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从诱奸到畸恋到暴力美学

一、写完自传体小说后自杀的女作家

林奕含自杀了。

这个曾令同龄人艳羡的90后女孩,生于台南的书香门第名医世家;博览群书,曾任校刊主编,排球队长;高考时是台南女中唯一的满级分,被媒体誉为超级小孩;而且相貌气质俱佳,像极某些琼瑶片中的清纯女一号;

2016年,她结婚了,婚礼上,她向宾客分享的不是喜悦,而是与精神病斗争的痛苦过程。婚后,她说道:“每次精神病发作完,哭泣、呓语、癫痫、咆哮的鬼魂在家里浮游,我会想如果不是我,B(林的丈夫)是不是能够继续他明媚、全勤的人生?是否我一直在将他折磨?我好心碎,而他看起来还是那么清洁。”

2017年2月,她出版了处女作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本记录国文老师李国华利用职权不断诱奸、哄骗、性虐女学生房思琪直到其发疯的故事,也是一本记录女学生(强迫)自己爱上强奸犯老师的故事。但她不承认自己是女主人公。这部惊世骇俗的书出版才两个月,已经加印5次,被誉为“洛丽塔的另一面”。

4月27日,年仅26岁的她上吊自杀。

4月28日,林的父母发表声明,其实,女儿小说中的房思琪就是她自己,女儿的死因不是抑郁症,而是八九年前被男老师诱奸,而女儿还被师母看做是小三。女儿长年累月与这段可怕遭遇引发的创伤记忆做斗争,几度休学,一直看心理医生,还进过精神病院。据闻,林父当年曾当面质问该老师,但该老师恐吓家长,事情闹上法庭,吃亏的还是林家。加上当时林奕含才刚获得满级分,媒体大肆报道,林母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咬牙吞忍下去。

5月5日,其父母再度发表声明:还有另外3位女学生也被该老师性侵,甚至遭遇黑道威胁,强拍裸照。但因有苦衷,仍不便透露该老师姓名。

5月7日,该老师,一位被称为“补习界的马英九”的名望人物被公众揪出,但他完全否认性侵之事,避重就轻表示当年只是“婚外情”和“师生恋”,以规避法律责任。目前此案仍在调查中,但检方说事隔多年,定罪很难。

林奕含的自杀震惊了整个台湾,随即,越来越多台湾女孩和大陆女孩勇敢说出她们在成长过程中被熟人性侵的遭遇……

二、II型创伤的样板 

林奕含自杀前曾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那么,何为房思琪式的强暴?熟人长期诱奸和陌生人突击性强暴事件有什么不同之处?

心理学家李松蔚曾说:“性侵是彻底的噩梦,不过,噩梦也有等级。有一些情况尤为棘手,主要体现在初次发生性侵的年龄越小,遭受性侵的次数越多,施害者和自己的关系越近,这段经历对受害者来说就越是恐怖。这里涉及到一个创伤的分型。偶发的,成年之后遭遇来自陌生人的强暴(I型创伤),相比于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持续不断地遭遇来自熟人的侵害(II型创伤),要稍微好处理一些。

“I型创伤的主要后果,是一些神经症水平的症状:闪回,失眠,过度警觉,噩梦,恐惧,回避社交,常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的诊断。而II型创伤的主要后果,比单纯的创伤后应激反应要严重得多,抑郁症或双相都还算是轻的,更棘手的后果包括解离障碍——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多重人格),物质滥用与依赖(酒精或毒品成瘾),以及造成长期性格异变的人格障碍(比如反社会人格障碍或边缘性人格障碍)。这种程度的创伤如果没得到及时的处理,又是在生命早期形成的阴影,很可能造成一个人的情感模式、人际关系、性关系、基本信念体系、思维特征与行动模式的全方位变异,甚至大脑功能也可能受此影响,产生病理性的改变。

“受害者可能会用各种方式伤害自己(当然从另一种观点来看,也可能是潜意识地在保护自己),卷入各种匪夷所思的危险的活动与关系(暴食,冒险,滥饮,嗑药,滥交,自残),他们让每一个试图接近自己的人都感到捉摸不定,如履薄冰。他们不可预测,几分钟前后就会判若两人。他们时而激烈得希望毁灭世界,时而又痛苦得想要毁灭自己。时而以泪洗面,痛诉衷肠,时而又将自己重重封锁。在心理治疗的领域,这也算是高精尖的难题,也许难度可以类比于医学领域的神经外科手术。”

当我认真看完了林奕含的处女作,也是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部作者含泪泣血完成的心路历程。聆听她在小说中激烈而压抑,冷峻而炽热的语言,也几乎崩溃,这简直就是一个II型创伤后果的样板。

可是,听到她这样说:“很多读者说太苦了读不下去。我多么羡慕,只是小说就读不下去,我还有人生,人人要我活下去啊!”我感到更痛楚。

三、男权至上、荡妇羞辱、升学主义

罪恶的中心自然是施暴者李国华老师。但周围却是无数与虎谋皮、与狼共舞的人群,男人,甚至女人们。

请记住,这不是一个李国华,而是众多的李国华们。在新闻报道里被曝光的有权有势还有才的李国华们——侵犯留守女童的李国华们,玩弄女大学生的李国华们,以论文答辩哄研究生或女博士上床的李国华们。

李国华们知道这是个男权至上的社会——他身边其他男老师几乎都是一丘之貉,经常在一起吹嘘攀比谁玩弄的女孩更多的色情话题。他们权力的源头是升学率至上的应试教育体系:补习班与高考制度挂钩,竞争那么激烈,女教导主任为了吸引名师,保证其补习班生的生源和利润,不断把温良恭俭让的漂亮小女生送进名师的公寓,于是,“他把整个台式升学主义的惨痛、残酷与不仁射进美丽女孩里面。”

李国华们还知道这是一个荡妇羞辱的社会——“他明白社会对性的禁忌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会觉得是她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果然不出人渣所料,小说中的另一个女孩子被始乱终弃后发文揭露,网络上引来的却是污言秽语和流言蜚语:阴谋论;贪图老师钱财;败坏老师名誉;你是小三你去死;可怜的是师母;当补习班老师真爽……

李国华们还知道这是一个原配包容的社会——东窗事发后,李国华们跪在妻子面前嚎啕大哭:“从头到尾都是她主动的,她真的就是很贱,她根本就是个贱货。她设计我,还威胁我,跟我要了几十万去乱花,她还威胁我买名牌给她,我不会说这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是我没能控制好自己,我不该被她诱惑,我错了,请你原谅我……”然后,就像时下电视剧的大多数原配一样,师母会一幅大慈大悲的饶恕表情,只是说:“这事不要告诉女儿。”他非常知道,妻子恨着的,不会是丈夫,而是小三。

走法律程序吗?找了女权律师,律师说:“没办法的,要证据:没有证据,你们只会被反咬妨害名誉,而且是他会胜诉。什么叫证据?保险套,卫生纸那类的。她快要呕吐了。

“原来,人对他者的痛苦是毫无想象力的,一个恶俗的语境一一有钱有势的男人,年轻貌美的小三:泪涟涟的老婆——一把一切看成一个庸钝语境,一个八点档,因为人不愿意承认世界上确冒存在非人的痛苦,人在隐约明白的当下就会加以否认,否则人小小的和平显得坏心了。在这个人人争著称自己为输家的年代,没有人要承认世界上有一群女孩才是真正的输家。”

不错。性的暴力,是整个社会合谋完成的,就等绵羊般的小女生手到擒来。

首先,利用女孩的盲目崇拜心理。

“李老师最高,深目峨嵋,状如愁胡,既文既博,亦玄亦史。李老师软音软语说他有诺贝尔文学奖全集,扮演好一个期待女儿的爱的父亲角色.一个偶尔泄漏出灵魂的敎书匠,一个流浪到人生的中年还等不到理解的国文老师角色。”

其次,利用女孩的看重贞操心理。

“最终让李国华决心走这一步(诱奸)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一个如此精缴的小孩是不会说出去的,因为这太脏了。自尊心往往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但是在这里,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

再次,是利用女孩的朦胧爱情心理。

“这(诱奸)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你不要生我的气,你是读过书的人,应该知道美丽是不属于它自己的,你那么美,但总也不可能属于全部的人,那只好属于我了。你知道吗?你是我的。你喜欢老师,老师喜欢你,我们没有做不对的事情。这是两个互相喜欢的人能做的最极致的事情,你不可以生我的气。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大的勇气才走到这一步。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我命中注定的小天使……你可以责备我走太远。你可以责备我做太过,但是你能责备我的爱吗?你能责备自己的美吗?更何况,再过几天就是敎师节了,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敎师节礼物。”

四、如果,可惜没有如果

“房思琪式的强暴”摧毁的第一个层面是肉体,但导致她被强暴后就背负上精神枷锁的,则是错误的自卑感、自责感、罪咎感、羞耻感。

如果她在第一次被性侵后就能坚定的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我没做错任何事,错的是那个施暴者。”该多好!

可是,她说的却是:“对不起!”直到很多年后,她才开始反省当年的思维模式:“为什么说我不会,而不是我不能!”“他硬插进来,而我为此道歉!”

如果她在第一次被性侵后就能坚定的告诉自己:“我不脏,我还是从前那个好女孩!我的自我价值不因为失贞而摧毁!”该多好!

可是,她想的却是:“没有办法说出口,其实是我配不上你们。我是馊掉的橙子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一个灯火流丽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需要的北极星。”

如果她在第一次被施暴后就能坚定的告诉自己:“他伤害了我,还好意思说爱我,简直就是人渣,应该去报警!”该多好!

可是,她想的却是“她要活下去,她不能不喜欢自己,也就是说,她不能不喜欢老师,如果是十分强暴还不会这样难。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很多人都不解,房思琪前几次被强暴后为何没有告诉父母。

因为在她家里,不仅性教育是缺失的,而且亲子关系是疏离的。她更多是妈妈煲电话粥时向朋友炫耀的一个乖乖女三好生符号。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补习,被父母认为是难得的提高女儿分数的机会。

她假装漠然地向父母说起性教育的话题,妈妈说:“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她假装天真地提到我们学校有个女生和老师在一起了,妈妈说:“这么小的年纪就这么骚。”

她没有外援,也没有形成坚定的内在强大自我,这个得不到正确的性教育和爱教育救助的小女孩,只能被邪恶牵着鼻子继续往下走。

于是,小女孩为了减轻第一次强暴带来的羞辱感和自卑感,不断说服自己,不断催眠自己——我是爱老师的,老师也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有爱情。

所以,第一次施行强暴让她欲哭无泪的色狼老师,竟然慢慢最后变成“我心爱的男人”。就像那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一样,原来人是可以被驯养和奴化的。

所以,她才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屈服老师的淫威。甚至在长达好几年的青春期与施暴者保持性关系,甚至偶尔会采取主动,因为在当时的她眼中,这就是爱情关系——婚外爱情关系。虽然她觉得面对老师的妻子和女儿时,会觉得很痛苦,甚至羞耻。

五、斯德哥尔摩症患者的心路历程

所以,“房思琪式的强暴”被摧毁的第二个层面是爱情。

爱情的对象偏偏是个充满蛊惑性的情场老手——在课堂讲授唐诗、宋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花言巧语说着:“我在爱情,是怀才不遇”、“你现在是曹衣带水,我就是吴带当风”、“我只爱你,我是睡美人,被你吻醒。”

其实,经历过社会历练的成年女性,也许应该能分辨出说这些花言巧语的人渣,但十四五岁的少女智商和情商容易短路,何况那些热爱文学心思单纯、成长过程中又父爱缺席的少女。

热爱文学心思单纯使她“非常非常迷信语言”,总以为,教国文的老师都是有志的、有情的、思无邪的,一如琼瑶初恋小说《窗外》里,女学生江雁容所恋慕着的康南。加上深有恋父情结,遇到中年男人的糖衣炮弹,哪怕只是丁点,都会被她放大;哪怕是丑恶,也会被她粉饰;哪怕是骗局,也会被她当做真心;

先是妥协。

“不只是他戳破我的童年,我也可以戳破自己的童年。不只是他要,我也可以要。如果我先把自己丢弃了,那他就不能再丢弃一次。什么是真的?什么又是假的?说不定真与假不是相对,说不定世界上存在绝对的假。她被捅破、被插入、被刺杀。但老师说爱她,如果她也爱老师,那就是爱。做爱。美美地做一场永夜的爱。她记得她有另一种未来,但是此刻的她是从前的她的赝品。没有本来真品的一个赝品。”

如果生活是强奸,你不能反抗,就好好享受吧。多熟悉的公众劝导语!

然后是同情。

当老师叹息着说自己衰老了时,少女甚至同情起施暴者和自己的婚外情来了。“这样老师太辛苦了。一个人与整个社会长年流传的礼俗对立,太辛苦了。”

然后再是依赖。

她除了依附被动地接受这种服从权威的畸恋模式之外,已经无法适应其他健康的恋情模式了。人渣老师在渐渐玩腻她后,常常说:“以后遇到好男生你就跟着走吧。”

而她每次听都很惊诧。“真自以为是慈悲。你在我身上这样,你要我楼信世间还有恋爱?你要我假装不知道世界上有被撕开的女孩,在校园里眼人家手牵手逛操场?你能命令我的脑子不要每天梦到你,直梦到我害怕睡觉?你要一个好男生接受我这样的女生——就连我自己也接受不了自己?你要我在对你的爱之外学会另一种爱?但是她从没有说话,她只是含起眼皮,关掉眼睛:等着他的嘴唇袭上来。”

但妥协也好,同情也好,依赖也好,两性关系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到了最后,终于会发现爱情幻象破灭。她发现,原来,他的情妇不仅只有她,还有另外其他女学生;原来,身体被强暴,情感被辜负,老师给付的爱,只是无休无止的控制和霸占;她得到的爱,只是无穷无尽的侮辱和欺骗。

“一剎那,她对这段关系的贪婪,嚷闹,亦生亦灭,亦垢亦净,梦幻与诅咒,就全部了然了。”

“思琪她注定会终将走向毁灭,且不可回头,正是因为她心中充满了柔情,她有欲望,有爱,甚至到最后她心中还有性。”她无力担当生命中的真相与谎言,枷锁与自由,这是怎样一种令受虐者感到羞辱、堕落、想摆脱却又上瘾的复杂的爱,或者畸恋?

小说中的房思琪,没遭老师的抛弃,但开始精神崩溃:“她没有办法睡觉,因为她连趴在桌上十分钟也会梦见他侵犯她,她每次睡着都以为自己会窒息而死。她只好每天酗咖啡。除了李国华,还会梦到别的男人强污她。还梦过刘爸爸。梦过她自己的爸爸。”

而小说中的郭晓奇,遭老师的抛弃后:“她才知道最肮脏的不是肮脏,是连肮脏都嫌弃她。她被地狱流放了。有什么地方比地狱更卑鄙、更痛苦呢?”

她开始自残自毁式的,报复性的堕落。就像电影《匆匆那年》里的方茴,遭男友分手后,故意要和学校最渣的渣男发生性关系来糟蹋自己的方茴,激烈的方茴。我深能理解。

她成了一名妓女,巷子里的男人,酒吧里的男人,甚至还有那些追求过她几年的学长。天下男人一般黑。天下男人以恋爱之名,但最终渴望的,都是女人的性。她想。

“那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了吗?难道你不喜欢我吗?难道你只是单纯的和我做?”年轻青涩的学长毕竟是真心的,他希望在晓奇心里找到性以外的爱,少男少女们那种含羞带涩的喜欢。

喜欢?什么叫喜欢?什么叫爱?“她只知道爱是做完之后帮你把血擦干净。她只知道爱是剥光你的衣服但不弄掉一颗钮扣。爱只是人插进你的嘴巴而你向他对不起。”晓奇已经被上一段爱情经历过度伤害,彻底丧失爱的能力了。

别跟我谈爱情。这玩意太奢侈。上床就好。我知道她只会这样对学长说。

六、文学审美信仰的破产

然而,“房思琪式的强暴”还有第三个层面的践踏——信仰。

林奕含在写完之后,自杀之前,接受了媒体16分钟的最后采访。这个感情细腻、心思深沉、眼神清澈的女子,谈及对这部小说的理解时,她说想探讨的不是诱奸,而是文学。因为她一直觉得,世间所有其他都靠不住,唯有文学是她的信仰。

但她却在采访中反复进行精神叩问:是不是艺术可以不诚实?文学语言充满那么多歧义和含混,是不是也和人性一样容易自欺欺人?为什么文学会被学文学的人用来合理化自己的罪性?自己同样是不是也有伪饰与虚谎的一面,那么,写作有什么意义?“房思琪式的强暴”以文学审美之名,极度放大了人性之恶。经历这样的黑暗后,你怎样还能相信文学的真善美?!真和善和美是可以分离的吗?

她说:“我的整个小说,从李国华这个角色,到我的书写行为本身,都是对艺术所谓真善美的质疑。你没有办法去相信任何一个人的文字和为人,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是啊,文学终究是人写的,而人的义不过是破旧的衣服,无花果叶的遮羞布。

我几乎会冷峻地想象,如果作为女性书写者的奕含没有写小说的才华,若干年后,当年诱奸她的这位国文老师,作为才华横溢的男性书写者,没准会写一部充满伤感精致气息的风流回忆录,写成顾城的《英子》,写成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写成萨德的《放纵学校》,写成马尔克斯的《苦妓回忆录》或《霍乱时期的爱情》,小说的男主们没有忏悔感,都是因为“我在爱情是怀才不遇”;小说的女主们没有屈辱感,都是沉醉享受其情爱性爱甚至性虐的风情化身。然后呢,一大帮男性读者们会顶礼膜拜,大加宣赞——看看吧,审美高于道德,情色不同色情,女人就是喜欢被诱奸,男人越风流越英雄。

想到这些,不寒而栗。所以,女性书写者们,请不要失语。

七、眼中的瞳仁,掌上的明珠

我曾采访了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真爱反虐待项目的负责人,主修心理学专业的资深社工李梓琨姊妹。

她说:“房思琪只是一个缩影,其实无论美丑,不管贫富,是否有才华,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小山沟,这些遭遇熟人长期性侵的女孩子,其悲惨生命内核的本质是一样的:长久地活在欺骗中,被罪恶欺哄蒙蔽,被欲望和谎言扭曲了认知和意识。

“性本是一件美好的礼物,夫妻二人连为一体,是一个圣洁美丽的奥秘,却被堕落的人用来满足自己的兽心,失去了婚姻的保护;爱情本是一件美好的礼物,但却变成对不正当情感的依附与上瘾;语言本是一件美好的礼物,但自从巴别塔以后,就沦为人们粉饰自己任意妄为恶行的装饰品。

“我们救助过的某些女孩,会去说谎,会破罐子破摔,会去主动找男人发生性关系,会离不开原先的亲密关系模式,请别轻易定义她不检点、不可救药、自作孽不可活,这么久为什么还放不下走不出来……因为她可能也经历了越战,集中营,和房思琪式的大屠杀。相信思琪不是没有反抗过,可是越挣扎,换来的是越变本加厉的控制。她实在没办法,只好用爱情,用文学审美这些字眼说服自己顺从下来,久而久之,她用这种性、爱情、文学审美来定义自己的价值。

“他们就好像一个皮影戏里的木偶,每天表里不一,做着别人眼中的他们,生活就是表演。真实的情况却是,被背后拴着的线控制着一举一动,不被察觉。那些线,可能是他们的老师,男友,亲朋,父母。在这些线的控制下,这些孩子带上各种面具,唯独找不到真正的自己,除非剪断它们。

“能救他们脱离谎言的咒诅和捆绑的,唯有知道他们一切的伤痛和羞耻之后,还能毫不指责的,无条件的,持续一生的接纳与深爱,这不是我们这些极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普通人能做到的,没办法来自残破有限的人间,只能从神而来。你已经被祂的救赎宝血洗得洁白,你是神眼中的瞳仁,掌上的明珠。

“林奕含的离世太过沉重。所幸还有同样经历的女孩子在逐渐医治过程之中。当然,这个蜕变过程相当艰难。比如,我们救助的某个16岁女孩,被熟人长期性侵后怀孕生子,我们已经持续跟进辅导了4年,她说,有时候她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会很扭曲,让我们多一点时间陪陪她,体贴她的软弱,同时以真理教导她。需要有更多有志之士关注房思琪这样的女孩子们。”

八、你要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

房思琪发疯了,林奕含自杀了。

但还有千千万万个处在发疯和自杀边缘的“她们”,在这个“荡妇”、“绿茶婊”、“撩妹”、“约炮”等性别歧视术语铺天盖地,色情广告更是泛滥成灾的世界上,她们呼吁着,男人能够尊重女人,家庭能够关爱女儿,舆论能够不要荡妇羞辱,文艺界能够不要美化色情畸恋,法律界能够更好救济弱势女性群体,就像《素媛》里的女孩,《韩公主》里的女孩,《不能说的夏天》里的女孩,还有我们身边的女孩。

林奕含在小说的最后,对那些不曾经历过“房思琪式的强暴”的女子们说了一段话,就像她自杀前的遗书——

“你有选择,你可以假装世界上没有人以强暴小女孩为乐,假装从没有小女孩被强暴,假装思琪从不存在,你可以过一个和平安逸的日子,假装世界上没有精神上的癌,假装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铁栏杆,栏杆背后人人精神癌到了末期,你可以假装世界上只有马卡龙,手冲咖啡和进口文具。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经历所有思琪曾经感受过的痛楚,学习所有她为了抵御这些痛楚付出的努力。

你要替思琪上大学,念研究所,谈恋爱,结婚,生小孩,也许会被退学,也许会离婚,也许会死胎,但是,思琪连那种最庸俗、呆钝、刻板的人生都没有办法经历。

你懂吗?你要经历并牢牢记住她所有的思想,思绪,感情,感觉,记忆与联想,她的爱,讨厌,恐惧,失重,荒芜,柔情和欲望,你要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你可以变成思琪,然后,替她活下去,连思琪的份一起好好地活下去。

谁可以给这样一位四次出逃的女子恩典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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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天使

她叫安琪儿,神话中天使的名字,也如天使般美丽绝伦,然而,她不是天使,只是一名经历沧桑的妓女。

他叫何西阿,圣经中先知的名字,也如先知般正直圣洁,然而,他不是先知,只是一名经历单纯的农夫。

她是一个私生女。从出生起,冷酷无情的父亲就怨她,恨她,视她为不该来到人间的累赘,并对此故意冷淡母亲;而有严重情感依赖症的母亲则终日以泪洗面,对镜乞怜;照顾她的小保姆克里奥也有过“痴情女子负心汉”的遭遇,于是反复告诫小安琪儿一条绝对真理:“所有的男人都只是想利用你,即使你把心交给他们,他们也会把它撕成碎片。”她相信了。

6岁那年,父亲还是彻底抛弃了母亲,而外公外婆和教会觉得有辱门风,都不愿意接纳这对可怜的孤儿寡母。走投无路之际,母亲不得不沦落为纽约码头最下等的妓女。她除了要忍受那些龌龊男人不怀好意的眼光,还要承受那些同龄孩子尖酸刻薄的辱骂。幼小的她已经学会不再哭泣:“她会使劲把眼泪咽进去,越咽越深,直到它们在她心灵深处变成一块坚硬的石头。渐渐地,她学会了将那些令她痛苦的人和事藏在背后,而把冷酷、傲慢和轻蔑的微笑挂在脸上。”是的,眼泪有什么用处呢?良善有什么益处呢?什么也改变不了!她相信了。

8岁那年,母亲也因病去世了。而母亲的酒鬼情人拉勃将她卖给了公爵——一个专门收罗和奸淫幼女的有钱男子,也是撒旦的象征。当公爵玩腻了她,便将她当作权色交易的筹码,高价包给那些政客名流、富商大贾。她屡次逃脱却未遂,反而遭到极其恐怖的肉体惩罚。她不是没有过爱情,可惜遇人不淑,初恋情人甜言蜜语说爱她,要娶她,鼓动她离开,不过是为了从公爵那里得到好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情只是陷阱,只是交易。她相信了。

16岁那年,她终于侥幸逃离了公爵的魔掌,却不幸又落入一个妓院老鸨的手心,她不得不拼命接客,否则就会换来恐吓与毒打。她才18岁,但已经厌倦了人生,如地狱般黑暗、残酷、污秽的人生,千疮百孔的人生。“我本不该出生,我是被诅咒的。”她相信了。

而他,何西阿,出生富贵之家。身为农奴主的父亲很暴戾的对待奴隶们,他虽然是少爷,却对这些底层人充满怜悯,幼年时代就向父亲抗议,觉得应该释放这些奴隶。为此,父亲辱骂他,惩罚他,最后,还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但他依然很感恩,因为他笃信上帝,这位敬虔的青年男子在乡村安静的耕种,安静的祈祷,安静地等待生命中的另一半。他想,那应该是一位善良而忠贞的朴素女子。

哀哭先知

他只是第一次远远地看见她,就深深地感受到她的孤独和忧伤——这些灵魂深处的特质。也正是其他觊觎她肉体的男人感受不到的。与此同时,他听见上帝的声音:“娶她,做你的妻子。”

然而,当他得知安琪儿的真实身份后,非常挣扎。但最终,他还是顺服了上帝的心意,就像旧约先知何西阿娶了一个淫妇一样,他决定要娶这位妓女为妻。因为上帝说:“她是我所爱的羔羊。

故事讲到这里,也许,我们会期待一个类似大多中国古典青楼小说的结局——“弱女误入风尘,英雄侠义救美,弱女感恩戴德,从此夫唱妇随。”这个期待是好的,然而,却因过分强调道德的说教,而忽视了人性的真实。在抵达这一美好结局前,该有多长的道路需要跋涉?该有难的挣扎需要面对?该有多深的创伤需要医治?

