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的主日和举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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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主日,你讲什么?”我问利未。

“讲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很好的信息。尤其对于在哀痛中的人们来说。

主日,敬拜和掰饼结束后,他开始以这次地震为引子,提出问题:是否死亡就是最后的终结?然后,过渡到那段著名的经文。从福音的四个要素: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耶稣的救赎,耶稣的再来讲起。最后,他放了幻灯片,那是地震中一些触目惊心的图片。

然后,教会带领人张老师又引用多处的圣经经文,指教我们灾难后可以为祖国为同胞为受灾肢体做些什么。

最后,大家低头祷告,为末日的逼近警醒祷告,为这个民族的苦难与罪孽认罪祷告,为掌权者领导人能更好治理国家祷告,为所有的营救者和被营救者祷告,为给灾区肢体的捐献祷告,为福音使者的差遣祷告,……

很多弟兄姊妹流泪痛悔,大家都深切觉得,平时为祖国为同胞的代祷太少太少。对福音的负担太少太少……

这次主日礼拜是最长的一次,从上午9点,直到下午1点,在爱筵中结束。

2

爱筵后,我们开始了福音小组,有一个福音朋友愿意接受福音。听着他一句一句认真地跟着利未做决志祷告,我们都激动无比,我对他说:“天使在天上也为你高兴呢!再没有比一个灵魂回到神的家中更重要的事了。”

很久以来,教会福音小组传福音果效甚微,但最近连续几周来,都有福音朋友决志,我们有些惊奇,利未每次都说他讲福音讲的不够好,所以明显,是圣灵在做工。

下午,除了我们的福音小组,还有主日学培训小组和诗班小组,三个房间都是生机勃勃。看到几个有志于主日学事工的年轻弟兄姊妹很专注地在那里学习圣经,而与此同时,又听到诗班弟兄姊妹们的赞美歌声也琅琅响起,我非常欣慰,也非常感恩,能够处在这样一个可爱的教会。

我们教会的一大特点就是以80年代的年轻弟兄姊妹居多,他们学历不高,生命也不算成熟,但心都非常单纯真诚,愿意渴慕和顺服神的道,由于不少年轻人一起租房子,成立了弟兄之家、姊妹之家,每天一起祷告,彼此交流沟通很多,所以,他们非常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觉得如家一样温暖。另外,一些年轻弟兄姊妹开始按照神所给的恩赐热心参与一些事工,对福音大有负担的翠已经陪同一对宣教士去了东北;做儿童心理辅导事工的颖即将奔赴四川前线,帮助孤儿进行心灵重建;辉则非常明确神的带领是青少年主日学事工……想到每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的心都觉得暖暖的,希望他们的生命快快地成长,成为主所使用的提摩太。

3

福音小组结束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回家,今晚,来京游玩的三姨要坐火车回老家。祷告会上,大家为她祷告过,但来京一周,我们尚未给她传过福音,她也不肯这个主日来教会,于是,我和利未决定在送她去火车站的路上传讲福音。

公共汽车上、地铁里,火车站附近的肯德基内,我们要么为她默祷,要么和她聊天,其实,对三姨的信主,我并不报太大希望。三姨的人生哲学观是“简单最好,就怕复杂”,因为崇尚简单,她不是那种争强好胜、斤斤计较之人,相反,心胸很豁达宽厚,而且能够知足常乐,她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人。脸上常常堆着笑容;也因为反对复杂,她很少看书或思考什么形而上问题,生平只有两大爱好:打麻将和打毛线。而且,对基督教一无所知。

问她有什么人生理想,她说她的人生理想就是家庭幸福。事实上,由于三姨性情柔和,对人宽容,她和丈夫的关系很和睦,和儿子的关系很融洽,她的家庭很民主,家人就像无话不说的朋友。既然这一理想已经实现,她现在非常满足。

既然非常满足,没有什么心灵的需要,我便想,看来,现在还不到时机,以后再说吧。我传福音的原则就是,如果看到对方心灵目前处在焦虑、悲伤、痛苦之中,他们自身都觉得很迷失,便恨不得他们立刻接受福音;但如果看到对方心灵目前处在平和、安宁、愉悦之中,他们觉得自己这些年形成的信念体系能够支撑现在的生活,我便会适可而止,以后再说。

于是,我基本上不愿再多说什么了,但利未还在锲而不舍地讲。他上午在聚会中讲,下午在小组中讲,晚上还在肯德基里讲,讲得嗓子都哑了,我突然发现利未和我不一样,他不以对方的主观感受为福音的出发点,认为不管对方主观上觉得自己需不需要福音,实际上他都需要,而且是迫在眉睫的需要!这也许是他对天堂地狱的真实性的思考比我更深入一些。也许他是对的。

两个小时一晃而过,上车的时间到了,三姨在嘈杂的人群中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如果我信了,会不会对我的生活有什么阻碍?”然后上了车。利未很是兴奋,说:“我发现你三姨的心非常柔软,我相信她一定会信的。”又说:“如果还有半个小时传讲的时间,说不定三姨就愿意做决志祷告了!”

是吗?就算做了决志祷告又怎样?我妈不是也做了吗?这么多年一直传福音,也带不少人做了决志祷告,但我对此不再抱有浪漫主义式心态,也不再相信福音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我暗暗想,一方面,三姨的心的确很单纯,这是接受福音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她不爱思考,也不看书,即使信主了,会不会稀里糊涂地信呢?她过安逸日子惯了,愿不愿走十架之路呢?

不过,还是交给神吧。

4

乘地铁回家的路上,我们都想,如果现在北京发生大地震,死亡的就不是5万,而是50万,500万了,那时,我们真的就后悔莫及了!利未感概叹自己真是欠福音的债啊!于是我赶紧鼓励他不要再想创业的事了,更多时间以神的国为念,然后唱了一首最喜欢的歌:

“哦,主耶稣,为了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传十字架永远不变的爱,为了你和平的佳音,向那些忧伤痛苦的人们,传主喜乐平安的信息。”

谁是那些忧伤痛苦的人们呢?只有四川的受灾同胞吗?看看地铁里那些倦怠的面孔,他们的忧伤痛苦只不过被隐藏,没有写在银幕上。我又想到北京还有那么多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同级学友还没有听到福音,心便不安。我知道自己内心的负担仍然在北京,在母校,在曾经和我一同走过青葱岁月的朋友们中间 。

上午家颖还问我要不要去四川参与孤儿心理救援,我现在很清楚,不能凭一时的热血和冲动就跑到灾区去,我在北京不是徒然的,身边,同样有无数人需要福音。如果能借着自己的文字,使我所有的朋友认识神,归信主,我便生而无悔,死而无憾了。

神啊,求你怜悯我的这些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同级学友。使我成为你福音的使者,把你的爱带给他们。

5

近11点才回到家中,爸爸还在收看当晚的大型赈灾晚会。演艺界、曲艺界、文艺界、体育界、商业界人士纷纷捐款。爸爸对这次地震比我们还关心,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收看最新新闻,同时表达他的看法,看到界内某大款捐得太少,他便数落几句,看到某明星捐得很多,他便褒扬几声,看到孩子们死了那么多,他便连连说“造孽、造孽”。我希望他能借着此事来思考生命的脆弱性,并扭转他的价值观。然而,现在,我还不敢向他传讲福音,免得火上加油,引起他对我辞职写作的更加不满。

晚会快结束时,主持人突然宣布了一个消息:“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发布公告,决定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对这一姗姗来迟的哀悼仪式,我还是有些感激。毕竟,政府终于能想到这点。昔日,以色列人常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禁食为民族认罪祷告,正如《尼西米记》中记载:“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而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里,举哀三日,默哀三分钟,也只能如此了。

5月19日早上,我打开圣经,开始查考旧约中先知们为国家、民族、同胞的认罪祷告,没想到,这种祷告如此之多,旧约几乎是一部为国难哀悼的历史。

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 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锡安的民哪,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泪流如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人,泪流不止。夜间、 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 在主面前倾心如水。”

除了跪下来为祖国祷告,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也许是走出去对同胞传讲。神岂不是鞭伤后也医治的神么?祂岂不是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么?

