已经不干净了,现在的她比校园还不干净——离激情与纯真越来越远,离平庸与世故越来越近。这是件好事,它能让她在这个世界茁壮成长,成长得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心满意足地等着作学院化的小资。

不仅我,所有人也在一样,也会一样,也不得不一样——离激情与纯真越来越远,离平庸与世故越来越近。没有人能避免这种命运,没有人。没有。时间长短不同而已。

2002年的1月,当阳光出来了,雪融化了的时候,这个女子和所有人一样,很高兴,一点也不伤感,有什么可伤感的呢?这意味天气要变暖和了。她缩缩脖子,跺跺靴子,想,这该死的雪,什么时候才能化完呢?

是的,不再有光。我渴望回到从前,但也冷静地意识到回不去了。大学时的理想主义情怀不过是一种人造的光,被青春、被热血、被激情包装起来的光,却没有看到存在本身的虚无,更没有看到自我本身的分裂。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到虚无和分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研究生的时候,我注定遇上北村的书,注定爱上北村的书。刘小枫的书淡出我的视野,而北村的书进入我的视野——这大约也象征着我的信仰关注点开始变得更生活化。

那是研一的时候,很意外地读到北村的一篇小说《强暴》,当时的阅读体验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颤栗。

男女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平日性情温柔优雅,非常相爱,被传为佳话。

“他们常常看见刘敦煌擎着雨伞揽着美娴的腰在顺义街的细雨中缓缓而行,如胶似漆,美娴抬头看丈夫的表情深情而美好。”

然而有一天,出现了突发事件:女主人公被强暴,男主人公身上的自私和怨恨竟然一发不可收拾,他恨那个强暴者,恨他妻子,也恨自己,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他开始与别的女人有染,开始抽烟、酗酒、赌博、说脏话。然而,他也挣扎,那种挣扎让人看了锥心刺骨,但又能怎样呢?他无法胜过自己的恶;而女主人公看到丈夫的行径,伤心至绝望,自暴自弃,同样为了报复丈夫,竟然与当初强暴她的青年混在一起,只是为了自虐。

最终夫妻俩都堕落了,丈夫成了嫖客,妻子成了妓女,他们在旅馆相遇,妻子冷笑着让丈夫给钱,丈夫哭了起来:“我们到底怎么啦?”看到这里,我欲哭无泪,但没想到作者居然在小说结束处加了这样一段文字:

“有人在下雨天看到他俩撑着一把雨伞,缓缓而行,美娴抬头看丈夫的表情依然深情而美好。”

我当时在书店站了很久,极为震撼。第一次看到这样残酷而悲悯的讲述方式,便直觉这个叫北村的中国作家身上有强烈的罪感和救赎意识。

于是,开始留心收集北村的其他作品。其实北村小说的语言并不算出色、构思也不算精致,但却深深的打动了我。或者说,深深打动我的是他笔下的那些主人公:《伤逝》里的子君、《张生的婚姻》里的张生、《玛卓的爱情》里的玛卓、《水土不服》里的康生、《公民凯恩》里的凯恩……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都自以为义,自以为良善,但很快借着最普通的现实生活发现了自己人性中的恶,这让他们震惊和躲避,他们想抗拒这种恶,却无法超越自己的限度;他们意识到需要有更高维度的救赎,却没有找到出路,终于陷入绝望的挣扎中,大多以自杀告终。

他们说:“我们盼望生活像天使,实际上它像垃圾。”

他们说:“我早就看出人不可靠,只要一有条件,他就犯罪。”

他们说:“我们像走迷的羊,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我巴望尽快离开这条黑暗的河流,一定有个安慰者,来安慰我们,他要来教我们生活,陪我们生活。”

一次又一次,我读着北村小说中这样的句子,泪流满面,那时,我分明意识到,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

