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的主日和举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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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主日,你讲什么?”我问利未。

“讲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很好的信息。尤其对于在哀痛中的人们来说。

主日,敬拜和掰饼结束后,他开始以这次地震为引子,提出问题:是否死亡就是最后的终结?然后,过渡到那段著名的经文。从福音的四个要素: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耶稣的救赎,耶稣的再来讲起。最后,他放了幻灯片,那是地震中一些触目惊心的图片。

然后,教会带领人张老师又引用多处的圣经经文,指教我们灾难后可以为祖国为同胞为受灾肢体做些什么。

最后,大家低头祷告,为末日的逼近警醒祷告,为这个民族的苦难与罪孽认罪祷告,为掌权者领导人能更好治理国家祷告,为所有的营救者和被营救者祷告,为给灾区肢体的捐献祷告,为福音使者的差遣祷告,……

很多弟兄姊妹流泪痛悔,大家都深切觉得,平时为祖国为同胞的代祷太少太少。对福音的负担太少太少……

这次主日礼拜是最长的一次,从上午9点,直到下午1点,在爱筵中结束。

2

爱筵后,我们开始了福音小组,有一个福音朋友愿意接受福音。听着他一句一句认真地跟着利未做决志祷告,我们都激动无比,我对他说:“天使在天上也为你高兴呢!再没有比一个灵魂回到神的家中更重要的事了。”

很久以来,教会福音小组传福音果效甚微,但最近连续几周来,都有福音朋友决志,我们有些惊奇,利未每次都说他讲福音讲的不够好,所以明显,是圣灵在做工。

下午,除了我们的福音小组,还有主日学培训小组和诗班小组,三个房间都是生机勃勃。看到几个有志于主日学事工的年轻弟兄姊妹很专注地在那里学习圣经,而与此同时,又听到诗班弟兄姊妹们的赞美歌声也琅琅响起,我非常欣慰,也非常感恩,能够处在这样一个可爱的教会。

我们教会的一大特点就是以80年代的年轻弟兄姊妹居多,他们学历不高,生命也不算成熟,但心都非常单纯真诚,愿意渴慕和顺服神的道,由于不少年轻人一起租房子,成立了弟兄之家、姊妹之家,每天一起祷告,彼此交流沟通很多,所以,他们非常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觉得如家一样温暖。另外,一些年轻弟兄姊妹开始按照神所给的恩赐热心参与一些事工,对福音大有负担的翠已经陪同一对宣教士去了东北;做儿童心理辅导事工的颖即将奔赴四川前线,帮助孤儿进行心灵重建;辉则非常明确神的带领是青少年主日学事工……想到每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的心都觉得暖暖的,希望他们的生命快快地成长,成为主所使用的提摩太。

3

福音小组结束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回家,今晚,来京游玩的三姨要坐火车回老家。祷告会上,大家为她祷告过,但来京一周,我们尚未给她传过福音,她也不肯这个主日来教会,于是,我和利未决定在送她去火车站的路上传讲福音。

公共汽车上、地铁里,火车站附近的肯德基内,我们要么为她默祷,要么和她聊天,其实,对三姨的信主,我并不报太大希望。三姨的人生哲学观是“简单最好,就怕复杂”,因为崇尚简单,她不是那种争强好胜、斤斤计较之人,相反,心胸很豁达宽厚,而且能够知足常乐,她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人。脸上常常堆着笑容;也因为反对复杂,她很少看书或思考什么形而上问题,生平只有两大爱好:打麻将和打毛线。而且,对基督教一无所知。

问她有什么人生理想,她说她的人生理想就是家庭幸福。事实上,由于三姨性情柔和,对人宽容,她和丈夫的关系很和睦,和儿子的关系很融洽,她的家庭很民主,家人就像无话不说的朋友。既然这一理想已经实现,她现在非常满足。

既然非常满足,没有什么心灵的需要,我便想,看来,现在还不到时机,以后再说吧。我传福音的原则就是,如果看到对方心灵目前处在焦虑、悲伤、痛苦之中,他们自身都觉得很迷失,便恨不得他们立刻接受福音;但如果看到对方心灵目前处在平和、安宁、愉悦之中,他们觉得自己这些年形成的信念体系能够支撑现在的生活,我便会适可而止,以后再说。

