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本章的隐含主旨如下:

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马太福音12章19—21节

虽然草是弱的,但压伤的芦苇,为何没有被折断?虽然光是弱的,但将残的灯火,为何没有被吹灭?虽然人是弱的,但这卑微的生命,为何还有仰望?

18年后的她,怀着柔弱的仰望,走进这座渐渐在薄暮中沉寂下来的校园。

校园外,原生家庭的阴霾,越来越远;应试教育的阴霾,越来越远;18年的暗色脉络与灰色记忆,越来越远……

而校园内,是否有她曾憧憬的“广阔而自由的光明世界”?

——引子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来到法大第一天的那一幕剪影。

这个女孩就那样独自坐着,在1997年9月的傍晚,在法大校园2号楼前面的台阶上,坐着,独自。行囊在一旁,负着二千里的风尘。

那晚,这所坐落在北京郊外的大学校园竟然如此沉寂,远处,似乎有山,灰蒙蒙的看不分明;而近处,是稀稀落落的柳树,路上偶尔会穿梭着几个晃晃悠悠的身影,但无人驻足。我想,这就是自己未来4年要就读的大学吗?但为何看起来萧瑟而荒寒?也许是秋天到了的缘故。也许是夜的缘故。然而,我还是有些不安了。

天黑得很快,但父亲还没有出来。他进去该有1个多小时了吧,我不由得转过身,把目光投向校学生会的后窗。窗子里灯火通明,谈笑风生。想必父亲和学生会的哪些学长们聊得很投机。我也很想进去,外面实在有些冷了。但我不敢。我一向怯于在人多的场合露面,更何况,有那么多的陌生人。

那么,只有继续等待了。于是,我再次坐下来。独自。

一个秋天,一个女孩,一个茫茫然的未来。

或许,这一天悄悄预示了我大一这一年的基调:灼灼桃夭,寂寂华年。

然而,最初还是充满热烈的。集体性的热烈。

在学校新生欢迎大会上,江平老校长讲话,一张鲜红色的小卡片发到每个新生手中。小卡片正面印着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徽:横着的是一架天平,竖着的是一柄利剑,粗看起来象一个黑色的十字架;而小卡片反面则印着四句入校宣誓词:“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除人间之邪恶,守政法之圣洁!”我反复默诵着这四句话,心里明亮无数。

其实,初来乍到,岂能真正理解这宣誓词背后的深意?只是因为年轻,有着青春的激情,以及英雄主义式的自我想象,便很容易被“正义”、“圣洁”等美好的字眼所吸引,我郑重其事地把小卡片放到学生证里,想,一切都和过去不一样了。

学校新生欢迎大会之后,还有年级迎新会、班级座谈会、宿舍联谊会、老乡会……一切都那么热烈。然而,热烈很快消逝了,在一切步入正轨后,初进大学的好奇劲和新鲜感越来越淡,我才发现,大学生活似乎跟高中时代没有两样,上课、下课、吃饭、午休、再上课、再下课、再吃饭、最后还有晚自习,而且,还比高中时代更严格——清晨六点就得起来做早操。而大家的目标也越来越一致:争取入党、争取考托、争取拿奖学金……

清一色的校服、清一色的行动、清一色的高中时代沿袭下来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整齐划一下,隐藏的是个体敏感的心灵,年轻的我不禁迷茫了:深受小学、初中、高中应试教育如此久远的“毒害”,现在好容易解脱出来,我岂能重新作茧自缚?这就是大学四年生活全部的意义吗?