于是,我开始写《爱是什么——读北村小说《玛卓的爱情》有感》,一边写一边流泪。写完后,拿给男友看,我说:“我们的感情很像他们。就像玛卓没有更高的信靠,就像刘仁没有爱的能力。”他沉默了。是的,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

北村小说的主人公大都自杀了,然而,那毕竟是虚构,我又开始考察真实的人的自杀——诗人的自杀。 我近乎偏执地在图书馆寻找有关诗人自杀的文献资料,三毛、戈麦、顾城、海子……也近乎偏执地纠缠于同一个问题:是什么让这些精神敏感的人走上这条不归路?而查考的越多,关于诗人真实的一面也就更深的浮现出来,顾城的自我美化、海子的自我分裂、常常让我去更深思考人性的复杂,以及我自身的复杂。

记得读大学时,象许多文艺青年一样,我曾将这些自杀的诗人当作精神烈士一般崇拜,相信诗人是世界之光,照亮这污浊世界的黑夜。就像荷尔德林所言:“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然而,到了读研究生时,我逐渐发现,诗人其实只是寻找光的人,也不知不觉把自己当作光的人。

我想起到海子,他渴望成为太阳,实践作为光的一生,然而,最终看到真实的自己和想像的自己之间的分裂——不是神,只是一个人;不是光,只是黑暗的一部分;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分裂,但有没有找到神,没有找到真光,于是,死成为唯一的告别。我又想到苇岸,他找到了吗?或许,他的大地信仰也只是另一种神话而已?反倒是北村对人性真实的洞察更让我感同身受:

“诗人额头上出色的光环/让人头晕/当他神圣的形象破碎后/神的脸从后面浮现出来/这就是诗人的一生。”   

是的,我真实看到自我的分裂——这是走向福音的第一步。因为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我越来越深相信福音的一个核心教义——“我没有义”、“我不能爱”;

然而,我拒绝解决自我的分裂——这是走向福音的第二步。为什么?或许还是虚无这根毒刺的辖制,叫我无法相信福音的另一个核心教义——不相信神的实存高过虚无,神有更高的义、更深的爱。

因此,我的问题仍在原地徘徊:虽然看到自己对于罪的无能,虽然看到自己对于爱的无力,只是自嘲却懒得悔改。殊不知,这是另一种骄傲。昔日,是自义者的骄傲。今日,是自嘲者的骄傲。

然而,我无能无力,圣灵却是大有能力的,它的光照却从未离开过我。借着聚会的光照,借着在感情问题上的光照,借着在工作问题上的光照,借着肢体的光照,我一步一步走出虚无的死荫幽谷。

先说我研究生时代的聚会情形,虽然基本上每周日还是照去不误,但比起大学,更是怠惰许多。自从读研住到了市区,我便不再参加昌平的学生团契,而是转入人大的学生团契。聚会的地方离学校很近,坐车也不过20分钟,但我还是经常迟到,迟到了又不好意思进入敬拜的房间,便拿张小板凳在过道里坐着,大抵也是心不在焉的。等到道讲完了,我便赶紧在混乱中离开。

除了郭锐弟兄和曹志大哥以外,我基本上不会和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交流。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呢?关注点完全不同。大家关注的是敬拜、赞美、祷告之类的话题,而我关注的是生存论哲学之类的话题。于是便有格格不入的感觉。

好在团契中有一位在人大教授基督教思想的孙毅老师,于是,逮着机会便会问他一些问题,诸如“如何看待西蒙娜·薇依的不受洗行为和她非正统的教会观?”“如何看待《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出的质疑:当孩子们受苦时,上帝在哪里?”

