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子衿

最近,在创作一部以高中时代为原型的小说,初步定名为《少女画筝的高中时代》。

工作、家庭、生活琐事缠身,还要抽出碎片时间去揣摩20年前的那一代少男少女们的所思所感,并不容易。但还好有当年保留下来的一些文字,令现在的我隐约窥见高中时代的自己——某个表面很洒脱,内心很敏感的小女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读高二时,我后排坐着宣——全班成绩最优异的男孩,我前排坐着婷——全班相貌最漂亮的女孩。婷的旁边坐着艳,一个长得人高马大但并不漂亮的女孩。不过,婷和艳都是我的好朋友。

按今天这一代少男少女们的说法,婷是班花,宣是学霸。

大概是元旦节的那天,宣忐忐忑忑地走上前去,将两张贺卡分别送给了前排的婷和艳。脸似乎有点泛红。

坐在后排的我仔细瞄了一眼,他送给婷的是一张非常漂亮的贺卡,封面上是粉色和白色相间的小碎花,精致而梦幻,里面写了很多洋洋洒洒的祝福之语。

给艳的却是一张很丑的贺卡。俗不可耐的忍者神龟在封面上耀武扬威着。里面就草草地写了一句:元旦快乐。

这一比较,就让我窥见了学霸宣的心思。他对婷有好感,想献殷勤,但又有点不好意思单独送她贺卡,于是索性送两张贺卡,但毕竟优质的贺卡很贵,只好再买了一张便宜的贺卡,当做顺水人情。

可惜,婷作为班花,被男生们送花送卡送书送殷勤的次数多如牛毛,所以见怪不怪,接过卡,也就客客气气地说了声谢谢而已。至于艳,作为一个并不漂亮的女孩,作为一个同时看到两张贺卡美丑悬殊的女孩,她当时有何观想,我不得而知。但我倒是颇为她打抱不平,一种绿叶给红花作陪衬的受伤感觉。

我暗想,宣,这算什么啊?你要么就单独送婷贺卡,要么就送两张同等价格同等质量的,这么区别对待女生,岂不是伤人自尊吗?

又暗想,幸好他没送给我那张丑丑的贺卡,否则我一定撕掉了——当然,我不会当他的面撕,相反我会面带微笑地向宣表示谢意,暗地里将贺卡撕个粉碎。

就这件小事,居然使得我颇反感学生时代的宣。尽管他是学霸。

                                                                  二

于是,我有感而发,以艳为女主人公,写了一篇不算小说的小说《青青子衿》,后来发表在大学一张叫《太阳花》的文学小报上——

青青子衿

你那时也就八九岁。

无忧无虑的年纪么?不,并非每一个女孩子的童年都是白雪公主的。比如你,只是那个灰姑娘,没有水晶鞋,没有南瓜车,有的只是一颗孤僻而婉约的心,一如少年的三毛。

灰色的记忆中曾现过一道亮着的光,照在一年级那个元旦上空,撒在孩子们笑着,跑着,相互送着元旦贺卡的脸上。你呢,热闹是他们的,你什么也没有;

从来没有人送你贺卡,从来没有。

你远远躲开人群,坐到角落里读安徒生:在被妈妈姐姐们轰出门后,这只可怜的鸭子孤零零的走啊走,天黑了……

“天黑了,还看书啊?”叫平的男孩凑过来,转悠着他调皮的眼睛,忽然神秘兮兮地冲她笑:“明天我送张贺卡给你,要不要?”

你竟愣住了,真的吗?真的有人送你贺卡?眉间一亮,想笑;鼻子一酸,想哭,你感动得竟然不知所措了,只好拼命地向平点头、点头、点头。

你问自己,那送他什么好呢?你不要买贺卡,你要亲手作一张贺卡,谢谢他。

房间里你拿着剪刀和蜡笔,恨不得把所有的真诚都裁画出来,一如头顶上那只扑火的小飞蛾,哪怕只有一点点给它温暖的灯光,也要用毕生的心去拥抱。

身后又传来父母争吵打骂的声音,但这一次,,你不在乎了,因为,你将拥有贺卡,你将拥有幸福,更重要的,你将拥有朋友啊!

第二天,你上课老走神。“那一定是他所收到的第一张最漂亮的手工卡!他会不会同我一样惊喜呢?”

下课铃响了,平真的过来了,众目睽睽下你郑重地接过那份礼物,是一张卡,正面印着忍者神龟的口头禅:“你又上当了!”背面则是平促狭的笔迹:“祝你新年变聪明一点,别再上我的当,傻瓜!”

大家都笑了,你却呆了,怎么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子?

不!你一下子哭出来,真的,一向倔强的你竟任凭眼泪不争气的往下掉。大家都慌了,平已经偷偷溜掉,女孩子们纷纷劝道:“别哭啊,平就喜欢捉弄女生,他给我们送的也是这个,我们就当玩笑,也算了。”

可你哭得更厉害了,没人懂你为什么哭,你哭的不是平的玩笑,而是哭泡沫般破灭的希望,哭自己被善意伤害的心,哭飞蛾扑火却被火烧死的委屈。

你把那张你花了一整夜才做好的贺卡撕了,而灰色亮色之后沉重的黑色却怎么也撕不掉的,从那时你就学会如何不再使自己轻易受伤,学会微笑着接受成长中许多深深浅浅的伤害,学会在男孩子们送平凡的你一张简陋的卡,同时送你美丽的同桌或女友一张精致的卡之际,自己礼貌地说声:“谢谢!”

你总是自嘲:“红花总要绿叶衬。”你自嘲的勇气却来自童年的那一道伤痕,是幸,还是不幸呢?你不敢、不愿、不忍问自己。

                                                                 三

很多年过去了,大概是前年,我遇到了宣。

当年的学霸已经变成现在的大学教授,当年那个忐忐忑忑地向班花献殷勤的愣头青已经变成稳重淡定深藏不露的中年男。

当然,我也不再是当年那个过度自尊自怜自卑得有点林黛玉心气儿的小女生。

有一次,翻阅大学时代那些泛黄的报纸,突然就看到自己很年轻很年轻时写的这篇《青青子衿》,于是,我便带着调侃的笑意将这段往事告诉宣,还坦率地说了我当年的不悦感受。

我以为他会记得很清楚,可惜,他却说:“我忘了还有这事。”顿了顿,又说:“你们女人就是多愁善感。”

好吧,女生总是多愁善感的,而男生总是多情健忘的——还好,宣从来不曾是我喜欢的少年。从来不曾。

但,亲爱的女孩子们啊,总会有你喜欢的少年,没在你过生日时送礼物,却在你的班花闺蜜过生日时,当着你的面,送出一份礼物——那或许不是一张装帧很漂亮的贺卡,而是一本装帧很漂亮的书。

书的扉页上,他认认真真地写着:“致xx同学:生活是琐碎的,也是动人的”之类流行于九十年代的心灵鸡汤的祝福语。

扉页上的一抹太阳光线,恍惚在那个春日的午后,暖暖的,然而又是寒寒的。

而你的班花闺蜜,被男生们送花送卡送书送殷勤的次数多如牛毛,所以见怪不怪,接过书,也就客客气气地说了声谢谢而已。然后飘飘逸逸地走开。

倒是那个你喜欢的少年,忐忐忑忑地问着你:“我送她这书,选得还可以吧?”