不是没有答案,也有思想教育课,新生辅导会,然而,真实的成长,还是要靠自己慢慢摸索。宿舍里六个女孩子,单纯的陈曦、典雅的陈璐、聪明的王菲、耿直的赵霞、大姐式的邢琪、还有我。都是同样青涩的新人。

那时,仍然继续保持着从小写日记的习惯,有一篇便借着”做早操和买午饭”的经历表达了自己对机械化、模式化的抗拒与困惑。这也是我到了法大之后第一篇发表的文字,叫《大一日记》。

早晨

蓝的衣,绿的衣,整个世界涂抹成两大版块,在我眼中泛滥。前后左右上下平仄,一样的姿势,一样的动作,一样的表情,以及广播一样的声音。

天,真是很冷了,在这冷的天里,我看着整个世界:机械的臂、膊、头、脚,机械的飞舞,机械的冷,冷得只好让我缩回自己的壳里看着自己,然而,自己也竟然是愈来愈陌生的那种冷——机械的冷,竟然!

不由怔住,停了下来,想到的确是一句话:“人生就是一部机械运转着的马达。”是的,我停了下来,因为不甘心,不服气,还是对机械心理的不调和?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这种遗世独立的感觉并不好受。那么地孤注一掷,那么的楚歌四围,才明白我所谓的“遗世”只是某种被世界遗忘的遗世;我自嘲的“独立”只是某种鸡立鹤群的独立!于是,停了下来的我更加的冷。

我输了,在墨守成规的人生规律面前,我输得如此不堪一击!我继续机械运转我的马达,机械着那一样的姿势、动作、表情,飞舞、飞舞、飞舞……飞舞成一只冷冷的螺旋,却不懂为什么?为什么?

人生,又何尝不过如此?我螺旋飞舞着的,不过是深入骨髓的厌倦和落寞罢了,然而,厌倦也好,落寞也好,我不得不飞,不得不舞。

人在江湖,身,总是不由己的。

中午

从我到窗,或者,从窗到我,是整整二十个人。

从窗口延伸出去,一个头接一个头,蜿蜒成一条黑发的路,驿站是我这儿。

从我这儿看过去,看不见窗口,也看不见那二十张表情。但我可以想象,窗口有怎样暗香盈袖,热气沸鼎、箪味可口的诱惑,那二十张表情是怎样的去朝圣的感觉,或翘首而立,或望穿秋水吧。

人总是要等待的。一生又有多少这样的等待。等待小、初、高、大的接力赛,等待功名利禄的进化论。从小,我们就被告知,适者要生存,生存要竞争。人活着就是不停往前爬、望上爬、要立大志、成大业、干大事、铸大器,不能不等待,等待不也是一种竞争——耐心和毅力的竞争吗?

一个接一个,我前面的人满载而去了;一步接一步,我离窗口的路近了。忽然,觉得很累,我为什么要这样等待呢?等待,到底在于过程,还是在于结果?生命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等待么?

横看,是黑发的路;竖看,却是黑发的山,当你爬上山顶,包围着你的,除了高处不胜寒外,就只有世人尺度下得到的诱惑了。如果这些诱惑不是自己愿意的,喜欢的,真爱的呢?想到此,朝圣的感觉荡然无存,其实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罢了!如此鄙薄自己,以至准备放弃。放弃诱惑?心中一凛,难道等待那么久就是为了最后一刻的放弃?

取与舍之间,我递上饭盒和一份沉甸甸的无法后退的悲伤。

不禁自嘲着问自己,生存的压力和生活的尊严,究竟哪一个更重要?究竟,哪一个更重要?

在这种对主流教育体制的抗拒和困惑中,我开始把希望寄托在法大民间的社团活动上。

每年的10月,学校民间各社团都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招新活动。食堂门口的招新海报铺天盖地,令我们这些新生眼花缭乱。我默默地打量着,学生会、准律协、农研会……不,这都不是我兴趣之所在,自己情有独钟的仍然是文学,但举目望去,似乎文学社寥寥。直到有一天,终于看到中国政法大学通讯社(简称法通社)的大海报中有一行小小的字:“文学创作部”,便知道就是它了。

然而我是何等羞怯的女孩子,徘徊好几天,才带着十二分的紧张进入法通社的办公室,看到一个大眼睛、苹果脸,长得极甜美的师姐,她温柔地对我微笑,招呼的声音同样甜美。我的心便放松了。