孙老师非常谦卑,但他不是善言之人,加上我问的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说得清楚。所以,我仍然得不到信服的答案。不过,团契里有一个小书架,里面的书是可以自由借阅的,我便常常借几本书回去看,印象中还借过《苦难神学》之类的大部头著作,可惜我无法对教义性作品发生兴趣。几乎不读经,也不祷告,更不用说参加什么教会服侍了。

不过,思想问题归思想问题,情感问题归情感问题。我依然会被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心和单纯所感动。他们只要有活动就邀请我去,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的五一劳动节,当时北京几个大学生团契在远郊联合举办退修会,大家又邀请我参加,我也只好滥竽充数一把了。

此次退休会请到的讲员是一位在海外传道大半生的查老弟兄,和一位在文革时为信仰做过30年牢的杨心斐老姊妹。他们都已经七八十岁了。那位老弟兄祷告时声如洪钟,激情洋溢,让我叹为观止,不过,等到第一天他讲道时,我就有些不耐烦了。认为他翻来覆去总是说半世纪前的陈年旧事,一句话重复多次,缺乏当下意识。

那天,我正好和小师妹张翀坐在一起,发现她似乎也听得索然寡味,我便在纸条上写了一些不满的话给她,于是,两人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在纸条上发表起自己的高见来。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与其听老弟兄讲道,不如自己读圣经!结果我俩一人拿一本圣经读起来。

好容易下课了,我们便问坐在前排的法大师兄王轶坚听后有何感想。这位师兄平素看上去风趣诙谐,本以为他会得出和我们一致的结论,没想到他居然很认真地说出这样一句:“按查老弟兄这样大的年纪,能讲出这样的道来,又站这么长的时间,实在很不容易啊!”

我顿时征住了。立刻意识到自己多么骄傲,难道师兄没有发现老弟兄讲道时的疏漏吗?不,他很清楚。但他却能存着爱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接纳和认可,这却是我没有的爱心,我不该惭愧么?事后,张翀也悄悄告诉我,圣灵光照她,让她学习谦卑的功课。

因此,到了第二天杨老姊妹讲道,我们就认真多了。虽说我心里面仍然不习惯老一辈人的思维模式和表述方式,但她祷告时真的是诚挚恳切,反复求告:“主啊,求你怜悯!”、“主啊,求你怜悯!”

我听了心里很受触动,尤其是“求你怜悯”这四个字,也许正反映我当时内心深处的呼唤。到了第三天,那位查老弟兄开始呼召,邀请愿意完全奉献自己的年轻人站起来。当时的场面非常热烈,老弟兄带领大家一遍又一遍地唱起一首短歌《主,我愿单属于你》: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
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
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
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一个又一个弟兄姊妹站了起来,流着热泪,泣不成声。我偷偷瞄了一眼,一多半的人都站起来了,便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站起来。站吧,觉得很虚伪——毕竟没有太多感动;不站吧,又觉得很自责——这种场景下怎么可以没感动呢?真是铁石心肠!犹豫了半天,后来,当大家唱到一句“炼净我,完全属你”时,心里居然有点惆怅,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我愣愣地站了起来。

老弟兄看到那么多年轻人愿意奉献自己,非常欣慰,便邀请站起来的弟兄姊妹和他一起合影,并说10年之后再来中国时,要看看合影中的年轻人中会出现多少宣教士和传道人。我一听此言,便吓得不敢照相了,我非常清楚自己离什么全然委身基督差得太远了,即使10年后,也估计还是老样子。但愿10年后千万别再碰见这位老弟兄。汗颜啊!

从肃穆庄严的远郊退修会返回,重新踏上喧嚣浮华的城市大街时,我突然涌上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赞美诗、上帝、宣教、奉献都变得像一场梦;我开始怀疑那是一个过于被属灵氛围营造的世界,而我们的生存却不得不要返回这个繁重的、琐碎的、细节的日常生活世界,问题是:当我们返回日常生活世界时,三天的灵性高峰可以在我们心中维持多久呢?