你潇潇洒洒地微笑回答:“挺好的啊,很显档次,还是周国平写的呢,她会喜欢。”

也是很多年后,叙旧,曾经那么忐忐忑忑的他,完全记不得此事;而曾经那么潇潇洒洒的你,却记了半辈子。

喻书琴信主见证:东离西有多远

一  少年成长之殇

就像所有七十后八十初出生的年轻人一样,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深深打上了“文革”家庭加“应试”教育的烙印。在上大学之前,我的世界观是「无神论」的,认为生命皆偶然,死亡如灯灭;我的人生观是「竞争论」的,认为人生就是一场竞争,唯独适者才能生存;我的价值观是「精英论」的,认为只有出人头地、建功立业,使自己变得强大,才能面对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的婚姻观是「悲剧论」的,认为婚姻绝对是爱情的坟墓,并立定心志不结婚;尽管这些观念还很模糊,并未定型,但已经潜滋暗长,对我今后的人生影响深远。

不过,在这一代年轻人成长的普遍共性中,我自己又有某些个殊性——我的家庭可能更极端一些,从记事开始,我的家庭记忆便冰冷而破碎,痛苦而压抑……唯一让我心灵得慰藉的就是文学书籍,它带我进入一个与灰暗现实世界完全相反的想像世界,一个温暖的、有爱的、有光的世界。与此相对应,因着书籍的润泽,我的世界观尽管是「无神论」的,但我也隐约地相信有某种更崇高的天道精神;我的人生观尽管是「竞争论」的,但我也朦胧地感觉有某种更超越的生命意义;我的价值观尽管是「精英论」的,但我对应试教育的洗脑极之反感,仍对心灵的自由持有深深的渴望;我的婚姻观尽管是「悲剧论」的,但我宁可遗忘原生家庭的阴霾,仍对古典的爱情抱有淡淡的向往。

二  校园启蒙之傲

1997年,我来到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外,原生家庭的阴霾,越来越远;应试教育的阴霾,越来越远;18年的暗色脉络与灰色记忆,越来越远。我梦想着,校园内,会有我男友憧憬的“广阔而自由的光明世界”。

然而没有,初进大学的好奇劲和新鲜感很快消逝了,在一切步入正轨后,我才发现,大学生活似乎跟高中时代没有两样,大家的目标也越来越一致:争取入党、争取考托、争取拿奖学金……清一色的校服、清一色的行动、清一色的高中时代沿袭下来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整齐划一下,年轻的我不禁迷茫了:深受小学、初中、高中应试教育如此久远的“毒害”,现在好容易解脱出来,我岂能重新作茧自缚?这就是大学四年生活全部的意义吗?

我再次将目光投向从小的精神支柱——书籍。从余杰开始,到摩罗、钱理群、朱学勤……我被他们书中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真诚的古典价值立场所吸引,被那群饱经个体和时代的苦难,却依然坚守理想主义,在金钱利诱和强权逼迫下都不肯低头的东西方人文知识分子所吸引。

大一结束时,我开始在学校创办社团、出版报纸、呼唤启蒙、撰写文章——写批判与反思法大文化现状的文字,所谓的“在铁屋中呐喊”的文字。虽然心是真诚的,但却充满不自觉的精神优越感。只是19岁的自己意识不到而已。

三  福音相遇之光

到了大二初,一场名为“寻找法大精神”的话题讨论轰轰烈烈开始。年少轻狂的我有感于校园的世俗化与功利化,写下了一篇名叫《伤逝》的批判文章。

文末最后一句是“她戴着主耶稣殉难时的黑色十字架”。

其实,我并不真的知道这位拿撒路人与我有何关连。那只是我年轻时代的某种英雄受难情结而已——我崇敬的是俄国画上那个民粹知识分子形象的耶稣,在夜色苍茫之处,低头叹息,忧伤满怀。一名叫曹志的基督徒学长却以为我会信主,于是,1998年那个冬日的下午,我被他带到一个飘着歌声的小屋——法大学生团契。

就是在那个房子里,一位叫天明的牧师开始给我讲福音——非常正统的福音:神的创造之能、人的堕落之罪、基督的救赎之工、信主的应许之福;虽然天明牧师给我讲得声情并茂,但我却感觉这些信息对自己而言完全是异质的,如听天方夜谭一般,甚至跟民间宗教一样迷信。我更不明白的是,他为何要跟我说这些?我从来不关心这个世界是进化还是创造而来的——这么古老而遥远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吗?而且我现在不信耶稣,一样也不缺什么平安、喜乐和盼望呀!

于是等他讲完后,我开始讲自己当时对信仰的理解——也就是“普世宗教灵性论”的理解。什么人类应该有终极的指向和追问,冥冥宇宙之上应该有种超验性的神秘力量等等。其实,我相信,正如我听牧师说话听得一头雾水一样,牧师听我说话也听得一头雾水。所以,待我讲完,他并没有针对我的想法回应什么,反而突然问我,要不要接受耶稣,和他一起做一个决志祷告? 我无法接受那些术语,但看到天明牧师始终友善地微笑着,眼神明亮,神情柔和,油然对之生出一种信任感。便点了点头。

然后,开始去礼拜聚会,然而,有那么多理性上的问题,又无法接受那些所给与的既有答案。一方面,主要是我太骄傲,不够谦卑,自以为是,也自以为义;另一方面,也和我比较浪漫感性的性格有关,我所接收到的只是冰冷的命题式教义,在这些教义中,我无法看到更温情、更诗意、也更接近自身处境的东西。我如是问:“如果基督教的福音不能象中国传统文化一样,转化成一种扣人心弦的生存体验,触摸到我的灵魂深处,福音与我有何相干呢?”