于是,我基本上不愿再多说什么了,但利未还在锲而不舍地讲。他上午在聚会中讲,下午在小组中讲,晚上还在肯德基里讲,讲得嗓子都哑了,我突然发现利未和我不一样,他不以对方的主观感受为福音的出发点,认为不管对方主观上觉得自己需不需要福音,实际上他都需要,而且是迫在眉睫的需要!这也许是他对天堂地狱的真实性的思考比我更深入一些。也许他是对的。

两个小时一晃而过,上车的时间到了,三姨在嘈杂的人群中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如果我信了,会不会对我的生活有什么阻碍?”然后上了车。利未很是兴奋,说:“我发现你三姨的心非常柔软,我相信她一定会信的。”又说:“如果还有半个小时传讲的时间,说不定三姨就愿意做决志祷告了!”

是吗?就算做了决志祷告又怎样?我妈不是也做了吗?这么多年一直传福音,也带不少人做了决志祷告,但我对此不再抱有浪漫主义式心态,也不再相信福音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我暗暗想,一方面,三姨的心的确很单纯,这是接受福音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她不爱思考,也不看书,即使信主了,会不会稀里糊涂地信呢?她过安逸日子惯了,愿不愿走十架之路呢?

不过,还是交给神吧。

4

乘地铁回家的路上,我们都想,如果现在北京发生大地震,死亡的就不是5万,而是50万,500万了,那时,我们真的就后悔莫及了!利未感概叹自己真是欠福音的债啊!于是我赶紧鼓励他不要再想创业的事了,更多时间以神的国为念,然后唱了一首最喜欢的歌:

“哦,主耶稣,为了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传十字架永远不变的爱,为了你和平的佳音,向那些忧伤痛苦的人们,传主喜乐平安的信息。”

谁是那些忧伤痛苦的人们呢?只有四川的受灾同胞吗?看看地铁里那些倦怠的面孔,他们的忧伤痛苦只不过被隐藏,没有写在银幕上。我又想到北京还有那么多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同级学友还没有听到福音,心便不安。我知道自己内心的负担仍然在北京,在母校,在曾经和我一同走过青葱岁月的朋友们中间 。

上午家颖还问我要不要去四川参与孤儿心理救援,我现在很清楚,不能凭一时的热血和冲动就跑到灾区去,我在北京不是徒然的,身边,同样有无数人需要福音。如果能借着自己的文字,使我所有的朋友认识神,归信主,我便生而无悔,死而无憾了。

神啊,求你怜悯我的这些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同级学友。使我成为你福音的使者,把你的爱带给他们。

5

近11点才回到家中,爸爸还在收看当晚的大型赈灾晚会。演艺界、曲艺界、文艺界、体育界、商业界人士纷纷捐款。爸爸对这次地震比我们还关心,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收看最新新闻,同时表达他的看法,看到界内某大款捐得太少,他便数落几句,看到某明星捐得很多,他便褒扬几声,看到孩子们死了那么多,他便连连说“造孽、造孽”。我希望他能借着此事来思考生命的脆弱性,并扭转他的价值观。然而,现在,我还不敢向他传讲福音,免得火上加油,引起他对我辞职写作的更加不满。

晚会快结束时,主持人突然宣布了一个消息:“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发布公告,决定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对这一姗姗来迟的哀悼仪式,我还是有些感激。毕竟,政府终于能想到这点。昔日,以色列人常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禁食为民族认罪祷告,正如《尼西米记》中记载:“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而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里,举哀三日,默哀三分钟,也只能如此了。

5月19日早上,我打开圣经,开始查考旧约中先知们为国家、民族、同胞的认罪祷告,没想到,这种祷告如此之多,旧约几乎是一部为国难哀悼的历史。

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 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锡安的民哪,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泪流如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人,泪流不止。夜间、 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 在主面前倾心如水。”

除了跪下来为祖国祷告,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也许是走出去对同胞传讲。神岂不是鞭伤后也医治的神么?祂岂不是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么?

恰好,我今天也看到一处经文,甚得安慰:

“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争战, 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

是的,主,当我们奉你的差遣去传福音时,求你使我们得胜!