而本书最宝贵的就是向我们呈现这种人性的真实。尤其是女性内心经验的真实。起码,当何西阿真诚地向安琪儿求婚时,她可一点儿也不“感恩戴德”!相反,她拼命嘲笑他、拒绝他、伤害他,甚至,当她被妓院老鸨和保镖殴打得遍体鳞伤,幸运地被何西阿救出,并带回家悉心疗伤后,她仍然也没有什么“感恩戴德”,只是怀疑他的动机,厌恶他的同情。因为她只相信自己18年来百试不爽的绝对真理:“所有男人开始都会玩不同花样感动你,但最后都一样利用你。”的确,她的父亲如此,公爵如此,她的初恋情人如此,她接待的成百上千的男人都是如此,那么,何西阿也应该不过如此。

因为罪的压伤,他和她在一起最初的磨合显得那么艰难和痛苦。

何西阿的痛苦在于,当他以灵魂深处的挚爱(Agape之爱)来爱安琪儿时,他唯一期待的是,能够同样唤醒安琪儿的灵魂之爱。可是,安琪儿的心灵早已经在风霜中冰冻了,破碎了,甚至丢失了。她从没有被爱过,所以也没有爱的能力,更也没有爱的意愿。她能给出的,只有性——她18年来赖以生存的工具和意义。然而,每当她习惯性地以肉体取悦他或诱惑他时,正是他感到最心碎的时候。

性意味着什么?对何西阿而言,性是夫妻合一的象征。那是唯独婚姻才能领受的圣洁礼物,唯独爱情才能专享的珍贵馈赠;而对安琪儿而言,性是男女竞争的象征,男人用性来征服女人,以获得权力上的控制欲。而女人用性来吸引男人,以获得金钱上的安全感。是的。性与婚姻无关,也与爱情无关,只与权力有关,只与金钱有关。

而安琪儿的痛苦在于,她已经习惯将心灵彻底封闭起来,不愿意接受疗伤——那意味着先得揭开伤口, 18年来被苦难和罪恶交织得血泪斑斑的伤口。然而,面对是何等痛苦的事情,尤其当你完全不相信医治时,她宁可选择遗忘或回避,起码会有表面上的平静安稳。所以,安琪儿几乎是带着怨恨和惧怕的心向何西阿反复强调:“你所期待的东西,我没有!”

医治之旅

然而,在痛苦中,上帝无条件的爱给了何西阿力量,让他开始操练恩典之爱。 

何西阿并不是高大全的完人。他会因为安琪儿的诱惑而软弱,也会因为安琪儿的不忠而愤怒,更会因为安琪儿的冷酷而绝望,但一次又一次,上帝的话语在他耳边提醒:“你要恒久忍耐”、“你要饶恕她,正如我饶恕你一样”、“我让你双脚立于磐石之上,回到她身边”。一方面,上帝鼓励他:“我如何爱你,你就如何爱她”;另一方面,上帝教导他:“不要惊动我所爱的,等她自发”。给予对方最大的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于是,何西阿开始在软弱中操练坚强,在愤怒中操练饶恕,在绝望中操练等候,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

同样,在痛苦中,何西阿的爱,更确切地说,上帝加添给何西阿的那种无条件的爱,给了安琪儿力量,让她开始走向医治之旅。意味深长的是,安琪儿的医治成长之旅,却是以她的四次出逃经历这一叙事脉络来逐步完成的。

第一次出逃

第一次出逃时,安琪儿已经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发现,何西阿真的是与她所接触过的男人完全不同。“他以她从未经历过的方式对待她”。当她做了错事,他不发怨言;当她有点进步,他就称赞鼓励;当她深夜常常因为那些黑暗往事的折磨而噩梦连连时,他会带她去小山顶上观看日出,并许诺她一种如日出般明亮美好的生活;当她独自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时,他会默默流泪,因为他渴望走进她的伤痛,分担她的痛苦;当她仍然将性当作一种交易或报恩手段时,他就宁可克制自己的本能欲望以免伤害她,并“为她的心能够变得温柔而祷告”,而此后即使是第一次和她发生亲密关系,也只是为了能够让她体会爱与性的区别——性是夫妻间神圣的爱的庆典。

通过上述点点滴滴,安琪儿已经不知不觉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涌现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感”,“一些坚硬的绷紧的情感在软化舒展”。但问题是,安琪儿害怕这些新涌现的情感,因为她不愿意他人走进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会令她没有安全感。更何况,她无法相信有人能给予她一个光明的未来。出于自我防卫的心理,她有了第一次的出逃

当她最后因为饥寒交迫不得不返回时,他非但没有责备她,反而为她温柔地洗去脚上的尘垢。她第一次感到羞愧:“他为我洗脚,我却打他,使他流血。

这就是恩典之爱。安琪儿的心就像贫瘠很久的沙漠中,因着雨水的恩惠滋润,开始长出一株小小的嫩芽,然而,它仍是那么的弱小,任何一点外界的风吹雨打都可能将之摧毁,不幸的是,安琪儿终将遭遇挑战。

第二次出逃

何西阿是无条件接纳她的,但其他人呢?当何西阿的好友保罗出现时,安琪儿分明重新感受到整个男性社会无情的拒斥。

保罗就是新约中那些想要用石头砸死行淫妇人的法利赛人的象征。一方面,他固执地将安琪儿视为“一日卖身,终身为娼”的祸水,蔑视她,辱骂她,仇视她;另一方面,他却从未将自己看成“没有淫行,却有淫心”的罪人,反而认为自己是帮助朋友保持宗教正确与道德敬虔立场的好人。这是多大的反讽!

在保罗不断投掷的巨石重压下,安琪儿又开始退缩了。她不再以何西阿的眼光看待自己,而是继续用保罗的眼光——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眼光评判自己。出于自暴自弃的心理,她有了第二次的出逃。

残酷的是,在出逃的路上,安琪儿和保罗互相嘲讽,互相攻击,甚至为了报复对方发生了性关系——保罗提出这一可怕要求,只是为了惩罚安琪儿的出言不逊,而安琪儿默许这一可怕要求,只是为了揭露保罗的假冒伪善。他不过是打着正义之名,却行卑劣之举的伪君子。

他们都成功地报复了对方,却没有想到何西阿,深深爱着妻子和好友的何西阿。一次的罪恶,双重的背叛,三方的伤害。

然而,更残酷的还在后面。当安琪儿回到那罪恶之城,因为生存无着,又再次重操旧业做了妓女。而何西阿则再次将她救回家,也再次宽恕了她。尽管他也很痛苦,很灰心,甚至很绝望,但他依然没有责备她的背叛,只是独自在谷仓里痛哭流涕。

这一幕唤醒了安琪儿内心的羞愧,但她却不知道如何消除这种羞愧。为了赎罪,她在冰冷的河水中拿碎石和沙砾拼命洗涤自己,直到皮肤都鲜血淋漓。“但是她根本不在乎,她最需要的就是洁净自己,把所有的污秽都清洗干净,把早在她能记事起就受到的污染都一扫而光。

第三次出逃

第二次出逃后,安琪儿终于开始敞开她的部分过去,她的童年,她的挣扎,她的绝望感。而何西阿再一次为她的遭遇流泪,并在泪水中紧紧地抚慰她:“我们同属一体,永不分离。”“这就是我肉中的肉,血中的血。”

安琪儿发现自己内心“那个火花正在变成火焰”——她不知不觉开始爱上何西阿。但她害怕自己这种爱最后会受到伤害。公爵不是说过吗?“爱只是一个陷阱!”母亲不也曾深爱过父亲吗?但最终还是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自我!真的有无条件的爱吗?无论我是何等罪孽深重的人?带着这样的怀疑,甚至这样的试探,她将生命中隐藏得更幽深也更残酷的秘密告诉了何西阿:她曾经故意和亲生父亲发生性关系,只因想替自己和母亲报仇雪恨。而父亲得知真相后畏罪自杀了!她曾两次被迫流产,并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

而何西阿经过极度的震惊、愤怒和悲恸后,依然相信,上帝赐给他这样一位妻子,是为了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因为爱如死一般坚强。他对她说:“在照耀我们生命道路的美善之中,不论健康还是疾病,不论贫穷还是富足,不论顺境还是逆境,我都保证真心爱你,对你充满希望,做你的后盾,使你尊荣,我所爱的得撒啊,我保证凡事对你真诚,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上帝保佑,我们死后也不分离。

安琪儿哭了。她爱上了他,却在爱的踌躇中有了第三次的出逃。但这一次,她下定了决心,就是饿死也不再做妓女。幸运的是,危难之中,何西阿的旧友约瑟夫发现并挽留了她,直到何西阿重新接她回家。他对她说:“不要逃避,看到你在一点点成长,我是何等的喜悦。”

一而再,再而三地体会到这永不改变的恩典之爱,安琪儿彻底从过去背负的罪的重担中走出来。仿佛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被更新了。她的石心已被肉心所更新,她的错误绝对真理已被爱的信念所更新,她的价值观、婚姻观、性爱观都被从上帝而来的话语所更新。她开始学习在爱与被爱中一点点成长,一点点成熟。她已经能够完完全全相信何西阿的爱,也能够自自然然释放自己的爱。不带保留,不去设防。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

第四次出逃

不过,尽管她是那么深爱着他,渴望和他永远在一起,然而,她也逐渐意识到,爱不仅是获取,更是给予给予对方最大的幸福,却不求自己的益处,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

她渴望为心爱的人生儿育女,然而不能生育却是她最大的隐痛和愧疚。所以,当她误以为年轻单纯的邻家女米利安爱着何西阿时,她毅然决定离开,好让他们幸福。

于是,便有了她的第四次出逃——但和前三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不是为了保全自己,防备他人;而是为了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而也和前三次不同的是,安琪儿第四次出逃时,何西阿并没有去追她回来。因为这一次,他知道上帝是让他学习放手,并把对方交托在上帝手中。也许,这是一种更高也更隐匿的爱,何西阿不是没有担心和忧虑,但他愿意将妻子交托给上帝,并不断地为她能够在独自的人生路上能够认识上帝而祈祷。

而上帝也垂听了他的祈祷。安琪儿在举目无亲中,意外找到了一份厨师的工作,又意外与公爵狭路相逢。但那时,她不再是一个被恐惧的灵所捆绑的问题女孩了,而是一个被爱的信念所引导的成熟女子。倚靠上帝的奇妙帮助,她不仅脱离了公爵的魔掌,而且还救出了受虐的女童。

此后,她更是在一群敬虔的基督徒的帮助下,创办了“抹大拉之家”,一个专门营救妓女,并帮助她们自力更生的慈善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她真正认识并经历了上帝,不再只是何西阿的上帝,也是她的上帝。她的心灵变得更加成熟、独立、自信,而且内心充满了谦卑的怜悯。

再此后,她和保罗也冰释前嫌,并重新回到何西阿身边。更奇妙的是,上帝重新赐给她生育的能力,她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并在一起度过了68年幸福而漫长的岁月。

救赎之喻

安琪儿和何西阿也许并不是真实的人物,但我们却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真实的救赎之旅。

我为何要如此不厌其烦地描述安琪儿的心路历程?因为,她就是我,就是我们这些被救赎的儿女,她的生命重建之旅就是我们的生命重建之旅。

如她的阴霾创伤一样,我们都曾因着世界外部的罪和自身内部的罪,受伤并伤人;

如她的冷硬灵魂一样,我们都曾变得麻木不仁、玩世不恭、心灵日益坚硬而冷悍,情感日益自私和防备,好让自己强大得不再受伤;

如她初遇何西阿一样,我们初闻救恩时充满了拒斥和冷嘲,因为不再相信永恒的爱;

如她初嫁何西阿一样,我们即使接受救恩也依然逃避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揭伤和疗伤,逃避成长必须经历的撕裂和疼痛,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不痛不痒不冷不热的生存状态;

如她碰到保罗一样,我们的新生命太弱小,一碰到来自世俗价值观的压力,就会轻看我们在上帝眼中的宝贵身份,转而迎合世俗眼光,并再度犯罪背弃上帝;

如她怀疑爱情一样,我们即使不断经历恩典,不断听见上帝的应许和约定,也依然怀疑上帝的爱情是否真的永不改变,所以,会浮现出各种负面的、下沉的,可怕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然而,也如她日渐自我成长并有能力服侍他人一样,我们只要有渴慕之心,就会在恩典中成长和医治,变得有信、有望、有爱,直到有一天,我们成为上帝爱的管道,成为他人的帮助和安慰。

而从何西阿身上,我们也能更深地体会天父的性情。何西阿为安琪儿受过的苦而哭泣,正如怜悯的天父也为我们遭遇过的伤痛而哭泣;何西阿为安琪儿犯过的罪而痛心,正如圣洁的天父也为我们行不义抵挡真理而痛心;何西阿为打他的安琪儿洗脚,正如天父舍弃爱子为我们这些得罪过他的人舍命流血;何西阿忍耐等候安琪儿成长,正如天父以恒久忍耐的爱等待我们成长,何西阿不断赦免安琪儿,正如天父不断赦免我们,等待我们悔改和回家。

恩典之爱

然而,本书关于恩典之爱的启示,不仅体现在信仰关系上,也彰显在情感关系上,尤其是婚姻关系上。

为什么安琪儿和何西阿在扶持着迈过旧日创伤后,会有如此情深意契的婚姻之爱,因为何西阿始终认为,安琪儿哪怕身心都破碎不堪,依然是上帝给他的祝福。对方是按着上帝形象创造的,因着基督十架救赎的,是珍贵的,有灵的,独一无二的。而安琪儿更是意识到,何西阿是罪孽深重的她本不配得的伴侣,这使得她真正爱上他后,有一种令人泪下的谦卑和羞涩。

这就是美国基督教小说家弗兰辛克瑞尔女士的小说《谁可以这样爱我》。我读到的最有感染力的小说之一。本书作者在情节的构思、人物的塑造、心灵的刻画、语言的细腻方面都非常卓越,而译者王汉川先生的翻译水平可谓炉火纯青,浑然天成,一点看不出翻译的痕迹。但更重要的是,本书在何西阿的恩典之爱,安琪儿的医治之旅”这两条平行主题上都如此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我细读了三遍。不仅是我,包括我的丈夫,我的女友,都是一口气读了很长时间手不释卷的。的确,当我们听到太多刻意强调信主后“从此平安喜乐”的扁平化见证时,本书女主人公将告诉你更真实的成长,更沉重的挣扎,也更有深度的见证。同样,当我们听到太多关于“乐哉白白恩典”的讲台信息时,很容易将恩典廉价化,肤浅化,而忘记恩典背后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为救赎我们,更新我们,等候我们悔改和成长,付出了怎样艰苦卓绝的代价!就像本书男主人公默默无声的眼泪,血汗,还有那些说不出的叹息……

安琪儿去世后,她墓地十字架上铭刻着这样一句墓志铭:“虽曾降卑/上帝却使她升高/成为天使

这是卑微的安琪儿被恩典之爱所升高的一生。

也同样,是我们的一生。

十架永是我荣耀——《光与盐》见证系列丛书读后感

一  英雄之举?励志之道?

五位在厄瓜多尔原始丛林传福音却遭杀害的宣教士;一位在新几内亚原始丛林传福音却遭重重阻力的宣教士;一对在菲律宾传福音却遭恐怖分子绑架的宣教士夫妇;一位身患重疾且严重智障的少年;一位因错误医疗事故导致瘫痪的牧师。

这就是中国电影出版社《光与盐》见证系列丛书的主人公群体,也是一般读者尚还陌生的群体。提起终日生活在险恶之中的宣教士群体,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英勇大能、神迹奇事、千万人信主等奋兴场景;同样,提起终日生活在病患之中的残疾人群体,我们则很容易联想到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身残志不残等叙述模式。不过,在这套丛书中,几位宣教士的见证所反映的是群情激荡的英雄主题吗?几位残疾人的见证所彰显的是众望所归的励志主题吗?

似乎不是。

《穿越荣耀之门》中的五位年轻宣教士并不能算典型的英雄,在他们深入丛林的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取得什么宣教的丰功伟绩,只是在默默无闻地建立宣教工作站、学习语言、借着医治疾病与当地人逐步接触;只是在最后一刻,当奥卡人误将他们当作食人者而刺杀,他们不幸成了殉道的英雄,就像他们的遗孀所言:“五个人的初衷无非是将自己奉献给上帝,遵行他的旨意,他们所知道的不过是要做平凡普通的传教士……他们并非追求更大的事业,更不是为了扬名,瓦达尼人的需要成了至高无上的命令,就这么简单。”而《和平之子》中的宣教士理查森似乎比他们幸运一些,他进入到吃人肉,喝人血的那些原始部落之中,多次免遭杀身之祸,但他也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相反,当地的福音传播经历了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至于《我的人质岁月》中的伯纳姆夫妇,在一年多的流亡天涯中,几乎天天饱受饥饿、疾病、枪弹、杀戮的残酷折磨,他们根本无法担负什么宣教的身份和使命,不过是两名只能被动等待被政府营救的弱势人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就更不能算英雄了。

同样,《黑暗中的舞者》中的重残兼智障少年罗布展示给我们的根本不是一个张海迪式的奋斗形象,而更多类似卢云在“黎明之家”服侍过的那个一无所是、一无所有,也一无所能的低能儿亚当;在罗布29年的生命中,连最基本的吃喝拉撒也无法做到自理,更不要说励什么志,给社会创造什么价值了;而《亲历死亡》中的牧师史蒂夫讲述给我们的也不是什么励志之道,虽说他遭遇不幸后,一直不甘心自己身体上的软弱,试图重新做一个不亚于人后的“生活强者”,没想到,上帝却一再提醒他放慢脚步,放弃野心,学习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做一只脚踏实地的乌龟,而非争强好胜的兔子!
 
如果,这些书所见证的既不是英雄传奇,也不是励志成功,那么为何称之为“光与盐”见证系列呢?见证什么呢?当然,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于我个人最深的触动而言,这套丛书见证的不是主人公自身的英雄之举或励志之道,而是生命如何在苦难中经历与基督同受苦、同受死、同复活,从而见证那一位将信、望、爱之恩典赐下的神。

二  苦难之问  十架之思

关于苦难,是我们本能上不愿意触碰的一个话题,因为意味着沉重、卑微、恐惧……然而,苦难却是信仰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本套丛书的一个共通主题——每一本见证的主人公都经受过巨大的苦难:有的是不幸遭遇苦难,比如罗布一生下来就被宣判了残酷的命运,史蒂夫也是因为医生的误诊而导致残疾;有的则是主动选择受苦,比如那些自觉放弃本国舒适安宁的物质生活,携妻带子、背井离乡,来到环境险恶之地,向嗜杀成命之人传福音的宣教士夫妇们。作为读者,我会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如果我经历其中任何一位作者所遭遇的任何一种苦难——或生下智障的儿女,或丧失亲爱的配偶,我会如何感受?有时候,面对比起他们轻微许多的难处,都会觉得苦不堪言,都会穷追不舍地问上帝为什么。

令人觉得真实可信的是,面对这些巨大的苦难,这套丛书的作者们并没有搬出属灵高调,也没有回避类似的问题:在《黑暗中的舞者》一书中,罗布的母亲曾在生命选择这一凝重的问题中提出:“要么相信生下残疾儿而纯属意外,要么相信上帝允许这件事的发生有更高的计划,若选择后者,就意味着必须相信制定这一计划的圣洁之神,可是如此圣洁的神怎么会允许这么残忍的事情发生?神的爱如何从这悲惨的境遇中显明出来呢?难道上帝将自己置身事外,袖手旁观我们会选择哪条道路,还是他亲自造成我们今天这样的局面?”同样,在《我的人质岁月》一书中,当作者痛失丈夫后,反复追问到,为何成千上万人所做的祷告“只得到一部分回应?”在《穿越荣耀之门》一书中,作者也花了不小的篇幅来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任由这些将他视为保护者的人遭到刺杀?对于我们这几位遗孀来说,这个问题无法再1956年得到圆满解答,到1996年仍然如此。”

除了向神发出“约伯之问”外,这些主人公也不回避袒露自身在苦难中的人性软弱和痛苦挣扎。格蕾莎坦言“认识到自己的阴暗面是我在整个丛林苦旅中经历的最痛苦的事……我几乎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格蕾莎:愤怒的格蕾莎,自私的格蕾莎,怀恨的格蕾莎,对上帝愤怒的格蕾莎。”《亲历死亡》中的史蒂夫牧师则直言,自己虽说在濒死体验中有“与上帝面对面交流”的喜乐经历,但生还后还得面对毫无喜乐可言的具体现实磨砺,而且,他花了很长时间来面对自身的不幸,并真实展示了从“拒绝—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忘掉过去—心满意足”接受上帝的带领等一个又一个曲折阶段,才发现以前身为大教会的名牧时,“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更多是建立在自己的表现和他人的评价上,而不是上帝如何看待自己上。”

所以,从神对他们各自生命的拆毁和重建,鞭伤和医治中,我们看到真实的人性和人生。这些感受也是我们在苦难中同样会体验到的。所以,这些见证可以成为我们在自身苦难中的一种陪伴,一种警醒。


三  信望之爱  同哭之心


不过,陪伴和警醒是为了使我们的目光更好地从自身从环境转向神本身。这套丛书的作者们并没有停留在追问、反思、挣扎本身,而是跨出信心的那一跃——在追问过、反思过、挣扎过之后,他们最终仍相信神是慈爱信实的,苦难中自有其测不透的美意。这不是一种阿Q似的主观臆断,而是圣经中的客观应许,就像当格蕾莎在无边的流亡岁月中责问上帝:“我并没有放弃信仰,只是决定不相信有上帝爱我这回事,因为他没来救我。”却听见神仿佛对她说:“如果你相信我为你舍命,为什么不相信我爱你?”