恰好,我今天也看到一处经文,甚得安慰:

“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争战, 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

是的,主,当我们奉你的差遣去传福音时,求你使我们得胜!

6

中午睡得晚,一觉醒来,四周如此安静。

会不会已经错过默哀的时间?歉疚中迅速起身,几乎是同时,突然传来巨大的鸣笛声。

扫了一眼表,2点27分。然而,悼念已经开始。

疾步跑到窗前。远远一望,马路上的车都已经停在红绿灯口,喇叭声此起彼伏。一位交警立在十字路口中心,肃然指挥着。近近一望,仍有人在行走,然而,让我感动的是,一位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停在楼底的树下,站得很直。

不再多看,赶紧以祷告的心来默哀。虽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受地上的仪文的限制,可以随时祷告默哀,但毕竟,这是举国同悼的一刻,而我,则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份子,我觉得有必要认认真真地为祖国祷告。

“主啊,求你怜悯那些在灾难中的幸存者,怜悯所有给予过人道主义关怀的救援者们。”

“主啊,求你兴起我,兴起我们的家庭,兴起我们的教会,兴起这片土地上传扬你名的仆人。”

“主啊,求你医治这地!”

还没祷告完,三分钟很快过去,又恢复了车水马龙的繁忙。

我不知道在这三分钟里,人们会想些什么?也许会想:愿逝者安息。可是,在哪里安息呢?又有什么凭据可得着这安息呢?

其实,生死之思,三分钟,远远不够。

 

谁的爱可以穿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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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眼前常常会浮现出许多许多的脸。

伤残的孩子的脸、牺牲的母亲的脸、广场上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脸,冒雨在废墟艰苦挖掘的营救者的脸,动情落泪的捐献者的脸,纷纷奔赴重灾区的志愿者的脸,这些脸,这些普通而真实的脸不断交织,让我看到了某种我已经忽略的东西——那就是人性中善的一面。

的确,这次地震让我感触最深的东西,人性中的真善美和爱心。看到那么多默默无闻的普通市民倾囊相助献出他们的爱心,那么多医护人员和武警官兵夜以继日地在第一线奋战,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同时会想,如果换了是我,我会怎样?我真的做不到象他们那样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起码,我没有百里迢迢跑去献血,没有变卖家产去捐款,没有守护在那些受难者的身边。

也正是这些人所体现出来的良善再一次提醒我,在没有信主的人面前,我要更加的,更加的谦卑。因为做基督徒久了,在基督徒的小圈子里呆久了,我们容易不自觉地将“主内肢体”和“世人”分成高下两等。看到主内肢体,就会觉得都是自家人,弟兄姊妹都仁爱、亲切、善良,真诚;而一看到还未信的人,就会觉得他们品质差一点,爱心少一点,还会主观认为世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得提防一点。

当然,我相信这只是一种不自觉的思维定势,但正因为是不自觉,我们更要警惕自己这种“精神优越感”和“属灵骄傲感”。尤其,在看到这些感人的画面时,我们千万不能说他们只是煽情,我相信非基督徒的真诚爱心绝不亚于基督徒。

看着这些感人的画面,我强烈意识到,我能得到永生,绝不是因为我在德行上比别人高尚,也不是因为神对我的爱与怜悯比别人多,而是,完完全全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使我白白得着这一应许。

所以,每每在电视画面上看到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我很感恩,很想成为他们的朋友,很想同时把福音告诉他们,我默默感慨道,主啊,我没有他们这么有爱心,你都愿意将那永生之道赐给我,我真是希望这些比我更有爱心的人能够得到永生之道。

那么,那些更有爱心的人需要永生之道吗?需要耶稣吗?

新闻评论报道中常常会冒出这样的字眼:“人性的光辉穿越死亡的阴影”,“有爱就能创造奇迹”等豪言壮语。我知道这是鼓励士气之词。不过,真要刨根问底,这些话未必经得起推敲。

的确,我们看到人道主义的巨大力量。一方面,我相信一切人性中的美善(上文所言的人性的光辉)都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美善的源头,是众光之父,所以,我愿意更多的人来参与这种人道主义的善,起码,营救、捐款、医疗援助心理干预等各样带着爱心的善举能够使生者得到温暖和安慰;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指出这种人道主义力量的限度,不是为了贬低之,而是为了警惕对这种力量的过分乐观与崇拜。因为对死者而言,人道主义之爱回天乏术,无能为力。为何营救中每一个“生还事件”都令大家激动不已,每一个“死亡事件”却令大家沉默不语?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死是最糟糕的客观实存。然而,人道主义是否能穿越死亡这一最糟糕的客观实存?包括营救者、捐者、志愿者,都是有血肉之躯的人,都是有生死之限的人,自己的死亡尚且无法穿越,又如何能穿越他人的死亡?

死真的就是终结吗?为何那么多人要写上“天佑中华”,“愿逝者安息”的祈祷?为何那么多人都希望逝者去了天堂,而不是灰飞烟灭不复存在?

然而,还是有人说,就算死亡是终结,我们还是可以穿越死亡,笑傲死亡。

的确,我们用各种各样方式来阐释死亡,来消解死亡所引发的不良感受。有的人借着某种超人意志,坚强地与死亡斗争,从而获得某种人性的崇高感;有的人借着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哲学观,将生死看作造化的自然现象,安然地视死如归,从而获得生命的平常心。

我敬佩这样的人,但主观的阐释和主观的感受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死亡的客观实存真相。客观实存的真相只有神能给出。

若不是神自上而下的启示,有谁会知道,起初,神所创造的那个伊甸园世界是没有死亡的,神的旨意本是希望人品尝生命树上的果子,在那里,有永恒的生命。

若不是神自上而下的启示,有谁会知道,死乃是罪的功价,乃是人主动选择犯罪的结果?“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从此,人类活在死亡的权势下,与永恒的那根线断了,于是,拼命抓住今生。

若不是神自上而下的启示,又有谁会知道,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不愿看到我们在罪中迷失,在死中沉沦,才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借着耶稣的降生、受难、死亡和复活,为我们每一个人担当了罪的权势,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挪去了死的毒钩?

若不是神自上而下的启示,又有谁会知道,将来,神还要接我们进到那永恒的国度里,在那里,“宝座上的羔羊必要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泉源……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是的,没有人能知道这一奥秘。除非神亲自启示祂的真理。

然而,神自上而下的启示不是已经给出了吗?然而,我们这些自称为被宝血赎买回来的一群人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走出去,向那些还不知道的人宣讲神自上而下的启示。既然神爱所有的人,愿意人人得到这美好的救恩,我们岂能关在自己的属灵小天地里,对周围的苦难、罪恶、死亡熟视无睹?