无法融入后,我又想,要不先看看基督教的经典之书——《圣经》吧。结果,不翻则已,一翻大失所望。 先是旧约部分,历史书中我看到的尽是满城杀戮,民众造反,臣子叛乱,帝王荒淫以及繁琐的宗教礼仪,智慧书中我读到的尽是内容重复,感情泛滥、充满诅咒和怒骂、毫无含蓄与节制之美的诗句;后是新约部分,四福音和使徒书信中我读到的也无外乎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儒家之道,启示录中我读到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类似中国的民间宗教……在这种囫囵吞枣的阅读状态下,我把《圣经》阖上,总结出两句话:内容上(思想水平上)等于《论语》;语言上(艺术水平上)逊于《诗经》。

这就是我初次与圣经相遇的心态。或许这也是大多数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过的文科学子初次阅读圣经的心态吧。但不可避免地,当我们接触圣经文本时,必然会带着本土的文化背景和阅读视域。同样,《圣经》文本也充满了复杂的希伯来历史文化背景。所以才会有阐释中的断章取义、主观偏见。可惜,自己并未男友受过系统的人文学训练,并没有接触正统的解经书,并不懂得如何以整体性的方式阅读圣经——也许,更是因为自己并没有兴趣去了解圣经。所以,它便在我的案头远远地搁置起来。

既然集体聚会也好,单独读经也好,都没有觉得什么思想上的收获,渐渐地,我便打起了退堂鼓。然而,大三时意外中读到一本书《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我这才发现,原来基督教不再是简单、机械而冰冷的“四个属灵原则”,而是如此的深邃、如此的奥秘,如此充满爱与思的激情!男友几何时,我觉得自己无法进入教会的语境,正如教会无法进入我的语境。觉得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当我无法从“命题式真理”中喜欢上基督教时,刘小枫倡导的“相遇式真理”让我对基督教信仰“一见钟情”。

于是又开始阅读各种零散的现代神哲学思想。蒂里希、祁克果、舍勒……总让我震撼与感动。许多年后,再回首,才发现,这个纬度的切入虽然不能带我走向个体认信,但却是前一纬度的必要张力,在学校期间对基督精神的寻找与认同,能使我们在走入社会后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断质疑和反省,并保持真诚和敏感的心,对真正的认罪悔改起到铺路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真诚的追求真理的路途中,又很容易高举自己的理性、悟性,产生精神上的优越与自义,骄傲与独断——那怕是不知不觉的。这种不肯放弃自救的强力意志使得很长时间内,我无法在真理本身面前谦卑俯伏下来,承认自己本质上的虚弱和欠然。承认人的尽头,神的起头。

四  青春理想之暮

如果说,如果,在大一,我的理想主义开始萌芽,大二,我的理想主义开始繁盛,那么,在大三,我的理想主义开始走向凋谢。目睹不少师兄师姐们一走入社会后“理想主义的情怀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的黑色经历。更重要的是,想到自己不久即将毕业,将来是否也会注定如此孑然的结局,不由得升起浓烈的悲凉气息,进而开始怀疑起在校园坚守理想主义的意义。

到了大三结束,我去地方法院实习,实习归来后身心破碎,最可怕的不是看到社会的黑暗,而是自己的黑暗。吃吃喝喝、堕落原来如此的容易?我对得起两年前的入校誓言么?我还是那个坚持人文理想主义的我么?我现在都干了些什么?由于这次去法院实习的黑色经历对我打击太大,我不再对“法制救国”抱以幻想,又幼稚地认为,法律不够浪漫,不够接近个体生命本身,而我迫切需要像飞蛾一样,拥抱某种可以点燃我生命激情的职业或事业。所以,就像鲁迅先生年轻时“弃医从文”一样,我也决定“弃法从文”,于是报考了文艺美学专业。

考完研后,仿佛所有的青春激情都在考研这最后一搏中都耗尽了,我陷入到一种虚无感里。此前我给考研注入太多形而上的意义,以为只要考上,就能过上一种牧歌般诗意的生活。但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记得当时天天抱着一本《走向绝望的深渊——克尔凯郭尔的美学生活境界》冥思苦想,此书很尖锐地拆毁了有关“美”的乌托邦神话,让我再次感到无路可走。后来我以总分第一考上研究生后,竟然没有什么惊喜之情,反而有一种幻灭之感。我问自己:“考研仅仅解决了我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个体与社会),却未能解决我的存在与虚无的矛盾(个体与自身)。前者,能考自救,可后者呢?”

五  直面虚无之渊

如果说,大四毕业前,虚无主义的气息初露暗潮,到了研一,这种虚无暗潮则开始汹涌生长。这里,我不得不重审自己所“相信”的基督教信仰——

神论:我承认神的超越性,但无法接受神的临现性;具体而言,我所相信的神类似古希腊思想中的逻各斯,他是万物的源头,是宇宙的始因,是灵本身,是道本体;而非圣经中那位临在人类历史之中说话的耶和华,我无法接受神会有嫉恨发怒、审判赏赐等拟人化的性情行为,觉得这简直是农村老头老太太才会相信的神话;

人论:我承认人是有罪的,但无法接受圣经定义下的罪;具体而言,我所承认的罪更多是存在论上的罪,即人生存本身的偶在与欠然状态;而非道德论上的罪,如没有遵守神的律法诫命,没有活出神的仁义圣洁。因为自己一向不屑于道德,审美才是我的道德。

基督论:我承认耶稣是人性的典范,但无法接受他是神;具体而言,我觉得耶稣十架受难反映了人心中最崇高的上帝意识,可歌可泣;但耶稣道成肉身以及复活升天就太荒谬太迷信了;

救赎论:我承认人需要救赎,但无法接受耶稣是唯一的救赎之路;具体而言,我认为人需要救赎是因为人常常处在“非我”状态,所以才要像耶稣一样,不断提升自己的灵命与道行,以抵达本真的本我;但宣扬耶稣是唯一救赎之路充分表现了正统基督教的偏狭不宽容。当今是我更倾向在多元化的情境中寻求普世宗教灵性整合之路,以及“自我超越”的救赎观。

总之,圣经和正统基督教信仰体系对我而言,是美的,也是善的,但不是真的,或者说,只有一部分的真。所以,我需要汲取精华,过滤糟粕,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性来取舍教义,建立更“合情合理”的基督教信仰体系;归根结底而言,就是如亚当夏娃一样妄图靠自己分辨善恶之果,靠智慧营造巴别之塔。但问题是,研一时我突然发现,我自我建构且自我相信的这一套基督教信仰体系居然有一个最大的破绽:那就是它在我作为真实个体的死亡面前,竟然不堪一击——