是的,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生吗?是死吗?是患难吗?主借着他自己的舍命,连最珍贵的永生都应许给我们了,还有什么不可以信靠的呢?神对格蕾莎说的这句话也给处在软弱中的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虽然我们信主后都知道,世界不只是此在这一空间维度;人生也不只是今生这一时间维度,所以,此在的死亡也好,今生的苦难也好,都不是终点,而是指向一个新的开端……属灵道理我们都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没有完全被更新,我们的心并没有完全进入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福音真谛中,我们的眼光常常聚集在目前的难处中,依靠的仍是此在和今生的盼望。

然而,这套丛书中,几乎每一本书的作者都相当强调这一“永恒的盼望”,这一点格外值得我们深思。在罗布呼吸停止的那一刻,他的父母带着感恩的心,以《三一颂》为爱子祈祷,因为他们深信“上帝赐给罗布永恒的生命,他正躺在上帝的怀抱里。”在五位宣教士遇害的那一刻,他们的遗孀带着平安的心,说:“我们的爱人现在何处?毫无疑问,他们与基督同在。”在伯纳姆的葬礼上,大家都相信并没有失去他,“我们知道他在哪儿,而且有一天,因着上帝的应许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我们会和他团聚。”


正因为他们真实地经历到对上帝慈爱的信靠和对上帝国度的仰望,才能从自身苦难中超越出来,进而能在自身的苦难中一同体会基督的苦难——这更是今天的我们很少去体会的。我们是否能想到:耶稣以无能无力的婴儿之姿降生,就像罗布一样无能无力,身处卑微?耶稣同样以无能无力的羔羊之姿受死,就像五位宣教士一样默默赴死,并不逃离?耶稣短短的一生多是颠沛流离、,受尽凌辱,就像在被劫持流亡生涯中的伯纳姆夫妇一样衣食无着,无枕无床?丛书的作者们分明能够深深体会到这些——不仅是因基督的复活而彰显的荣耀,也是因基督的苦难而背负的十架。所以罗布的母亲才真正能感受到“圣子耶稣生前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和残酷的折磨,我知道上帝深知我失去爱子的痛苦,因为当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爱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肯定也经历了和我一样的痛楚。”

当他们体会到基督的苦难时,便能更加体会到这个世界的苦难,并舍己背负起自己的十架,参与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之中,去安慰、去怜悯,去爱。有时候我们的关注点会过于聚焦于这些主人公所表现的宽恕、受苦、仁爱精神上,但细读这套丛书,却让我发现缺乏信与望做根基的爱是容易耗尽的,尤其是在深味太多浓黑的人间苦难之时。就像格蕾莎所坦言:“我知道应该宽恕绑匪,可事实上我常常痛恨他们……我们多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仁爱、喜乐和平啊,我感受到的只有伤痛、悲苦和悔恨,我怎么能萌生出于这些完全相反的感受呢?我们懂得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无法靠自己生发出来的。我们无法自己强行拥有喜乐、仁爱和平安的心,而必须靠圣灵在我们内心培育。”

是的,真正恒久忍耐的爱是从信和望而来,是从对基督受难的感同身受而来。所以那五位宣教士遇难前才说:“在权衡未来,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问自己,仅仅为了几个野蛮人就去冒生命危险,这样做正确吗?当我们欢庆圣诞的时候,愿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能听到那些被定罪的可怜人,在没有基督、没有希望的夜晚乱撞时的哭号;愿我们能像主那样心生怜悯;愿我们为自己没有从黑暗中拯救出这些人流下悔恨的眼泪;愿我们穿越伯利恒的美景,看见各各他的哀痛……”

“愿我们穿越伯利恒的美景,看见各各他的哀痛。”这句话变成了他们短暂青春的见证。这不止是他们的见证,也是他们的妻子的见证,在得闻丈夫遇难的噩耗后,这些坚强而柔弱的女性继续为杀夫的奥卡人祈祷,有几位还继续生活在丛林里传福音;这不止是他们的见证,也是他们的儿女的见证,在《奥卡人的新生》里,其中一位宣教士之子不顾个人安危和个人恩怨,为着福音的使命来到杀父的奥卡人中间,继续播下信、望、爱的种子……


四  见证之指  光盐之思

生活在当下,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了在物质上一味求“丰盛之恩”,在精神上也一味求“喜乐之感”(即巴刻所言的按摩浴宗教),成功神学的泛滥也使我们容易将各方面的成功(包括主内事工上的成功)当做闪亮盐光的见证,然而,“光与盐”系列见证启示给我们的,却是喜乐与伤痛糅杂、得胜与挣扎交织、荣耀与十架相伴、盼望与苦难同行的深度生命见证。

是的,经历过诸般苦难后,这些主人公被炼净的生命流露出基督谦卑柔和的生命,成为神手中宝贵的器皿,影响着周围的世界,但这种影响力并不是以什么“轰动效应”的方式,而是缓缓的,静静的,就像一粒默默滋润地土的麦子,就像主耶稣自己。智障的少年罗布看似无知的,却使他的父母亲友们“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才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价值”;残疾的牧师史蒂夫看似无力的,虽然不再成为教会中声名赫赫、大能浩浩的领袖,却成为一个从“爱妻子、爱儿女、爱邻舍、爱朋友”等小事操练生命的平信徒,反而使周围人的生命得到更真实的祝福;五位宣教士的死看似无能的,但他们至死不渝跟随上帝的信念却使成百上千人醒悟,更多年轻人默默投入到艰难的宣教之中。或许,从这个角度说,这些主人公成为了照亮世界的光,不是荣耀自己,而是见证基督的荣光,这些主人公成为了润泽心灵的盐,不是迎合人心,而是见证基督的甘美;

“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但愿我们从他们的生命见证中一同得光照、受慰藉,直到有一天,我们自身那些被拆毁过、破碎过、磨砺过的生命经历更深地与基督同受苦、同受死、同复活,并一同见证那位将信、望、爱的恩典赐下的神。

我们自己岂是有信、有望、有爱的?就像这套丛书第一本《穿越荣耀之门》最后所坦言:“我们能够倚靠的并不是自己的灵性,而是上帝,并且只能是上帝……我们有这宝贝(显在耶稣基督面上的神荣耀的光)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本文请勿转载,谢谢!) 要了解更多“光与盐”丛书更多内容和视频,请点击:http://www.zdlbooks.com/chinese/saltnlight.htm

 

因祂是和平之君,因祂是复活之主

在荷属新几内亚的伊里安查亚丛林中,约有400个沙威部落,部落间接二连三的战事令生灵涂炭,由于卫生条件太差,痢疾、雅司病、丝虫病、肝炎、霍乱、脑膜炎、登革热、腮腺炎等流行病经常肆虐,更悲哀的是,这些部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与现代世界背道而驰——

他们的生存文化充分体现了“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但这种斗争哲学的最精华部分还不是沙场交锋、明枪实战的能力;而是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式的智慧。他们称这种智慧为“用友谊喂肥”。

什么叫用友谊喂肥?即他们常常会盛情邀请邻村或邻族的人来本村本族赶赴宴席或参加舞会,在前几次,甚至前十几次的交往中,他们会热烈欢迎,友好款待对方,然后等对方完全丧失防范之心后,在最后一次将之突然杀掉,以感受放长线钓大鱼式的背叛行为所带来的极度快感。

杀掉死者后,他们会肢解其尸体,砍断其头颅,挖出其脑髓,烧烤其肉身,最后在歌舞狂欢中享用“人肉盛宴”,将死者的颚骨作为赏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跳舞,将死者的头盖骨骷髅枕在自己的头上入睡……谁能将这种背叛友谊的“艺术”运用得最出色、最高明、最有蛊惑性,谁就将成为该族最伟大的英雄!

不仅他们的生存文化让人心惊胆寒,他们的死亡文化也同样让人胆寒心惊!在沙威传统中,如果母亲生下双胞胎,父亲必须杀死后出生的那个婴儿,因为他们相信双胞胎中的老二是个邪灵,想附在老大身上并危害部落;此外,如果有人暂时失去知觉,哪怕他脉搏尚动,呼吸尚存,完全可以救活过来,亲属们也会弃之不顾,尽快将之埋入坟屋。

是他们冷酷无情吗?不,是古老的迷信借着女巫的专横作祟。这种古老迷信认为,暂时失去知觉之人的灵魂已经离开肉身了,只是处在所谓“奥尔梅”的状态而已,但依然与死人无异,需要立刻埋葬。而村里的女巫无疑就是诸神灵的代言人,只要她一声令下,所有人都得听从,否则必然会招至诸神灵的惩罚。在这种迷信思想下,埋葬了几千个无辜受害者的冤魂;

更令人发指的是死者的葬礼。葬礼上要举行一种叫做“及分阿生”的哀悼仪式,该仪式真是恐怖之极,亲属们必须在充满苍蝇、蛆虫和尸体腐臭味的坟屋里嚎啕恸哭多日,然后必须在坟屋下面奋力跳舞,任凭尸体上的苍蝇、蛆虫雨点般打落在他们身上、最后还要将尸体一拳打烂,接着必须用这脏兮兮的手直接拿东西吃!哪怕参与葬礼的人自己都觉得恶心之极,也得遵从所谓诸神灵的旨意!

生,竟是如此杀气腾腾,不得和平;死,竟是如此阴恻森森,不得安宁,然而,这群沙威人就在这样一种残酷的生存文化与死亡文化中,毫无指望地延续了几千年!

谁愿意来解救处在这样的生存动荡与死亡阴霾下的沙威人?

 英国。71岁高龄的凡恩教授向他的学生,700名年轻的准宣教士们发出呼吁:“你们将遇到令人迷惑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但你们必须去深入了解……我们的上帝已经迫不及待,想在那些残酷、黑暗的地方建立他爱的王国,谁愿奋身前往?”

“我要去!”

1962年,在上帝爱的呼召下,美国宣教士唐·理查森带着妻子卡罗尔,还有5个月的儿子,义无反顾地来到这样一个猎人头、食人肉、枕人脑的危险地方,并在沙威人一块废弃的老村庄上建起了他们的新家——一间用西米树叶搭盖起来的37平米的“茅草盒子”。夫妇俩与鳄鱼、蟑螂、苍蝇、蟋蟀、老鼠、蚊子以及成千上万喜欢钻入衣袖里的飞蚁为伴,与嗜杀成性的石器部落为邻。

被理查森夫妇的友善所打动,更是被他们所带来的现代物质文明成果(飞机、枪支、日用品)所吸引,沙威人起初的惧怕与敌意逐渐消散了,而且,这些平素互相仇杀的部落还在夫妇俩的小茅屋周围纷纷安家落户,和平共处,这简直是个奇迹!当然,吸引这些部落聚居在一处的原因非常实际——每个部落都将理查森夫妇当成无限供应斧头、刀片、镜子、鱼钩等物质的活水泉源,希望能借着毗邻而居得到更多实惠。

然而,这个奇迹的基石是脆弱的,因为靠物质利益的吸引无法换得持久的和平。部落之间又开始冲突不断、争斗不息。尽管理查森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去充当战事调停人,多次参与对伤员的营救,多次苦口婆心跟他们讲道理,也无济于事。甚至,当他学会沙威语言后,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几乎完全漠然置之,觉得这是一种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故事,犹如对牛弹琴。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理查森讲到犹大背叛耶稣的故事,试图引发他们的同情心时,他们却纷纷称赞犹大是了不起的大英雄,而耶稣则是自作自受的大傻瓜。沙威人的价值观不正是以背叛为荣,以忠诚为耻吗?

对于这样一种是非混淆,善恶颠倒的价值观,该如何扭转乾坤?该如何赢得这一代沙威人?理查森意识到,单靠朗诵福音篇章远远不够,需要在本土文化中找到某个可以切入的契合点。

作为一名宣教士,他曾相信,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存在能够隐喻真理的文化习俗。这些文化习俗通常会成为该民族认识、归顺上帝救赎的伏笔和引线。比如,希伯来文化相信“羔羊的牺牲”这一传统,传福音时便可以强调耶稣正是那无罪的羔羊;再比如,希腊文化相信“逻各斯”(“道”)是生命之源,传福音时便可以调而耶稣正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然而,在完全异质的沙威文化中,既没有“羔羊救赎”的概念,也没有对“逻各斯”的体认,似乎看不到任何契合点,可以使福音能够进入沙威人根深蒂固的旧思想里。

真的看不到希望。最后,理查森彻底心灰意冷,觉得与其让这些部落聚居在一起,彼此残杀,活在血海深仇里,还不如让他们回到原来各自的村庄,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于是,夫妇俩提出要离开这里。

沙威人并不愿意理查森离开,这意味他们会失去和外面那个奇妙的大世界的唯一联系,于是,他们商量数夜后向理查森发誓从此不再争斗,缔结和平。

真的吗?理查森知道他们的誓言多么不可靠,多么容易背叛。不过,这一次的确是真的!因为“在沙威人中间,每一种表示友谊的方式都不可信,只有一个例外。什么例外?如果一个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儿子交给敌人,那么,他一定是可信赖的!唯有这种情形,能够证明其不容置疑的绝对善意。”

为了表达这种绝对诚意,两个部落中各有一位父亲带着沉痛而悲壮的心情交出了他们的一个儿子,这个婴孩被称为“和平之子”。每一个人都把手按在两个婴孩身上,象征着他们从此将受“和平之子”的约束,不能向对方使用暴力。每一个人相拥庆祝,交换名字,象征着从此和睦相处,不分彼此。

亲睹这种古老的仪式,理查森才意识到沙威文化冰山中的另一角。原来它由两根柱石支撑,一根是该文化中的暴力与背叛因素,主要指“为屠杀而暂时喂肥”的理想;另一根则是该文化中的和平和信任因素,主要指“通过和平之子缔结合约”的理想。而这第二根柱石正好可以成为福音的切入点。

理查森开始用沙威人能够感同身受的方式诠释福音——为了和平,你们给出了自己最爱的儿子,而同样为了和平,上帝也给出了自己最爱的儿子,还是祂唯一的儿子;你们的儿子只是两个部落之间的和平之子,而耶稣则是所有部落,是全人类的和平之子;你们给出的和平之子不够强壮,孩子万一意外死亡,交出孩子的那一方就不再受“和平之子”的约束,可以任意妄为,重新挑起战争,而上帝给出的和平之子却是完美的,强壮的,大有能力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你们把儿子交出去时,一定要在敌方部落中找一个值得托付的好人,才敢放心交托,而上帝事先就知道人类会蔑视和杀害祂唯一的爱子,没有任何人值得托付,但祂还是义无反顾地交出去了,因为上帝实在太爱人类……

当他说到这里,已经有一位沙威男子开始哭泣了。因为他刚经历了丧子之痛,他的一个儿子被当作“和平之子”交出去,却没想到那可怜的婴儿却被对方吃掉了!他哭着说:“上帝一定和我一样难过!”

四 

因着这一番有关“和平之子”的布道,不少沙威人开始对这位上帝和其爱子耶稣产生了好感,但是好感归好感,他们还不敢彻底下决心接受。为什么?因为这毕竟与他们祖先的传统信仰大相径庭,沙威人担心幽灵魔鬼们会因为他们改信而报复之。

理查森又一次困惑了,他不知道上帝会如何更深地劝诫这些沙威人?没想到,当上帝的劝诫来临时,理查森全家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是夫妇俩带着1岁半的大儿子,还有刚出生13天的小儿子,坐着独木舟回村庄的路上。没想到,独木舟翻了,理查森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沉入鳄鱼出没的河底!借着祷告,最后全家平安获救,但给他们领路的沙威男童马洛却受到全村人的责难,因为在沙威人的原始信仰里,翻船是一种很大的罪过和咒诅,就在马洛按这种原始信仰即将遭鞭笞之际,理查森却阻止了,并对大家说:“我要感谢马洛……马洛就像我亲爱的儿子一样。”

理查森身体力行地表达出“和平之子”信仰中所传递出来的爱,无条件接纳之爱。年轻的男孩马洛被感动了,接受了耶稣这位和平之子;接着,年迈的首领哈托也被感动了,决定接受救恩。

理查森问他:“你为什么选择上帝的和平之子?”他回答说:“我发现,当你的两个儿子都快淹死时,上帝的儿子还能赐给你平安,所以,我知道你所说关于他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我深信他一定也会看顾我们。”

那一刻,哈托眼中流露出真正的喜乐和平安。

现在,已经有三个人愿意信主了,但福音事工似乎停滞不前,有的的人仍在观望,有的人直接说:“你们信你们的,我们信我们的。”这时候,理查森又发现,不仅需要改变沙威人“以背叛为乐”的生存文化,也需要改变他们“以巫术为法”的死亡文化,由于这种死亡文化的背后掩藏着撒旦最深的权势,所以,理查森与之的斗争也更加艰难。

一个叫瓦拉海的年轻人暂时失去知觉,虽脉搏尚动,呼吸尚存,但女巫阿罕却宣布瓦拉海处在“奥马梅”状态,灵魂已被诸神灵带走,必须尽快埋葬。理查森勇敢地站出来,力排众议,请求对瓦拉海进行抢救。在抢救过程中,女巫阿罕打着“诸神灵旨意”的幌子偷袭坟屋,用炭灰灼烧瓦拉海的身体,试图尽快之置于死地。瓦拉海的亲属也手持匕首向理查森兴师问罪……

在这场剧烈的属灵争战中,理查森不断仰望上帝,最终赢得胜利——瓦拉海被抢救过来了!因瓦拉海的“复活”,沙威人对奥马梅的信仰开始瓦解,该村庄半数人都归向了救主基督。

但13天后,瓦拉海由于没有得到其亲属很好的照顾,不幸死去。族人为他举行了“及分阿生”的可恐仪式。为何沙威人能够容忍如此恐怖的、非人性的、近乎自虐的仪式呢?细心的理查森经过刨根问底,才发现,原来,在该仪式背后隐藏着一个传说,继“和平之子”这一传说之后的又一个传说:“旅蒙的话”。

在沙威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凄美的传说:早期的人类也拥有再生的能力,可以永无止境的活下去。但有一次,一只象征“更新”的蜥蜴和一只象征“腐朽”的卡拉苏鸟就人类的生死问题进行辩论,最后,蜥蜴输了,从此死亡进入人间。但沙威人相信,终有一天,再生将回到人间,到那个时候,人类不再有死亡,并将获得永生。同时,他们也相信,只有当人类表现出最大的羞耻和屈辱时,才能吸引“旅蒙的话”(即永生)更快地来到人间。无疑,极度自虐式的“及分阿生”死亡仪式,就是吸引“旅蒙的话”的最好途径。

看来,无论礼仪之邦还是蛮夷之地,几乎所有民族的文化心理中,都渴望得到永生。都在寻找得永生的途径:或靠仙丹宝药;或靠密宗巫术;或靠禁欲苦修等等,甚至,极端如沙威文化的民族,靠的是极度自虐式的“及分阿生”死亡仪式。

人对永生的渴望本是好的,也是神安置在人心里的,但人寻找的途径却错了,这些人为想像出来的途径根本无法拯救人类自身!是的,将来有一天,伴着全球化化的进程,这种丑陋风俗会被政府取缔,但如何补救这种丑陋习俗背后所掩藏的巨大的精神虚空呢?

理查森回答道:“新约圣经对这种几乎遍布全球的压迫感却有一个单纯而明确的答案:基督为我们承担的耻辱与死亡……沙威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沧桑,但对死亡加诸于人的失望一直没有合适的答案,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信仰是上帝赐给是那些失望之人的解毒剂。而沙威人相信‘旅蒙的话’这一救赎类推,恰恰是解毒剂得以注入的管道。”

于是,理查森再次运用“救赎类推法”来归正“旅蒙的话”这一传说,他告诉沙威人,唯有耶稣才能抵达“旅蒙的话”,也就是抵达永生。因为耶稣宣称自己是复活的主和生命的源头!听了理查森的传讲,更多的人坚定了他们笃信基督的勇气,所有的基督徒都决定自己死后绝不举行这样丑陋的死亡仪式,因为基督再来时,他们的身体必会得到更新。

如经上所云,祂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六

从1962年到1972年,经过理查森夫妇和其他宣教士10年的努力,大和平之子组织和医疗援助的到来,各种蔬菜水果农作物的引进,学校与教会的拓展,沙威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督教世界观逐渐根植在沙威人的心中。

男人们变了。昔日,他们将妻子看作财产和奴隶,今日,他们公开承认她们是自己珍爱的伴侣和助手;

女人们变了。昔日,他们习惯破口大骂、尖声怪叫,今日,她们温柔仁慈的那一面开始舒展;

孩子们变了。昔日,他们被训练为战争的工具,今日,他们开始受到基督化品格的教化和培育。

在理查森的帮助下,沙威的基督徒们学会了识字,学会了读书,甚至有人考上了大学;理查森不仅教导他们认识真理,也教导他们活出真理,所以,沙威的基督徒们还学会了饶恕那些曾经杀害过他们亲人的“敌人”,并在对方受伤的时候,伸出援助和友谊之手!他们还同心协力建立了“和平之殿”——一个可以容纳1000人聚会的沙威建筑风格的圆形殿堂,而且,理查森培养的沙威本土信徒领袖在殿堂里向会众宣讲:“昔日,我们的和平之子是弱不禁风的,今日,上帝的和平之子已经到来。祂的臂膀是强壮的!”