按要求,每个报名文创部的新生都要交一篇作品上去。我回去后翻遍高中复读时候那本厚厚的文集,最后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一篇文字,关于古龙小说《天涯·明月·刀》的读后感交了上去。 在这篇文字的前面,我曾写下这样一段题记:“强者不是压倒一切,而是不被一切压倒——傅红雪。”那时,傅红雪,经历过无数不幸和伤害,却依然坚韧如山的傅红雪,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就连他的孤傲和落寞,也成了英雄气质的高贵象征。

很快,就得到录取通知。后来才知道,学长们看到我时大吃一惊,他们原以为此文出自须眉男生之手,没料到作者却不过是个瘦瘦弱弱、还极度内向的小女孩。

录取结束后,法通社两位学长开始给我们做人文培训。一位是潘丁师兄,讲五四文学的反思。他刚看完球赛,从足球明星一直讲到民国知识分子,时而旁征博引,时而自抒己见,风趣极了;一位是郭晔师姐,讲外圆内方的生活艺术。至今我还记得她气定神闲地站在讲台下面侃侃而谈,笑起来时嘴角带着酒涡的样子,很有亲和力;我一边认真地做着笔记,一边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他们,想到以后一定会常常听到这样的讲座,心里很是振奋。

然而,自两次人文培训讲座后,法通社就不再举办类似的思想交流活动,取而代之的则是每周一次的例会。十多个大一新生正襟危坐在那里,恭恭敬敬听着部长王静师兄讲话。这位师兄人很善良,但性格比较严肃,所以开会的气氛也就变得严肃起来。而副部长游月清师姐,也就是我见到的那个美丽的师姐,一边做例会笔记,一边笑盈盈地注视着大家,严肃的气氛便多了一丝柔和。部长讲完话后,轮到部员们自由发言了,大家都呆在那里面面相觑,我更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的新生渐渐融入进来,彼此变得熟稔,例会的气氛也就活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但只有我仍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尤其每次例会若迟到了,就会在门外徘徊良久,不敢贸然进去,唯恐所有人都会将眼光齐刷刷地投向自己。后来曾有一位社里的部员这样评价当时的我:“你大一时特别的内向,不敢正眼看人,无声无息的,就像一只小老鼠。”此评价再恰当不过。这种在公共场合的高度紧张感,是自小以来在家庭中造成的,初到大学仍是如此。

然而,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表面上不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但内心深处却相当渴望与人建立深度关联,只不过对于象我这样内向的人来说,无法靠开会交谈与人建立深度关联的,或许,文字交流是最合适的沟通方式。可惜,那时部里的文字交流机会很少,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开例会和拉外联上。其实,这些学长们也不过大我们一级而已,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带领这些师弟师妹们,所以,只能靠约定俗成的机制来维持社团运作。虽然,他们心里也希望彼此间能建立更深度的关联。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感到心灵的孤独,也许是每个大一新生都会有的孤独。

在这种普遍的孤独中,亲情成了大多同学的精神寄托,尤其很多女同学都非常想家,三天两头给家里打电话,常常打着打着就哭了。我则无动于衷,很少给家人电话,打也只是因为义务。见我如此漠视亲情,室友们颇为惊讶,问:“难道你不想家?”“家?有什么好想的呢?我正庆幸自己终于离家呢!”这种冷漠也影响了大家对我的印象。室友陈曦很多年后说,初到大学时,她甚至有点害怕我,因为我眼神显得很阴郁,不苟言笑的冷。

其实,我的内心是很渴望爱和温暖的。所幸,亲情不足以成为寄托时,还有友情,所以,上大学的前半年,给车胤中学的旧友写信,就成了我排遣孤独、交流情感的最重要方式。

1997年,仍然属于通讯的现代化程度很低的年代,没有手机可以发短信,没有电脑可以发邮件,甚至宿舍的电话只能打进不能打出,学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当然,那个年代打长途的电话费用相当高,所以,更多时候,鸿雁传书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而我大一时对写信的热爱就像高中时对小纸条的热爱一样——那是我整体灰色记忆中淡淡的明亮。