“哦,主耶稣,为了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传十字架永远不变的爱,为了你和平永恒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向那些忧伤痛苦的人们,传主喜乐平安的信息。”

福音,必须抵达到一切人耳里,不止是地震中的那些被救助者,还包括给予被救助者人道主关怀的救助者。

然而,在这里,我还是要对所有给出过人道关怀的救助者尊敬地说一声谢谢你们。也想告诉大家,人性的光辉可以照亮生者的心,但唯有神的光辉可以穿越死亡的阴影。

正如经上说:祂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深心之宁然,万金所难易——记文革前后的江小燕女士

                                                                                               文/喻书琴

在死去的林昭被越来越多的人纪念之时,我想纪念一个叫江小燕的,还活着的女子。

同样在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并遭到迫害。

同样一个年轻单纯的生命。

同样是基督徒。

1958年,她十九岁,系上海市一女中高中毕业生。门门功课优秀,步入大学校门应不成问题。可惜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就想利用其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打听到小燕学习成绩好,颇得柴老师喜欢,师生俩也常常促膝谈心。于是,学校是授意小燕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之”。

小燕回忆道:“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但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一九五八年那年有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右以算是‘走上社会’了。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

1967年,她29岁,在家待业,获悉了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连日遭受“造反派”的批斗之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江苏路寓所的钢窗上自缢身亡的噩耗,内心很不安。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书中认识了这位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看过傅聪的演出。当她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决定独自开展营救行动。同样因为《圣经》上说:“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她瞒过父母,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一脸忧戚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可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于是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傅聪舅舅家的地址,在其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雷夫妇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焚香举哀安顿就绪后,她回到家中,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求告信。因当时有几个她交往过的朋友都走上这自杀的绝路,她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也希望能昭雪英魂。但她没有想到,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

当时,江小燕被抓到正泰橡胶厂的民兵营内。多年后她回忆道:“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学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学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么,极可能我今天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及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得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有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淳厚善良的。”

审讯者问:“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

江小燕回答:“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傅雷做过这种事吗?”

见审讯者一时语塞,江小燕也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

她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是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她还举出自己的父亲在教会帮助下曾为五个无能力的邻居包办丧事。她举出这些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

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审讯者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那个主要审讯者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她。江小燕想,我也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

就这样四目相对,江小燕的气势压倒了那主要审讯者,后来那人竟向她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

最后的审讯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当天她就获释回家了。但阴影也并未散去……

1972年,她34岁,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窘困,里弄只能安排她到生产组工作,那顶“反革命”的恶名使她的青春灰暗,更使她与爱情无缘。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终于走出阴霾,却已经39岁……

1985年,她46岁,居然去报考了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毕业,各科成绩优异,终于圆了大学梦。后来,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再后来,又被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但到退休前也没评到高级职称,只是“助理研究员”。推算原因就是19岁为女教师辩护,29岁为傅雷收藏骨灰并给周总理写信。

不过她不言悔:“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余深心之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易,则何悔之有?”

1997年10月,她58岁,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未曾谋面的她,她同意了。当傅敏刚要表示谢意时,她马上谢绝了。她说:“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我需要什么?其实我最需要的还是自尊。”出于礼貌,她只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场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傅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 这些年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认为:“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我这里倒不想过多歌颂江小燕的巾帼英雄形象,想说的反而是她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她一度被誉为英雄。有评论家这样赞道:“反观这场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骚乱,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是没有罪的。如果以棒杀傅雷为例,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是行义的,那就是江小燕。某种程度上,她承担了一个种族集体的罪恶。”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当《书屋》的余开伟先生撰文夸赞她时,她却本着求真求实精神,一丝不苟地纠正文人式抒情写作的错误细节,绝不肯美化圣化自己,反而坦言当时挨批受斗的惊慌,以及事后担惊受怕的软弱,她非常诚实的说到出监狱后自己的焦虑与害怕:

“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

“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

“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当时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

从上可以看出,她和我们一样,一样是会害怕,一样容易受惊吓,一样也在乎乡邻眼光和社会舆论的平凡人。我们不要把她看作林昭式的英雄。

那么是什么让她能够一步步的坚持下去呢?是她所信靠的救主。

她说:“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 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在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

“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 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地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 神都垂听了。只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

相信出狱后,也是神在陪伴江小燕度过一个又一个紧张的日子,祂担当她的忧患,背负她的痛苦——也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若没有对神的信靠,我们这些普通人岂有勇气在那样的时代,包括这样的时代来坚持信仰呢?想想看,一个大龄女青年,没结婚,没有父亲,母亲还有一身的病,带着“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样的艰难?!

江小燕在《书屋》上发表的这篇《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说实在的,该文语言没有什么文采,叙述也不够优美,朴实到了极点,但却被周石先生选入二十世纪经典作品。在该文上,江小燕还借自己的经历给余开伟先生传福音: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江小燕自己就是对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见证。有网友评论道:‘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中。好一个江小燕,如此大勇之举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真是可歌可泣!”“平常之心,平常道来,纯朴善良却充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正气,以及对一切权势、名利和出风头的不屑一顾。江小燕以九死不悔的气概,领取傅雷遗骨灰的故事,动人心魄,感人至深,当愧杀多少文革期间的昂藏须眉,她提醒我们,来自民间的良心和公正,正是中华民族最可信赖的地火!”

是啊,我常常想,如果换了是我,生活在文革的时代,作为基督徒,当考验来临,逼迫来临,患难来临,我能够有她这样舍生取义的勇气吗?我还能坚持信、望、爱吗?

据说,她的座右铭是“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自处超然,群处蔼然”。想有机会去上海看看这位老姊妹,老人家现在大约67岁了。

完稿于2006年

按:此文部分文字资料摘自叶永烈先生的《江小燕与傅雷一家》、狄马先生的《傅雷之死》、江小燕女士的《我为什么收藏傅雷的骨灰?》一并致谢!

 

 

一个现代姊妹眼中的倪柝声

一个现代姊妹眼中的倪柝声

文/喻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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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的一天,聚会结束时,田爷爷说:“我们想写个中国教会百年蒙恩记,记念老一辈人为主的道所受的苦,好激励你们这些年轻弟兄姊妹。”

其实那时候,《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还没有出来。

我第一个报名:“爷爷,我想写倪柝声,可以吗?”

是的,我喜欢倪柝声,然而喜欢他的理由很简单——他的赞美诗写得真好。

尤其他那首《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

神,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你也正在拆毁我的建筑,忠心事奉的人日少一日,误会增加,清白逐渐消失。

我几要来求你停止你手,当我觉得我已无力再受;但你是神,你怎可以让步?求你不要让步,等我顺服。

如果你的旨意和你喜乐乃是在乎我负痛苦之轭,就愿我的喜乐乃是在乎顺服你的旨意来受痛苦。

好像你的喜乐所需代价,乃是需我受你阻扼倒下;所以我就欢迎你的阻扼,好叫我能使你的心喜乐。

你将车辆赐与别人乘坐,你使他们从我头上轧过;我的所有你正在下手剥夺,求你留下剥夺的手给我。

我眼有泪珠,看不?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你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旨意比前更甘甜。

很奇怪,在我还没有信主前,一听这首歌就想哭,信主后,给我的感动更是无法言说。每次,自己在遇到信仰成长中的挣扎或剧痛时,就一遍又一遍流泪唱这首歌:“我眼有泪水,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你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旨意比前更甘甜。”往往受到非常大的安慰。

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中国教会的风云人物。只是想,这个人真是情感丰富的,跟神的关系很独特。