沙威基督徒的改变必然会对整个沙威世界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渐渐地,和平取代了屠杀的风俗;饶恕取代了仇恨的传统;对复活的盼望取代了对死亡的膜拜,对真神的敬爱取代了对诸神灵的畏惧;

看到这一切,理查森分外感谢上帝,原来,上帝早就就为沙威文化设定好了“救赎类推”。祂不仅差遣祂的仆人来这片土地传福音,而且已经在千年前就预备好这片土地,来承受福音的佳美信息。

因祂是真正的和平之君,已将生的罪恶权势洗去,不再需要靠人类的婴孩来成为“和平之子”;

因祂是真正的复活之主,已将死的可怕毒钩废去,不再需要靠人类的功德来抵达“旅蒙的话”。

耶稣基督以一种独一无二的跨文化融合方式,缔造了沙威新的历史。

后记:花了一周时间,我终于读完《和平之子》,激动万分,也感恩万分,深深体会到本书浸润着上帝何等的荣耀!可以说,这是我所读过的最优秀的宣教传记作品。 
 
作为一本宣教作品,该书有很高的宣教历史价值。一方面,我看到作者理查森的确以基督的心为心,才不顾生命安危来到沙威宣教,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作者对沙威人灵魂得救的迫切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作者不仅有舍己的爱心,更有属天的智慧。他在坚守福音基要真理的前提下,同时非常注重宣教策略,尤其反思如何运用救赎类推的手段,将福音本土化与处境化,并在牧养沙威信徒的过程中,注重言传身教、真理的平衡教导和实践。这几点都非常难得,尤其对于今天的跨文化宣教事工来说,其借鉴价值,弥足珍贵。 
 
作为一本小说传记,该书也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一方面,全文语言生动却不张扬,优美却不失朴素,无论对沙威原始丛林环境的观照,还是对沙威人生活情感世界的刻画,或是对自己在宣教过程中各种各样复杂的体验,诸如软弱、挣扎、好奇、震惊都描述细致入微,扣人心弦;另一方面,该书结构严谨,层次明晰,以“沙威人的世界”、“两个世界的相会”、“被更新的世界”三个部分展开,故全书的情节也是一波三折,又丝丝入扣,节奏感处理得很好,让人觉得身临其境,浑然忘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理查森讲故事的能力堪称一流。尤其善于根据场景需要巧妙地转换视角和人称。比如,文中大部分段落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但有些章节和段落却运用第三人称叙述,以几位沙威主人公的视角对其所体验到的环境进行叙述,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有感动将沙威人如何一步近一步地,从拒绝到认识、接受、到深入福音的艰难过程叙述出来,于是又花了几天时间,将本书再细读了一遍,并做了笔记,以帮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了解本书最重要的福音内容。但我更希望您如果有空能够细细阅读此书,我相信,神必定会借着对此书的阅读大大祝福您的生命。 

一片冰心在玉壶——《给星期五的信》书评

“其实楼尚对我来说,不只是一家餐厅,她是一个平台,理想中的她是一个提供幸福的地方。嘴巴只是其一,更重要的还有心灵,在这两个方面我都希望能献上祝福,哪怕就只是那一点点,我还是愿意奋斗的,是不是太天真了?”

这位叫招秉恒(Bing)的“楼尚”餐厅老板的确是一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说他天真,是因为他本来是一名广告创意总监,事业发展得好好的,却为了某种心灵理想,从香港跑到北京,在一片危楼中开了第一家港式甜点店,然而,小本生意,难以盈利,常常还得靠他自己做广告赚来的钱来补贴餐厅开销;说他天真,也是因为他每周都会写一封电子邮件给他的顾客朋友们,邀请他们星期五晚上光临餐厅,届时他会为他们唱歌、弹曲、开个小小的演唱会,然而,这封电子邮件并非那种公式化的邀请函,而是这位老板自己原创的小品文,类似心灵鸡汤的文字。为了让别人能从自己的文字中得到安慰与激励,他每周要熬通宵来认真爬格子;说他天真,还是因为写完后,他居然不是以群发的方式一起发给这一千个朋友,而是一个一个的发送,是他不懂吗?不,而是借着逐一敲击这些文字,他可以默想这些名字背后那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或咫尺或遥远的脸,于是,千次的发送中,是千次的温暖,以及千次的祝福。

现代都市人做事的法则是如何高效、如何省力、如何节时、如何使自我利益最大化,而Bing却有些背道而驰,做这些无利可图又费时耗心的天真之事,他难道不明白这其中利弊吗?其实,他比谁都清楚,不过按照他的价值法则,确实另一番计算方式:“没有楼尚,一大堆的责任、困难会随之消失,我可能重新享受更多的私人时间、金钱、甚至是健康;但没有楼尚,我最大的损失是演唱会、与朋友通信的平台、最爱的双皮奶、还有你……”

原来,他最在乎的是“无利可图”和“费时耗心”背后的那些人,那些情,那些心灵的梦想。所以,在这个时代,他的“天真”,弥足珍贵。

这些邮件后来结集成书,书名叫做《给星期五的信》,收录了80多篇短文,但按一星期写一篇来算,可是凝刻着Bing两年来长长的苦心孤诣之旅。

由于Bing来自香港,文字风格和他经营的餐厅风格一样,带着浓浓的港台味。大陆读者开始阅读也许会觉得怪怪的不太习惯,不过只要耐心读下去,你会慢慢喜欢上他这种俏皮、幽默、活泼的文字风格(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也会慢慢喜欢上这些文字背后所散发出的淡淡温情。

Bing真的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所以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记录的是周围的人带给他的感动和感恩:一位昔日友人的默默陪伴,一名不到三岁的小婴孩单纯的笑容,一名盲眼按摩小师傅曲折的人生经历,一名山区牧师妻子临终前脸上圣洁祥和的光芒,借着Bing那双充满关爱的眼睛,是极容易发现这些普通人身上的独特性和可爱处,于是,他会将他们的生命故事写进自己夜晚的文字里,为的是激励自己也激励读者——那些新鲜的清晨会收到他邮件的朋友们。他的叙述很朴素很实在,读着就像是在拉家常般亲切自然,寻常烟火,平常饮水,却温暖人心。的确,Bing文字中的温暖不是那种一下子就能抓住你的心弦,让人震撼流泪的感动,而是淡淡的,始终淡淡的,直到读完全书后,才会发觉余香飘溢,余味绵延的那种。

有一篇短文是写给自己的初恋恋人、父母兄弟以及朋友们的心里话, 他这样写道:“初恋啊,你结婚了吗?有几个孩子了?……希望你活得幸福……小弟啊,很后悔没有对你好一点……爸妈啊,抱歉年轻时候我没懂得让你们知道,知道你们对我有多重要……楼尚的朋友啊……”这篇短文看作是Bing心灵的一个小小投影。无论是对恋人的祝愿,还是对亲人的歉疚,还是对友人的怀念,甚至是对身边那些过客式的小人物的关注,你都能深深感受到Bing心灵所结出的美好果效: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还有感恩的心——全书充满了对那些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陪伴过他、扶持过他、鼓励过他的人深深的感恩,更重要的则是,对那位永远爱他的神的感恩。

Bing不仅写情感温馨的文字,也写理性反思的文字。有人说,这是一个物质丰裕而精神匮乏的时代,所以现代都市人的最大问题就是“忙、茫、盲”,忙于生存,茫于情感,盲于心灵。Bing的不少文字便是针对现代都市人的种种困境所作的反省:比如,如何看待自我?如何定义成功?如何把握感情?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自由?作为一名基督徒,Bing很认真地用基于圣经的人生人生观和价值观来看待这些问题,所以,文字中会频频出现一些明心见性的经文:“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但Bing从不摆出居高临下教训人的姿态来阐述其立场,相反,他在观照和反思他人之前,一定是先观照和反思自己。所以,他并不讳言谈自己,也很愿意全然敞开自己的内心,这是需要勇气的。其实,Bing也曾经活在现代人共同的困境中;也曾经忙忙碌碌于演艺圈中,不知道何为自我的价值;也曾经迷失于一段错误的畸恋而无法自拔,不知何为爱的真谛;所幸的是,Bing重新回归了信仰之旅,“学习在安静中让思想沉淀,尝试把记忆的碎片重组,查看自己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应该走什么样的路,聆听上帝有什么忠告”,他从各种谬误的价值观中得以释放,生命开始逐渐改变。于是,他向朋友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经历,以及成长中的生命感悟和心灵医治, 并希望借着这些见证式的分享来劝慰他人、提醒他人、鼓励他人。这种方式如此柔和,深具同理心和同情心,的确比某些咄咄逼人,不考虑对方感受的传福音方式更容易让人亲近。

另外Bing笔下即使是纯粹说理性的文字,也不会让人觉得枯燥,因为他颇有想象力和童心,会编织一些寓言或童话来启发人心。比如,他讲述“软弱”与“刚强”的故事,它俩本是一对彼此真诚扶助的恋人,但在遇到“自我”这一坏人后,“软弱”变成了自卑,“刚强”变成了自大,二人都那么地在乎自己的面子,在乎别人的毁誉,反而越活越累,最后不再相爱,劳燕分飞,这个悲剧故事充分影射了现代人心灵的错位与分裂;再比如,Bing讲述同一个人的9岁、29岁、49岁、69岁在同一时空相逢,各自带着该年龄段的价值观发表高见。影射现代人在成长中的迷失与回归,意味深长。

这本书的封面类似吉米的成人童话绘本风格,明亮、生动,清澈的碧蓝色,似乎也预示着本书作者“天真”的理想主义情怀和成人童话式的理想。起初,看到这清新的封面和单纯的文字,还以为Bing是一位20多岁朝气蓬勃的大男生呢。后来才知他即将迈入不惑之年,很是吃惊。这样率真、温情、充满童心的文字居然出自一个中年人之手?因为的确不少人在青春时代是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但等经历半辈子的世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后,大多理想主义者多变得理性而现实,中年期的平和之姿中透着对人生的淡漠与苍凉,很少有人能像Bing这样,人到中年反而仍保持起初的赤子之心。不过,Bing倒是反复强调耶稣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 Bing的一片冰心也许能感染现代都市人尘封已久的灵性,心灵慢慢回转,如孩童,如赤婴。

读完这些“给星期五的信”,这些为了给他人带来心灵祝福的文字,很自然想到海子那首著名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的一段: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不过,Bing不是从明天开始,而是从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借着自己用心经营的楼尚,借着自己用心耕耘的信件,为他人带去从神而来的真正祝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他的,他将告诉每一个人。

纪念《直奔金牌》中的宣教士群体

纪念《直奔金牌》中的宣教士群体

喻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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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直奔金牌》主人公埃里克·利迪尔的赞誉,无论书评还是网评已经不少了。所以,我这里不再重述埃里克的丰功伟绩,而是换一个角度,说一说埃里克身边的普通人物: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岳父、同事以及他的妻子。

本书虽然以描写埃里克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为主线,但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宣教中国”的历史长卷。在这一历史长卷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埃里克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组宣教士群体的画像。

虽然,作者对他们着墨不多,但细细去寻觅他们的身影,或许会发现,这一无名群体给予我们的感动汇集起来,并不亚于埃里克这一英雄个体。

——引子

埃里克的父亲利迪尔牧师:

利迪尔牧师20多岁就来到中国,在中国的乡村传道30多年,当时,中国乡村的社会环境非常危险,常常有土匪、强盗出没,而且有暴乱发生。不仅如此,自然条件也非常恶劣,春天有戈壁沙漠刮来的沙尘暴;夏天超过37度的高温,屋子里也没有电扇;秋天总是下雨,雨后的淤泥有半米高;冬天则是大风大雪,零下20多度的严寒。另外,早期的来华宣教士是最不容易的,那时,中国的普通民众非常排斥基督教,以及宣教士。所以,利迪尔牧师花了很多时间徒步旅行布道,探访村民,传道的果效甚微,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使命。

埃里克的母亲玛丽:

作为宣教士的妻子,玛丽是非常了不起的。当时据说,要到中国做宣教士的妻子,必须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但玛丽却一直体弱多病,但她非常坚强,甘愿跟随丈夫在异国他乡过颠沛流离的生活。1900年,义和团运动大肆逼迫基督徒时,利迪尔牧师带着妻子玛丽逃跑,那时,玛丽身上还有7个月的身孕;1902年,为了到河北萧张县宣教,玛丽又随同丈夫坐几百路去偏远的乡村,路上既要担心土匪抢劫的危险,还要照顾两个襁褓中的孩子,一个2岁,一个才10个月,非常辛苦。

好不容易,孩子大了一点,一个8岁了,一个6岁了,但又不能把他们留在身边,因为中国没有合适他们受教育的学校,玛丽不得不把两个孩子送到英国的宣教士子弟学校,然后和丈夫继续留在中国宣教,由于宣教士七年才能回国述职一次,也就是说,父母和儿女必须忍受长达七年的分离。事实上,埃里克两兄弟在7年内,和父母相处的时光只有3个月左右!在其余骨肉分离的时间里,我们能体会到一个母亲的心肠吗?

后来两兄弟慢慢长大了,决定效法父亲,也到中国来宣教,玛丽本来很高兴,以为从此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了,但却发现,埃里克的哥哥罗伯特被派往的地方是中国的华南地区,离他们所在的华北相距千里之外,最后,悲伤中的玛丽给伦敦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非常感人:

自从他8岁以来,我们除了述职时间能看到他之外,其他时间一直都骨肉分离。不是说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引导,也不是说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不愿意面对和忍受经常分离的痛苦(如果必要的话),只因为我做母亲的心一直在呼唤着儿子。但是,如果上帝指示我,他的旨意和心意就是要我的儿子在汀州府为他工作,我也会顺从他的旨意,并且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唯有处在上帝要他所处的岗位上,才会将其恩赐发挥得淋漓尽致。

作者评论道:虽然宣教士是蒙上帝呼召,并得到上帝所赋予的超自然能力来事奉,但他们仍然也有绝对不容忽视的强烈的人性。利迪尔夫妇就像许多其他的宣教士一样,付上了极高的代价来服侍上帝和中国百姓。十五年以来大半的时间,玛丽都为着和两个儿子分离而苦恼,她的同工们最能感受到她对孩子那种强烈的思念。当他们考虑整个服侍工场紧迫需要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一个母亲的心肠。(《直奔金牌》P80—P81)

的确,这就是一个母亲的心肠。在这里,我们分明能看到玛丽亚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时的心肠。

埃里克的哥哥:

罗伯特,其实他年轻时代在体育方面的成就不亚于埃里克,但一毕业,他就选择和妻子到中国进行医疗宣教,当时有一位中国拓荒布道33年宣教士医生向年轻的罗伯特描述在中国的宣教体验:

这是一个危机重重且持续不断的国家,宣教士为人们的身体和灵魂所做的每一点工作,都是在水灾、饥荒、劫匪横行、政治腐败、战乱四起的状态下完成的。中文“危机”这个词包含了 “危险”和“机会”这两个词的特性,正因为此,无数宣教士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把福音带到罗伯特和埃里克的出生之地。(《直奔金牌》P80)

罗伯特很认真的听这位医生讲述,看到“中国的需要是毋庸置疑的”,也更加肯定了上帝的呼召:去中国拓荒布道。

罗伯特在中国服侍了16年,这期间,也像父亲当初一样,经常因为战火硝烟四处逃难;也像父亲当初一样,要和儿女长期分别——他们把小女儿送到英国宣教子弟学校,7岁的女儿眼泪汪汪地和他们在站台上说再见,因为下一次还要等7年!后来,罗伯特的儿子拉尔夫患了严重的疾病,需要回国精心治疗与照顾,罗伯特不得不离开他深爱的中国,但他写道:“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意志,都是向着中国和那块土地。”

还有埃里克的岳父:

麦肯齐,他在中国的河南差会呆了30多年,帮助接待了很多宣教士,1941年,日军大肆侵华后,强制关闭宣教站,解散宣教士,环境很严峻。这时候,麦肯齐在加拿大述职,但这位60多岁的老人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坚决要求回中国去。因为他觉得,河南差会是他的生命,在危难时节,那里的中国同事更需要他。

还有埃里克的许多同事:

为了赢得灵魂,他这些同事来到中国,不惜付上生命的代价。埃里克有的同事(斯卡利特)在路上被土匪开枪打死,有的同事(卡伦、卢克逊)和埃里克一起关到集中营,远离亲人,受尽艰苦;1945年被释放后,却仍然选择继续留在中国,重建新学书院,恢复宣教事工,他们这样说:“如果你在这里,就会体会到,目前中国人最需要我们帮助他们重新整顿基督教事工。我们岂能在这时离开他们?”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必要提那些虽然没有直接去中国宣教,但一直在苏格兰为中国的宣教事工守望祷告的英国基督徒,为这些宣教士的灵性成长祷告的英国基督徒;每次埃里克一回国,来听他讲中国宣教情势的观众都非常多。所以,我们能看到,当时,有无数外国基督徒在关注中国。

还有本国的牛津团契运动对这些宣教士的影响。埃里克宣教期间,曾经有一段时间感觉灵里非常枯干,觉得没有能力去服侍中国人。后来,他去拜访牛津团契运动的成员,按他们的教导,立志过一个完全降服于上帝的生活,后来,他们把牛津团契运动的原则推广到宣教士们的年度退修会里,这些原则要求他们严格实践信仰——绝对诚实;绝对圣洁;绝对无私;绝对的爱;正因此,宣教士们在中国的服侍更加有力量。

最后,特别要提一下埃里克的妻子芙萝:

芙萝跟婆婆,也就是埃里克的母亲一样,为了中国的宣教,牺牲了自己的小家。1941年,日军侵略,大部分宣教站被迫取消,但埃里克仍然选择留在中国,但芙萝当时怀孕了,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苏格兰。为了宣教,他们已经习惯了分离两地,但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永别!

在得知埃里克死讯后,芙萝非常难过,因为最小的女儿连爸爸也没见过!但一周以后,她就在信上这样写道:

我有时候被一种不真实的痛感或对未来的恐惧感所麻痹和吞没,然后里面却涌出信仰的力量来带领我度过,奇妙地坚固了我的信心。回顾以往,我有那么多可以感谢的事。上帝的供应是那么奇妙,我们曾经那么快乐过。我知道上帝按自己的心意在行事,即使在这样悲伤的事上也能够产生美好的果效。

我觉得埃里克和我在一起的短暂年日所享有的快乐,就像许多一辈子生活在一起的夫妇那么多。感谢上帝,使我有幸成为埃里克的妻子。

我只希望三个讨人喜爱又令我安慰的女儿,会学效埃里克的榜样,并跟随她们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行。(《直奔金牌》P290)

其实,当时她写这封信时,面临许多的难处:因为作为宣教士,埃里克很清贫,并没有留下什么积蓄,所以芙萝必须重新去找工作、租房子,赚钱支付三个孩子的学费,维持日常开销。想想看,一个弱女子,要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更让她难过的是,8岁的女儿还小,不能明白他们常常为爸爸祷告,盼望他平安回家,可是为什么神却没有听他们的祷告,居然让爸爸会死在集中营。尤其当他们看到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爸爸都回家了的时候,女儿说:“不公平!太不公平了!”想想看,芙萝怎样才能安抚孩子们受伤的心?

面对生存的艰难,还有情感的伤痛,芙萝仍然大有信心,并坚持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本书的倒数第二章叫“冲刺终线”,写埃里克的人生最后一刻;而最后一章叫“继续赛跑”,写埃里克去世后,芙萝如何挑起生活的重担,继续负起丈夫的遗志。

本书最后几段没有豪言壮语,但非常平静感人,摘录如下:

她在内心深处已经决定,要以她和埃里克所计划的那种方式来生活,并且抚养他们的女儿。

她会坦然地和女儿们谈论她们所知不多却深爱的父亲;当她们因为觉得被遗弃而生气时,她会试着去帮助她们了解,埃里克是多么的爱她们。

她会编制预算,不会浪费钱在不必要的花费上,但绝不会让她们觉得很穷酸。她们的房子会经常有朋友光顾,充满笑声、歌声和祷告。她们会去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倒不是因为这些是免费的,而是因为这些値得去看。

她会找到办法来付跳舞课的学费,每个月她会轮流带三个女儿出去共度专属于她们母女的一天。她们会到像“蓝厅”那种餐桌上铺着白桌布,上面摆着瓷器和水晶的高雅餐厅一起吃晚餐。她不是用那种场合来教她们礼节,而是借这个机会专心地与每一个女儿相处。她们会一起谈话,有一段很开心的时光。她们在家会吃有营养的食物,她会变换花样,而不是什么东西都煮着吃。

芙萝站起来,走到窗户边……在天上,安稳在天父膀臂里的埃里克也在那里看顾着她们

……埃里克的赛跑已尽,但她的赛跑正要开始。她立誓要甘心、热切地奔跑,然后在赛程将近时,昂首挺胸,在得胜的喜悦中冲刺终线。埃里克先走了,但有一天,她会再与他相会。

通过对上述埃里克身边人物的刻画,我们会震惊地发现,埃里克并不是一个牺牲的特例,而是一群人的牺牲。当时,有无数象埃里克那样的外国宣教士,包括他们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将血、汗、泪投在中国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身上。

埃里克也深知道这点,他知道,如果没有父母自幼的熏陶,没有宣教士子弟学校的教导,没有牛津团契运动的帮助,没有妻子的支持,没有伦敦会同事们的同工,他很难独自走上这条“宣教中国”的道路,所以,1931年,在他以体坛明星兼宣教士的身份回到英国,公众涌来欢迎他时,他这样说:

我接受你们的欢迎,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其他许多人的名义。无数人进入艰难险阻之地,默默无闻,为基督的缘故,冒着生命危险愿意奉献一切,回来之后却从来没有受到欢迎。我以他们的名义接受你们的欢迎。我觉得,我们应该时时记得那些为我们打下根基的前人,因着他们的缘故,我们这些后来的人的工作变得轻省多了。

在中国,传福音的人要出去进入人群当中。他们进到人们家里,睡在中国老百姓睡的地方,试着去了解那些人面对的问题。在那里,对每位基督徒最大的挑战,不是要求他有多大的勇气,而是要求他有耐心和同情心,能够坐在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身边,试着进入他们的感受,从他们的角度去面对他们的问题。

今天我要传递给大家一个信息。我们都是宣教士,我们负载着信仰,或信仰负载着我们。我们是在为上帝伟大的国度工作,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归向他们的元首基督,不再害怕承认基督是生命的主。”

我想,作为一名外国宣教士,埃里克都能这样看他的宣教,时隔77年后,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徒,我们更应该知道,我们能听到福音,能接受救恩,能比较轻省地开始我们手上的事工,都是那整整一代外国基督徒用生命换来的。若不是这群外国宣教士打下的根基,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艰难险阻之地。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珍惜传递了那么多年的火炬,并将之继续传递出去。

写作上文时,正好拜读了海平弟兄的文章《为主爱献身中国

非常感动,文末这样说:

戴德生牧师,为了神的托付和爱中国人的缘故,将自己,妻子和四个孩子的生命都献给了中国。陆义全牧师,自己和妻子及两个女儿均死在中国。他儿子陆德礼牧师唯一的儿子也死在中国。还有多少宣教士也像他们一样,将自己所有的都献给了神和神所爱的中国人呢?我们不知道。

这些宣教士们为什么要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去呢?他们完全放下了自己的文化,说中国人的语言,穿中国人的衣服,把自己变成了中国人,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甘愿贫穷饥饿,忍受颠簸流离之苦,疾病死亡之险,刀剑之危,丧子之痛,被辱骂,被弃绝,被石头打,鞭子抽,捆锁,监禁,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付上这些代价呢?