不过感谢神,很快回答了我的问题:那就是,祂的光照绝不只是停留在公共聚会中,更参与在我的私人生活中。虽然我常常自以为义并自行其是,但只要我留心听圣灵的劝诫,祂便愿意扶持我走义路。

还是先说圣灵在感情问题上对我的光照吧。

前面说过,我和男友在交往期间的种种问题,到了交往后期,问题变得更多。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他已经没有爱了,只剩下所谓的责任。可背负了太多的责任,就会失去了放任的自由,于是一直考虑要和他分手。但是他已经报名参加北大的博士生考试了,这次考试对他至关重要,我也真心希望他能考上。如果这段时间向他提出分手,肯定会严重伤害他的感情,甚至会严重影响他的复习。于是,我自作聪明地决定等他考上后再提不迟。暗想,就当我考研时欠他的人情,他考博时我来还吧!这样想的时候,反而还觉得自己颇有牺牲精神呢。

虽然我嘴上没有提出分手,但心上已经开始放任自流。恰好在此时,我认识了在哲学系念博的洪,又一个性格单纯、思想传统、非常书卷气的学院派男生,而我表面上给人的印象也是爱读书、爱思考、性格也很单纯的学院派女生。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这种类型的女生似乎会对同样类型的男生有吸引力。坐而论道中,洪也对我有了些好感。

按情理来说,面对来自异性的好感,我应该保持距离才对。一则我还未和男友分手,对男友来说,是不义;二则我并不打算和洪走在一起,对洪来说,则是不仁。但我并没有刻意和洪保持距离,反而继续和他维系个人化的交往,虽然也就仅限于吃顿饭,聊会天,很普通的礼尚往来而已。然而,不难想象,一个男生会随着这种个人化的交往的继续而好感继续,所以从伦理学角度来说,我这样仍是“消极的不道德”。但问题是,我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因为道德评判的标准全在于我的感受美丑与否。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我反而感到很“审美”呢!

这就不得不提及我继续和洪交往的动机了。我发现,在这种朦胧交往中,自己会不自觉地显出性情中美好的一面来。并步走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谈古老的哲人,谈思想的灵犀,谈喜欢的书籍,这一切显得单纯而明亮。这时候的我心似乎是安息的,那些虚无之殇似乎变得遥远。不过,一切到此为止就好。

我已经吃一堑,长一智,不打算再和任何男生深入交往下去了。因为一切深入都必然暴露人性的复杂和幽暗,而复杂和幽暗带来的只是伤害。犹如张爱玲所言:“人世间,没有一种感情不是百孔千疮的。”所以,我非常清醒地知道我谈话的底线在哪里。我不会和洪分享我过去的成长经历,也不会告诉洪我现在的情感状况,更不会让洪知道我本质上对感情的态度其实不是冰心式的古典主义,而是张爱玲式的虚无主义。总之,我只表现我最美好的一面,只让对方记住我最美好的一面,这就够了。

与此同时,在男友面前,我也并不隐讳和洪的交往。男友自然非常生气,认为我这样做是一种对感情非常不忠诚的行为,而我却认为这是我个人的自由,交往的底线我会把握,他无权干涉。我和他并无婚约,也就无所谓忠诚,如果他觉得接受不了,那就最好分手。男友忍无可忍,但又不想和我分手,非常痛苦。他是如此重感情的传统男生,可偏偏遇到我这样的非传统女生!最初岂不是也因着和我谈诗词、谈基督教、谈人文关怀,而以为我是高山流水的古典性情女子吗?原来骨子里竟然是如此的后现代!而且还是打着“审美”的名义!

然而,终于有一天,圣灵的光照来了,使我意识到,我的“审美”不过是我的“自私”而已。

那一天,我和洪见面时,他正好要去导师办公室取资料,便邀请我同去。没想到该办公室脏乱不堪、灰尘满垢。洪在电脑上打论文,我闲着没事,又实在看不惯这幅景象,便当起了义务清洁工,开始动手收拾打扫,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我穿着一件很古典的纯白色连衣裙,洪大约看到我也不怕弄脏白裙子,一趟又一趟地卖力提水拖地,便又是歉疚,又是感动,不由得称赞了我一句:“小鱼,你真是纯洁!”