总觉得,一张纸,一支笔,一页信封,一枚邮票的感觉很古典,缓慢而悠长的情致是今天的电子邮件无法能领略的。买上很漂亮的信笺纸,管寸之间,把所有的心情——迷茫的、怀旧的、暗淡的、喜悦的心情都摊开来。写完后,将纸叠成心型,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写上对方的邮编、地址和名字,而落款处却故意不署名,想象对方收到信后惊讶的表情,自己不由得得意地微笑了。有时还在信封里夹上在校园小径深处捡到的一朵花或一片枫叶,最后,贴上邮票,小心翼翼地投到绿色的邮筒里。然后以“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心情,等待对方回信。同样,收到回信后,很小心地沿着信封口用小刀裁下来,一点点展开信纸,一点点的读,再一点点折好信纸,放回信封。比较特殊的信还会塞在枕下入梦。有闲情的日子,便将自己所收到的信一封一封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用丝带扎成一束束,这种感觉很是美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旧友都有了各自在大学的不同生活轨迹,我日益意识到,大家能够共鸣的话题越来越少。这种通信更多变成一种独白和倾诉,而非双向意义上的交流和分享,如果通信只是一种怀旧式的逃避,对于心灵的成长又有何益处呢?

或许我太敏感,当察觉应试教育无法安顿心灵、社团活动无法敞开心灵,通信往来也无法慰藉心灵时,我再次将目光投向书籍。从小我的精神支柱就是书籍,觉得只有阅读的时候,才能摆脱面对日常人事的紧张不自如,使心灵才能达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境界,到了大学,我的精神探索同样从阅读开始。

上大学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自由自在地读自己真正想读的书。好不容易,终于等到学校图书馆的借阅证发下来了,便带着近乎朝圣的心情向这片浩瀚之海跑去。那个年代学校图书馆还没有实现开架阅览,更没有计算机借阅系统,所有的图书目录卡片都放在如鸽子笼般的小抽屉盒子里。我常常一盒接一盒、一张接一张地,细细翻阅着那些陈旧的、发黄的、散发着霉味的卡片,细细辨认着用漂亮的楷体字写在上面的书名。这些书名都是那么的陌生,我居然从未听说,实在是惭愧,便更加深了“好读书、读好书”的志气。遇到心动的书名,我便赶紧抄下来,每每抄了一大串清单,却还得忍痛割爱地划掉好些书名,因为,一次只能借5本,于是,便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对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书名致歉:下次吧,下次一定带你们走。

尽管,用这种古老的方法寻觅好书的过程艰难而漫长,但我倒也乐在其中。尤其,当书终于借到手时,欢天喜地的心情真是无法言表。每本书的封底会夹着一张小小的借书登记卡,上面记载着借书人的学号和借书时间,我便会根据学号来推测都有哪一级的学长们,在他们哪一年的时候借过此书?他们读这本书的感受是什么?想象这本书曾在好些人的青葱岁月里被阅读、被传递、被时光流转。心里面会涌上某种温暖而神秘的感觉。

可惜,作为一所政法院校,法大拥有的文学类书籍并不多,大概借的人也多,很多好书常常借不到。失望之余,便常常跑到学校附近的蓝梦书店过过书瘾,一站两三个小时,也不觉得累。那时,生活费有限,书自然是舍不得轻易买的。不过也有例外,往往在书架最底层,会有一些非常便宜的处理书,而这其中说不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一日,我便发现了这样一个极大的惊喜:那本书皱巴巴地蜷缩在角落里,所有的书页边角都被水渍染黄了,并全黏在一起,需要一页一页拆开。看上去真是惨目忍睹,然而,我还是被那本书的书名吸引住了:《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多么伤感的书名!再一看,封面上有这样一段简介:

“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对市场的浪漫憧憬已经终结。市场经济的体制确立,一方面导致了经济的繁荣,而另一方面又鼓励了平庸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等等曾经被知识分子赋予精神激情的口号,现在被填注进“私利”的涵义,并作出种种世俗性的阐释……”

虽然似懂非懂,但还是格外感动,便如获至宝地买了下来。回去后,读了一遍又一遍,该书通过对当代许多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展示了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维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瓦解的过程。在阅读中,年轻的我渐渐被作者蔡翔先生那种激情、痛楚、和深深的精神忧患意识吸引住了。

这是我在大学期间买的第一本书,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人文精神”这个词。并且,一见如故。

然而,真正带我进入人文启蒙之旅的,却是一位仅仅比我大6岁的学子。他的名字叫余杰。

1998年的春天,在北大念研究生二年级的余杰出版了他的抽屉文学处女作《火与冰》,而1998年的春天,在法大念大学一年级的我,正模模糊糊寻找某种东西,某种可以点燃青春激情,与心灵相契合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余杰,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似乎年轻的我想要表达、想要找寻、想要为之燃烧的东西,都蕴含在他的书里面了。

当然,从治学的角度来看,余杰的文字问题颇多,例如立论先入为主,论据却不够严谨;断章取义,随意性太强;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够平衡和全面。但我这里无意评价余杰,只是想表述19岁的我为何会喜欢上25岁的他的文字。

一方面,吸引我的是他书中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最能引起青年学子共鸣的应该是他关注的焦点始终立足于当下:当下的校园、当下的教育体制、当下的知识群体走向问题、当下的底层状况。作为一个大一学生,我渴望的是如何从多年被定势化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以一种独立观察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余杰带给我的正是这样一种全新的角度。

另一方面,吸引我的是他书中真诚的古典价值立场。尽管“批判的态度、怀疑的立场、边缘的状态”是他的写作方式,但最终的目的却是要树立人文关怀的价值立场。这与后现代式的“调侃式的批判和怀疑”大不一样。从他文字中对天真、朴素、怜悯、崇高等古典品质的推崇,可以看出,余杰骨子里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士大夫情怀。恰好我自幼也是从诗经、楚辞、孔孟之言、鲁迅之文、琼瑶式爱情、金庸式传奇这一路古典传统中走过来的,对侠义道精神的担当、对君子人格的向往已经潜移默化到骨子里。所以,对余杰的书心有戚戚,几乎是注定的事。

当然,除了社会关怀意识和古典价值立场的原因外,余杰阅读视野之阔、写作涉猎之广也令我惊叹不已。尤其他对近当代东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评论,让我大开眼界。也正是因为余杰的介绍,我开始知道殷海光、陈寅恪、帕斯捷尔纳克、哈维尔……这样一群饱经个体和时代的苦难,却依然坚守理想主义立场,在金钱利诱和强权逼迫下都不肯低头的知识分子。然而,他们的命运终究是寂寞而苍凉的。所以,在感动之余,我总是有悲哀得想恸哭的冲动。

1998年的春天,我一页一页翻着余杰的《火与冰》,遇到那些让我感动的文字,便一丝不苟地抄录到那本墨绿色的笔记本上,反复阅读、并默诵于心。抄得累了,便掩卷望着书楣上这位带着眼镜的25岁大男生,钦敬地想:“如果当我25岁时,能达到余杰那样的思想境界,大学生活也就无憾无悔了!”

2008年的夏天,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重新将余杰的《火与冰》还有《铁屋中的呐喊》拜读了一遍,仍然会有复杂的感动,但细观11年前自己所钟情的这些文字,并不会觉得是什么机珠之言,神来之笔,但这又何妨呢?11年后,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余杰,在我19岁那一季,25岁的他所开启的一扇窗。而窗外,是广袤的心灵史的长河。

读得多了,也想的多了,就渴望写点什么。

我在高中时代写的文字多属于小桥流水的散文和小小说,读大学后,不知是不是受了余杰文字的影响,开始写随感体的杂文,也开始更多关注当下。而我所能接触的当下无外乎自己所置身的大学校园了。校园的人、校园的事、校园的文化便自然成为我最大的关注点。