一位在华已二十余年的南韩宣教士,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回答说:“我们南韩人,只不过是一根火柴;而你们中国人,却是成捆的柴禾。神用我们,是为了点燃你们,只有中国被神复兴的火点燃了,才会带来真正的福音的复兴。”

一位忠心事主六十多年的老伯伯说:“因为神深深地爱了中国人。有人愿意为中国流血流泪,为福音付上代价,实在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中国,神也必对中国有更大的托付。如今,是中国教会回报这恩典的时候了。”

求主兴起二三十岁的同工,像提摩太一样被主使用;兴起四五十岁的同工,带来时代的复兴;兴起六七十岁的同工,以丰盛的生命去使别人的生命丰盛;兴起八九十岁的同工,站在守望楼上代祷儆醒。兴起这一代的弟兄姊妹来,撇下一切,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去到福音未得之地,完成主的重大使命。

是啊,求主兴起这一代中国弟兄姊妹来!

——这也许是对那一代外国宣教士群体最好的纪念吧!

此情可待 — 《卿卿如晤》译后记

1

    1952年,他与她第一次相遇。

    那时的他,54岁,应该是一个男人饱经沧桑后的年纪。然而,相反,他这些年的生活却平淡如水,单纯如纸。

    他没有结过婚,却在牛津教中古文学寓意爱情诗的课程,还写了一本书,就叫《爱情的寓意》,也许,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古典伊人足以支撑他的感情世界,他想自己会一直这样单身下去,阅读、思考、写作、教学,平静的走完自己的一生;

    他没有太多的经历,从学生到老师,栖居在学院的高墙内,一住就是30多年。这注定他的信仰之路,不是从生活经历开始,而是从理性思考开始,在不断的切问近思后,“就像长眠后自然的醒来”,他重新回归了基督信仰,并成为著名的护教大师。他有他的的信仰架构,有他的书斋,有他的学术朋友们,有他的数不清的读者与听众。也许,这就够了。


    那时的她,37岁,应该是一个女子最圆满的年纪,然而,相反,她这些年的生活却残碎不堪、混沌不清。

    她结过婚,却嫁了一个酗酒,有精神抑郁症,后来虽然皈依上帝,却仍在外面拈花惹草的丈夫。

    她有很多的经历,年轻时代,出于对信奉犹太教的父母严格宗教管制的反叛,真诚的吹鼓享乐主义以及无神论。“我认为人是猿猴的后代,道德不外是习俗,生命是电子化学的反应”;稍微年长,又出于对身边民生疾苦的敏感,真诚的接受共产主义。“我愿意作我兄弟的看守人”、“以天下之忧为己忧”。还担任党刊的评论员,写了许多人道主义关怀的诗歌。但是,那又怎样?这份信仰甚至对她自己的生活也给不了任何“关怀”,要忍受酗酒动武和感情不忠的丈夫,要拉扯两个年幼的儿子,要应付拮据的生活压力,还有一身的病,她活得愁苦、忧虑、没有盼望。“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那纯粹是习惯使然,因为我对上天的帮助茫然无知,对人能逐渐进步失去信心……”后来,看了他的书,才开始接触基督信仰。她需要很多很多的光,还有爱。这一路,她走得蹒跚而辛苦。


    他们相遇了,一见如故。接着是继续的通信交流——信仰上的,写作上的;但与爱情无关。

    第二年,她丈夫有了新的外遇,虽然,她一直试图挽回他的心,并不愿意离异,但这一次,第三者却是她自己的表妹。她不得不离了婚,带着孩子,从美国迁往英国。一个女人,在异国他乡陌生的大都会,独自扶养两个孩子,不容易。他同情她,帮她找房子、介绍工作、出版小说、还给孩子们支付学费。但与爱情无关。

    第四年,她在英国的签证到期,她被迫离境,留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一位英国公民结婚,方能取得英国公民权。他决定和她秘密结婚,这是名分上的婚姻。但仍与爱情无关。他说:“纯粹为相助朋友,是权宜之计”。一位朋友能作的他都作了。她是或多或少爱他的。这样的男子不多。他呢?也许,爱着她,但没有意识到;也许,象他理性上自认为的,是第“四种爱”——异性间的真诚友情。

    直到半年后那个晴天霹雳的恶讯。1956年10月的一晚,她不小心在家里摔倒,双脚骨折,送往医院检查,竟然发现得了癌症。还是晚期。在死亡临到时,他才意识到,她之于他,是神所赐何等珍贵的礼物!


    她当时躺在病床上的一张照片:近花白的头发,臃肿的脸,干瘦的手臂。她并不是美丽的女子。现在,因着化疗变得更难看。然而,在她最难看的时候,他深深爱上她。他写道:“多年以前,我写关于中古爱情诗的文章,形容那种奇特、几乎不真实象宗教一般的爱情,心里糊涂地只当那纯粹是一种文学上的虚构;现在我才知道真有其事……”然而,这爱情来得太迟。或许,他意识到得太迟。

    1957年,他们在医院“简陋而充满消毒药水气味的环境中”举行婚礼。这并不是一桩被教会、被公众,甚至被朋友们接纳的婚姻。观礼的只有他的哥哥,和看护她的修女。新娘躺在床上,新郎坐在床沿,一起宣读盟誓,向对方承诺“甘苦与共,不论顺逆,不论贫富,不论疾病、健康,相亲相爱,至死不渝。”
因着神的怜悯,也因着他的祷告,她的病情竟然逐步好转了,不但癌细胞有所抑制,而且她后来甚至行动自如了。这是个连医生也惊讶不已的大神迹。他到处作感恩见证,讲论“祷告的功效”——这也是信仰第一次从他秩序井然的的逻辑世界走进他无常难测的生活世界。他唯有仰望神。
这对中年夫妻异常珍惜只日可数的婚姻时光。他们一起布置家居、探讨信仰、切磋写作,甚至出门旅游。有一张是她大病初愈后,与他在住宅花园中享受家庭温馨的照片,好像是黄昏时节,她一边打着毛衣,一边微笑着听他说话。而他悠悠的斜靠在椅背上,温柔地注视着她。“像一对二十多岁蜜月中的爱侣。”

    然而,这样举案齐眉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婚礼后三年,癌再次继续向她全身扩散,病情恶化。她变得很镇定:“现在我觉得能欣然接受那要来的,痛楚已不再那么可怕——也许这是我应受的,而且我相信我需要经历此苦难。难以预料的无常世事是上帝要我们背负的十字架。”倒是他,开始愤怒,为何神不再继续听祷告?为何神刚让他尝到一点恩典,接下来却给他更大的打击,与其如此,当初不如不让那所谓的“神迹”出现!神岂不是在玩猫捉耗子的诡诈游戏?!

    1960年7月13日晚,她告别人世,临终前,她对他说:“是你让我如此幸福。”然后又说:“我已与上帝和好,有了祂的平安。”


    她带着属天的平静离去,而他,却因为她的突然离去,无法平静下来,他哀悼亡妻,盼她魂兮归来,无法相信她去了一个更美好的所在——有道是,只羡鸳鸯不羡仙,还有比她留在红尘间,与他执手相伴更美好的境界么?更何况,真有死后的永生么?进而,他开始怀疑神的爱,神为何要让她的一生经历那么多苦难?神为何要剥夺他姗姗来迟的美好爱情呢?神是不是一个专门拆散人间佳偶良缘的宇宙施虐暴君呢?悲恸到极处时,他会这样认为,情绪过后,理性又告诉他不是。但理性只能挤出负面的情绪,却不能带出更大的信心,然而,关于生死之事,需要的却是信心。
他不是突然间有了信心的。那天,在黑暗中,他突然感到了她的在,是的,她依然在。而且,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在。也许,她在天国不忍看到他的苦,下到红尘中来开启他。借着与她在冥冥中的心灵感应,也借着对十字架上那一位亲临苦味与死味者的仰望,他逐渐恢复了对神本身的信靠。神是爱她的,也是爱他的。她和他本是祂在爱中所造的两个孩子。至于尘世间那些苦难,那些生离死别,他不知道其的背后意义,但他知道,有一天,神会将一切更新。“一切,都终会好转;一切,都终会完善;事情的方方面面,都终会臻至圆满。”
起起伏伏挣扎着的情感,反反复复思考着的理智,切切实实深入着的信心——这三者的张力合成了这本《卿卿如晤》——一本薄薄的日记,一段长长的心迹。

    目送着她“回眸一笑,转身归回那永恒的源泉”后,他的心终于平静下来,并日益喜乐充盈。她离去三年后,也就是1963年,他也与世长辞。去世前,他写下最后的书——一本论祷告的书信集。在书里面他谈到对永生和与她相见的盼望:“那新天新地也是天与地,但与世上的天地不同。我们在基督里复活时,这新的天地将在我们中间升起,经过悠悠沉寂和黑暗,万鸟将齐唱,众水将奔流,光与影将绕经群山。我们的朋友会认得我们,笑着来迎……”

    她走了,他也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他们的墓志铭。

    他的,只有简单一句: 务必尽忠忍耐到底。

    她的,却是一首长诗,他为她写的:整个世界/藏在一颗纯朴的心灵里的星宿、水、空气。田园和森林/在此像脱下的衣服丢在后面/化为灰烬/但带着盼望,盼望她(像基督)/会从圣善的贫寒中再生/经历试探的旷野/在她复活之日一一重圆

    他,就是英国牛津及剑桥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家、神学家路易斯。

    她,就是美国女作家乔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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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实,若论悼念亡妻之作,中国古代文学中也不乏佳篇,如苏东坡的《江城子》 ①和纳兰性德的《沁园春》② 。若论情之深重,文之矶珠,决不亚于路易斯的《卿卿如晤》。但前者也仅限于悼与念层面。(念者,生前两人之恩爱幸福;悼者,逝后各自之寥落凄凉。)很少会如路易斯那样,从人—人层面上升到人—神层面,即在悼念亡妻时不住地发出屈原般的“天问”,悼中有问,问中有悼,不仅有问,还有答:自己的回答、她的回答、以及祂的回答相互交错冲撞,极富张力。这样,就不再是单纯的他——她之间的对话关系,而是他——她——祂三者之间的对话关系。

    当然,如由上推论中国悼亡文学缺少超验纬度或宗教关怀,却失之武断。实际上,笔者以为,中国悼亡文化仍是有较强的宗教色彩的,但这种色彩并不是明亮的,喜悦的,而是带着黯黯的哀伤,及浓浓的宿命感。

    以沈复的《浮生六记》为例,沈妻芸娘青梅竹马,夫妻情深,芸娘认为“今生夫妇已承牵合,来世姻缘亦须仰借神力”,因此 “每逢朔望,夫妇必焚香拜祷”,以致多少相信“两人痴情,果邀神鉴”。这是民间纯朴的浪漫信仰。可惜,无法支撑起残酷的现实人生——后来芸娘遭公婆厌弃,家境艰难,为觅衣食,过度操劳,身染重病。下面是芸娘之死的场景:

    余欲延医诊治,芸阻曰;“……忆妾唱随二十三中,蒙君错爱,百凡体恤,不以顽劣见弃,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无憾!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神仙几世才能修到,我辈何人,敢望神仙耶?强而求之,致干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扰。总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芸乃执余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世”二宇,忽发喘口噤,两目瞪视,千呼万唤已不能言。痛泪两行,涔涔流溢.既而喘沥微,泪渐干,一灵缥缈,竟尔长逝!时嘉庆癸亥三月三十日也。当是时,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绵绵此恨,曷其有极!

    芸娘将自己的早逝归结于“致干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扰。总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何等残酷!临终前“断续叠言来世二宇,忽发喘口噤,两目瞪视”,又何等凄恻!相比之下,乔伊临终前微笑着说:“我与神和好了,有了祂的平安。”并将自己一生的苦难归结于神要她背负的十字架,而这苦难与十字架上受苦的那一位有份。这种薄命感与平安感的差异,令人深思。

    对比了两位女子在死亡面前的体验,再来对比两位男子悼亡的感受。沈复虽然叹息“岂知命薄者,佛亦不能发慈悲也!”却就此打住,并未继续追问佛为何不发慈悲?一副认命的态度。他丧妻不久又连遭父亡子夭,本欲出家为僧,但朋友“赠余一妾,重入春梦。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而路易斯则因妻所受的苦难对神的善恶追问不休,更拒绝承认人间之爱只不过一场春梦,他坚信此在界同样是永恒界不可缺的一环。将来有一天,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这种梦与醒,认命与仰望,空感与爱感的差异,同样令人深思。

   《浮生六记》中的这种宿命感并不是特殊的个例,在这片大地上,从清代的《红楼梦》——曹翁悼诸钗黛的死,到近现代的《边城》——沈从文哀翠翠的死,到当代的《妞妞》——周国平悲爱女妞妞的死,我们都能普遍看到个体面对死亡的无力与苍凉。也因着死的毒钩,爱本身的意义被刺穿消解,如果色也是空、情也是空,不如不爱,也就不受伤害。所以沈复才“后悔”到:“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话云恩爱夫妻不到头,如余者,可作前车之鉴也。” 所以宝玉才“彻悟”到:“好一似,树倒猢狲散,食尽鸟投林,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然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十字架上那一位却以自己的血担当了她们的“死”。不仅如此,还指出一个更永恒的盼望,在这盼望面前,人间的爱无法被死亡和宿命伤害;在这盼望面前,大地上的人们,可以更加彼此好好相爱。

     这也许就是《卿卿如晤》抵达这一片白茫茫大地的意义。


3

    此前,台湾已有曾珍珍女士的中译本,译名就为《卿卿如晤》,笔者也曾试图颉取中国古典爱情佳句,为此书取一译名,然而,思来思去,仍觉“卿卿如晤”一词在悲恸中仍蕴含对将来相见的信心、展望、与爱,最贴切本书主旨,故仍沿用之。不止译名如此,在译文过程中,笔者也参照了曾女士的译本。曾女士教授英美文学,中文与英文功底俱深,文学与神学造诣也不凡,从其译作可窥一二。与前辈相比,笔者自惭“译”秽,尤其遇前译高妙处,拍案之余,不忍割舍。有些词句,窃为己用。这里,致以深深歉意与谢意。

    《卿卿如晤》英文原著中,路易斯一律以“H”指代乔伊;曾译本中,则以“伊”指代之;笔者根据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妻”指代之。特此说明。

    译后记引号部分资料摘自《幽谷之旅——C.S.鲁益士传》(希卜黎著,吴里琦译,台北海天书楼出版,1998年)。特表感谢,并在此推荐阅读此书。此书后拍成电影《影子大地》(shadowlands),纪录了路易斯和乔伊的一段暮色尘缘。

2006年10月24日


  ①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②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灵飙一转,未许端详。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月,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两处鸳鸯各自凉!真无奈,把声声檐雨,谱出回肠。

《卿卿如晤》一书系《路易斯著作系列》之一,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

荣光启:对《玛卓的爱情》书评的点评

按:2002年底,我写完“爱是什么——读北村小说《玛卓的爱情》有感”后不久,在诗歌鉴赏课上,认识了一位新来的博士生师兄,名叫荣光启,是王光明老师的学生,广西师大的老师。

他瘦瘦高高斯斯文文的很书卷气。 因缘巧合中,我将此文发给他看,没想到他居然做了非常认真的点评。直到那时才知道,他竟是一名基督徒,也是我在首师大认识的第一位基督徒。而当时的我还在信主前那关键的“最后一跃”上迟疑不决。

后来,他对我分享他的信主历程,令我极受触动;

后来,他带我去参加田爷爷家的聚会,令我深得帮助;

后来,又认识了他的妻子,漂亮优雅、温柔多情的女诗人小林姊妹,

后来的后来,就是毕业后的茫茫人海、滚滚红尘……

 

 《玛卓的爱情》的书评的点评

荣光启按

喻书琴师妹,你的文章我逐字逐句拜读了,非常之好,我97年开始做大学老师,上本科的现代、当代文学,多次向同学们推荐北村,但我发现真正能热爱北村甚至理解北村的人很少,也许是这个时代青年人的心都比较意气风发吧,诚如鲁迅所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难得有人读北村那些悲得甚至有些晦气的小说。

今天我看到你的文章很是高兴,你才研究生一年级,就已经有这样的理解和对爱的思索。在90年代大肆流行余华的时候,我开始退出,因为我看到北村之于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比余华更重要——至少对于我个人是这样。

我很高兴你没有从文学本身来谈论北村,你的言语比文学本身高了一个层次,在思辩精神现象、哲学的层次(意义的领域)来谈论,你是有智慧的,也是有生活经验的(或者说对生活很有感觉),你比许多人都走出了一大步,但美中不足的是,你仍没有解决刘仁和玛卓为什么爱情失败、死的根源,也许你也看到了,但没有勇气承认:那就是,他们的失败和死亡不是什么“意义”的缺失、没有爱的能力也只是表面,他们缺乏爱的能力是因为——不“信”。是因为没有一个信仰。

这个信仰其实就是对那造我们、造万物的主的信仰,对那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苦痛、鲜血为我们赎罪的耶稣的信仰。没有这个信,没有神的力量,人就不可能拯救自己,绝对会落入“罪”的深渊,不可能自救。刘仁和玛卓一样,都是罪人。这个罪是罪性,不是罪行。相关的言语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关注刘小枫、谢有顺、北村的著作或文章或有关基督教常识方面的书,我也可以慢慢与你交流。

这里我读你的文字是采用了古典式、即兴式的评点方式,我不大同意的地方我喋喋不休,该叫“好”的地方我可能又沉默了,所以你一定很不满意。我情不自禁的发一点议论,是我看到了你的聪慧(但绝不能止于人的思辩的聪慧),是希望能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我没有时间为你的文章做一个论文了(最近比较忙),我希望我的答复在这些评点(用楷体字标出)当中。你的精彩处或触动我思绪的地方颇多,原谅我不能一一感应(有感应的部分我已用下划线标出)。

另外,我的感应开头可能是就你的文字,但说着说着可能就跑题了,这也是思想、说话的一贯恶习。我的答复是循着自认为的基督神学的思路的,如果你已经很熟悉,你可能会因为邂逅我这样的思虑而惊喜,如果你不熟悉甚至反感,希望你也不要见怪,姑妄听之。

北村、谢有顺这两个同时代人,他们的思想历程和人生道路,很严重地改变了我。我这里以我浅显的神学思维回应你,也是我近期作文、思想的一个惯性。我一向作风随意,我曾经甚至是一个乐衷于搞笑的文学写手,所以现在的文字中不时还有一些谐噱的尾巴。我这里不是启蒙、更不是劝诫,而是和你的交谈、就北村和“什么是爱”的一次交往。

我一直想写一本细读残雪、马原、余华、北村、格非、孙甘露、苏童、陈染等人的书,现在看来比较困难,于是就想写一本专门关于北村和谢有顺的书算了,但现在看来仍比较困难,但现在好了,有你的文章底子,我可以就之说几句关于北村的话,算是不大成功的铺垫、陪衬,追逐了北村这么久,今天才为他写一点文字,还真是要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一、 爱、爱人、爱感

读完北村这篇我最喜欢的小说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玛卓的爱情为什么会破碎?

按常理来看,玛卓与刘仁都是诗人,都是很好很好的人,(这个常理是一个极大的谬误,什么是好人?暗地里犯罪的人太多了,只不过无人知晓罢了。诗人、文学家更加不可靠了,因为他们不仅可以犯罪,而且有“文学”的借口。文学某种意义上就是教我们说谎,鲁迅的《伤势》中涓生回忆他们的爱情时有一句话:“因为我们相爱过,我应当永久奉献我的说谎。”)都是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把爱情看得比生命重要就有问题了,因为人的爱情区别于“爱”,北村在一篇创作谈中说:“爱情是人类残缺的情感”,人的爱是非常自私的,我爱你,如果你却死活不理我,我就有可能心生怨恨。另外,我们的文学也将爱情的本质劫掠一空。爱是什么?《圣经》上说,首先是爱那唯一的真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应该活得很幸福才对,可为什么他们感到的只是苦涩乃至绝望至死呢?

一定是某个地方出了问题?细微的但又关键的地方出了问题!我不想立刻下结论,让我们从头说起,从刘仁与玛卓的开始相爱说起吧!

刘仁爱玛卓吗?当然。否则刘仁也不会在大学四年每天都给玛卓写一封信。但刘仁为什么爱玛卓,那个连话都没说上几句的女孩呢?因为她能唤醒他心中一种牧歌般幸福而悲凉的,跟死与献身有关的感情。这种感情一旦被唤醒,就又能让他感到自己的存在意义,具体而言,就是给玛卓写信,写信这一行为对刘仁意味着什么?“它能使我不停地写下去,不停的爱下去,不停地依靠下去,人是多么的脆弱呵,怎么能毫无依靠的活下去呢?”(193页),即能够去爱去写才是人活着的根基。

那么,写信这一行为对玛卓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想象的玛卓的被塑造,(这里的分析非常好,“写信”这个语言、文学的行为劫掠了爱的本质,就像商业社会的市场机制改变了商品的性质一样“使物成为物象”,玛卓成了想象中的玛卓)刘仁信中的玛卓只是作为一种审美性意象而存在的,(用这个美学词语来谈论北村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在我们中国的文学中,文学的美是以“意象、意境”来谈论的,这非常可笑。还有另外的文学,如北村这样的文学,他就是在否定那虚妄的“美”,让人看到生存的空虚和绝望,从而真的如鲁迅所说“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不过鲁迅仍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到了虚无和绝望的顶点,没有看到神,北村比他幸运,这个曾经聪明无比、虚无无比的先锋派、中国后现代思潮的文学先驱,最终看到了什么东西是解构不了。)“在水一方的凄凄芳草中,她款款地面带微笑地向我走来”(191页),而非作为真实的玛卓这样一个女子存在的。(不过,我看这个小说,我觉得玛卓真是真实,在我的生活中,就像《伤逝》中的超尘一样,我生活中太多这样优秀的、悲观的、多疑、敏锐的女诗人,她们让我心驰神往又小心翼翼)其次就写信而言,刘仁是倾诉者,玛卓是倾听者,倾听者是无需回应什么的,更何况是假想中的倾听者,也无法回应什么,他使得爱情并成一种施与受的关系,刘仁在这种自恋又单恋的关系中沉醉不醒。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呢?刘仁说过“爱是一件多美好的事!”——爱本身才使刘仁成为刘仁。而不是玛卓使刘仁成为刘仁,在刘仁心里,爱的品质远比爱的对象重要的多,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当然,并非玛卓不重要,但刘仁爱的只是假象的玛卓,甚至因此与其说刘仁是爱上了玛卓,不如说是爱上了爱情本身(这里的爱情相当于精神指称:一种生存的美好品格和生活的透明质地)。或说是爱上了一个升化的自己,这样,爱的对象才被爱的品质合而为一:玛卓就是爱,就是神,就是圣洁的化身。(玛卓不是“神”,玛卓的形象是神话性的,你这里这样写是不妥的,因为神看地上的人,没有一个是圣洁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圣洁的人即《圣经》上“义人”,在大地上没有一个“义人”。汉字“义”繁体字是上面一个“羊”,下面是一个“我”——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羔羊。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圣洁的,神作为伟大的牧者,他看护我们,不让我们为魔鬼掠走。)

那么,反过来,玛卓爱刘仁吗?当然,否则她就不会嫁给刘仁了。但为什么爱刘仁,那个木讷的,平淡的,自己根本不了解的男孩呢?因为她需要爱,“我觉得自己像假人一样活着,整天上课、吃饭、唱歌、跳舞,但我里面非常空,没有一个人能和我说话。”(197页),她那样的孤独,以至觉得这世上没有人真正爱她,只有刘仁。玛卓之所以在山上毫不犹豫的对刘仁说:"我爱你",是因为刘仁爱她,那么无怨无悔不弃不绝地爱她,其实玛卓需要的(爱的)只是刘仁对她的诗性之爱,而非刘仁本人,正如刘仁需要的(爱的)只是他给玛卓的诗性之爱,而非玛卓本人。

玛卓在爱的领受(被爱)中体会到了幸福,只要领受的是真挚的,纯洁的爱,与被谁爱有关吗?刘仁在爱的施与(爱)中也体会到了幸福,只要施与的是真挚的,纯洁的爱,与爱着谁有关吗?