我一下子愣住了,纯洁?他居然说我纯洁?!我?纯洁吗?立刻,内心有声音责备道:“不!你一点也不纯洁!一点也不!”

我默默地提着水桶来到盥洗间,一边洗着拖把,一边继续聆听这微声:“你明明知道对方对自己有好感,但你不但不回避交往界限,反而为了满足自己所谓的审美感觉和他继续见面,也不考虑对方会不会加深好感、引发误解,这是纯洁吗?对方其实是一个在感情经历上非常单纯的男生,你这样忍心伤害他,你不觉得内疚和罪过吗?看看你身上穿的白裙子,你穿它是为了显示你的纯洁吗?是为了让对方视你为纯洁吗?其实,你心里有那么多的败坏,实在不配穿它们!如果说纯洁,洪倒是要比你纯洁多了!

我翻然醒悟,这才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和洪交往下去了,于是匆忙离开。从那一天起,我便开始疏远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即使有见面的时候,我也会自觉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谨慎自己的言行举止,反而和他的关系更加海阔天空了。

很多年过去了,我和洪一直保持着明朗的友谊,其实都是得益于圣灵那一天的光照。更重要的是,很长时间圣灵都借着洪的这一句话,让我看到真实的自己,毫无纯洁可言。

如果说,圣灵在感情问题上的光照,我还算顺服,但等到圣灵在工作问题光照我时,却经过一番极大激烈的争战……

前面说过,我工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挣钱,心里鄙薄自己所作之事,眼里却恋慕自己所得之财,这就导致我心态很不健康——写稿时能敷衍就敷衍,能投机就投机,稿件质量很粗糙,总觉得精雕细琢会浪费我很多精力时间,实在不值得。

到了后来,我经过长期观察,发现对于实习记者而言,报社的工资制度是这样:本月只要发表一篇文章,便可以得到该篇的稿酬100多元和该月的固定补贴400元,而发表一篇文章和发表多篇文章所领到的固定补贴是一样的,只不过多一些稿酬而已,但发表多篇,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我可不愿意付出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开始琢磨,如果我每月月初就发表一篇,然后就收手,岂不能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么?显然,这是一种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伎俩,一点也没有从报社的角度着想。但我居然一点也不以为过,反而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洋洋自得。

大约有两个月,我都成功地实施了此策略,但到了第三个月,也就是2002年的5月底,我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后,便以为高枕无忧了,可到了去领工资时,居然发现只有50元稿酬,并没有那400元补贴;原来,报社有一项规定,当月稿酬不够70元的,不能领取补贴。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但我听了很不甘心,怎么那篇新闻稿就值区区50元呢?便赶紧同该版的曹编辑联系,请他帮忙把稿酬提高一点。没想到,这位曹编辑是一个原则性特强的人,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义正辞严地将我批评了一顿,说作为当代的大学生,为人处事要脚踏实地,怎么可以如此急功近利呢?

其实他说得非常对,但因为我一向自视甚高,而对方毫不留情地戳穿了我丑陋低俗的另一面,我便听得又羞又怒,且滋生出对这位曹编辑的怨怼来。气冲冲地回到宿舍后,我从早到晚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争强好胜的心膨胀起来,觉得不能就此善罢甘休,非要讨回这个公道不可!

很清楚的记得,第二天上午是我非常喜欢的“西方古典文论”课,平时常常沉浸在柏拉图和康德的美学意境里,但那一天我压根没有心思听,完全被妄念席卷而去,脑海中翻天覆地的挣扎着。一个声音说:“算了算了,息事宁人,别去想它了,就当自己吃点亏吧!”另一个声音却说:“凭什么要自己吃亏?不行,我非要把这件事弄妥当。我就不信没有别的办法!”结果,争来吵去,还是后者占了上风,于是开始搜肠刮肚地想各种解决之道,那是何等可怕的三个小时!