我岂不是只将神视为“道本体”吗?问题是,神(道)不死,我却要死,我的死和神(道)有什么关系呢?化为神(道)的一部分吗?“委运大化”也好,“生死齐物”也好,美化死亡淡化死亡也好,古典式信仰立论的客观凭据究竟在哪里?我战栗了。

我岂不是只将罪视为“存在论上的偶在与欠然状态”吗?问题是,当这个偶在的我死后,灵魂与肉身都灰飞烟灭,又如何与这个必然性的道(神)合一?我战栗了。

我岂不是只将耶稣视为“人心中最崇高的上帝意识”吗?问题是,这位人性的典范耶稣死了,而且死得如此惨烈!那么耶稣十架受难的意义是什么呢?给人类留下永恒的精神遗产吗?可连人类都必有一死,还有什么意义是可以永恒的?我战栗了。

我岂不是只将救赎视为“自我超越”吗?问题是,无论是处于非我,还是处于本我,都是一个终将死去的我,又何必在生时苦苦追求道行和灵命呢?为何不快快乐乐享受今生呢?我战栗了。

难怪尼采说:“形而上学必然导致虚无主义”。同样,我巴别塔式的宏大信仰并未将我引向永生之义路,相反,反而因其破绽令我滑向虚无之幽谷!

六  生存暧昧之伤

我转而开始怀疑这个“形而上学”的道(神)本身存不存在!而接下去的怀疑是:如果道(神)真的不存在,我为何还要充满理想主义的生活呢?是啊,反正我是必死的,为何还要理想主义的生呢?为何不活得逍遥一点,妥协一点,享受一点呢?

几乎顺理成章地,于我而言,本体论层面虚无主义的弥漫又逐渐导致现象界层面享乐主义的滋生。其实,虚无与享乐,只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而已。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正因去日苦多的虚无之感,才会生出对酒当歌的享乐之愿。

享乐式的幸福——我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这样去做。未彻底解决虚无主义的毒根前,我看不出有什么是非如此不可的,现实生活虽然不值得一过,但还是得继续过,至于怎么过呢?没有绝对善恶标准,就按官能、利益、情欲来当作我的善恶吧!面对信仰的怀疑态度也影响了我面对生活的暧昧态度。在具体现象界层面实践中,则表现在我对工作问题和感情问题的暧昧处理上。

研一伊始,我找了一份兼职工作。一家文化类报纸录用我做实习记者,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倦怠这份工作。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开始变成一个心浮气躁、意乱情迷的人,与我原先仅仅是为了赚钱供养自己的初衷越来越远,写着哗众取宠文化快餐式的新闻,堆着八面玲珑职业化的微笑,我不由自主被卷入一个喧嚣而缤纷的社会大舞台:采访、打电话、出入高级写字楼、与文化界的名流打交道,最后还卷入了一场极为荒唐的笔墨官司,见到教授间为了丁点利害关系而勾心斗角,落井下石,甚至大动干戈,更是引发出我的愤世嫉俗之感。

其实当时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难道我心中潜意识就没含有将来为了进入这个知识分子话语圈做准备的倾向?难道当他们拉拢我的时候,我没有洋洋自得、沾沾自喜过?甚至,我比他们更糟糕。比如,既然不屑于此道,我完全可以选择辞职不干,但我没有。原因很简单,只要写一两篇稿子,每个月就能挣点钱——人似乎本能会对钱财生出安全感来。更重要的是,虚无感让我觉得人生如梦,世事如幻,也就不必要把这种为稻梁谋的兼职工作看得太较真,不如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得过且过吧。

但毕竟,我那么多年受人文理想主义的熏陶,无法完全的游戏人间,这使得很多时候我的生活和心态变得很分裂:去采访的路上,我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读着刘小枫的神学文字,激情澎湃,但一到目的地,马上摆出职业化的应酬神情,冷静算计着如何以最快的效率炮制文化快餐。自己还感伤地在日记中写道:“一边是校园,一边是城市;一边是书香墨影,一边是衣香鬓影;一边是淡泊如菊,一边是欲望如潮,我行走于两端之间的钢丝上,小心翼翼。”

是的,我只是伤感,但从未想到要彻底跳下来,还指望要成功地行走于两端。不知道总有一天会被钢丝抛掷了下来。

同样,研一伊始,我卷入一段复杂感情。有位师兄大约看到我好读书、爱思考,和他同样关注人文精神,又颇有理想主义式的真诚,便觉得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自然而然地爱上我,可我并不爱他,所以一再拒绝过他。可惜我并不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尽管当时已经受洗,然而从内心最深处并不相信神的存在,既然不相信神,自然也谈不上敬畏神,更谈不上用神的话语去归正自己的私人生活。因为歉意,因为情欲,因为自己的报恩思想,因为对方的不舍追求——因为很多很多错误的“因为”,我最终还是和他走在了一起。但没过多久,我也开始倦怠这份感情。

当时我的虚无感已越来越深,并渗透到爱情观和爱情实践上。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最痴迷的就是与他讨论信仰,而非爱情。我认为,在信仰本体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任何现象界的实践都是软弱的、荒谬的、可有可无的。于是,我会反复问他:“如果没有永恒,人为何要读书、工作、结婚、成家呢?为何要爱呢?”也会反复问自己:“如果没有更深信仰的盼望,没有更高纬度的支撑,此在的婚姻情爱有何价值呢?小家庭般的幸福在最本体的虚无面前有何意义呢?

最根本的分歧是:我无法如古典的他一样相信古典式的“信仰体系”——我问:凭什么相信有天道?当这个前设令我怀疑时,接下来的问题才是:人生观上,凭什么应该遵循天道?价值观上,凭什么应该慎独自律?爱情观上,凭什么应该执手偕老?——我竟然找不到理由。

事实上,我是自私的,我明明知道他是真心实意想要和我执手携老的,我却口头上敷衍,心底下打着好聚好散的算盘。因为婚姻意味著付出牺牲,承担责任。我还有大把的青春飞扬,可不甘心被婚姻制度羁绊……我日益意识到一个令我恐慌的事实,我只能在想象中去爱人。面对一个真实的个体,我无心去爱,也无力去爱,一度想着不如分手,却还是将错就错、得过且过,将感情耗了下去。