我总觉得,北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爱感与爱人有关吗?爱,是一个人的事件,还是两个人的事件?(“爱感”这个思辩性的概念不错,是的,人由于缺乏爱的信心和能力,就沉浸于自身自恋式的感觉中。将人与爱人分离。所谓我感觉故我在,其实,感觉的来源也是话语性的,感觉不是你自己的,它是被塑造的,外来的,根本、至少有一部分不是源自你的内心。)

二、爱的期待值

为什么许多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是不是因为在婚姻里才无法回避这个问题——那时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爱情本身,更是爱中的另一个人。诗化世界中云淡风轻的雾霭小路在真实世界的阴雨绵延中总容易支离破碎,可惜的是,因着莫种关于幸福生活想象的必然性,玛卓与刘仁进入了婚姻一一一种以对对方的期待人格作基础的婚姻:(“期待人格”,这个词很好,它代替了真实的人格,悲剧不可避免。)例如,刘仁对玛卓的期待是一个单纯的,温柔的,惹人怜爱的女孩;玛卓对刘仁的期待则是一个像写一千封情书时那样,柏拉图式的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的男孩。

在小说文本中有两处信息极为重要:

一是婚后刘仁对玛卓说,“你要是一个瘫痪病人,我真是会死心塌地地爱你了”(233页),(这句话一直令我非常感慨,我们没有爱的能力,但又要爱的假义,不得不这样想。这种想法是对具体的生活的畏惧,为什么畏惧,是因为人缺乏信心、没有爱的能力。)晚风习习,杨柳依依,他用木制轮椅推她到夕阳下的河边草地漫步……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的玛卓才能唤起刘仁的爱感,从而才能重温昔日写情书的幸福感,因为写情书与照料病人都是一种单向度的爱的布施,布施使被布施者面目模糊,身位不明,却使布施者变得高尚而美好,从而使刘仁感到存在的意义。

二是婚后玛卓也承认“我更愿意刘仁永远是那个写情书的男孩,而我是那读信的。我想那是我们最好的归宿。”(241页)(在劫掠生活本质的意识形态中,抒情语言是最发挥功能的一种,在叙述中,想象代替真实。今天的语言其实在《圣经》中的处境和蛇是一样的,都是被神惩罚的结果。蛇引诱人犯罪结果被惩罚在地上爬行、摸样丑陋;语言的能力使人想造一座通天的塔,神于是变乱了人的口音,语言乱了。关于语言的罪性我另有阐述,语言的罪来自于人的思想,思想似乎无罪,但它来自于人的欲望,欲望无罪吗?我们想一想看吧,看欲望的思想把我们带到精神的什么领域。)

偏偏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对方期待值的落空。这并非说,那个像水一样清澈的少年刘仁和那个像诗一样空灵的少女玛卓都是伪装的,虚幻的,(他们确实不是伪装的,但正因为如此,才显出人的不自知。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指引,人的行为一定是盲目的、伤害人的。)而是说,那只是一个方面,一个侧影,人的复杂性只有在走向复杂生活时才会一点点地浮出水面。他们走进婚姻生活是必然的,却无法说是幸还是不幸,因为我们迟早要面对真实的人性和真实的人生,迟早要处于那生存的困境,否则,永远停留在山坡上的唯美年代,即回避了困境,又拒绝了成长。(这段话我很喜欢。困境是回避不了,唯美也救不了人,艺术上的唯美主义最终只能导致颓废。“拒绝成长”,其实是拒绝改变,生活在自己的幻象世界中。)如果不能在完全接纳对方的基础上彰现爱的本质,而只能建立在对方作为某种期待人格上,是真正的爱么?

三、 爱的破碎

刘仁和玛卓的爱情是怎样在婚姻中一步步破碎的?

首先,是性爱层面的破碎,在小说中,从新婚之夜开始,双方就没有过一次健康的性爱关系,性爱意味着面对彼此的身体,那得有面对彼此作为一个真实的,而非抽象的,隐喻的,朦胧的人这一前提,但他们彼此就从未正视过这点。玛卓与刘仁都是与阿蕾特——特丽莎一样性情的人,即都将身体看作灵魂的影子的人,如果身体感觉来源于灵魂感觉,(在神学中,“灵”与“魂”区别甚大,前者是信心、盼望与爱,后者是情欲、意志、感觉。所以谢有顺曾经说,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也只是属“魂”的作家。北村也曾经说:“他们自认为写尽了人间的黑暗,殊不知自身满身血气,是个盲人”。)但灵魂感觉却来源于与对方生命气息的契合,一种为对方所知的,亲切的,熟悉的,呢喃的,温热的生命气息,但他们却没有,或者不知道。

以前,他们面对的是爱感,而此刻,他们要面对的是爱者,这让他们,尤其是刘仁力不从心了,仓皇失措了,山坡不见了,情书不见了,审美意境不见了,爱感也就不见了,新婚的他们比陌生人还陌生,为什么当时刘仁说不出“我爱你”三个字?显然刘仁已隐隐意识到:“我爱你”不是指丈夫刘仁我爱着妻子玛卓你,而只是指少年刘仁我爱着少女玛卓你这一双方已扮演的爱情角色和双方已默许的爱情结构。(哈哈,对爱情的结构主义分析,其实是解构主义,这里的分析很精辟。)此爱不是彼爱。这也决定他们只能以后者定型的模式(在特殊的时间与空间内)去爱,却无法像前者那样去建立一种厚重的,宽广的,有生命力的,并能在苦难生活中彰显的爱。

然而,可笑的是,眼下不得不做的事却无疑是对后者之爱模式的解构(纯粹审美之爱是唾弃肉体之欢的)深知此点的刘仁更加一筹莫展,尽管他不是托马斯,但还是作了托马斯,将身体与灵魂强制隔绝开来,仅凭对玛卓的身体欲望而行事,这时,性爱便成了双重隔绝。什么叫双重隔绝?当灵魂感觉(爱)的陌生带来身体感觉(性)的陌生后,还要用身体的假意亲密来遮蔽这双重的陌生,便是双重的隔绝。(这样的思维是不是来源于米兰•昆德拉?这家伙几本小说都是主人公整天在做爱的过程中哲思连篇。据说上海的女人妓女的话坤包里流行放一本《文化苦旅》,美女作家的话则放一本米兰•昆德拉。)

整个新婚之夜的结果:玛卓觉得自己被一个陌生男人占了处女之身,尽管这个男人他是我丈夫,当然,他不是爱着我的刘仁,我不是被他爱的玛卓。我是谁呢?刘仁觉得自己对一个陌生女人行了禽兽之事,尽管这个女人她是我妻子,当然,她不是被我爱的玛卓,我不是爱着她的刘仁,我是谁呢?

为什么从那以后刘仁和玛卓认为做爱是一种丑恶,并非做爱本身丑恶,而使他们发现在他们之间仅有身体冰冷的接触,没有灵魂温柔的抱慰。难道性爱是罪吗?不,而是爱情不在场的性爱有罪——亏负的即是身体又是灵魂。(性爱无罪。神爱世人。《创世纪》中,神觉得始祖亚当的孤单,就在他熟睡的时候从他的肋骨中取出一根,造出女人,这也顺延出做爱的方式:“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既是两个身体合一的疼爱与喜悦,又有性的欢愉。但如果做爱的过程中我们想的是另外一个——性幻象,这就有罪,“犯了奸淫”。)性并不会扭曲爱,正如爱更不会扭曲性一样,而是他们自己的隔绝使爱与性都成为一种扭曲。

其次是生活层面的破碎,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生活淹没了爱情,仿佛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各种家庭琐事,及生存压力)使爱情也一点点消解,但实质上,虽固然有以上因素,刘仁与玛卓纷争的焦点仍是不爱,正由于不了解对方,却又对对方期望过高而落空,才使生活乱七八糟,毫无诗意,唯美主义的刘仁与唯美主义的玛卓的婚姻生活毫无唯美色彩,因为只是在猜疑,欺骗,害怕,可惜,刘仁却没意识到,他仍然以为是“贫贱夫妇百日哀的”生活阻隔了爱情,阻隔了人诗意地栖居。

如果不少烦恼的确来自清贫,那么以下这段场景显然与经济困境无关,而是审美困境:玛卓产后留下的伤口需要每天进行医疗照射,刘仁作为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陪在身边却感到“有点恶心,觉得这种情景丑陋不堪”,以致疲惫不堪离开,爱一个人,会伴随恶心吗?可紧接着,刘仁已看到当年写给玛卓的信,眼泪就落下来,不爱一个人,会为之落泪吗?刘仁自问:“我对我的爱感到怀疑了,也许真正的我只爱这些信而已。并不爱真实的玛卓。”(212页)(信中有刘仁自我的形象和对玛卓的想象,和现实相比是另一个世界,刘仁真正是“生活在别处”。在我们的文学中,说出“生活在别处”这句话的人似乎很自豪,真是奇怪!就像一个人很痛苦很虚无反而变得很骄傲一样。)

刘仁为何要去日本,表面上是为解决生存困难,实际上是为了重返山坡爱情模式:“我有了这房子,房子外面有山有水还有黄土路,房子被树遮盖了,墙上还有爬山虎,我想我们一定会相爱,什么东西都别想靠近我们”(256页),但作品中的我却一针见血地问道:“你的房子无非是个无菌的氧气罩,你以为这样就能守住爱情?”刘仁总说是“别的什么东西消磨了爱情”,其实殊不知就是他们自己。(确实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没有终极的话语的指引,只在自我的语言与思想中沉迷。这里是没有出路的。)

也不是刘仁不知,他只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无法如少年时代再靠自己自足,或以为自足的诗性精神去爱玛卓了,因此,刘仁的日本梦想终究是一种逃避,既然内心的诗性无法自足,就借靠外界的诗性吧,可是外界的诗性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内心的诗性呢,如果玛卓去日本后还会碰到上述手术,刘仁还会感到恶心吗?抑或,摆着丑陋之姿的玛卓在身边青山秀水,良辰美景的对比下,只会让刘仁更恶心?!

刘仁仍最终求援于审美意境,诗化空间,以为能解决爱情危机,其实,玛卓反比他清醒得多。既然到了日本后,刘仁没变,玛卓没变,那么,真正的刘仁仍并不爱真实的玛卓,只爱那些信,只爱那种牧歌情调,只爱美好空灵的少女玛卓,只爱纯洁高尚的少年刘仁自己,跟在国内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当年的山坡爱情就有隐患,只是影子的相爱,现在,难道还要玛卓的影子与刘仁的影子在异域的风花雪月下作相亲相爱状?然后让真实的玛卓与真正的刘仁蒙住双眼,摈弃一边?玛卓不要,宁可死掉也不要。况且,他们再也回不去了,玛卓还能重演那个少女吗?刘仁还能重演那个少年吗?

四、 刘仁的困境——我有爱的能力吗?

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真正的刘仁就爱不上真实的玛卓?我不能回答,若说他们两个都太过于完美主义理想化了,显然太片面,如果完美主义的人手都无法容忍对方的不完美,那么,诗意的爱情还有什么可能?

首先,是刘仁开始对自己的欠然——爱的能力产生怀疑:自己真的像自己想象的那般纯洁高尚么?起初,这种欠然是本能状态带来的,比如刘仁的多看几眼别的女人,(这里我引用我的一段现有的文字——北村的小说《玛卓的爱情》有一个主人公玛卓的奇怪的“三段论”。玛卓一天和丈夫刘仁一起在街上走,路遇一美女(玛卓本身也是美女,曾经是校花,写诗、能歌善舞,好不容易被刘仁追到手),回来后玛卓就不理她丈夫了。原来,刘仁的表现是这样的:第一眼看见美女;停顿了一会儿;他再次偷看了美女。玛卓说,在第一眼的时候他没什么,因为是偶然,中间的停顿男人心里就不那么清洁了,而第三个动作表明了男人确实有不洁之念。第三个动作表明男人犯了罪(在心中犯了奸淫)。敏感的玛卓在这个“人不断犯罪”的世界(她自己也是个罪人)无法生存,早早死去(去东京看望丈夫、未见丈夫已死于车祸、怀揣刘仁曾经写给她的一千封信,信在风中纷纷扬扬)。面对她的“三段论”我们无法说这是小女子的胡搅蛮缠。这理论有道理。不是她的苛求。而喻书琴你似乎有玛卓对刘仁要求离奇的意思。)

刘仁的厌恶手术后丑陋的玛卓,他无法忍受自身的不完美。其次,这种欠然是由于不爱带来的,他发现自己只爱想象的玛卓,不爱真实的玛卓:“现在,面对这样一个逐渐展开的人,我怎么办?我一点办法也没有”(209页)。

当刘仁上街看到别的女人而有了兴奋,并借着这种激动像野兽一样与玛卓作完爱后,他呕吐了.并且知道“那个山坡上的少年已不再存在了,这里只有一个困难的男人,他的爱情虚弱到经不起一盏灯的的袭击。”(215页)。他不仅不爱玛卓,也不配爱玛卓;

爱感消退,罪感来临,(在这里,刘仁“认罪”了,但他并不彻底,他的方式是在欺骗良心。良心是属神的,岂能被欺骗,所以接下来是良心的责问和折磨。)跑遍全城买一件大衣送给玛卓则是对玛卓的赎罪,他也明白这不是爱,是用大衣贿赂良心;爱感消退,怕感来临,掉了钱却对玛卓撒谎钱被偷了,骗她,是因为怕她,他又看到了自己“我无法担保将来我不会再撒谎”(220页)。

刘仁发现自己的欠然这一事实,已让他对自己很没信心,玛卓对其欠然的苛刻,就使他更没有信心了。但既是这样,刘仁不是没有努力过——努力过去爱真实的玛卓。刘仁在生活中处处是迁就玛卓的,买菜,为她撒谎,高价的孩子的奶粉,但玛卓却不以为然,甚至适得其反,做错了事,他向玛卓不停地道歉,希望重新开始,但玛卓却不相信,也厌倦了道歉,“他只有无休止的道歉,多乏味!”“每一次都是失败,总是一团糟,还有必要再说开始吗?”(209页)。这使刘仁的心冷到极点,爱是双方的事,在为爱情力挽狂澜中,如果施予爱的一方感受不到承纳爱的一方的回应,就会孤立无援,绝望无助。

自救不可能了,但为了重新得到爱,他又想到了另一种它救——求援于审美意境,求助于诗化空间,因此也是另一种自救。可结果呢?

如克尔凯郭尔所问:人自己岂是有爱的能力的?(的确,人自身根本就没有爱的能力,必须让圣灵在心中做工。克尔凯郭尔是个优秀的基督徒,之所以说他“优秀”,没有用“虔诚”,是因为这个杰出的哲学家是在经历无数的试探和犹疑后最终走向上帝,他的道路很值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思,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觉得试探和犹疑本身就是一种自豪、在其中游弋宁愿没有终点。)正因为人的有限与脆弱,才会把生活弄成这个样子:

“我们盼望生活像天使,实际上它像垃圾”(207页)。

“我们盼望生活像天使”源于人的渴求高贵的一面,“实际上它像垃圾”源于人的欠然,而自己又无法超越这种欠然达到高贵的另一面,但是一定有个安慰者的——“我们像走迷的羊,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我巴望尽快离开这条黑暗的河流,一定有个安慰者,来安慰我们,他要来教我们生活,陪我们生活”(258页)(其实《孔成的生活》之后,北村小说创作从形式实验向神性话语转变之后,北村几乎在每一篇小说的结尾都有这样的启示——“他们”都毫无意义地死了,为什么死?难道人活着一生技术为了吃吃喝喝、生老病死吗?死了又去哪里?难道死了就“一了百了”吗?一定有个安慰者,这个安慰者就是那始终在召唤我们而我们始终拒绝的神。或曰那造人和万物的上帝。)

五、 玛卓的困境——爱的信靠在谁那里?

为什么玛卓如此苛求刘仁?(玛卓并没有“苛求”刘仁,只因为他们都是罪人。读这个小说如果你没有“罪性”的观念,就无法理解。从无“罪性”的眼光看,这一对夫妇,无非是曾经是诗人的美丽妻子神经质,丈夫偶尔犯点小错误,很正常嘛!过日子,不就这样?)还得从为什么玛卓会在山坡上喜欢上刘仁说起,。

前面已说过有两点原因:一、对刘仁的感动,二、对意义的迷茫,当刘仁以自己的孤独来抱慰玛卓的孤独时,玛卓就不再孤独了,觉得人活着还是有意义的。并发出爱的回应,但前提是刘仁得首先爱她,干干净净的,纯粹不含杂质的爱她,因此婚前刘仁的多看两眼别的女人,自然在玛卓看来就是白璧之爱的瑕疵,也不可饶恕的。(玛卓没有权柄饶恕刘仁的罪,饶恕人的罪的是良心,是神。若认为人性的弱点存在就是合理的,那就没有必要信靠神,北村的小说写作也就没有必要了。希特勒也有弱点,他的弱点是好杀人,他还是艺术家呢!)更逞论重人性弱点的角度去谅解刘仁——只因为,她把刘仁当神了,当爱情与维系她活着的意义的光源了,(正如刘仁把能散播出高贵爱情的自己当成神,当成光源一样)。

神怎么会有瑕疵么?(“神”确实是没有瑕疵的,但刘仁不是,他是一个不断犯罪的“人”。)玛卓问,刘仁自己也问。一旦这个神越露出他的欠缺,他的无能与无力,玛卓,对生活的品质和爱人的品质要求极高的玛卓,就开始陷入怀疑中了,对对方的信靠到对方的怀疑再到对对方的绝望,显然便是玛卓对刘仁态度的变迁过程:“我早就看出人不可靠,只要一有条件,他就犯罪。”(235页)(玛卓这句话其实是北村的话,是《圣经》的话,是北村小说写作的根基,人就是这样,这样的人若没有神,永远不会得救。)

如果人性的自足可以导致爱情与意义的自足,那么,人性的断裂必然导致爱情与意义的断裂,玛卓反复问自己,“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以前是为了爱情,但爱情不足以信靠,那么现在呢,还能指望什么?

与刘仁相比,玛卓显得更加自我中心,和自私。其实,真正的玛卓又何尝爱真正的刘仁?她对刘仁的爱就是想象“我写了一大堆诗,可是他一首也读不懂,正因为他没有一首读得懂,我才感到高兴”。一个人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爱对方,而不是以对方希望的方式爱对方,是真正的爱吗?“这只是残缺的情感”(244页)。(如前所言,爱情是人类残缺的情感,如果这其中没有神的爱。北村多次申明这一点。他的《最后的艺术家》、《周渔的喊叫》、《强暴》等小说,都是讲述这个主题。)

       甚至,她都没有试着去爱真正的他,更别说去谅解刘仁的难处,设身处地考虑刘仁的感受了,起码,刘仁是一直在为爱情的破碎努力着的,尽管努力错了方向,但玛卓却连努力也不曾,只是一味抱怨刘仁的欠缺,并以一种激烈的,轻蔑的,高傲的姿态表达出来。

耐人寻味的是,她瞧不起刘仁的看别的女人,自己却又可以倒在别的男性的怀抱里,并感慨:“唉,我真是感到迷茫,人是那么没法子管住自己呵,”(245页)她为什么不由此想一想,既然自己是欠缺的,易犯错的,刘仁也是欠缺的,易犯错的,为什么不以自己的欠缺来体谅刘仁的欠缺呢?什么是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对另一个完美的人的接纳,而是一个欠然状态的人对另一个欠然状态的人的接纳,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接纳因这不完美而各自所遭受的的创痛与挣扎,接纳对方“尽管也许没有足够能力去爱,但努力地想去爱”的真诚与勇气。

然而,玛卓却不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话在《旧约•哥林多前书》13章,你可以去寻读。什么是爱?在对神的寻思和信靠中自然会明白。北村的小说集《水土不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后记写得非常好,你可以参阅。信有神是北村整个人生的一个起点,论北村必须了解这个事实。信有神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但在无神论统治下的中国——代替神的是共产党、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信有神却是一件荒谬的事。这里顺便提及一些事实,以告诉人们,信有神与求知是不冲突的。世界为神所造,求知即在神的启悟中知晓神造物的奥妙。所以对神的知与信,往往是在科学家中最易发生的,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等,都是基督徒,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80%是基督徒,据统计,在基督徒的科学家中,研究天文和生物的居多,因为前者惊见了宇宙的奇妙非创造不可为之,后者研究物种的进化最终明白进化论的荒谬。)爱,也是需要回应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才是这样,神爱我们就不是这样,他让自己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用耶稣的血赎了我们的罪,神要我们回报什么?只要我们不要再犯罪。纯粹是为我们好。)

六、 玛卓的死与刘仁的死

双方都没有面对他们的根本问题:该怎样去爱才是正确的——才是对对方最好的?如果玛卓对刘仁更宽容体谅一些,如果刘仁对自己更看得清醒和低调一些,如果……可是,没有如果,他们都死了!(“罪的工价乃是死”,他们的死是必然的。玛卓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人,这个对生活苛刻而绝望的女人,她的得救其实只差一步,她没有挺过绝望的边缘。)

玛卓的死源于“意义危机”。像所有真正的诗人一样,她,他们,既不愿意做螃蟹——“我看着那些在下面忙碌的人们,觉得很可笑”,又做不成鸟——“但我更难受,明明重的很,却要装出飞的样子”,(小说里写玛卓为了生计去拍广告这一段很有意味。人明明很“重”,却装出要“飞”的摸样,这个悲剧情境其实是意谓:人有罪,就不可能是天使。)于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浮在空中,很尴尬。