后来,看赞美诗选上,有一些从语言到叙事都非常古典的歌词,比如那首《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是我见到的最好的歌词。它的开头竟是中国古相思曲一贯的惜别怀旧风格——

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我心有个真空无可补满,我坐河滨、将琴挂在柳枝头,你不在此,我怎有心鼓弹?当我深夜孤独安静的时候,此时我无忍受,我也无享受,不禁叹息,我想看你是多远,我想你应许已久的回旋。

如此缠绵悱恻的情调,竟让我想起柳永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息。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更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明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我对朋友说,这肯定是一个叫倪柝声的弟兄写的。她问,你怎么知道?我笑,凭直觉啊。相信他是个很有抒情诗人气质的人。

我个人把这首歌词比作赞美诗中的《关鸠》。

再后来,无意中读到本书:《属灵人》,一看,又是他,倪柝声!很是欢喜。那时,正受基督教神秘主义影响,加之我自己性格中激进浪漫和好走极端的成分也很重,才读了几句,就马上接受了他的灵、魂、体三元人论,每天思考的就是如何让自己的意识、喜好、思想完全死掉;如何倒空自己被圣灵充满;如何将老我钉十字架,彻底破碎旧人,换上基督——现在想来,这种思维有点类似文革时的洗脑。毛主席就说了,如何在一片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先把那张旧纸彻底彻底彻底撕毁!

恰好在爷爷家聚会的一个老姊妹送我一大堆类似的属灵书籍,也多是倪柝声、宾路易师母、慕安德烈等人的属灵心得,尤其是一个叫莫林诺的人写的一本小册子,纸张已经发了黄,封面都没有,书名也不清楚——后来才知道叫《灵程引领》,如饥似渴的读了不知多少遍,然后坐在宿舍床头,从早到晚包括作梦都在冥思苦想书里所说的“与神合一”的奥秘。读那些书狂热到一种地步,以至于其他什么也看不进去了——包括以前所爱的唐诗、宋词、红楼梦,都没有兴趣了。唯一的兴趣就是如何才能达到属灵人境界。

有一天早晨,自觉终于蒙了圣灵光照,心灵提升到一个非常奇妙的灵性高度,看什么都心平气和,很超脱的忘我,祷告也是泪如泉涌,以为终于达到了这些书中“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境界,非常兴奋,结果晚上,就为日常生活中一点小事开始有些私心杂念,一下发现我还是原来的旧我啊!

于是,开始有些明白,也许只有某一瞬间纯粹的属灵状态——这种神秘状态也许用中国古人的体验就是天人合一,福至心灵,用保罗的灵性体会就是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却没有纯粹的属灵人。因为人的罪性决定了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那种状态中,只有在来生见神的时候。完全的新天新地的我。

而今生,我就是我,基督就是基督。其实这样也好,让我看清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位置早已经定了———一颗蒙爱的尘土。

况且,我们自己固然需要被圣灵光照,可是,照亮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一生之久的。生命的成长和治国一样没有捷径,是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渐进“改良”,而不是激进“革命”——我只是需要在踏踏实实的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去改变自己就可以了。毕竟基督的生命是一点一滴进到我的生命里去的——在岁月的流程中,我会碰到一些人,我会经历一些事,然后在其中慢慢感悟,慢慢反思,慢慢成长,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而非突然间什么圣灵劈开灵与魂——也许有人是这样,比如保罗。毕竟个人领受的恩不一样。但我们不能把个人的特殊领受上升为普遍真理原则来追求。倪柝声也是这样,也许,过于夸大这领受蒙恩经历,以为每个信徒都得如此,这也许就是一种独断论——当然我说这句话也许是另一种独断论。呵呵。

不过我很赞同韦伯说的“价值中立”和伽答默尔的“文本互动”。如果神对我的一点启示改成我对神的一点想法,心态会低调与平和很多,每个人对神的想法都不一样,互相交流而已。

现在,我会对自己说,不着急,慢慢来,给神时间,也给自己时间。

可是当时不肯这么看自己,尤其是在灵修状态时自我感觉良好,却在接下来很多具体生活场景中,看到真实自己的各种各样坏毛病仍然没改掉,马上破坏了我的自我感觉,于是,很激烈很愤怒地批判自己,恨不得把自己打入地狱。

其实,当时不肯给自己时间,渴望早日修炼成属灵人,何尝没有属灵骄傲和精神优越感在里面。记得在《属灵人》那本书上,倪柝声说“谁是属灵的人,谁是属魂的人,我一看就知。”当时很羡慕他的属灵功力,心想,我要是能达到这样的“火眼金睛”就好了。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也曾经总拿属灵有色眼镜评判自己和别人。灵性高潮时,就有属灵的精神优越感,灵性低潮时,就有不属灵的精神自卑感。却不是真实的,与属灵无关的自己。包括评判倪柝声也是,我读这书正是他写这书的年纪,24岁,不禁长叹,瞧瞧人家多属灵!在崇拜他的同时,自己心里就自卑起来。

现在过了半年,看他的心情开始平和。倪柝声之于我,不再是属灵前辈,不过是比我早生几十年的一个人,聪明,有灵气,有魄力的一个人。然而,性格也肯定有不好的一面,跟我一样。况且,倪柝声写《属灵人》才24岁。很多人生的东西未曾经历。有这样偏激的人性观是难免的。年轻时候谁不偏激呢?

除了张爱玲。这女子写《倾城之恋》也是24岁。同样都是天分很高的人,不过年轻的倪柝声对人性复杂面的了解实在不如年轻的张爱玲。比如,她笔下的那些小人物是属魂,还是属灵,属肉体?没有非黑即白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女子,男子。不崇高,但真实。就像《封锁》里说的“我们拼命要去做好人,于是,这世界上只有好人,没有真人。”

同样,拼命追求属灵,有一天,也许,主内世界里,只有属灵人,没有一个个活生生的真实的在信仰着的个体了。

可是耶稣也从来没有教导让我们作属灵人,他让我们作有情有爱的人。

非常简单的道理,一点也不神秘。

可是最难的就是爱。

在每天日常实践中作一个时刻以爱为出发点的人比作一个属灵人难多了。正如行道比悟道艰难许多一样。而且,即使是悟道,也需要时间。

上帝给我们时间。

我们自己也是。

话说回来,爷爷当时给了我一本书赖恩融的《中国教会三巨人——杨绍唐、王明道、倪柝声》作为写传记的资料。我对历史上那些“属灵的人”的兴趣远远大于该人所讲的“属灵的道”的兴趣,比如,他有什么爱好?他是什么性格?他的小时候家庭幸不幸福?他跟他妻子相爱吗?在我眼里,这些家常里短饮水起居的琐碎叙事才是最实在的信仰——正所谓“道在日常洒扫间”。

看他的信主经历,年轻的倪柝声常常被母亲打,有一天,母亲信主悔改了,主动对儿子说“对不起”,他感动得不行,也悔改信主。

1920年2月下旬,有最初的华人传福音者中之一位余慈度小姐来到福州,在美以美会天安堂领复兴聚会。柝声的母亲,跟余慈度早就认识,她去参加聚会并且得救了。中学里的男生本可以自由参加这些聚会,也有一些男生去参加了。可是柝声却一直不去,他母亲请过他去参加,他却谢绝母亲的邀请。在那个时候,他确实恨他的母亲,因为在一月份初,寒假末了的一天,家里的一只很值钱的瓷花盆被打碎了,他的母亲认定是她儿子柝声干的,就使他受了一顿叫他感到屈辱的责打;后来虽然她发现她打柝声是打错了,但她并未认错。