好容易下了课,从校园出来,我的头昏沉沉的,仿佛有个心魔想要捆绑我的灵魂,然而我居然束手无策!不过,当时还自负地想,只要找到解决之道,心魔就会消失。我直奔电话亭,给另一位专门负责此事的魏编辑打电话想评评理,没想到他说我晚了一步,当月评估表昨日已经上交。

看来真的是无计可施了,但我仍未想到要偃旗息鼓,心魔反而越来越膨胀,对曹编辑的怨怼,对自己的责备,对不义之财的惋惜,对不佳之运的懊悔……统统涌上脑海,简直要崩溃了。我不是一向善于自我反思的么?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法让自己心如止水?

绝望之余,我突然想起了曹志大哥。于是,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就说:“曹志大哥,我快不行了!”

曹志大哥听得一头雾水,忙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则回答道:“我不想说,你帮个忙,念一句圣经经文给我听,只要一句。就一句!”

曹志大哥沉吟片刻,缓缓说出一句:“那我给你念《箴言》4章23节吧,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圣经话语的确带着苏醒人心的能力,听到此句,如醍醐灌顶般,圣灵一下子光照到我内心的昏聩处,突然间清醒过来。是啊,要保守心灵清清洁洁的。我现在这么意乱情迷,都是因为心灵不洁所发出来的果效!

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哽咽着说:“太谢谢你了,我要的就是这句!”

为了掩饰失态,赶紧挂了电话。坐在床头,才发现,当认罪的眼泪纷纷而落,心里贪、嗔、痴等各种妄念也立刻止息,一点也不想争什么,夺什么了。我突然意识到,心灵的清洁是何等宝贵!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十一

我并不想夸大此事当时对我有何重要的属灵影响,但无疑,它使我开始更严肃地思考信仰与生活的关联性。接下来的好几天里,我都早早起来读四福音书,并很认真地做起了读经笔记。但心里还是满了诸多的困惑。心想,如果神造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断贪嗔痴、住戒定慧,克己修身,那还不如当初把我造成一颗石头,彻底无欲无念无执无愿,白茫茫一片大地更干净!

困惑之中,我便打电话问郭锐弟兄这个问题。没想到,郭锐弟兄居然非常肯定的回答:“石头没有灵魂,但人有灵魂啊!灵魂是神赐给人的最美好的礼物!”

他的话深深的触动了我,更奇妙的是,我竟然第一次能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这一步信心之跃虽小,但对当时的我却何等重要!所以,在2002年8月,我写下这样一篇不算见证的见证:《观照与聆听》。

1989年的2月,海子写道:“我已经走到了人类的尽头。”

2002年的6月,我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种绝望。

所有可能的路都尝试过了——最先,寄托于人文理想主义的一生,相信个体活着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精神自足,道德自律的追求而成圣,结果却只让我看到藏在皮袍里的渺小和卑弱;

后来,又寄托于审美主义化的一生,认为个体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体验各种各样精致的自我心性感觉,包括忧伤,孤独,颓废,漂泊感与眩晕感。然而,我越是在深渊中自爱自怜,自怨自艾地沉醉,以为可以忘却存在之渊,越是感到自己处在已逝的青春和未知的死亡之双重阴影下,无法彻底生活在别处,在瞬间,在每一刻的当下;

再后来,我既不打算做什么圣人,也不打算做什么诗人了,就像大多数人般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算了,我拼命地吃,喝,睡,宣扬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边,我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一边,虚无主义的心也越陷越深。常想,人生如梦,梦是毫无意义的,人生也同样毫无意义。那还活下去干什么?为继续把梦做完?死亡也如梦,人之所以不选择死,而选择生,只不过像叔本华说的,盲日的求生意志罢了。结果越来越看不起自己。恨不得变成青埂峰下的那一颗石头,从此割断这人间痴爱情长罢了。