追问生存意义却又找不到生存意义,或者对原来坚信不移的意义(人文信念,或革命理想,或爱情)(这三个东西,不是灯盏,而是三箩筐的水,我们的知识分子为他们耗尽了气力,一再地徘徊在虚无与绝望的边缘,他们的结局一定与玛卓不远。)产生怀疑,这是一切诗人自杀的原因。对爱情神圣幻灭后,幸福不再,平安不再,“玛卓心中的恐惧和黑暗是何等的大”,甚至比大学时的那次出走还要孤独。“我现在就要平安,现在平安就永远平安”(251页)。可谁来救救她呢?(后期北村每一个小说都有这样的提问:谁来拯救我们?不过,对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人来说,这不是个问题,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拯救。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其实有这样的信念:人活一世,及时行乐。哪有犯罪之说。有这一心理其实是因为中国人对“死”的观念:“死后原知万事空”。但事实上是否真的这样?由于没有人死了又回来告诉我们真相,我们就这样怀着侥幸心理相信着,管他呢!不都是一死吗?有什么区别?其实死后是有区别的,《圣经》上说:“死后有审判。”)

刘仁的死同样源于“意义危机”,玛卓的自杀实际是对刘仁乐观地(他不是乐观,是自我欺骗,刘仁也是个值得同情的人)重温爱情梦的否定,是对刘仁爱情主体性自足的否定,是对刘仁最后退路与出路的否定。刘仁在大学时代说:“我相信这光虽微弱,但它能使我找到爱情”(193页),婚后虽然一塌糊涂,但在去日本之前,还更觉得“爱情誓言是我一生的力量,它使生活变的美好”,“爱情是一生中最超越的目标,我的追求没有错。”(228页)这里,仍有对这光的相信。

然而,玛卓的自杀同样让他看到爱情与意义的双重破碎,刘仁不是因玛卓的死而殉情的,而是同样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当他发疯后握着手电筒的光看信,但小说中的我去抢过去熄灭它时,刘仁就彻底陷入人生的黑暗深渊中,连发疯都不可能了。“看来靠我们是无法上岸了,一切都是徒劳!”(259页)。(过去我们靠阶级话语的力量,说“人定胜天”,80年代以来人的“主体性”的恢复,人大于一切,包括那“虚幻”的神,今天,北村发出感叹:“人靠自己只能是徒劳。”)

一切都是徒劳吗?爱是那么难那么难,天地之间,谁在为你们默默忧叹?(有!那至高至大者,被我们的文学传统和当下话语遮蔽掉的神!造人与万物的主,只有他为我们的不能得救而忧叹,而撒旦,又因为掠走两个人的生命而得意。撒旦也是天使之一,上帝造的天使当中,有1/3要与神打赌,看人到底会信靠谁,所以人面对着不尽的撒旦的诱惑。汉语里将撒旦翻译为“魔鬼”是不准确的,因为希伯来文的原义是“抵挡”,意谓抵挡神的意愿。这里也可以看出无神论的汉语对西方神性资源的篡改,将那个“抵挡者”译为“魔鬼”,可以引起我们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民的特殊感情,因为我们就是抵挡“三座大山”才崛起的,我们就是抵挡者,所以在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中“魔鬼”成了一个一再被歌颂的词,与反抗者同义,《圣经》、上帝、有神于是成了受批判的西方意识形态。)

 

爱是什么–读北村小说《玛卓的爱情》有感

 

 

按:此文写于2002年,人生最迷茫的时期。

一、爱、爱人、爱感
读完北村这篇最喜欢的小说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玛卓的爱情为什么会破碎?按常理来看,玛卓与刘仁都是诗人,都是很好很好的人,都是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应该活得很幸福才对,可为什么他们感到的只是苦涩乃至绝望至死呢?

一定是某个地方出了问题――细微的但又关键的地方出了问题!我不想立刻下结论,让我们从头说起,从刘仁与玛卓的开始相爱说起吧!

刘仁爱玛卓吗?当然。否则刘仁也不会在大学四年每天都给卓玛写一封信。但刘仁为什么爱玛卓,那个连话都没说上几句的女孩呢?因为她能唤醒他心中一种牧歌般幸福而悲凉的,跟死与献身有关的感情。这种感情一旦被唤醒,就又能让他感到自己的存在意义,具体而言,就是给玛卓写信。

写信这一行为对刘仁意味着什么?“它能使我不停地写下去,不停的爱下去,不停地依靠下去,人是多么的脆弱呵,怎么能毫无依靠的活下去呢?”(193页),也就是说,能够去爱去写才是人活着的根基。

那么,写信这一行为对玛卓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想象的玛卓的被塑造,刘仁信中的玛卓只是作为一种审美性意象而存在的,“在水一方的凄凄芳草中,她款款地面带微笑地向我走来”(191页),而非作为真实的玛卓这样一个女子存在的。

其次就写信而言,刘仁是倾诉者,玛卓是倾听者,倾听者是无需回应什么的,更何况是假想中的倾听者,也无法回应什么,他使得爱情变成一种施与受的关系,刘仁在这种自恋又单恋的关系中沉醉不醒。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呢?刘仁说过:“爱是一件多美好的事!”——爱本身才使刘仁成为刘仁。而不是玛卓使刘仁成为刘仁,在刘仁心里,爱的品质远比爱的对象重要的多,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当然,并非玛卓不重要,但刘仁爱的只是假象的玛卓,甚至因此与其说刘仁是爱上了玛卓,不如说是爱上了爱情本身(这里的爱情是象征指称:一种生存的美好品格和生活的透明质地)。或说是爱上了一个升化的自己,这样,爱的对象才能与爱的品质合而为一:玛卓就是爱,就是神,就是圣洁的化身。

那么,反过来,玛卓爱刘仁吗?当然!否则她就不会嫁给刘仁了。但为什么爱刘仁,那个木讷的,平淡的,自己根本不了解的男孩呢?因为她需要被爱。“我觉得自己像假人一样活着,整天上课、吃饭、唱歌、跳舞,但我里面非常空,没有一个人能和我说话。”(197页),她那样的孤独,以至觉得这世上没有人真正爱她。玛卓之所以在山上毫不犹豫的对刘仁说:"我爱你",是因为刘仁那么无怨无悔不弃不离地爱她。其实玛卓需要的(爱的)只是刘仁对她的诗性之爱,而非刘仁本人,正如刘仁需要的(爱的)只是他给玛卓的诗性之爱,而非玛卓本人。

玛卓在爱的领受(被爱)中体会到了幸福,只要领受的是真挚的,纯洁的爱,与被谁爱有关吗?刘仁在爱的施与(爱)中也体会到了幸福,只要施与的是真挚的,纯洁的爱,与爱着谁有关吗?

我总觉得,北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爱感与爱人有关吗?爱,是一个人的事件,还是两个人的事件?

二、爱的期待值

为什么许多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是不是因为在婚姻里才无法回避这个问题——那时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爱情本身,更是爱中的另一个人?

诗化世界中云淡风轻的雾霭小路在真实世界的阴雨绵延中总容易支离破碎,可惜的是,因着莫种关于幸福生活想象的必然性,玛卓与刘仁进入了婚姻—一一种以对彼此的期待人格作基础的婚姻:例如,刘仁对玛卓的期待是一个单纯的,温柔的,惹人怜爱的女孩;玛卓对刘仁的期待则是一个可以写一千封情书,柏拉图式的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的男孩。

在小说文本中有两处信息极为重要,一是婚后刘仁对玛卓说,“你要是一个瘫痪病人,我真是会死心塌地地爱你了。”(233页)晚风习习,杨柳依依,他用木制轮椅推她到夕阳下的河边草地漫步,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的玛卓才能唤起刘仁的爱感,从而才能重温昔日写情书的幸福感,因为写情书与照料病人都是一种单向度的爱的布施,布施使被布施者面目模糊,身位不明,却使布施者变得高尚而美好,从而使刘仁感到存在的意义。

二是婚后玛卓也承认“我更愿意刘仁永远是那个写情书的男孩,而我是那读信的。我想那是我们最好的归宿。”(241页)

偏偏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彼此期待值的落空,这并非说,那个像水一样清澈的少年刘仁和那个像诗一样空灵的少女玛卓都是伪装的,虚幻的。而是说,那只是一个平面,一个侧影,人的复杂性只有在走向复杂生活时才会一点点地浮出水面。

他们走进婚姻生活是必然的,却无法说是幸还是不幸,因为我们迟早要面对真实的人性和真实的人生,迟早要处于那生存的困境,否则,永远停留在山坡上的唯美年代,即回避了困境,又拒绝了成长。如果不能在完全接纳对方的基础上彰现爱的本质,而只能建立在对方作为某种期待人格上,是真正的爱么?

三、爱的破碎

刘仁和玛卓的爱情是怎样在婚姻中一步步破碎的?

首先,是性爱层面的破碎。在小说中,从新婚之夜开始,双方就没有过一次健康的性爱关系,性爱意味着面对彼此的身体,那得有面对彼此作为一个真实的,而非抽象的,隐喻的,朦胧的人这一前提,但他们彼此就从未正视过这点。玛卓与刘仁都是与阿蕾特–特丽莎一样性情的人,即都将身体看作灵魂的影子的人,如果身体感觉来源于灵魂感觉,但灵魂感觉却来源于与对方生命气息的契合,一种为对方所知的,亲切的,熟悉的,呢喃的,温热的生命气息,但他们却没有,或者不知道。

以前,他们面对的是爱感,而此刻,他们要面对的是爱者。这让他们,尤其是刘仁力不从心了,仓皇失措了,山坡不见了,情书不见了,审美意境不见了,爱感也就不见了,新婚的他们比陌生人还陌生,为什么当时刘仁说不出“我爱你”三个字?显然刘仁已隐隐意识到:“我爱你”不是指丈夫刘仁我爱着妻子玛卓你,而只是指少年刘仁我爱着少女玛卓你这一双方已扮演的爱情角色和双方已默许的爱情结构。此爱不是彼爱。这也决定他们只能以后者定型的模式(在特殊的时间与空间内)去爱,却无法像前者那样去建立一种厚重的,宽广的,有生命力的,并能在苦难生活中彰显的爱。

然而,可笑的是,眼下不得不做的事却无疑是对后者之爱模式的解构(纯粹审美之爱是唾弃肉体之欢的)。深知此点的刘仁更加一筹莫展,尽管他不是托马斯,但还是作了托马斯,将身体与灵魂强制隔绝开来,仅凭对玛卓的身体欲望而行事,这时,性爱便成了双重隔绝。

什么叫双重隔绝?当灵魂感觉(爱)的陌生带来身体感觉(性)的陌生后,还要用身体的假意亲密来遮蔽这双重的陌生,便是双重的隔绝。整个新婚之夜的结果:玛卓觉得自己被一个陌生男人占了处女之身,尽管这个男人他是我丈夫,当然,他不是爱着我的刘仁,我不是被他爱的卓玛。我是谁呢?刘仁则觉得自己对一个陌生女人行了苟且之事,尽管这个女人她是我妻子,当然,她不是被我爱的玛卓,我不是爱着她的刘仁,我是谁呢?

为什么从那以后刘仁和玛卓认为做爱是一种丑恶,并非做爱本身丑恶,而使他们发现在他们之间仅有身体冰冷的接触,没有灵魂温柔的抱慰。难道性爱是罪吗?不,而是爱情不在场的性爱有罪——亏负的即是身体又是灵魂。性并不会扭曲爱,正如爱更不会扭曲性一样,而是他们自己的隔绝使爱与性都成为一种扭曲。

其次是生活层面的破碎,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现实生活淹没了爱情,仿佛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各种家庭琐事,及生存压力)使爱情也一点点消解。但实质上,虽固然有以上因素,刘仁与玛卓纷争的焦点仍是不爱。正由于不了解对方,却又对彼此期望过高而落空,才使生活乱七八糟,毫无诗意。唯美主义的刘仁与唯美主义的玛卓的婚姻生活毫无唯美色彩,因为只是在猜疑,欺骗,恐惧。

可惜,刘仁却没意识到,他仍然以为是“贫贱夫妇百日哀的”生活阻隔了爱情,阻隔了人诗意地栖居,如果不少烦恼的确来自清贫,那么以下这段场景显然与经济困境无关,而是审美困境——

玛卓产后留下的伤口需要每天进行医疗照射,刘仁作为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陪在身边却感到“有点恶心,觉得这种情景丑陋不堪”,以致疲惫不堪离开。爱一个人,会伴随恶心吗?可紧接着,刘仁一看到当年写给玛卓的信,眼泪就落下来,不爱一个人,会为之落泪吗?刘人自问:“我对我的爱感到怀疑了,也许真正的我只爱这些信而已。并不爱真实的玛卓。”(212页)

刘仁为何要去日本,表面上是为解决生存困难,实际上是为了重返山坡爱情模式:“我有了这房子,房子外面有山有水还有黄土路,房子被树遮盖了,墙上还有爬山虎,我想我们一定会相爱,什么东西都别想靠近我们。”(256页)但作品中的旁观者“我”却一针见血地问道:“你的房子无非是个无菌的氧气罩,你以为这样就能守住爱情?”

刘仁总说是“别的什么东西消磨了爱情”,其实殊不知就是他们自己。也不是刘仁不知,他只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无法如少年时代再靠自己以为自足的诗性精神去爱卓玛了,因此,刘仁的日本梦想终究是一种逃避,既然内心的诗性无法自足,就借靠外界的诗性吧,可是外界的诗性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发内心的诗性呢?如果玛卓去日本后还会碰到上述开刀手术,刘仁还会感到恶心吗?抑或,摆着丑陋之姿的玛卓在身边青山秀水良辰美景的对比下,只会让刘仁更恶心?!

刘仁仍最终求援于审美意境,诗化空间,以为能解决爱情危机,其实,玛卓反比他清醒得多。既然到了日本后,刘仁没改变,玛卓没改变,那么,真正的刘仁仍并不爱真实的玛卓,只爱那些信,只爱那种牧歌情调,只爱美好空灵的少女玛卓,只爱纯洁高尚的少年刘仁自己,跟在国内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当年的山坡爱情就有隐患,只是影子的相爱,现在,难道还要玛卓的影子与刘仁的影子在异域的风花雪月下作相亲相爱状?然后让真实的玛卓与真正的刘仁蒙住双眼,摈弃一边?玛卓不要,宁可死掉也不要。况且,他们再也回不去了,玛卓还能重演那个少女吗?刘仁还能重演那个少年吗?

四、刘仁的困境——我有爱的能力吗?

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真正的刘仁就爱不上真实的玛卓?我不能回答,若说他们两个都太过于完美主义理想化了,显然太片面,如果完美主义的人手都无法容忍对方的不完美,那么,诗意的爱情还有什么可能?

首先,是刘仁开始对自己的欠然—–爱的能力产生怀疑:自己真的像自己想象的那般纯洁高尚么?起初,这种欠然是本能状态带来的,比如刘仁多看几眼别的女人,刘仁厌恶手术后丑陋的玛卓,他无法忍受自身的不完美。

其次,这种欠然是由于不爱带来的,他发现自己只爱想象的玛卓,不爱真实的玛卓:“现在,面对这样一个逐渐展开的人,我怎么办?我一点办法也没有。”(209页)当刘仁上街看到别的女人而有了兴奋,并借着这种激动像野兽一样与玛卓作完爱后,他呕吐了。并且知道“那个山坡上的少年已不再存在了,这里只有一个困难的男人,他的爱情虚弱到经不起一盏灯的的袭击。”(215页)

他不仅不爱玛卓,也不配爱玛卓;爱感消退,罪感来临,跑遍全城买一件大衣送给玛卓则是对玛卓的赎罪。他也明白这不是爱,而是用大衣贿赂良心;爱感消退,怕感来临,掉了钱却对玛卓撒谎钱被偷了,骗她是因为怕她的指责,他又看到了自己“我无法担保将来我不会再撒谎。”(220页)

刘仁发现自己的欠然这一事实,已让他对自己很没信心,玛卓对其有限性的苛刻,就使他更没有信心了。但既是这样,刘仁不是没有努力过——努力过去爱真实的玛卓。刘仁在生活中处处是迁就玛卓的:买菜、为她撒谎、选购高价育儿奶粉,但玛卓却不以为然,甚至适得其反,做错了事,他向玛卓不停地道歉,希望重新开始,但玛卓却不相信,也厌倦了道歉:“他只有无休止的道歉,多乏味!”“每一次都是失败,总是一团糟,还有必要再说开始吗?”(209页)

这使刘仁的心冷到极点,爱是双方的事,在为爱情力挽狂澜中,如果施予爱的一方感受不到承纳爱的一方的回应,就会孤立无援,绝望无助。自救不可能了,但为了重新得到爱,他又想到了另一种它救——求援于审美意境,求助于诗化空间,因此也是另一种自救。可结果呢?

如克尔凯郭尔所问:人自己岂是有爱的能力的?正因为人的有限与脆弱,才会把生活弄成这个样子:“我们盼望生活像天使,实际上它像垃圾。”(207页)“我们盼望生活像天使”源于人的渴求高贵的一面,“实际上它像垃圾”源于人的欠然,而自己又无法超越这种欠然达到高贵的另一面,但是一定有个安慰者的——“我们像走迷的羊,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我巴望尽快离开这条黑暗的河流,一定有个安慰者,来安慰我们,他要来教我们生活,陪我们生活。”(258页)

五、玛卓的困境——爱的信靠在谁那里?

为什么玛卓如此苛求刘仁?还得从为什么玛卓会在山坡上喜欢上刘仁说起。

前面已说过有两点原因:一、对刘仁的感动;二、对意义的迷茫。当刘仁以自己的孤独来抱慰玛卓的孤独时,玛卓就不再孤独了,觉得人活着还是有意义的,并发出爱的回应。但前提是刘仁得首先爱她,干干净净的,纯粹不含杂质的爱她。因此,婚前刘仁多看两眼别的女人,自然在玛卓看来就是白璧之爱的瑕疵,是不可饶恕的,更逞论从人性弱点的角度去谅解刘仁——只因为,她把刘仁当神了,当维系她活着的意义的光源了(正如刘仁同样把能散播出高贵爱情的自己当成神,当成光源一样)。

神怎么会有瑕疵?玛卓问,刘仁自己也问。一旦这个“神”越露出他的欠缺,他的无能与无力,玛卓,这位对生活的品质和爱人的品质要求极高的女性,就开始陷入怀疑中了,对对方的信靠到对方的怀疑再到对对方的绝望,显然便是玛卓对刘仁态度的变迁过程:“我早就看出人不可靠,只要一有条件,他就犯罪!”(235页)

如果人性的自足可以导致爱情与意义的自足,那么,人性的断裂必然导致爱情与意义的断裂,玛卓反复问自己,“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以前是为了爱情,但爱情不足以信靠,那么现在呢,还能指望什么?

与刘仁相比,玛卓显得更加自我中心和自恋自私。其实,真正的玛卓又何尝爱真正的刘仁?她对刘仁的爱就是想象“我写了一大堆诗,可是他一首也读不懂,正因为他没有一首读得懂,我才感到高兴。

”一个人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爱对方,而不是以对方希望的方式爱对方,是真正的爱吗?“不,这只是残缺的情感!”(244页)

甚至,她都没有试着去爱真正的他,更别说去谅解刘仁的难处,设身处地考虑刘仁的感受了。起码,刘仁是一直在为爱情的破碎努力着的,尽管努力错了方向,但玛卓却连努力也不曾,只是一味抱怨刘仁的欠缺,并以一种激烈的,轻蔑的,高傲的姿态表达出来。

耐人寻味的是,她瞧不起刘仁看别的美女,自己却又可以倒在别的男性的怀抱里,并感慨:“唉,我真是感到迷茫,人是那么没法子管住自己呵!”(245页)

她为什么不由此想一想,既然自己是有限的,易犯错的,刘仁也是有限的,易犯错的,为什么不以自己的欠缺来体谅刘仁的欠缺呢?什么是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对另一个完美的人的接纳,而是一个欠然状态的人对另一个欠然状态的人的接纳,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接纳因这不完美而各自所遭受的的创痛与挣扎,接纳对方“尽管也许没有足够能力去爱,但努力地想去爱”的真诚与勇气。

然而,玛卓却不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也是需要回应的。

六、玛卓的死与刘仁的死

双方都没有面对他们的根本问题:该怎样去爱才是正确的——才是对对方最好的?如果玛卓对刘仁更宽容和体谅一些,如果刘仁对自己更看得清醒和低调一些,如果……可是,没有如果,他们都死了!

玛卓的死源于“意义危机”,像所有真正的诗人一样,她,他们,既不愿意做螃蟹(“我看着那些在下面忙碌的人们,觉得很可笑。”),又做不成鸟(“但我更难受,明明重的很,却要装出飞的样子”),于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浮在空中,很尴尬。

他们追问生存意义却又找不到生存意义,或者对原来坚信不移的意义(人文信念,或革命理想,或爱情)产生怀疑,这是一切诗人自杀的原因。对爱情的期待值幻灭后,幸福不再,平安不再,“玛卓心中的恐惧和黑暗是何等的大!”甚至比大学时的那次出走还要孤独。“我现在就要平安,现在平安就永远平安!”(251页)可谁来救救她呢?

刘仁的死同样源于“意义危机”,玛卓的自杀实际是对刘仁乐观地重温爱情梦的否定,是对刘仁爱情主体性自足的否定,是对刘仁最后退路与出路的否定。刘仁在大学时代说:“我相信这光虽微弱,但它能使我找到爱情。”(193页)婚后虽然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但在去日本之前,还更觉得“爱情誓言是我一生的力量,它使生活变的美好。”“爱情是一生中最超越的目标,我的追求没有错。”(228页)这里,仍有对这光的相信。

然而玛卓的自杀同样让他看到爱情与意义的双重破碎,刘仁不是因玛卓的死而殉情的,而是同样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当他发疯后握着手电筒的光看信,但小说中的旁观者“我”去抢过去熄灭它时,刘仁就彻底陷入人生的黑暗深渊中,连发疯都不可能了。“看来靠我们是无法上岸了,一切都是徒劳。”(259页)

一切都是徒劳吗?爱是那么难那么难,天地之上,谁在为你们默默忧叹?