记得初来法大,听到一句“北大的疯子;清华的傻子;法大的痞子”的评论,心里很是抵触,认为肯定是其他学校恶意的攻击,然而,进入法大半载,的确看到了某些不良现象,就像许多敏感而激进的大学新生一样,积郁于胸,便难免批评于笔了。

翻阅大一时几篇批判文章,其实是非常模式化的三段论:“找论据——作批判——发感概”。首先,速速地针对某些法大学子的言论或行为拿来当作定罪的论据。其实,这些所谓的论据并不充分,也未细加考证;接着,便急急地作出一大堆批判,批判法大的功利之盛行、人文之衰败;最后,再长长地引发出一大堆感概,感概白衣飘飘的年代而今已成为遥远的绝响。感慨之余,大抵心中是充满不自觉的精神优越感的,所以文中会刻意营造出悲壮而凄美的文字风格,大有“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况味。

当然,这个19岁的女孩子显然意识不到文字“英雄理想主义”情结下所深藏的精神优越感。不过,这些东西会在以后的岁月中浮出表面,直到她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致命伤。

所以,还是原谅她吧,毕竟,那个时候,她对理想主义是认真的。

有道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那时的我,不仅自己写文字,也会格外关注法大校园里其他人的文字。因着某些机缘,我竟意外地发现了几个读大一的同龄人的文字。常常会因为欣赏一个人的文字而欣赏写文字的人,如写小说的张逊,写诗的罗南鹏,虽然只是远远的君子之交。

因阅读而思考,因思考而写作,因写作而识友,到了大一将近结束,我竟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创办一份报纸,一份属于我们这群97级人的报纸。几乎是同时,眼前浮现出这份报纸的名字:“江湖”。是的,江湖,笑傲江湖、饮马江湖、仗剑江湖。一个气贯长虹、义薄云天的好名字。 

这一想法其实暗藏在心底很多很多年了:初中时也曾和好友芦春梅成立了一个诗社,可惜只写过几首诗就不了了之;而高中时又曾和好友殷艳创立过一份小报,可惜只办了一期报就无疾而终;而今,青春的梦想又重新被点燃。

办报的想法日益在心中强烈起来,于是,便开始悄悄地咨询一些做社团的学姐,有的说要取得团委的审批很难,有的说即使团委批准了,办报的经费还要靠自己筹集,维系下去也很难。不过,她们都鼓励我不妨到团委试一试。

那时的我仍然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孩子,但为着理想的缘故,反而有了一种豁出去的勇敢,于是,忐忑地跑到团委打听办报的事。管学生社团的赵云鹏老师倒是一个仁心宅厚的好人。他说:理想是好的,年轻人要有理想。我的心便安定了半分。不过,他又说:但按学校规定,不能以个人名义办报纸,只能以社团的名义;而且江湖这个名字匪气太重,做报纸名不妥当呀!我的心便又凉了半截。没想到,他继续说:你要不写一个创办社团的申请,再把名字改一改吧。

我大喜过望,便意识到赵老师基本上同意了。当然,我并不想办什么社团——社团意味著组织、架构、管理,非常繁琐,我不过一介书生,难以胜任此等大任,不过,我已经打定好主意,先找一些同仁加盟社团,等第一份报纸出来了,我便赶紧让贤,邀有志之士接手之。

至于报纸的名字,“江湖”被否决了,心里觉得实在可惜,叫什么好呢?开始冥思苦想,后来,在室友陈璐的启发下,我打开了毛主席诗词:“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她问:你看看峥嵘这个名字怎样?我想了想,峥嵘倒也和江湖一样,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名字,却少了几分匪气,多了几丝雅气。于是,社名就这样敲定了。