只剩下最后的两条路:要么自杀,要么信主。

对于信主,我不太有信心,尽管我从大二就开始听道,大四就受了洗,但我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化基督徒——我只在形而上思想领域强烈认同祂,但就我个体存在而言却很少与之发生实质关联——我太相信可以靠自己了。根本原因源于无神论:尽管我不断“真诚”的推理、假设、思辨,还是对神到底存不存在半信半疑。

至于自杀,我已准备好了。在6月23日的日记里我写道:“死并不是问题,如果死能解决一切其他问题的话。”我记下自己解决不了的三个问题:1、活着有无意义?2、即使有的话,意义在不在神那里?3、即使在神那里,伟大的祂的存在与渺小的我的存在有何相干。

也就是在第二天,我质问一位弟兄,如果真有一位爱人的神.难道不应当赐人类死亡,归彼大荒,结束一切痛苦吗?他说,可是灵魂不死,灵魂才是神赐给人的最好礼物,教信他的,不止没痛苦,反而还有灵魂的幸福,这岂不比做虽然没有痛苦但也没有灵魂的石头更好?

听了这话,我一下震撼住了。有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如同一线微光忽地照在寒气森森,锈迹斑斑的地下室的窗内,连尘埃也明亮了。

我想,我真正从生命深处认信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虽然有点神秘主义和柏拉图化。但我知道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也许,祂在我身上的启示就是:从神学(思)开始,到神(信)结束。甚至是从神(至高者)开始,到基督(爱者)结束。这种结束是永不止息的。正如信,望,爱永不止息一样。

我现在还处在开始阶段,就象刚出生的婴儿,它对一切在之奥秘都充满好奇的疑问,但这些问题不再像以前只是为了得到理性智性上的愉悦,而是为了真正解决灵性上的虚空与饥渴。

两个月来,好多的问题多有了答案,因为神只看顾真正需要祂的人的心。我以前不就象“聪明”的法利赛人吗?其实仍是灵里的瞎眼而已。

有时,也会担心对上帝之思会不会阻碍圣灵的切入?对神学及神学家的迷恋会不会减少对神本身的爱?带着太多希腊哲学观照的烙印会不会回到因思想行为称义的路上?

感谢神,不轻看忧伤悔改的心。每每想到自己的混浊和神的澄明时,总是泪流满面,甚至渴望死去与祂同在一起,这岂是理性能达到的?

每每读到舍勒、薇依、巴尔塔萨、克尔凯郭尔作品中涌荡的纯美时,更能体会到神不可言说的奥秘,一面挚爱地敞开着一面又羞涩地隐蔽着的奥秘。这岂是审美能感到的?

每每发现个体之思却无法抵达哲学所思之神时,才进一步体会到若不籍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没人仍到父神那里去。这又岂是人能想到的?

不知是不是生命有了真正的改变,我开始认为,学习神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思出上帝,而(更)是为了活出上帝——做一个渺小的基督徒比做一个伟大的神学家重要得多。因为对于每一个个体(包括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介此之间虽劳作如蝼蚁却还仰望苍穹的你我他)而言,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知道并感受,参与和分享基督的永远在场之爱。

最大的收获则是,越来越感到,在默祷、冥想、神游中感受基督与在现世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并不是一回事,但又密不可分。我想,后者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艰难的),但绝对是神对人的最大祝福。是比前者的奥秘还要大得多的奥秘。我也愿意更多地从认识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始,从经历神(我活在基督里面,基督活在我里面)结束。

而这种观照,这种聆听,这种属灵生命的践行,仍将永不止息。

Comments

  1. 感谢你的生命分享.给我太多的鼓舞和启发.

    “当认罪的眼泪纷纷而落,心里贪、嗔、痴等各种妄念也立刻止息,一点也不想争什么,夺什么了。我突然意识到,心灵的清洁是何等宝贵!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

    这正是我近来的经历.求主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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