现在倪家妈妈已经得救了,她开始举行家庭聚会,当她坐在钢琴前要弹第一首赞美诗时,她深深地受到神的灵的责备,叫她必须在正式聚会之前向儿子公开认罪。令全家人感到极其惊奇的是她忽然站了起来,走到她儿子旁边,用手臂搂着柝声,并且哭着说:“因主耶稣的缘故,求你饶恕我冤枉打你并且向你发怒的罪。”这件事深深地摸到了柝声的心,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人的父母能这样给孩子面子,如果生他的母亲能有这样的变化,那一定在这位外地来的传福音者的讲道中有点什么很有能力的东西。他想基督教必定是比一些信条更多得多,这位传道小姐是值得去听一听的。于是在次日早晨,他就告诉他妈妈说他准备去听余慈度小姐讲道。——摘自江守道《倪柝声生平简史》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慕迪的一次布道会,吸引了很多人信主,他问其中的一人,你是听了我那一句而被感动的?他说,没有,不是因为你的讲道,而是昨天,我家隔壁一个无恶不作屡教不改的邻居听了你的道后,居然跑过来对我哭着说“对不起”!我想,能使这样一个人都能改变的道,我也要信。

我想,这就是爱本身的力量。活泼泼的道。

我关注的除了他的亲情,接着就是他的爱情。读过王明道先生的《又五十年》和他妻子刘景文女士的《六十三年》,从恋爱到订婚到结婚,遵循的是儒家婚姻伦理。严谨、庄重、中规中距,一丝不苟,也是典型的王明道风格。婚后即使是鸡毛蒜皮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他们也是儒家式的举案齐眉。

那么倪柝声的爱情呢?我直觉倪柝声那样感情世界丰富的一个男子,肯定爱情经历不一般,所以,读时很注意他的婚恋情况。可惜,本书春秋笔法一笔带过,只写道,他有个青梅竹马的女友品蕙,可惜,该女子不信主,爱打扮,追求时髦。倪柝声跟主说,其他都可以放下,唯独这份爱情。如果神允许他们在一起,他甚至愿意到西藏去传道。然而神不答应,于是他忍痛割爱,并为此写下很多著名的赞美诗,“我宁愿有耶稣,不要世间繁华情爱……”,但很戏剧化的是,10年后,他们在上海相遇了,记得书上好像说:“那时,倪柝声在哈同路开辟了第一个小群教会,而品蕙已经信了主,而且是虔诚的姊妹。儿时的感情重新拾起,不久,他们就结了婚,虽然没有儿女,但品蕙受过良好的中英文教育,对丈夫后来的文字出版帮助很大。”

看来看去就这些。我有些失望。当然也难怪,本书的主旨就是神的仆人们如何英雄气长的,那能介绍他们的儿女情长。更何况介绍他们真实的心路历程—这类早期的传记都是宏大叙事的。提到伟人背后的女子,最多也就是千篇一律的说一句:其夫人的确是耶和华所赐的贤德的女子。

从这可以看出,男性写传记和女性写传记思维方式就是不一样,可惜我是女子,且是想象力太丰富的女子,很想知道他们的故事,尤其读到他们10年后的相遇,让我这个现代姊妹激动不已,竟想象出这样一幅生动场景——一堂讲道下来,她穿着朴素的蓝白裙子,辫子长长的,微笑着,向他走来,他抬头,愣在那里,恍入隔世的感觉……

不知道倪柝声读过苏东坡的《江城子》没有——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如果读到,他会哭吗?

我想我会。

其实,不是我想象力生动,半年以后,也就是今天,上网搜了好久,终于搜到倪柝声自己关于这一事的见证,远比我想象的还要生动——

1922年的1月,在亭子里已经有主子民的一个小聚会,我记得有一天,是我要在那一天讲道,我就打开我的圣经要找一个合式的题目,我恰好读到诗篇73:25,上面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在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承认我不能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来说这些话。那个时候,我知道有东西妨碍着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已十年多深深地爱上了品蕙。那时她尚未得救,我曾努力向她传福音,她却常常笑我。我们是真挚地相爱着的,我让她笑话我所传讲的主耶稣。她在我的心里常常占有很大的地位。我曾经常问我自己,我是否继续让她在我心中占据这么大的地位呢?大家都晓得当一个青年人在恋爱的时候,叫他把所爱的放下是极其困难的。虽然我在嘴上对神说我愿意放弃她,可是我心里却不甘愿这样做。

现在我再读诗篇中的那一节,我老实承认我不能将她放下。在那整整一个星期里面,我不能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神的灵指出,就是这一个争执成了我被圣灵充满的拦阻。在这一天,我还是讲了道,可是我并不晓得我讲的是什么。

后来,我跟神讲理,我求他先给我能力,然后我愿放下她。但是神从不跟人讲理由,在我不成熟的情况下,我向神许了许多愿:我愿意去西藏传福音;我许愿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可是神都不要听。他的手一直指出这个女子是我的阻碍,不管我怎样祷告总是不通。我的心实在沉重,我甚至要求神改变他的心意,但是神不能这样,他仍坚持要我对付这一件事,这就像一把利剑刺透了我的心。神要我学更深的功课,否则,我在他手中就没有用处。

次天早上我还去讲道,下午我在房间里,心里很沉重,我告诉神,因为下星期一我要回学校去,我要他用基督的爱充满我,现在我愿意将我的爱人放下,基督的爱那样地激励了我,使我决心将她放下。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能从我心里说出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的话来了,我里面充满了说不出来的喜乐,虽然我还没有上到第三层天,我却能说我已经到了第二层天。我是多么快乐,我充满了喜乐。现在世界对我已经变得没有价值了,我觉得我好像是飘浮在云彩上面。在我得救的那一夜,我的罪担滚落了,而这一个白天(1922年2月13日),在我心里所有的障碍都挪开了。——摘自江守道《倪柝声生平简史》

那个时代的弟兄,那个时代的姊妹,那个时代的聚散离合,那个时代的主内爱情……

我想,倪柝声结婚的时候一定很感恩的,就像亚伯拉罕感恩以撒的失而复得一样。毕竟,10年啊,雅各为拉结等候14年,同样的苍苍岁月。

然而,神终于是眷顾他的。

作为一个现代姊妹,我为几十年前有这样的信仰和爱情传奇而感谢神。

于是我开始写传记——那种规规矩矩的传记:出生年月、家庭信仰背景、信主经过,生平活动、在那里传过道、建立多少教会、信徒多少。像宗教局档案一样打入我的电脑。写作目的很明确:写一个作为基督徒的倪柝声。哪些该写,那些不该写,爷爷都有交代。不带感情的。有感情也只是信仰感情——有点像阶级感情。一个信徒对另一个信徒的,而不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

婚姻也交代了一句,二人主内风雨同行38年。想想,就这一句话就完了?!有些心不甘,又加了一句“其夫人是贤德的女子,是耶和华所赐的。”虽然有些俗,也算借机表达我对这位品蕙小姐的喜欢。虽然隔着几十年的时空,我向她招手。

两千字的文字一气呵成,格调是积极的,向上的,正面引导的,当然也客观分析他的教会观、他的人观、他的一些错误方针等等。然而,我自己清楚,字里行间,没有作为个体的倪柝声,只有一个叫倪柝声的基督教历史人物。其实,宏大叙事大抵如此。然而,还是有些悲哀。原来,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被简化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

交给田爷爷过目,爷爷说:“你真厉害,连他夫人的名字都知道。我还不知道呢!” 我暗笑。因为我是女孩子啊。

这时,好像旁边有人嘀咕了一句“听说倪柝声作风有问题,与教会信徒有不正常男女关系……”我怔了,不可能吧,倪柝声? !