然而,当学校的学生社团请我做有关爱情的讲座时,我仍在台前言之凿凿地说:“我的爱情理想是古典式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何等的自欺!我在形而上想像世界里是向往古典的爱情模式,但在形而下真实世界里实践的却是后现代的爱情模式。或者说,古典主义气息只是我的一面,我身上还有后现代主义的另一面,虽然他们潜藏得很深,但却对我的人格发生着影响:比如极深的虚无感、没有原则、逃避责任、解构传统价值观,总而言之,一个分裂而挣扎的我。

七 自救对抗之路

是的,我倦怠我的工作,但又认为既然有点钱赚,就凑合着继续吧;是的,我倦怠我的感情,但又认为有个人陪,就凑合着继续吧:虽然我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不纯粹,却懒得改变这种分裂的生活状态,最深层面的原因却源于虚无主义的毒刺。

不过,我虚无主义的心日益生长,但又很不甘被虚无击垮,于是同时,我对抗虚无主义的心也日益生长。

如何对抗虚无?我仍然企图沿袭大学以来的路径:借着大量的阅读、思考、修悟,以自我灵性扩张的方式来自救。这种自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能缓解虚无的侵噬。比如当我在书斋生涯中沉心静气时,就能体验不断被永恒击中的幸福。但并不是经常能体验到,在自觉难以抵达永恒的沮丧中,我经常会有一种价值焦虑——信仰焦虑——时间焦虑,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切问近思上,通过争分夺秒、日积月累的思想修炼,现在低级智慧功力的我能有朝一日达到智慧最高境界。不过,即使在思想修炼中,我内心深处还是会有一种自欺的怀疑感。自救是否仍然是一种虚无?

除了靠古典式的“修悟境界”来抵抗虚无以外,我还企图靠后现代式的“审美体验”来抵抗虚无——具体而言,我希望象福柯一样,把生活彻底艺术化,然后享受不断的审美高峰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中遗忘死亡问题。于我而言,生的焦灼主要体现在对青春流逝的焦灼,怅然感觉能够轻舞飞扬的日子越来越少,而生活中的可能性越来越多,但我似乎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非如此不可。然而,我何等渴望找到那个非如此不可的幸福!因为读研后离城市近在咫尺的缘故,我可以去经历很多的可能性,于是,我去旅游、学舞蹈、画油画、泡酒吧、练气功……带着我全部的激情,开始投入到各种各样的后现代审美体验中。

几个月下来,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眩晕。眩晕是一种很快乐的感觉,就像灰姑娘在跳舞,但不能也不敢停下来,一停就虚空。而且,当这无数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变成现实后,我也没觉得什么幸福。我在日记里写道:“可真实现某一种,我们又觉得不过如此而已,还好,还有下一种,但还是不过如此而已,再换下一种,再一次不过如此而已。每一种新的可能性,都是一种依旧的不幸。我有时想,如果所有的可能性最后都只是不过如此,有没有什么是非如此不可的?!

 

八  自我分裂之痛

从上述读研时生活实践来看,我虚无,但并不是彻底的虚无;我享乐,但并不是彻底的享乐。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功利与淡泊同在;在我的感情经历中,暧昧与古典同在;在我的修悟之路中,自救与怀疑同在,在我的审美之旅中,眩晕和清醒同在;许多无法理解的悖论都交织在我的思想性情里互相撕扯。自我分裂的痛苦如此真实!

所以,研究生的时候,我开始对北村的书一见如故,并被他笔下的那些主人公深深打动。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都自以为义,自以为良善,但很快借着最普通的现实生活发现了自己人性中的恶,这让他们震惊和躲避,他们想抗拒这种恶,却无法超越自己的限度;他们意识到需要有更高维度的救赎,却没有找到出路,终于陷入绝望的挣扎中,大多以自杀告终。他们说:“我们盼望生活像天使,实际上它像垃圾。”他们说:“我们像走迷的羊,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我巴望尽快离开这条黑暗的河流,一定有个安慰者,来安慰我们,他要来教我们生活,陪我们生活。”一次又一次,我读着北村小说中这样的句子,泪流满面,那时,我分明意识到,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

是的,我真实看到自我的分裂——这是走向福音的第一步。因为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我越来越深相信福音的一个核心教义——“我没有义”、“我不能爱”;

然而,我拒绝解决自我的分裂——这是走向福音的第二步。为什么?或许还是虚无这根毒刺的辖制,叫我无法相信福音的另一个核心教义——不相信神的实存高过虚无,神有更高的义、更深的爱。

因此,我的问题仍在原地徘徊:虽然看到自己对于罪的无能,虽然看到自己对于爱的无力,只是自嘲却懒得悔改。殊不知,这是另一种骄傲。大学时代,是自义者的骄傲。读研时代,是自嘲者的骄傲。

然而,我无能无力,圣灵却是大有能力的,它的光照却从未离开过我。借着聚会的光照,借着在感情问题上的光照,借着在工作问题上的光照,借着肢体的光照,我一步一步走出虚无的死荫幽谷。

还是先说圣灵在感情问题上对我的光照吧。

前面说过,我和男友在交往期间的种种问题,到了交往后期,问题变得更多。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他已经没有爱了,只剩下所谓的责任。可背负了太多的责任,就会失去了放任的自由,于是一直考虑要和他分手。但是他已经报名参加北大的博士生考试了,这次考试对他至关重要,我也真心希望他能考上。如果这段时间向他提出分手,肯定会严重伤害他的感情,甚至会严重影响他的复习。于是,我自作聪明地决定等他考上后再提不迟。暗想,就当我考研时欠他的人情,他考博时我来还吧!这样想的时候,反而还觉得自己颇有牺牲精神呢。

虽然我嘴上没有提出分手,但心上已经开始放任自流。恰好在此时,我认识了在哲学系念博的一个男孩(姑且称之为哲学博士),这又是一个性格单纯、思想传统、非常书卷气的学院派男生,而我表面上给人的印象也是爱读书、爱思考、性格也很单纯的学院派女生。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这种类型的女生似乎会对同样类型的男生有吸引力。坐而论道中,哲学博士也对我有了些好感。

按情理来说,面对来自异性的好感,我应该保持距离才对。一则我还未和男友分手,对男友来说,是不义;二则我并不打算和哲学博士走在一起,对哲学博士来说,则是不仁。但我并没有刻意和哲学博士保持距离,反而继续和他维系个人化的交往,虽然也就仅限于吃顿饭,聊会天,很普通的礼尚往来而已。然而,不难想象,一个男生会随着这种个人化的交往的继续而好感继续,所以从伦理学角度来说,我这样仍是“消极的不道德”。但问题是,我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因为道德评判的标准全在于我的感受美丑与否。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我反而感到很“审美”呢!