6

中午睡得晚,一觉醒来,四周如此安静。

会不会已经错过默哀的时间?歉疚中迅速起身,几乎是同时,突然传来巨大的鸣笛声。

扫了一眼表,2点27分。然而,悼念已经开始。

疾步跑到窗前。远远一望,马路上的车都已经停在红绿灯口,喇叭声此起彼伏。一位交警立在十字路口中心,肃然指挥着。近近一望,仍有人在行走,然而,让我感动的是,一位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停在楼底的树下,站得很直。

不再多看,赶紧以祷告的心来默哀。虽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受地上的仪文的限制,可以随时祷告默哀,但毕竟,这是举国同悼的一刻,而我,则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份子,我觉得有必要认认真真地为祖国祷告。

“主啊,求你怜悯那些在灾难中的幸存者,怜悯所有给予过人道主义关怀的救援者们。”

“主啊,求你兴起我,兴起我们的家庭,兴起我们的教会,兴起这片土地上传扬你名的仆人。”

“主啊,求你医治这地!”

还没祷告完,三分钟很快过去,又恢复了车水马龙的繁忙。

我不知道在这三分钟里,人们会想些什么?也许会想:愿逝者安息。可是,在哪里安息呢?又有什么凭据可得着这安息呢?

其实,生死之思,三分钟,远远不够。

 

谁的爱可以穿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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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眼前常常会浮现出许多许多的脸。

伤残的孩子的脸、牺牲的母亲的脸、广场上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脸,冒雨在废墟艰苦挖掘的营救者的脸,动情落泪的捐献者的脸,纷纷奔赴重灾区的志愿者的脸,这些脸,这些普通而真实的脸不断交织,让我看到了某种我已经忽略的东西——那就是人性中善的一面。

的确,这次地震让我感触最深的东西,人性中的真善美和爱心。看到那么多默默无闻的普通市民倾囊相助献出他们的爱心,那么多医护人员和武警官兵夜以继日地在第一线奋战,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同时会想,如果换了是我,我会怎样?我真的做不到象他们那样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起码,我没有百里迢迢跑去献血,没有变卖家产去捐款,没有守护在那些受难者的身边。

也正是这些人所体现出来的良善再一次提醒我,在没有信主的人面前,我要更加的,更加的谦卑。因为做基督徒久了,在基督徒的小圈子里呆久了,我们容易不自觉地将“主内肢体”和“世人”分成高下两等。看到主内肢体,就会觉得都是自家人,弟兄姊妹都仁爱、亲切、善良,真诚;而一看到还未信的人,就会觉得他们品质差一点,爱心少一点,还会主观认为世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得提防一点。

当然,我相信这只是一种不自觉的思维定势,但正因为是不自觉,我们更要警惕自己这种“精神优越感”和“属灵骄傲感”。尤其,在看到这些感人的画面时,我们千万不能说他们只是煽情,我相信非基督徒的真诚爱心绝不亚于基督徒。

看着这些感人的画面,我强烈意识到,我能得到永生,绝不是因为我在德行上比别人高尚,也不是因为神对我的爱与怜悯比别人多,而是,完完全全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使我白白得着这一应许。

所以,每每在电视画面上看到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我很感恩,很想成为他们的朋友,很想同时把福音告诉他们,我默默感慨道,主啊,我没有他们这么有爱心,你都愿意将那永生之道赐给我,我真是希望这些比我更有爱心的人能够得到永生之道。

那么,那些更有爱心的人需要永生之道吗?需要耶稣吗?

新闻评论报道中常常会冒出这样的字眼:“人性的光辉穿越死亡的阴影”,“有爱就能创造奇迹”等豪言壮语。我知道这是鼓励士气之词。不过,真要刨根问底,这些话未必经得起推敲。

的确,我们看到人道主义的巨大力量。一方面,我相信一切人性中的美善(上文所言的人性的光辉)都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美善的源头,是众光之父,所以,我愿意更多的人来参与这种人道主义的善,起码,营救、捐款、医疗援助心理干预等各样带着爱心的善举能够使生者得到温暖和安慰;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指出这种人道主义力量的限度,不是为了贬低之,而是为了警惕对这种力量的过分乐观与崇拜。因为对死者而言,人道主义之爱回天乏术,无能为力。为何营救中每一个“生还事件”都令大家激动不已,每一个“死亡事件”却令大家沉默不语?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死是最糟糕的客观实存。然而,人道主义是否能穿越死亡这一最糟糕的客观实存?包括营救者、捐者、志愿者,都是有血肉之躯的人,都是有生死之限的人,自己的死亡尚且无法穿越,又如何能穿越他人的死亡?