爷爷说话了,“政府给倪柝声定了一大堆罪名,包括贪污,还有奸淫罪,可是真实情况怎样,谁都说不清楚,唉,也只有主最知道。所以不说为好。”

然而,心里是难受的,我的难受似乎跟信仰无关,好像跟爱情有关。其实在我心里,喜欢倪柝声的原因跟喜欢苏东坡类似——我想,情感世界如此深沉,婚恋经历又如此传奇的一个男子,应该是很爱很爱他的妻子的。就像写《江城子》的苏东坡爱着妻子王弗一样。

半年后,也就是前些日子上网,看到西祠上开始声讨他,看到某些老一辈人以前的文章《倪柝声:流氓还是殉道者?》,看到王明道先生的回忆录,看到梁家麟教授的调查,当然,也看到倪柝声家属对此激烈的反驳。看得我头都晕了。不看也罢。

其实,让我比较伤心的,倒不是他的什么作风问题——这些太复杂了,是非功过,只有神知道。况且流氓,殉道者,这些都是标签——跟半年前我把倪柝声当属灵人看一样是标签,独独不是一个具体的立体的他。

我有点悲哀的是王明道先生描述两人相见时倪柝声的那种客气而冷漠的态度。我相信就算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再好再属灵,也应该待人诚恳一些,圣经上说了“纵使懂得天使的奥秘,没有爱,也无益。”

爱这个词太抽象,就说真诚吧,最起码的。可是感觉他已经不太真诚了,说实话,我宁愿这时候,他跟王明道先生争,那怕争得脸红脖子粗也可以,然而,他只是笑眯眯的。很有风度。

那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注意自己属灵风度的人。一个公众人物。

王明道先生是比较真诚的,虽然也比较严厉——对自己严厉,对他人严厉。

在狱中放出来,一会儿说自己是犹大,一会儿说自己是彼得,王明道先生的被逼疯让我心酸。当时读那一段时,我就想祷告:主,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不是犹大,也不是彼得,只是一个人面对黑暗——时代的黑暗,和自己的黑暗——会害怕的孩子。

然而有你。虽然我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然而你说: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

因为,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在你耶和华神看来,都是一样。

于是,先生又主动回去。一去又是二十年。

那个时代的一些人。那个时代的生、死、聚、散。那个时代的苦杯。

倪柝声呢?

那本书说,他在狱中很沉默,关于信仰,只在给亲人写信时说了一句,“从1972年起,我就很平安了。”

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一句。

这句话让我哭了。当时,还有现在。

知道这一句话里面有无数的辛酸,煎熬,辗转,也许——还有被拆毁过击打过的生命。一如摩西在旷野.

其实那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了,蒸蒸日上的小群教会,信徒们的崇拜,应者云集的讲台侍奉,他念念不忘的属灵风度和公众形象。他只是一个没有名字只有数字的囚犯,穿着脏兮兮的囚服,胡子拉扎的,拥挤在犯人堆里去劳动。

那时,什么都没有的他,也许,才真正是倪柝声,作为个体的倪柝声,一个主里面真正衰弱无能的倪柝声。

也许,在那样一个人的黑夜里,他会想到很多前尘往事,往前,王明道先生来批评他的不是……那年,他36岁;再往前,她跟他妻子的重逢……那年,他29岁;再接着往前,他悔改得救,向校长坦白考试作弊……那年,他17岁。

在那样的黑夜里,他跟神有怎样的祷告,我们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在狱中唯一句就是:

“从1972年起,我就很平安了。”

我相信,那是真的平安。

我相信,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后来的倪柝声还依然是我喜欢的倪柝声——一个很爱很爱他妻子的男子。

果然,今天上网,看到这样的一个他:

在1970年1月,倪柝声又被转移到了一个管得更严的、远在安徽省广德县叫做白茅岭农场的劳改队那里去了。不幸他亲爱的妻子张品蕙摔了一跤,于1971年9月底去世。

这对倪柝声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他以甘心的顺从把它接受下来。他曾长久怀着一个秘密──希望,就是在服完整整二十年刑期之后,能再与他的妻子团聚。据传他曾有一次对他的同囚犯人说过:“我的刑期跟我妻子的生命在赛跑,如果我能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得到释放,那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她,因她为我受的苦是太多了。”

尽管如此,他丧妻之恸的深厚感情,还是在他写给他姊姊的一封信上表现出来,他在信上说他是那样的心痛若碎,他所经受的痛苦远比失去父母还要深,他请求她把他妻子用的发夹和面巾带给他,作为怀念她的记念品。——摘自江守道《倪柝声生平简史》

这只发夹再次让我想到苏东坡,还有他《江城子》的那句: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然而,总有真正还乡的一天,那应该是回到天家两位老人再次重逢的日子。

就像40年前两个年轻人初次重逢一样。

这也是我们在世残身的唯一盼望。

提到那段浩劫,爷爷常一边咳嗽一边说“洪水泛滥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这是爷爷最喜欢的一句话。

爷爷80多岁了。爷爷也是和王明道倪柝声他们一样,是经历过那些苦难的。爷爷祷告时不说什么,总是闭着眼睛,然而已是老泪纵横。

那时,奶奶坐在一旁,递给他哮喘药。他们结婚将近70年了。

如果——倪柝声和品蕙还活着的话,离今年,正好是70年……

美学人——新的知识分子偶像?

按:此文原载于2003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谢谢导师陶东风先生发起关于审美消费主义批判的讨论话题,也谢谢他鼓励我选择与后现代美学相关的《西美尔笔下的现代人思想研究》做研究生毕业论文,让我间接而直接的遭遇(或说逼视)我处的时代和我自己本身。

记得当时我写信问导师:
“我更为关注的是从文化批判中看清处在文化裹狭中的自己。我足够的真诚吗?我站在怎样一个学术立场与生活立场?我是否潜意识里甚至还有些认同我所批判的东西——这个时代欲望和诱惑的东西如此纷繁,且如此不动声色的,暧昧的,迷离的。在他们头上还笼罩着一个神秘的字——美。这个时代,一切欲望都被美化了,所以一切都是合理的,眩晕感的,轻舞飞扬的!而消费社会正好不断地利用了我们这一点。不是吗?”