这就不得不提及我继续和哲学博士交往的动机了。不可否认,会有某些虚荣感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在这种朦胧交往中,我会不自觉地显出我性情中美好的一面来。并步走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谈古老的哲人,谈思想的灵犀,谈喜欢的书籍,这一切显得单纯而明亮。这时候的我心似乎是安息的,那些虚无之殇似乎变得遥远。不过,一切到此为止就好,我已经吃一堑,长一智,不打算再和任何男生深入交往下去了,因为一切深入都必然暴露人性的复杂和幽暗,而复杂和幽暗带来的只是伤害。犹如张爱玲所言:“人世间,没有一种感情不是百孔千疮的。”所以,我非常清醒地知道我谈话的底线在哪里。我不会和哲学博士分享我过去的成长经历,也不会告诉他我现在的情感状况,更不会让他知道我本质上对感情的态度其实不是冰心式的古典主义,而是张爱玲式的虚无主义。总之,我只表现我最美好的一面,只让对方记住我最美好的一面,这就够了。

与此同时,在男友面前,我也并不隐讳和哲学博士的交往。男友自然非常生气,认为我这样做是一种对感情非常不忠诚的行为,而我却认为这是我个人的自由,交往的底线我会把握,他无权干涉。我和他并无婚约,也就无所谓忠诚,如果他觉得接受不了,那就最好分手。男友忍无可忍,但又不想和我分手,非常痛苦。他是如此重感情的传统男生,可偏偏遇到我这样的非传统女生!最初岂不是也因着和我谈诗词、谈基督教、谈人文关怀,而以为我是高山流水的古典性情女子吗?原来骨子里竟然是如此的后现代!而且还是打着“审美”的名义!

然而,终于有一天,圣灵的光照来了,使我意识到,我的“审美”不过是我的“自私”而已。

那一天,我和哲学博士见面时,他正好要去导师办公室取资料,便邀请我同去。没想到该办公室脏乱不堪、灰尘满垢。哲学博士在电脑上打论文,我闲着没事,又实在看不惯这幅景象,便当起了义务清洁工,开始动手收拾打扫,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我穿着一件很古典的纯白色连衣裙,哲学博士大约看到我也不怕弄脏白裙子,一趟又一趟地卖力提水拖地,便又是歉疚,又是感动,不由得称赞了我一句:“小鱼,你真是纯洁!”

我一下子愣住了,纯洁?他居然说我纯洁?!我?纯洁吗?立刻,内心有声音责备道:“不!你一点也不纯洁!一点也不!”

我默默地提着水桶来到盥洗间,一边洗着拖把,一边继续聆听这微声:“你明明知道对方对自己有好感,但你不但不回避交往界限,反而为了满足自己所谓的审美感觉和他继续见面,也不考虑对方会不会加深好感、引发误解,这是纯洁吗?对方其实是一个在感情经历上非常单纯的男生,你这样忍心伤害他,你不觉得内疚和罪过吗?看看你身上穿的白裙子,你穿它是为了显示你的纯洁吗?是为了让对方视你为纯洁吗?其实,你心里有那么多的败坏,实在不配穿它们!如果说纯洁,他倒是要比你纯洁多了!

我翻然醒悟,这才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和他交往下去了,于是匆忙离开。从那一天起,我便开始疏远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即使有见面的时候,我也会自觉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谨慎自己的言行举止,反而和他的关系更加海阔天空了。很多年过去了,我和哲学博士一直保持着明朗的友谊,其实都是得益于圣灵那一天的光照。更重要的是,很长时间圣灵都借着哲学博士的这一句话,让我看到真实的自己,毫无纯洁可言。

如果说,圣灵在感情问题上的光照,我还算顺服,但等到圣灵在工作问题光照我时,却经过一番极大激烈的争战……

前面说过,我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挣钱,心里鄙薄自己所作之事,眼里却恋慕自己所得之财,这就导致我心态很不健康——写稿时能敷衍就敷衍,能投机就投机,稿件质量很粗糙,总觉得精雕细琢会浪费我很多精力时间,实在不值得。到了后来,我经过长期观察,发现对于实习记者而言,报社的工资制度是这样:本月只要发表一篇文章,便可以得到该篇的稿酬100多元和该月的固定补贴400元,而发表一篇文章和发表多篇文章所领到的固定补贴是一样的,只不过多一些稿酬而已,但发表多篇,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我可不愿意付出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开始琢磨,如果我每月月初就发表一篇,然后就收手,岂不能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么?显然,这是一种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伎俩,一点也没有从报社的角度着想。但我居然一点也不以为过,反而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洋洋自得。

大约有两个月,我都成功地实施了此策略,但到了第三个月,也就是2002年的5月底,我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后,便以为高枕无忧了,可到了去领工资时,居然发现只有50元稿酬,并没有那400元补贴;原来,报社有一项规定,当月稿酬不够70元的,不能领取补贴。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但我听了很不甘心,怎么那篇新闻稿就值区区50元呢?便赶紧同该版的曹编辑联系,请他帮忙把稿酬提高一点。没想到,这位曹编辑是一个原则性特强的人,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义正辞严地将我批评了一顿,说作为当代的大学生,为人处事要脚踏实地,怎么可以如此急功近利呢?

其实他说得非常对,但因为我一向自视甚高,而对方毫不留情地戳穿了我丑陋低俗的另一面,我便听得又羞又怒,且滋生出对这位曹编辑的怨怼来。气冲冲地回到宿舍后,我从早到晚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争强好胜的心膨胀起来,觉得不能就此善罢甘休,非要讨回这个公道不可!很清楚的记得,第二天上午是我非常喜欢的“西方古典文论”课,平时常常沉浸在柏拉图和康德的美学意境里,但那一天我压根没有心思听,完全被妄念席卷而去,脑海中翻天覆地的挣扎着。一个声音说:“算了算了,息事宁人,别去想它了,就当自己吃点亏吧!”另一个声音却说:“凭什么要自己吃亏?不行,我非要把这件事弄妥当。我就不信没有别的办法!”结果,争来吵去,还是后者占了上风,于是开始搜肠刮肚地想各种解决之道,那是何等可怕的三个小时!

好容易下了课,从校园出来,我的头昏沉沉的,仿佛有个心魔想要捆绑我的全人,然而我居然束手无策!不过,当时还自负地想,只要找到解决之道,心魔就会消失。我直奔电话亭,给另一位专门负责此事的资深编辑打电话求助,没想到他说我晚了一步,当月报表昨日已经上交。看来真的是无计可施了,但我仍未想到要偃旗息鼓,心魔反而越来越膨胀,对曹编辑的怨怼,对自己的责备,对不义之财的惋惜,对不佳之运的懊悔统统涌上脑海,简直要崩溃了。我不是一向善于自我反思的么?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法让自己心如止水?