死真的就是终结吗?为何那么多人要写上“天佑中华”,“愿逝者安息”的祈祷?为何那么多人都希望逝者去了天堂,而不是灰飞烟灭不复存在?

然而,还是有人说,就算死亡是终结,我们还是可以穿越死亡,笑傲死亡。

的确,我们用各种各样方式来阐释死亡,来消解死亡所引发的不良感受。有的人借着某种超人意志,坚强地与死亡斗争,从而获得某种人性的崇高感;有的人借着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哲学观,将生死看作造化的自然现象,安然地视死如归,从而获得生命的平常心。

我敬佩这样的人,但主观的阐释和主观的感受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死亡的客观实存真相。客观实存的真相只有神能给出。

若不是神自上而下的启示,有谁会知道,起初,神所创造的那个伊甸园世界是没有死亡的,神的旨意本是希望人品尝生命树上的果子,在那里,有永恒的生命。

若不是神自上而下的启示,有谁会知道,死乃是罪的功价,乃是人主动选择犯罪的结果?“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从此,人类活在死亡的权势下,与永恒的那根线断了,于是,拼命抓住今生。

若不是神自上而下的启示,又有谁会知道,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不愿看到我们在罪中迷失,在死中沉沦,才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借着耶稣的降生、受难、死亡和复活,为我们每一个人担当了罪的权势,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挪去了死的毒钩?

若不是神自上而下的启示,又有谁会知道,将来,神还要接我们进到那永恒的国度里,在那里,“宝座上的羔羊必要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泉源……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是的,没有人能知道这一奥秘。除非神亲自启示祂的真理。

然而,神自上而下的启示不是已经给出了吗?然而,我们这些自称为被宝血赎买回来的一群人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走出去,向那些还不知道的人宣讲神自上而下的启示。既然神爱所有的人,愿意人人得到这美好的救恩,我们岂能关在自己的属灵小天地里,对周围的苦难、罪恶、死亡熟视无睹?

“哦,主耶稣,为了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传十字架永远不变的爱,为了你和平永恒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向那些忧伤痛苦的人们,传主喜乐平安的信息。”

福音,必须抵达到一切人耳里,不止是地震中的那些被救助者,还包括给予被救助者人道主关怀的救助者。

然而,在这里,我还是要对所有给出过人道关怀的救助者尊敬地说一声谢谢你们。也想告诉大家,人性的光辉可以照亮生者的心,但唯有神的光辉可以穿越死亡的阴影。

正如经上说:祂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深心之宁然,万金所难易——记文革前后的江小燕女士

                                                                                               文/喻书琴

在死去的林昭被越来越多的人纪念之时,我想纪念一个叫江小燕的,还活着的女子。

同样在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并遭到迫害。

同样一个年轻单纯的生命。

同样是基督徒。

1958年,她十九岁,系上海市一女中高中毕业生。门门功课优秀,步入大学校门应不成问题。可惜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就想利用其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打听到小燕学习成绩好,颇得柴老师喜欢,师生俩也常常促膝谈心。于是,学校是授意小燕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之”。

小燕回忆道:“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但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一九五八年那年有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右以算是‘走上社会’了。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

1967年,她29岁,在家待业,获悉了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连日遭受“造反派”的批斗之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江苏路寓所的钢窗上自缢身亡的噩耗,内心很不安。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书中认识了这位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看过傅聪的演出。当她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决定独自开展营救行动。同样因为《圣经》上说:“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她瞒过父母,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一脸忧戚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可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于是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傅聪舅舅家的地址,在其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雷夫妇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焚香举哀安顿就绪后,她回到家中,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求告信。因当时有几个她交往过的朋友都走上这自杀的绝路,她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也希望能昭雪英魂。但她没有想到,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

当时,江小燕被抓到正泰橡胶厂的民兵营内。多年后她回忆道:“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学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学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么,极可能我今天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及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得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有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淳厚善良的。”

审讯者问:“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

江小燕回答:“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傅雷做过这种事吗?”