导师则给我回信道:

“我们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确是一种暧昧的关系,我们在享受我们批判的东西,在批判我们享受的东西,但是这似乎是西方底色批判理论家也难以摆脱的命运。但是这样的批判更具有自我反思的意味,能够走进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一晃,离毕业已经11年了。 而给我做毕业论文答辩的余虹老师也去世7年了……

补记于2015年10月

美学人正在变成新的模特儿角色,他十分敏感,喜好享乐,受过良好教育,最重要的是有着精细入微的鉴赏力,他知道趣味问题是没有可争辩的,如此,在包围着我们的动荡混乱中,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安全感,他抛弃了寻根问底的幻想,潇潇洒洒地站在一边,享受着生活的一切机遇。

――引言

64事件后和92南巡后,政治与经济双重挤压下的传统人文知识分子重新埋身于校园高墙之内――从广场回到岗位,“多研究些问题,少谈论些主义”形成共识。人文学科本身也日益技术化,专业化,学院化,这和在当今中国,政治问题不再作为价值问题,而是逐渐转换为技术问题有极大关系:一方面,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建立在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承诺上,而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另一方面,当局意识到,对意识形态以及重大人文科学问题(这些问题从来不可能是纯知识问题)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悬置与淡化(所谓不争论),这样一来,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密切关系就被技术知识分子取而代之。

知识分子与外部权力关系的变迁导致其内部精英结构的变迁,可以看到,九十年代之后,传统的与体制紧密结合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入边缘,而新的技术型知识分子成为主导。包括体制外的公司外企白领,中关村的技术精英,广告企划人,文化媒介人,先锋新潮艺术家,都市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时尚杂志报刊新闻工作者,也包括在公众领域频频亮相,相当于大众导师的新型学院专家教授们。这不仅只是知识结构和知识类型的重新分配,更是,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的重新分配。作为时代弄潮儿的他们,扮演着新的知识文化精英角色,操纵着新的话语霸权,引导着新的人生观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塑造着关于幸福生活的新的定义,新的欲望想象,新的神话。总而言之,接管着新的社会控制与统治方式。这便是传统知识阶层从中心到边缘后,新型知识阶层在当代社会网络关系中从边缘到中心的开始。

这里我想通过粗略分析新型知识阶层在当代社会网络关系中所处的立场和所显示的特征(横向上的关联性),同时顺带比较新型知识阶层与传统知识阶层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区别(纵向上的差异性):

1、首先,新型知识阶层与政治权力的暧昧关系,周作人有个很好的比喻:知识分子何去何从?走向“十字街头”?还是回到“塔”?从古代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传统知识分子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从94年的人文精神讨论可以看出来。但新型知识阶层文化人更注重的是对私人生活的关注,宁愿在私人空间里沉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这固然也有我们今天的公共言论空间仍然不自由的因素。当然,也许这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并不缺乏公共参与的热情,但不会再像当年的知识分子一样,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救世主”或“代言人”身份介入,而更多以一个普通社会公民的身份介入。而且,与其说是政治关怀,不如说是一种现实关怀,也许更多是关怀发生在周围身边,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实际问题。另外,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固然是好事,但技术知识分子的中心化也并不是没有隐忧的。按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的分析:“技术可以潜移默化地将人整合到现存的制度中,使人变成现存制度的驯服工具,导致人的批判之维的丧失,科学技术就由解放的潜在力量变为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辩护的意识形态。”

我想,批判精神的低调和渐进理性并不等于批判精神的淡化和悬置缺席,但新型知识阶层每天所见的,所闻的,所接触的所“衣食住行”的圈子越来越固定:美丽的中关村写字楼,美丽的sogo现代城家居,美丽的中友百货,美丽的首都时代广场,美丽的时尚生活杂志,美丽的怀旧酒吧等等。都市日常生活的审美幻象很容易使我们离真正的现实日益遥远:四环以外破旧的底层生存,现行教育制度暴露出的经济――文化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大量涌入城市的民工暂住证问题,《南方周末》反映出来的中国体制黑洞问题,真的与我们无关?既然我们本身极有可能也是这一体制运作的受益者。我们享受到的“日常生活审美呈现”也许就建立在它们的“日常生活的苦难呈现”之上!把目光仅仅放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会不会成为助长新的社会控制与统治方式的形成?

曾几何时,说到社会底层人们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时,许多人认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底层弱势人群所能够做的最现实的工作,就是去切实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这包括革新政治环境,切实地给这些人以平等的政治权利;革新立法和司法状况,切实地使这些人获得公正和公平的法律保护;革新经济秩序,使得这些人能够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获得自由的劳动与就业环境,并且能够有一个有人性的劳动保障体系为他们免去后顾之忧。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并非衣食无忧的贵族,从而它不是在救别人,而是在救自己,因为整个社会状况的改善不仅是他人的生活状况的改善,也是自己的生活状况的改善。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一体的,我们既不凌驾于他们之上,也不外在于他们,而是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致力于建设一个良好的公共生活环境而已。

然而,今天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新型知识精英的生存境况已经日益贵族化了,我们和他们不再是一体的。不再像当年鲁迅先生所言,我们和他们都在“铁屋中呐喊”,今天,他们还在铁屋里,我们却离开了铁屋,被装进了一个玻璃屋。它像一个养鸟的笼,金丝雀们在这个精致的笼子里面吃饱喝足后,就专心欣赏着自己优美的羽毛和四周优美的装饰,从而已忘了自己的另外一方面的状态,甚至宁愿在这种审美意境中乐不思蜀,甘心把自由拱手让出。虽然这笼的本质仍然是铁屋,只不过“铁上添花”而已。就这一点来看,也许我们真的不需要大众启蒙式的高调呐喊了,但对自己个人的启蒙性反思可能是必要的:――因为,也许我们自己就是金丝雀儿们的其中之一。

2、同时也可以看到,新型知识阶层与商业文化的关系也是非常暧昧的,首先,他跟都市文明中“生产文化”的关系。如上所述,庞大的社会分工使得新型知识阶层从政治依附领域体制内分化出来进入在体制之外的社会市场领域。职业身份角色更模棱两可,权力压迫主要不再以显性的、直接交锋的、政府的方式出现,而是以隐性的、间接渗透的、非政府或亚政府的方式体现。比如,城市大规模生产的逻辑,工作制度规范中的计算理性,人与人之间的纯利益关系。文明进程中的无差异化劳动,按西美尔的表述:社会对个体的异化。其次,他跟都市文明中“消费文化”的关系。如果说,社会生产的逻辑是理性化的,但社会]消费也有其自身不同的逻辑,总体上表现为日益审美化,以弥补生产―工作―分配领域冷冰冰的理性纬度充斥,所造成的现代人审美(在这里主要指差异感觉)维度之不足。

很多批评者认为现代人越来越理性了,我倒以为,现代人在公共领域的“理性化”只是其表面特征(不得已而为之),在退回私人空间后,才能浮现出他们真实的情感诉求,如对个体差异感受,个性与自由,人际温情等心性的强烈渴望。而消费文化很巧妙的利用了(也满足着)现代人的这些情感渴望,比如,无差异社会大生产逻辑消弥了人的丰富个性自我,消费文化中的时尚商品则纷纷以动感、激情、展示自我、活力四射的个性化广告和风格化主题来满足;工作逻辑中的劳动强度和力度对现代人的压抑,消费文化中的旅游业则纷纷以自由,轻松,最好缓解压力途径等的休闲娱乐许诺来满足;交往理性造成的人际关系疏远隔膜,消费文化中的大商场会在持有贵宾卡的你生日那天送上一束温情脉脉的康乃馨来满足。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中认为“决不能把消费社会仅仅看作物欲主义的释放,因为他还是人面对无数梦幻般的,向人们叙述着欲望的,使现实审美幻觉化和非现实化的影象”,这样来看,消费的审美逻辑和生产的理性逻辑表面上看是对立或矛盾的,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被兼容性的纳入都市文明中,并达成了某种妥协平衡关系。