绝望之余,我突然想起了曹志大哥。于是,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就说:“曹志大哥,我快不行了!”曹志大哥听得一头雾水,忙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则回答道:“我不想说,你帮个忙,念一句圣经经文给我听,只要一句。就一句!”

曹志大哥沉吟片刻,缓缓说出一句:“那我给你念《箴言》4章23节吧,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圣经话语的确带着苏醒人心的能力,听到此句,如醍醐灌顶般,圣灵一下子光照到我内心的昏聩处,突然间清醒过来。是啊,要保守心灵清清洁洁的。我现在这么意乱情迷,都是因为心灵不洁所发出来的果效!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哽咽着说:“太谢谢你了,我要的就是这句!”

为了掩饰失态,赶紧挂了电话。坐在床头,才发现,当认罪的眼泪纷纷而落,心里贪、嗔、痴等各种妄念也立刻止息,一点也不想争什么,夺什么了。我突然意识到,心灵的清洁是何等宝贵!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我并不想夸大此事当时对我有何重要的属灵影响,但无疑,它使我开始更严肃地思考信仰与生活的关联性。接下来的好几天里,我都早早起来读四福音书,并很认真地做起了读经笔记。但心里还是满了诸多的困惑。心想,如果神造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断贪嗔痴、住戒定慧,克己修身,那还不如当初把我造成一颗石头,彻底无欲无念无执无愿,白茫茫一片大地更干净!

困惑之中,我便打电话问郭锐弟兄这个问题。没想到,郭锐弟兄居然非常肯定的回答:“石头没有灵魂,但人有灵魂啊!灵魂是神赐给人的最美好的礼物!”这话深深的触动了我,更奇妙的是,我竟然第一次能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这一步信心之跃虽小,但对当时的我却何等重要!

如果说,研一因着虚无主义的心,心灵是焦灼的,分裂的,生活是含混的,挣扎的,但圣灵还是一直光照我、警醒我、引导我走义路,那么,到了研二,圣灵的光照、安慰和引导则更加彻底,借着永恒的道和神圣的爱来刺穿虚无主义的深渊,也让我同时经历理性上的归正、情感上的医治、意志上的悔改,直到最后真正俯伏在十架宝血之下。

九  理性归正之旅

先说理性上的归正之旅吧。

研二时,我遇到了一本对我的生命影响极大无比的书——许志伟先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该书以圣经为本,系统地介绍了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救赎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神学核心命题。虽说他是站在正统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上进行评介的,但学理之平衡、思辨之严谨,都令我心悦诚服,才发现,原来正统基督教神学的内涵竟然是这样深刻!我不得不谦卑下来,去认真思考正统教义中关于神、人、罪、救赎的明确界定。

尤其是“人论”部分——也是我最为关注的部分。是的,我可以将“上帝是否临现于这个世界?”、“耶稣是否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等命题悬搁,但我无法不面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等问题,而我是人类的一部分,因此要想知道“我是谁”,就必须知道“人是谁”。以前觉得圣经关于人的定义,什么上帝用泥土造人,又吹了口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些神话式的语言更是完全无法说服我和感动我。然而,当我读到许志伟先生用现代处境意识的语言解释这些经文时,却在理性上被深深吸引了。

他指出基督教人性论的基础是“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这意味着只有在“一种关系的维度”中审视“人性”:上帝主动与人建立关系——一种以呼唤与回应,往来与对话为特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文/ 喻书琴

(写于2008年峥嵘创刊10周年)

激情和寻找

11年前的9月,18岁的我来到法大。

在新生欢迎大会上,听到江平校长这样的入校宣誓词:”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除人间之邪恶,守政法之圣洁!”反复默诵,心里明亮无数。

其实,初来乍到,岂能真正理解这宣誓词背后的深意?只是因为年轻,有着青春的激情,以及英雄主义式的自我想象,便很容易被”正义”、”公平”、”圣洁”等美好的字眼所吸引。

在初进大学的好奇劲和新鲜感逐渐消逝后,英雄主义情怀也逐渐消逝,大学生活似乎跟高中时代没有两样,而且,还比高中时代更严格,清晨六点就得起来早操。清一色的校服、清一色的行动、清一色的高中时代沿袭下来的思维模式。

然而,在这种整齐划一下,隐藏的是个体敏感的心灵,我们到底要往何处去?不是没有标准答案:思想辅导课,新生训导会常常开,然而,真实的成长,还是要靠自己慢慢摸索。

越来越多人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在学业上,而我觉得,深受小学、初中、高中应试教育如此久远的”毒害”,现在好容易解脱出来,我岂能重新作茧自缚?所以,上了大学,我最大的盼望就是自由地读自己真正想读的书。

阅读和思考

于是,学校图书馆的借阅处频频浮现一个小女生的身影,她带着近乎朝圣的心向这片浩瀚之海游去。

读到的第一本好书是蔡翔先生的《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讲述当代文学中的精神维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瓦解。因着这本书,我第一次听到人文精神这个词。从此就沿着这个词,向曲径通幽处寻觅过去。

但真正带我进入人文启蒙之旅的,却是一位仅仅比我大6岁的学子。他的名字叫余杰。

尽管余杰的文字偏激、不够严谨,随意性太强,但我依然感谢余杰在我成长过程中的提携。

一方面,余杰有很强的社会关怀意识。批判和反思的焦点始终立足于当下:当下的校园、当下的教育体制、当下的政界、当下的知识群体走向问题、当下的底层状况。这点特别能吸引敏锐的青年学子,如何从多年被定势化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以一种独立观察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尽管”批判的态度、怀疑的立场、边缘的状态”是他的写作方式,但最终的目的却是要树立人文关怀的价值立场。这与后现代式的”调侃式的批判、怀疑、边缘”大不一样。余杰骨子里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士大夫情怀。他文字中跃动着的那颗赤子之心感动了当年一代青年学子。

而我自己其实也是从诗经、屈赋、孔孟之言、鲁迅之文、琼瑶式爱情、金庸式传奇这一路古典传统中走过来的,对侠义道精神的担当、对君子人格(知识分子人格)的向往已经潜移默化到骨子里。所以,对余杰的书心有戚戚,几乎是注定的事。