与此同时,意气风发地写信给罗南鹏等几位写文字的同仁,邀请诸君加盟,还引用了鲁迅先生在老槐树下做古钞时,钱玄同邀之办《新青年》的劝说之语:“我们办报的宗旨就好比铁屋中的呐喊……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不过,他们大都自由自在地做文学青年惯了,只愿投投稿,码码字,不太愿意受一个组织约束,所以应者寥寥。最后,反倒是有一个不怎么写文字的非文学小青年苏伽林,听到我要办社团的事,很认真表示愿意加入,并从此成为我很得力的朋友。

接着,很顺利地通过了审批。《峥嵘》报社就这样诞生了。那是1998年的6月。我的大一即将结束。

很快便放暑假了。我并不想回家,但考虑到自己从没有正式办报纸的经验,还是应该到家乡的报社去实习一下,学点编辑排版的经验,以为将来办好《峥嵘》做准备,于是,便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家里的空气仍然是紧张而淡漠的,窒息得很,便速速地想逃离,在姨夫的介绍下,我来到县城的唯一一家报社进行实习。主编递给我一大摞旧报纸,说:“小同志,你先研究研究我们的报纸吧!”于是,便认认真真地研究起报纸来。然而,翻来覆去不过是什么县长讲话、红头文件,全县形式一片大好。偶尔有一些文艺副刊,登点风花雪月的小散文,看多了,也无甚新意。其实,我自己是期待南方周末那样反映民生疾苦的新闻报道。但作为一份机关报纸,这怎么可能呢?接下来的日子,便对着一方桌、一壶茶、一张报纸研究过去了。

然后,终于有一天中午,我悄悄溜出去察看民情,结果看到马路上一条取缔客运摩托车的官方通告,客运摩托车是我们家乡,或说,是中国许多南方小城市街道上的一大风景。60%的车主都是失业下岗工人,但这一红头通告贴出来,显然意味着这近千辆车主将面临再次失业。我当时颇为震惊,直觉里面一定有很多黑幕。于是开始去大街小巷中去采访一个又一个的摩托车司机,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又想着借助法律手段为他们声张正义,同时借助舆论手段为他们打抱不平,没想到最后遭到种种压制。那时,年轻的我缺乏社会经验,性格又相当不成熟,受到一点打击便心灰意冷离开了报社。还为此写了一篇纪实文章《第一步》,发表在《中国大学生》杂志上。

也就在此期间,家乡又开始发洪水了——作为一个长江边上的县城,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洪水,早已司空见惯了。然而,没想到,洪水越来越大,最后竟导致98年特大洪水事件。很快,县城开始戒严,有消息传开,通往外界的交通即将中断,而家里的气氛似乎也更紧张了。在这种局势下,我便决定立刻返回北京。

返校后,才得知家乡虎口脱险,水位居然奇迹般地退了下去。心总算放了下来,然后开始考虑《峥嵘》这份报纸的资金问题。

据了解,出一期报纸大约400元左右,比较大的社团办刊物会有团委资助,但小型社团就得自谋生路——向周围的律所、书店、饭馆等场所拉赞助。而作为交换条件,社团会提出帮这些赞助单位张贴商业海报或商业广告。

政法大学西门外,林立着大大小小的饭馆。我便一家一家地侦查过去。当年我是何等腼腆的女孩子,在学长面前都难免紧张,更不用说面对这些陌生的叼着烟的老板们——这比写文字可是难多了!所以,我总会在某饭馆门外徘徊半天,先看看老板是否面善,然后考虑如何开口,最后,等逮着对方空闲下来的时间,便硬着头皮冲进去,怯生生地说明来意,还要忍受对方或漠然或怀疑的目光,然而得到的还是拒绝,而且拒绝的理由也很一致:几个月前别的社团刚刚来过。

遭遇拒绝,起初心里还有些羞愧,到后来反而越来越坦然。因为知道自己是为了理想的缘故。有什么可羞愧的呢?反而越来越萌发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了。