见审讯者一时语塞,江小燕也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

她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是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她还举出自己的父亲在教会帮助下曾为五个无能力的邻居包办丧事。她举出这些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

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审讯者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那个主要审讯者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她。江小燕想,我也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

就这样四目相对,江小燕的气势压倒了那主要审讯者,后来那人竟向她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

最后的审讯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当天她就获释回家了。但阴影也并未散去……

1972年,她34岁,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窘困,里弄只能安排她到生产组工作,那顶“反革命”的恶名使她的青春灰暗,更使她与爱情无缘。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终于走出阴霾,却已经39岁……

1985年,她46岁,居然去报考了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毕业,各科成绩优异,终于圆了大学梦。后来,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再后来,又被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但到退休前也没评到高级职称,只是“助理研究员”。推算原因就是19岁为女教师辩护,29岁为傅雷收藏骨灰并给周总理写信。

不过她不言悔:“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余深心之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易,则何悔之有?”

1997年10月,她58岁,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未曾谋面的她,她同意了。当傅敏刚要表示谢意时,她马上谢绝了。她说:“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我需要什么?其实我最需要的还是自尊。”出于礼貌,她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场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傅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 这些年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认为:“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我这里倒不想过多歌颂江小燕的巾帼英雄形象,想说的反而是她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她一度被誉为英雄。有评论家这样赞道:“反观这场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骚乱,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是没有罪的。如果以棒杀傅雷为例,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是行义的,那就是江小燕。某种程度上,她承担了一个种族集体的罪恶。”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当《书屋》的余开伟先生撰文夸赞她时,她却本着求真求实精神,一丝不苟地纠正文人式抒情写作的错误细节,绝不肯美化圣化自己,反而坦言当时挨批受斗的惊慌,以及事后担惊受怕的软弱,她非常诚实的说到出监狱后自己的焦虑与害怕:

“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

“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当时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

从上可以看出,她和我们一样,一样是会害怕,一样容易受惊吓,一样也在乎乡邻眼光和社会舆论的平凡人。我们不要把她看作林昭式的英雄。

那么是什么让她能够一步步的坚持下去呢?是她所信靠的救主。

她说:“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 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在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

“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 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地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 神都垂听了。只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

相信出狱后,也是神在陪伴江小燕度过一个又一个紧张的日子,祂担当她的忧患,背负她的痛苦——也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若没有对神的信靠,我们这些普通人岂有勇气在那样的时代,包括这样的时代来坚持信仰呢?想想看,一个大龄女青年,没结婚,没有父亲,母亲还有一身的病,带着“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样的艰难?!

江小燕在《书屋》上发表的这篇《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说实在的,该文语言没有什么文采,叙述也不够优美,朴实到了极点,但却被周石先生选入二十世纪经典作品。在该文上,江小燕还借自己的经历给余开伟先生传福音: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江小燕自己就是对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见证。有网友评论道:‘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中。好一个江小燕,如此大勇之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真是可歌可泣!”“平常之心,平常道来,纯朴善良却充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正气,以及对一切权势、名利和出风头的不屑一顾。江小燕以九死不悔的气概,领取傅雷遗骨灰的故事,动人心魄,感人至深,当愧杀多少文革期间的昂藏须眉,她提醒我们,来自民间的良心和公正,正是中华民族最可信赖的地火!”

是啊,我常常想,如果换了是我,生活在文革的时代,作为基督徒,当考验来临,逼迫来临,患难来临,我能够有她这样舍生取义的勇气吗?我还能坚持信、望、爱吗?

据说,她的座右铭是“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自处超然,群处蔼然”。想有机会去上海看看这位老姊妹,老人家现在大约67岁了。

完稿于2006年

按:此文部分文字资料摘自叶永烈先生的《江小燕与傅雷一家》、狄马先生的《傅雷之死》、江小燕女士的《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