3、伴随着新型知识阶层的兴起,审美人也开始成为今天我们时代的文化偶像,蔡翔先生在《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一书里,从人文知识分子的角度这样描述:“知识分子陷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窘境,生活的日益贫困,使他紧紧攒住了口袋里的几个小钱,每天精确地算计着物价的上涨指数,而同小贩的缺斤少两的持久性战争则逐渐磨损着他们的理想与激情。”这种知识分子形象已经成为死去的史话,新的乌托邦童话又开始诞生!那么,新型知识分子形象是什么样子呢?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这样定义道:“美学人正在变成新的模特儿角色,他十分敏感,喜好享乐,受过良好教育,最重要的是有着精细入微的鉴赏力,他知道趣味问题是没有可争辩的,如此,在包围着我们的动荡混乱中,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安全感,他抛弃了寻根问底的幻想,潇潇洒洒地站在一边,享受着生活的一切机遇。”在当代中国,报纸杂志上,都市电视连续剧里,三环路上的巨大广告牌上可以看到这种男性的或女性的“美学人”形象。当然,在中国语境下也颇有中国特色:除了有点像波德莱尔笔下的高等纨绔子弟,还带有某种东方文人气味。既有中国老派传统士大夫的遗风,又有点像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文人的作风。他(她)不仅喝星巴克咖啡,也擅长品茶,他(她)不仅听巴赫,也爱读一读纳兰性德。他(她)不仅出入现代型的写字楼,也或许喜欢把住所布置的古色古香一些,陈逸飞的油画,仿制的老式油灯,机理细密的明清家具,杏花烟雨江南调子的纱橱。这都是他(她)的审美趣味。我不同意有人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增值导致美本身的贬值。美的物品本身是无功利的,不变的,只是现代人的审美心态发生了功利性的改变。我们在潜意识渴望将上述“审美趣味”据为己有,以一种狎昵的目光品位他们时,审美感动就很容易变成一种审美享受,进而再变成一种审美消费。这就是我们这个所谓审美消费时代的媚雅。

当然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美学人”偶像比起古代士大夫来,有着更复杂的内涵。而且它的“唯美主义”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不那么唯美的文化资本运作关系。――正如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所言:“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展现他们超凡脱俗和对物质性的世俗利益(如经济资本,钱,财产)的鄙视,但或许它们表面上的超然,正掩饰着其对聚集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所积累的地位与声望,可以十分有效地成为货币和权力的替代品)的兴趣。”“教养文化”在今天中国都市的流行可以窥豹一斑。

他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日益遥远,只有一个相似点:“受过良好教育,有精细入微的鉴赏力和趣味”,而没有其附带的“批判的立场”,“怀疑的精神”,“独立的思想”(哈贝马斯语),他们不需要反思,也不愿意反思,“抛弃了寻根问底的幻想”只需要“享受着生活的一切机遇”。也正因为此,它和公众的关系更加接近,因为“受过良好教育,有精细入微的鉴赏力和趣味”只是一种文化资本的投资与收益罢了,任何公众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努力获得,但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良好教育,需要生活机遇(至于这教育和机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美学人一脸的高深莫测。)也不是经济资本可以买来“审美鉴赏力的”,所以这种接近中又带了一种等级感和距离感,把大众中的暴发户分开。从而真正成为市民阶层的代言人,和一个遥远的偶像梦。

4、还需要看到的是,透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我们既可以看到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商业资本在其中的权力运作关系,同时也能看到权力之外,人性的真正情感诉求。我想从心理层面上进行一点较个人化、也许不够社会学化的思考:“美学人”的日常生活中,审美呈现既有“乐观高调的”一面,但这也许只是我们的时代制造出来的浮华英雄表像,也有“悲观低调的”另一面――浮华背后,美学人更真实的另一面,或者说,除了上述与公众领域结合得更紧密的这一种样式美学人外,还有另一种样式的美学人――与公众领域更为疏离,更为私人化和边缘化一些的美学人,他们也一样“受过良好教育,有精细入微鉴赏力和趣味”,也一样崇尚日常生活的风格化,也一样多少有审美自恋情结,但他们不是像上述主流定义的新型知识阶层那样,以心满意足,幸福潇洒的文化明星(就像电影明星,体育明星)形象出现的;相反,以更伤感的、悲凉的、脆弱的私人调子出现。这从“审美人”对吉米、村上春树、王家卫、李少红、普鲁斯特、安妮宝贝的极力推崇,对他们笔下的都市现代人悲剧宿命形象的共鸣、眷恋、沉醉、反复的腻味缠绵可以看出,然而,也必须注意的是,他们跟传统知识人也不一样,他们从来不关心宏大叙事,整个人类的解放与命运,他们只沉浸在个体的情感经验中,就像西美尔所言,“现代审美感觉主义为逃避外在异化的世界,而逃到转向内在的私人领域”,所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也可以表现在越来越浓郁的心理主义,印象主义,感觉主义的审美气息在私人领域的发散,包括今天比较受新型文化知识人欢迎的格调比较高的时尚杂志,不仅在纸张质感上,画面色彩上表达了精致的视觉效果,在语言文字上,多采用西美尔式的优雅微妙,纤细柔媚的精致文风,感官的精致化和情感的精致化是同源的。

高小康在《世纪晚钟――当代文化与艺术趣味评述》一书里分析过古典艺术的日常审美化现象,并提出一个问题:今天人们向古典艺术要求的是什么样的享受?他发现小资知识分子欣赏的大都是真正古典顶峰之后――后古典化的作品:玲珑微妙的希腊化雕塑,慵懒倦怠的罗可可画风,酒柜上的晶莹剔透的石膏复制品,电视中有优美视觉效果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包括理查德克莱德曼作为日常生活背景音乐的暧昧性,“由于这些精致艺术是一种浮出感性表层的触动,因而免除了人们反思的烦恼,对于既感到困扰有眷恋着都市文明的都市人来说,这种心灵触动成了是生存意识同物质现实相妥协的方式,听说读写唱等虚拟行动消解了针对现实的行动需要,变得有些像自欺。”有人说,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审美震惊,而只是审美陶醉,前者意味着接受主体向艺术境界的归附,情感反思必要时还可以成为实际的行动反抗。而后者则意味着自我为中心的自恋式回归。

单纯从个体心性情愫喜好角度看,我并不认为这一点涉及到权力资本的运作问题。拿《挪威的森林》来说,书本身从内容来讲,并无文化资本的信息,只是表达了现代人的一种伤感体验而已,完全可以作为一种个体阅读行为发生,但当本书一旦纳入公共领域,被纳入商业操作流程,就不再那么私人化,很可能跟文化资本争夺挂上钩来。时下有句口号,你不读村上春树就不够品位,就没有格调,于是读他成了一种高雅消费,一种文化投资,一种知识阶层身份认同,一种“美学人”的“非如此不可”!看来,消费文化无孔不入,最私人化,最边缘人的,最羞涩的情感都可以摆在公共的台面上。进而又对自愿进入公众领域的个人发生影响:认同这种“美学人”的审美自我设计的主流价值观。

所以,一个美学人(我们称之为尝试着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小资情调知识分子)的阅读行为(可以包括任何其他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行为)中隐含的动机和心理很有可能是相当简单的(审美无利害),也更可能是相当复杂的(既有私人化的,满足审美情感需要的一面,也有社会化了的,满足身份认同感需要的另一面),因人而异吧。

拿破仑说,“崇高和滑稽只是一步之遥”,可今天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复杂情景,无法用崇高或滑稽一言以蔽之,我们既需要坚持我们的批判立场,以更警惕的态度反思这一“美学人偶像”神话本身,同时,我们也需要放弃我们的精英立场,以更平等的心态接纳真正作为单独的个体生存着,想像着、追求着这一“美学人偶像”的现代人。因为也许,我们在享受我们批判的东西,在批判我们享受的东西。那么,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

来源:文化研究 作者:喻书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