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与悖论

按:2003年年初,试图借各种生活体验来寻找到生命中那种“非如此不可”的幸福,然而,又觉得日光之下的一切寻找都是徒劳,所谓追求,所谓幸福生活,所谓一种别样的命运。终不过水中月镜中花——美的,但是虚的。在死面前,尽管生如此虚无与虚妄,但还要死皮赖脸活下去,享受在水月镜花中的悲剧美感。故写下此书评。

那一年,丁玲24岁,我也24岁。我虽没有她的才情,但一样敏感于死之惧生之悲。

很快,丁玲回避了生死之问,走入热烈的革命,另一个此在幸福的海市蜃楼。

而我继续着生死之问,走近静默的十架,走进福音——真正的幸福之音必然不是从此在维度注入,而是来自高天之处的光。

然而,更确切的说,不是我找到光,而是光以降卑之姿临到我,在大地上流离失所的我。不配的我。

2012年,首发此文,再次纪念神多年前将我从死荫幽谷中救拔,也求神让我不要忘记把福音传给那些依然还在死荫幽谷中的“我和我们”。

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与悖论

——-从丁玲《阿毛姑娘》、《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三篇小说看其叙事立场的执迷与清醒

                                                                      文/喻书琴

 

(摘要)许多人认为丁玲早期创作是争取个性解放,或女性觉醒的启蒙式主题,但笔者以为,丁玲早期小说既非女性叙事立场,也非启蒙叙事立场,而是侧重从个体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入手思考命运问题的。一方面对人种种欲望想象及其追求过程,幻灭心态进行逼视性的描述,另一方面又对着欲望想象本身进行着反省与质疑。最终表达的仍是生命个体意识、本能冲动与欲望激情被唤醒后却无所依托的痛苦感,无聊感和试图自拔又无力自拔的复杂立场。本文拟以三篇丁玲在1928年创作的三篇小说《阿毛姑娘》、《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为蓝本,力求重新思考丁玲笔下的个体共同面对的,某种与时代无关的生存困境与悲情。并提出以下悖论:

其一、创造幸福生活的想象唤醒的竟是人身上最具毁灭性的欲望与激情。

其二、这种欲望激情的觉醒却因为所追求的幸福生活的假象幻灭而陷入无所归依的不幸之中。

其三、作者(主人公)试图使这被唤醒的欲望与激情重新回到沉睡状态——以无欲无求的清醒超越爱欲情色的执迷,却发现再也回不去,更超越不了。所以,人只能在自己内在的束缚之中独自面对悲剧宿命。

 

一、三个梦与铜镜的另一面

一个终日劳苦于深山野林中,连衣食都不得饱足的16岁女孩阿毛,嫁给了住在西湖边一户“最容易沾染富贵习气”的人家,从此,吃穿自不用愁,丈夫小二也很疼她,婆婆妯娌也以礼相待,还有几个年龄相仿的女伴能玩笑打闹,这对于一个像阿毛这样穷人家的女孩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然而,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悲剧始于夫家门前的一条路——一条连接乡村世界和城市世界的路,路的这头是阿毛所熟悉的无须想象的经验世界,路的那一头是什么呢? “该是个仙境吧?” 这路产生了阿毛的第一个梦: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路不仅延伸着外面的世界,也延伸着阿毛对外面世界的欲望想象。

终于,阿毛如愿以偿第一次进了城,看到了华美的店铺,鲜艳的绸缎,璀璨的珠宝,装扮得花枝般的女人,对阿毛而言,这一切又是完全迥异于她所知所理解的异质经验世界,极陌生的,但也极迷人的。这城市五光十色的物质表象震撼着她简单的头脑,“阿毛从单纯的孩提变为爱思虑的少女了。”

然而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进城只能使她更沮丧:她看到了梦中镜像,却发现这梦中镜像与她无关。浮光掠影的城市表象使她简单的判定城市世界就是幸福的代名词。而她只能呆在梦外那个沉闷不幸的乡间世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她不甘心,为什么同样是女人,那些女子可以享受,而她却只能旁观?

在她简单却敏锐的直觉看来,这是金钱造成的,他们有着有钱的爸爸或丈夫,而她没有。原来钱使人分成三六九等,阿毛第一次模糊的有了阶级意识——但不是带着仇恨,而是羡慕。她渴望有钱从而过上幸福生活:钱——高跟鞋、小洋伞、时髦旗袍——城市有产阶层身份——美妙的走路姿态与骄矜的微笑气质——女人的幸福生活。

与此同时女伴阿三姐出嫁了,嫁给有钱军阀做小老婆后,衣着装扮言行举止便跟阿毛所羡慕的城里女人一模一样了,更使她相信命运可以是人为的,当阿毛意识到钱可以改变自身命运,完成这一幸福欲望想象时,她开始实施第二个梦:帮丈夫养蚕攒钱,发家致富。“哪天说不定小二也有钱了,把老婆打扮起来,非常有趣”,如果第一个梦还停留在好奇心上,第二个梦则进一步转为占有欲了。

然而她慢慢发现这想法太不现实。笔者认为,破灭的原因与身份认同的与否有很大关系,首先可以看到小二也想挣更多的钱,但那只是为了盖房置地,扩充家业,养育后代。就根本没有对种田人这一生活方式产生过抵触和质疑。跟别说有和阿毛一样想变成城里人的那份心思。我想这是传统中国人对天命的自自然然接受与认定。另外家人也同样是不可能理解她的“种田不好”论的。至于其他和阿毛一样的乡下女人,如阿招嫂,大嫂他们,看待城里女人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也固然羡慕她们穿金戴银,但另一方面又受着很强的传统道德与习俗观念影响,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要守本分,以及瞧不起阿三姐给人做小,认为女人去当模特是见不得人的营生等,正因如此,他们不可能有阿毛般的执著追求与热烈神往,能安于目前的身份认同,也正因如此,没有任何传统道德与命运观,及妇德概念的少女阿毛才可能毫无顾忌,不惜一切,带着单纯孩子气的偏执,任凭心中那股单纯的但巨大的本能力量狂热生长。

于是便有了她的第三个梦——盼望有个城里男人带她出走的心理基础。由于阿毛的第二个梦想破灭后无心家事,终日失魂落魄,遭到丈夫及家人的打骂与孤立,使幸福生活的梦想和四面楚歌的现实之间的距离更大。本来可以减小的——当一个人的欲望想象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满足时,如果现实中有别的满足感能将这一重欲望的视线牵引过去,一切就会好得多。可惜,现实不但没有发挥这一重功能,反而使阿毛对现状的不满更加尖锐,当梦想变为现实的机会——果真有一个城里男子想请她去做画院模特——终于来到时,家人却不许了,可那是最后的机会,在阿毛不顾“廉耻”地当众喊出“我要去!我要去!”时,婆婆却给了他一巴掌,接着又是丈夫的一顿骂。阿毛的丈夫家人忽视甚至轻视她追求幸福的欲求,使这本来还正常的欲求表现出更加极端的反抗。在一个黑夜,阿毛竟独自跑上山到处寻找那名城里男子。

本来,故事到此就可以大致结束,读者的期待视野会有两种模式:要么,喜剧收场:阿毛在山上碰到了那位男子,他被她的请求打动,带她离开沉闷的乡村,奔赴那美好的外面世界。谁能否认阿毛京城后不能找到她想要的幸福生活模式:像那些新式女人一样,有工作,有钱,有漂亮衣裳,甚至有书念呢?嘉莉妹妹不就是从一个乡下姑娘一跃变成大红大紫的女明星吗?或许运气再好点,将来碰上一个她爱的又爱她的男子也未可知;还要么,悲剧收场:阿毛徒劳地回家,将欲望深深埋在心底到死,然后老老实实地像所有村里妇人那般生儿育女,耕田种地,在时间的衰败中默默老去,或是再极端点,自杀,以阿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无论喜剧也好悲剧也好,这两种结局都脱不了解放觉醒的启蒙式主题——社会家庭束缚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冲突,正如当时许多女性小说表现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带着道德有色眼镜简单的把阿毛的追求看成虚荣,而是当之为某种生命本能冲动的被唤醒。私人幸福理想没有价值论意义上的高尚与卑微之别。这是我们必须澄清的前提)。

然而,丁玲并没有采取以上两种结局,他所设计的收场有点超出读者想象:就在阿毛心灰意冷之际,他所羡慕的幸福生活女主角,一个黛玉般的年轻女子突然得肺癌死掉了,这竟使得阿毛如宝玉般鹈鹕灌顶,,没想到,在所有的幸福之上还有一重叫死神的不幸东西压着,再幸福的人也是满满的来空空的去——哪里有永恒的幸福与实有呢?只有恒永的死亡与虚无罢了,对幸福的欲望想象也不过水月镜花,终成幻化。阿毛悟到这点已接近心如死灰了,而最后一夜,她发现自己心向神往的另一个“很幸福的”城里女子居然在深夜弹起悲苦的琴,尔后又摔琴痛哭,更证实和加深了这些天来的“彻悟”:,原来,世界的真相在于,幸福不仅不能持久,简直就是没有!

首先是幸福观的危机,由无幸福意识到相信人可以把握幸福再到“世界是涕泪之谷,幸福只是漂泊的梦”(叔本华语);其次是命运观的危机,由无命运观念到相信人可以改变命运再到人只是死亡这一必然命运的玩偶(哈代语)。所以她觉得倒不如早死了好,阿毛是吞火柴杆自杀的,但这里的自杀与第二种结局的自杀性质完全不同,生存危机不是来自个体和外部世界(社会,家庭,文化,历史等)的现实性冲突,而是来自个体内部存在与虚无(价值论形而上意义上的)的超越性冲突,生存意义是在“空”之处终结?还是在空之处开始?这是个问题。这稍后再谈

谈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阿毛这样的死成立吗?一下子从最狂热的世俗幸福生活追求者变为最虚无的红尘勘破者,剧情发展符合人物性格发展么?不难看到,丁玲在《阿毛姑娘》中叙述视角的不自觉转换:前两章还能站在旁观者立场,在冷静审视主人公中带着同情惋惜。后一章则把阿毛丁玲化了,借主人公(被理想化后)之口极抒情地表达作者自己甚或是笔下另两位城市知识女性的死之惧与生之悲。仔细分析文本视角是非常有趣的,既有阿毛对丁玲(其实就是笔下被阿毛羡慕着的另两位城市知识女性之化身)的看,又有丁玲对阿毛的看,还有丁玲对自己的看。由此我想到了丁玲写此小说时正在西湖小住。也许感受到了那些乡下女孩子的羡慕目光。从而写下阿毛她们的欲望想象的。既算是同情之,更算是警醒之吧。——颇为悖论的是,小说的这一启蒙意义却是以一种反启蒙(时髦点说,死亡最终象征的超社会历史性是反进步史观反现代性)的方式达到的,但不管阿毛如何,笔者认为,这起码可以反映1928年的丁玲的灰色心境,也许阿毛对存在本身的“天问”不过是1928年的丁玲的天问罢了。

二、在爱欲的泥沼里独自陷落

在这一年,丁玲相继写下了几篇关于生之无聊、无味、无趣的小说:《暑假中》(5月)、《莎菲女士的日记》(8月)、《梦珂》(8月)。这三篇小说的女主人公不是女教员,就是年轻女学生,如果我们认为年轻的乡下姑娘阿毛的死不足以信服的话,那么不妨假设前面提到的第一种喜剧结局:阿毛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城市,不缺钱用,不缺书读,成为嘉瑛们莎菲们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是就真的过上幸福生活了呢?事实是:这些城市中的女孩子并不比乡下的他幸福多少。在这些年轻女孩的有限经验世界里,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无外乎感情,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例,分析异性之间的爱欲与追逐挣扎。以《暑假中》为例,分析同性之间的爱欲与追逐挣扎。(《梦珂》其实主题更社会化启蒙化,也更单薄一些,脱不了五四女性小说纯洁女性与肮脏社会对立的阴柔调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篇同期小说一致流露出回到故乡去的渴望,梦珂渴望离开这虚伪的上流交际社会,回到乡下去,那里有父亲的温情,三儿的顽皮,牛羊们的自在,小白蝴蝶的欢愉,过去的幸福日子……佳音渴望离开寂寞得令人发疯的学校,回到家里去,母亲抱着他笑,弟妹们围绕着欢跳,他又能享受所有人的爱意,哥哥的朋友们来了,大家都很爱他,他也爱他们……以后呢,他们还是很爱他,他也爱他们。连阿毛也怀念未出嫁前在深山老林里在那保持原始时代的质朴的荒野,终日做一个村姑,未必不是一种幸福。所以不宜简单将之理解成思乡主题或家园主题,更多也许是一种青春成长中的困境,试图逃回童年,梦珂怀念到:“想起那自由的,坦白的,真情的生活,除非在跳转到童时。”在童年,只有最单纯的父母子女关系,最原初的人与自然关系,最天真的无性别差异的玩伴关系,人像树木一样生生灭灭,自得自乐,淡泊宁静,没有意识,没有欲望,没有对幸福追求的想象,没有求之不得的烦恼,而长大以后,不得不经受无处不在的,肉感的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他者,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之间扑朔迷离的复杂关系。更可悲的是个体自身的无法自拔——人永远是它自身欲望的奴隶。

三、对欲望想象本身的质疑与无能为力

在这些小说中,丁玲对人性中的欲望成分有着清醒的洞察,试图超脱,但无力超脱的矛盾与困惑也不经意流露,作品更多表现了自身与自身的挣扎搏斗:明明看清了爱情的百孔千疮,且口口宣称独身主义,却本能里害怕孤独寂寞,反倒羡慕那些庸庸碌碌的旧式妇女(承淑);明明知道有性无爱的恋情只是逢场作戏,却终抵不过欲望与美色的诱惑(沙菲);明明知道女人和女人是不可能过一辈子的,却还要自欺欺人的相信女伴是可以陪伴她到老的(志清)。甚至就连看破人生之吊诡的阿毛也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否则就不会自杀,这虚空在阿毛看来不是生之圆融而是生之破碎。仍用充满激情的绝望反抗虚无呢。

但是他们都没有回家乡去,阿毛没有回去是因为已经嫁为人妻,梦珂没有回去是因为已成为家里的多余人,而志清没有回去则颇为讽刺,丁玲以戏谑的口吻写道:“志清本已打点好行装,却在校长一番教育兴民的宏论劝导下,不得不放弃回家,投身道学校招生工作中。”(这倒与仅仅一年后的丁玲也把自己投身于革命创作中有点相似,只不过,丁玲后一次已是非常严肃的口吻)。其实说到底,即使他们真回去了又能怎样?回得了家乡却回不了童年,他们到底不是童年时代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的小女孩儿了,生命已变得苍老,离异,世故,这也许才是成长真正的悲伤之处。“真的,现在回去再也没有人同她捉蝴蝶玩。”对欲望想象本身的质疑也许是丁玲试图表达的另一个主题。

也就是在1930年,在丁玲笔下出现了一个新女性形象“美琳”——又一个幸福生活的想象者与追求者,如果说,嘉瑛莎菲体现了阿毛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那么,美琳则体现了嘉瑛、莎菲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不同的是,丁玲误以为,前者的想象是一场空,而后者的想象则是真正的幸福出路,美琳从嘉瑛莎菲一样的小资情调的小姐变为革命女青年,还发出与过去诀别的声音:“没有出路是因为看不清社会与苦痛的关系”。换句话说,丁玲开始认为,青春的生命的苦痛都是由这黑暗的社会造成的,而非自己内在的人性羁绊,这与在《自杀日记》里,丁玲借主人公之口说:“不要以为是这世界太薄凉了,或太缺少爱了,所以我死去,我无能使自己打开一切的羁绊,使自己不苦恼,所以我死去”、“人的欲望是填不满我的空处的”相悖。

无可否认,丁玲是很真诚的检讨莎菲时期的自己的,以为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最终找到了可以依托之处,但从那以后,丁玲也就再也没有对“社会革命”——这最后的幸福出路产生过阿毛式的质疑。

虽然,从今天来看,我们知道这一出路依然是一个华美的泡沫……

(后记)我常常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阿毛,是莎菲,是志清呢?白天,我们上进,我们努力,我们追求理想,我们说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们在世界之中编织我们自身。然而到了深夜,世界开始沉睡,我们开始清醒,可以在世界之外,甚至自身之外面对自己时,突然会觉得,白天的一切都是徒劳,所谓追求,所谓幸福生活,所谓一种别样的命运。终不过水中月镜中花——美的,但是虚的。按佛家的说法,芸芸众生,皆求者,脱不了一个“色”字,稍迥异者,也不过一个“情”字,然色即空,情也是空。最后都要还彼太空鸿蒙,归彼青埂之峰。那生又何为?我想,主要是结这一段段尘缘吧。然而,即使明明晓得了梦是假的,但还是不肯,不舍得醒来,厚着脸皮去把梦做完,把想象耗完,把日子过完。或者,因为还太年轻,不忍(非不知也)将三春看破的缘故吧!

我们比阿毛幸运的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及实现的途径,可真实现某一种,我们又觉得不过如此而已,还好,还有下一种,但还是不过如此而已,再换下一种,再一次不过如此而已……每一种新的可能性,都是一种依旧的不幸。正如阿毛所感。我有时想,如果所有的可能性最后都只是不过如此,有不有什么是非如此不可的?

有时候,会觉得生命是由无数的欲望想象(也许与幸福有关)所纠结出的个体心性感觉的碎片。很审美,也很伤悲。正如叔本华所断定的,我们的一生像钟摆,晃荡于不得痛苦和得之无聊之间。如果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会答:是当你走在无聊和痛苦的中点的时候,

只有在那一刻,因着前面良辰美景的召唤痛苦感行将结束,而发现那不过是海市蜃楼的无聊感尚未开始。,

只有在那一刻,你的欲望最美,激情最深,想象力最强,幸福感最真。

只有在那一刻,生活和尘土相继死去,诗歌和少女一齐诞生。

                                                                     写于2003年3月

16岁的武侠梦:致傅红雪

按:此文写于1995年。16岁的我非常迷恋古龙的小说,包括《欢乐英雄》、《大人物》、《绝代双骄》、《三少爷的剑》……但最喜欢的是其诗体小说《天涯·明月·刀》。总觉得自己骨子里有点像主人公傅红雪,也以他为励志榜样,于是写下这篇书评激励自己。也因为这篇书评,读大一时,被大学的文艺社团——法通社录取,当时学长们还以为作者是一个颇有侠气剑胆的男生,结果发现,一枚腼腼腆腆的黄毛丫头而已……

强者不是压倒一切,而是不被一切压倒。——谨以此文纪念古龙先生和傅红雪大侠

傅红雪不是强者。

左脚残缺是命运的冷落,胯下受辱是人世的冷漠,惨遭遗弃的童年,饱经沧桑的畸缘则是现实的冷酷。他的心也会因明月心的冷酷而受伤,在无人的角落里哭泣,他的刀,也会在公子羽的面前颤栗,并非永远闪烁着江湖中传说中攻无不克的锐气。

傅红雪是强者。

他的确是用一只脚的生命力承托着自己茕茕孑立着,踽踽独行着,恍若遗世。他的黑色的刀沉淀着的是血、泪、汗和岁月的砥砺。傅红雪的刀,不是来杀人和救人的,而是来接受挑战的。挑战公子羽,更是挑战自己。

刀是冷的,心是冷的,凝成他逼人的冷气,可他的正义又散发着人性的光辉。或者,他少了楚留香的琴心,也少了李寻欢的柔肠——因为他无法逍遥或平和的面对黑暗。但他更多的是一身侠骨,一腔剑胆。斗争中,他的意志同颓废,信念同自卑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一次又一次的他倒下去,又爬起来,再倒下去,再爬起来……考验中,他才真正成为真正人格上天下无敌的傅红雪。站稳了,站直了,用一只脚的伟岸,站成了一个最终突破自己,超越自己的傅红雪。

傅红雪是孤独的。

江湖何其之大,天涯何其之广,竟没有一个人纯粹是为了爱而爱着他。都不过是逢场作戏,各有用心,充满假仁假义。甚至,包括燕南飞和卓玉贞,这两个他真正爱着的人。斗争与考验中,三人患难与共,生死相随,产生了仿佛刻骨铭心般的友情和爱情。就连明月心,又何尝不是在若即若离中对他惺惺相惜呢?

谁料,竟都是假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场爱情骗局,是公子羽看中了傅红雪人性中的弱点而炮制的陷阱。情之笃、意之深、爱之切,到头来还是陷阱!世界对傅红雪而言,是不存在任何情感的,一丁点也不存在,他注定一生孤独。

傅红雪不是孤独的。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和他同样孤独的女孩子,她曾经为生存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忍做最下贱的事情,屈干最下等的行当。今年欢笑复明年。直到有一天,她如此般遇到傅红雪,当时走投无路的傅红雪,悲愤着自己也悲愤着这个女孩子的傅红雪。

他悲愤地打了她一耳光,狠狠地打在她充满廉价微笑的脸上。她哭了,可是她甘心,正是这一巴掌,打醒了她早已麻木的灵魂,打破了她迷失在生活维谷中的落寞,回首着醉生梦死没有人怜惜的青楼生涯,她才明白了生命的尊严,比生活的压力更重要!

一切,都为他而变,因为他是第一个对她好的人。第一个把她当人看,当女人看的人。第一个让她重新拾起女性自尊自爱的人。这,已足够,这个从小贫苦的女孩子也许不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她过早做了被现实层层玷污的藕。可是当她洗尽铅华,褪尽尘泥后,依然呈现的还是这颗朴实的,诚实的心。

毕竟,她的心,还是真的,善的,美的,也许她没有卓玉贞的闺秀风范,没有明月心的大家气质,但她却有着她们没有的至情至性的爱心,纯粹为爱而爱的心。最感人的是,她是拿出卖肉身的血汗钱来买药,用青春的赌注去照料四面楚歌的傅红雪。这种不含杂质的感恩,是怎样的高贵和伟大!

这些,傅红雪何尝不明白,他都懂,可是他不想连累她。他早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岂能对她做任何的承诺?他还是如初般冷冷的,冷冷的。

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好久没有这般被感动过了。没有人知道他冷的心在流血流泪。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发现自己并非如从前那般孤独。毕竟,这世间有为了爱而爱他的人。

只有她知道,其实她都知道——知道他的心情,他的悲怆,他的不再孤独。

傅红雪走了,冷冷的,不回头。

我等着。她只说了这一句。

傅红雪还是不回头。只是那一刻,背对她,再次热泪长流。

傅红雪,强者也好,不是强者也好,孤独也好,不孤独也好的傅红雪重出江湖了——重出江湖的傅红雪又经历了更多的风云诡谲、尔虞我诈,更为恐怖的险象环生、叵测无常。

其中,琴童的悲音、画童的鬼符、书童的诡计、棋童的罗网、明月心的暗起杀机、卓玉贞的翻脸成仇、燕南飞的再度挑战、公子羽最后的杀手锏,尤其是决战前惊天动地的阴谋,对于傅红雪,都不再是那么的可怕。他仿佛一切都不那么在乎了。他用他的侠骨、剑胆、正气、锐气、意志、信念,人格的伟力,还有那把黑色的刀来面对,面对一切想要压倒他的东西。

因为他不是孤注一掷的,有人在等他,他必须为自己,更为那个等他的人好好活下去。有爱他的人,哪怕只有一个,江湖其他的丑、恶、假又算得了什么?他释放出的力量极限,一如当年决战上官金虹的小李飞刀。

刀下已经烙下一双望穿秋水的眼,心中已经印下一句情为何物的话,他的确活了下来。

燕南飞死了,公子羽也走了。硝烟散了,刀剑沉了,江湖远了。

用拿刀的手和握手的刀,他去找那个等他的人了。

花开花落又是流年度,春风秋月等闲。寂寞的远方寂寞的晨昏寂寞的女子等一句三个字的誓言。自己许的痴痴的誓言。

又是茉莉花开,傅红雪终于朝她走来。找遍天涯,找遍明月。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是的,他找到了!

关于天涯的,关于明月的,关于刀的,你相信吗?

                                                     写于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