非常感恩的是,隔壁宿舍的女同学李延枫看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太单薄,便主动帮我一起去拉赞助,我们很快便遇到一位新开张餐厅“西贝面馆”的年轻老板,由于对方也同样是事业新开张,多少能理解我们起步的艰难,也多少能欣赏我们创业的激情,很爽快地给了我们400元,条件是让我们给他印几百张餐厅的打折卡。这样,便有了第一笔赞助。

首战告捷后,又在室友陈璐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和一家大饭店达成协议,条件是给他们印名片,另外开学时给该饭店做一期商业海报。这样,便有了第二笔赞助。到了开学之初,我居然陆陆续续地筹集到了一千来块钱,足够办2期报纸了,便赶紧金盆洗手,开始下一步的计划——出刊。

十一

我问自己:这份报纸的定位是什么?

记得办报之初,曾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堂吉珂德式的妄想而已。立刻,我脑海中浮现出堂吉诃德的形象。是的,就是他了!虽然有点疯疯傻傻,但本质上却是真诚而激情的理想主义者!

于是,从图书馆借来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看到全书结尾处有一首墓志铭:

邈兮斯人,勇毅绝伦,不畏强暴,不恤丧身,谁谓痴愚,震世立勋,慷慨豪侠,超凡绝尘,临殁見真。”

大为感动,也不顾最后“临殁見真”四字似乎有自嘲之嫌,就决定将之作为《峥嵘》的创刊词。然后,自己也激情洋溢写了一篇创刊文:“你好,堂吉诃德!”写完后,还觉得意犹未尽,心想,若在刊头“峥嵘”二字旁边配一副富有象征意味的小插画就更好了。很偶然的机会,在一本旧书上看到一副黑白版画:一位佩剑骑马的侠士跋涉于两座崇山之间,便觉得实在是对堂吉诃德精神再好不过的阐释。最后,在报纸的中缝,我浓墨重彩地填上东林书院门上的一副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构想设计好后,我拿着一堆稿件跑到校刊编辑部,请一位学姐打字排版,又交给一家专门为法大社团印刷学生刊物的小印厂出片。很快,一千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就送到我手中了,那感觉就像是捧着一个刚诞生的婴儿,说不出的喜悦。

其实,从客观的角度看来,这份报纸错别字很多,版式设计也不美观,报纸印制的质量非常一般,文章的风格也太过统一——大多是批判与反思法大文化现状的文字,也就当年我自己比较偏狭的阅读和写作风格。不过,毕竟太年轻,就像堂吉珂德一样不够成熟,唯一值得纪念的就是一颗真诚而简单的心。所以,对我而言,这张报纸的青春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思想意义,犹如年轻时代沈庆那首青涩的歌《青春》:

青春的花开花谢
让我疲惫却不后悔
四季的雨飞雪飞
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
轻轻的风轻轻的梦
轻轻的晨晨昏昏
淡淡的云淡淡的泪
淡淡的年年岁岁

Comments

  1. 现在还保存着几份《峥嵘》,当年曾数次要求老罗(罗南鹏),如在校园里碰到你,一定要给我指认一下,只求远观一下才女芳容。直至毕业竟未能如愿!

  2.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你们的网址,看到你和利未的文章,很感动,感动你们的真诚,感动你的文字。

    每次读你的文字,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谢谢。

    真得,愿神祝福你们全家,愿神保守你们前面的道路。

    期待你的更新。

  3. 小鱼姐姐的文字,真好,看着真的是很舒服。感谢神给予你这么丰富的文学色彩。由于我自己不是一个有文学的人,但是却很喜欢看一些很有文采的文章。所以,一直都很期待小鱼姐姐的更新。真的是觉得,自己当年在中国读书的时候,一天到晚都是和舍友吃喝玩乐,没有任何可以留下的记忆。看到你的叙述,真的可以感受到当年的年轻的激情。真好。愿神祝福你们一家四口。

  4. love it!

    哈哈看到陈曦姐姐的名字了!

    《峥嵘》第一期有存留一份吗?现在很有纪念意义喽!

    法大才女初露峥嵘,下章是不是该叱咤风云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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