从余杰书中,我第一次知道了许多当代东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名字:殷海光、陈寅炔、帕斯捷尔纳克、哈维尔……这样一群饱经个体性和时代性的苦难,却依然坚守理想主义立场,在金钱利诱和强权逼迫下都不肯低头的知识分子。在我19岁那年,25岁的余杰开启了一扇窗。窗外,是广袤的人文心灵史的长河。

 

写作和识友

读得多了,也想的多了,就渴望写点什么。

读大学后,不知是不是受了余杰文字的影响,开始写随感体的杂文,也开始更多关注当下。而我所能接触的当下无外乎自己所置身的大学校园了。校园的人、校园的事、校园的文化便自然成为我们最大的关注点。

初来法大,听到一句北大的疯子;清华的傻子;法大的痞子的评论,心里很是抵触,认为肯定是其他学校恶意的攻击,然而,进入法大半载,的确看到了某些不良现象,就像许多敏感而激进的大学新生一样,积郁于胸,便难免批评于笔了。

翻阅大一时几篇批判文章,其实是非常模式化的,先是针对某些法大学子的言论或行为,便拿来当作定罪的论据了——其实,这些所谓的论据并不充分,也未细加考证;接着,便急急地引发出一大堆批判,批判法大的功利之盛行、人文之衰败;最后,由批判转入感概,感概白衣飘飘的年代而今已成为遥远的绝响。感慨之余,大抵心中是充满不自觉的精神优越感的,所以文中会刻意营造出悲壮而凄美的文字风格,大有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况味。

当然,这个19岁的女孩子显然意识不到文字英雄理想主义情结下所深藏的精神优越感。不过,那个时候,毕竟对理想主义是认真的。

那时的我,不仅自己写文字,也会格外关注法大校园里其他人的文字。因着某些机缘,我竟意外地发现了几个读大一的同龄人的文字。常常会因为欣赏一个人的文字而欣赏写文字的人。最后这些人便成了我淡如水的朋友。

报纸和社团

一面自己写作,一面关注校园里他人的写作,于是,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创办一份报纸,一份属于我们这群97级人的报纸。

几乎是同时,眼前浮现出这份报纸的名字:江湖。是的,江湖,笑傲江湖、饮马江湖、仗剑江湖。何等气贯长虹、义薄云天的名字。

办报的想法日益在心中强烈起来,那时的我,其实仍然是非常内向的,但为着理想的缘故,反而有了一种豁出去的勇敢,于是,忐忑地跑到团委打听办报的事,管学生社团的赵云鹏老师倒是一个仁心宅厚的好人。他说,理想是好的,年轻人要有理想。我的心便安定了半分。不过,他又说,但是按学校规定,不能以个人名义办报纸,只能以社团的名义。而且江湖这个名字匪气太重,做报纸名不妥当,我的心便又凉了半截。没想到他继续说:你写一个创办社团的申请吧。再把名字改一改。

我大喜,便意识到赵老师基本上同意了。当然,我并不想办什么社团——社团意味著组织、架构、管理,非常繁琐,我不过一介书生,难以胜任此等大任,不过,我已经打定好主意,先找一些同道加盟社团,等第一份报纸出来了,我便赶紧让贤,邀有志之士接手之。

至于报纸的名字,江湖被否决了,心里觉得实在可惜,叫什么好呢?开始冥思苦想,后来,在室友陈璐的启发下,我们打开了毛主席诗词:”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你看看峥嵘这个名字怎样?峥嵘?倒也和江湖一样,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名字,却少了几分匪气,多了几丝雅气。于是,就这样敲定了。

接着,很顺利地通过了审批。峥嵘报社就这样诞生了。那是1998年的6月。我的大一即将结束。

暑假提前返校,和同班同学李延枫一起到法大东门外的饭馆拉赞助,居然筹集到充足的资金,要出刊了,很是振奋。

这份报纸的定位是什么?我问自己。记得办报之初,曾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堂吉珂德式的妄想而已。立刻,脑海中出现堂吉珂德的形象。是的,就是他了。虽然有点疯疯傻傻,但本质上却是真诚而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

从图书馆借来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珂德》,看到全书结尾处有一首墓志铭邈兮斯人,勇毅絕倫,不畏強暴,不恤喪身,誰謂痴愚,震世立勛,慷慨豪俠,超凡絕塵,臨歿見真。大为感动,也不顾最后一句似乎有自嘲之嫌,就决定将之作为《峥嵘》的创刊词。

然后,自己也激情洋溢写了一篇创刊文:你好,堂吉珂德!写完后,还觉得意犹未尽,心想,若在刊头峥嵘二字旁边配一副富有象征意味的小插画就更好了。很偶然的机会,在一本旧书上看到一副黑白版画:一位佩剑骑马的侠士跋涉于两座崇山之间,我觉得这真是对堂吉珂德精神再好不过的阐释。然后在报纸的中缝,我浓墨重彩地填上东林书院门上的一副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构想设计好后,请人打字排版印刷。很快,一千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就送到我手中了,那感觉就像是捧着一个刚诞生的婴儿,说不出的喜悦。

其实,从客观的角度看来,这份报纸错别字很多,版式设计也不美观,报纸印制的质量非常一般,文章的风格也太过统一——大多是批判与反思法大文化现状的文字,也就当年我自己比较偏狭的阅读和写作风格。不过,毕竟太年轻,就像堂吉珂德一样不够成熟,唯一值得纪念的就是一颗真诚而简单的心。所以,这第一张报纸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思想意义。

感谢与祝福

 因激情而寻找,因寻找而阅读;因阅读而思考;因思考而写作;因写作而识友;因认识笔友而决定出报纸,因出报纸而办社团。这就是我大一的足迹。

但自己年轻时并不是一个善始善终负责任的义人。所以从1998年9月第一期之后,峥嵘的路就开始蹒跚。但一晃十年,它居然走到了今天,为什么?那是因为一路上有很多的师弟师妹在扶持,它真的“携来百侣曾游。”

因着它,在法大四年,我认识了97级的苏伽林——对峥嵘最认真的人;98级的杨洋、程艳、熊斌;99级的雷小政、刘杰、杨明生;00级的翟运松、张翀。多年后,又认识了滕小燕、叶小静、王小波、张仁望、柳建树、施义。多年的多年后,又认识了顾兰兰、温靖、龙飞、杨龙等06、07级的孩子。感谢以上这些人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倾注在这个社团,感谢你们对峥嵘曾经的,或现在的,或将来的付出,也盼望有更年轻的大一大二孩子在峥嵘,更进一步说在法大,得到心灵的成长、得到品格的建造,得到友谊的温暖。

盼望你们为人为学为情为义,不负这四年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