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人——新的知识分子偶像?

按:此文原载于2003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谢谢导师陶东风先生发起关于审美消费主义批判的讨论话题,也谢谢他鼓励我选择与后现代美学相关的《西美尔笔下的现代人思想研究》做研究生毕业论文,让我间接而直接的遭遇(或说逼视)我处的时代和我自己本身。

记得当时我写信问导师:
“我更为关注的是从文化批判中看清处在文化裹狭中的自己。我足够的真诚吗?我站在怎样一个学术立场与生活立场?我是否潜意识里甚至还有些认同我所批判的东西——这个时代欲望和诱惑的东西如此纷繁,且如此不动声色的,暧昧的,迷离的。在他们头上还笼罩着一个神秘的字——美。这个时代,一切欲望都被美化了,所以一切都是合理的,眩晕感的,轻舞飞扬的!而消费社会正好不断地利用了我们这一点。不是吗?”

导师则给我回信道:

“我们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确是一种暧昧的关系,我们在享受我们批判的东西,在批判我们享受的东西,但是这似乎是西方底色批判理论家也难以摆脱的命运。但是这样的批判更具有自我反思的意味,能够走进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一晃,离毕业已经11年了。 而给我做毕业论文答辩的余虹老师也去世7年了……

补记于2015年10月

美学人正在变成新的模特儿角色,他十分敏感,喜好享乐,受过良好教育,最重要的是有着精细入微的鉴赏力,他知道趣味问题是没有可争辩的,如此,在包围着我们的动荡混乱中,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安全感,他抛弃了寻根问底的幻想,潇潇洒洒地站在一边,享受着生活的一切机遇。

――引言

64事件后和92南巡后,政治与经济双重挤压下的传统人文知识分子重新埋身于校园高墙之内――从广场回到岗位,“多研究些问题,少谈论些主义”形成共识。人文学科本身也日益技术化,专业化,学院化,这和在当今中国,政治问题不再作为价值问题,而是逐渐转换为技术问题有极大关系:一方面,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建立在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承诺上,而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另一方面,当局意识到,对意识形态以及重大人文科学问题(这些问题从来不可能是纯知识问题)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悬置与淡化(所谓不争论),这样一来,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密切关系就被技术知识分子取而代之。

知识分子与外部权力关系的变迁导致其内部精英结构的变迁,可以看到,九十年代之后,传统的与体制紧密结合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入边缘,而新的技术型知识分子成为主导。包括体制外的公司外企白领,中关村的技术精英,广告企划人,文化媒介人,先锋新潮艺术家,都市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时尚杂志报刊新闻工作者,也包括在公众领域频频亮相,相当于大众导师的新型学院专家教授们。这不仅只是知识结构和知识类型的重新分配,更是,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的重新分配。作为时代弄潮儿的他们,扮演着新的知识文化精英角色,操纵着新的话语霸权,引导着新的人生观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塑造着关于幸福生活的新的定义,新的欲望想象,新的神话。总而言之,接管着新的社会控制与统治方式。这便是传统知识阶层从中心到边缘后,新型知识阶层在当代社会网络关系中从边缘到中心的开始。

这里我想通过粗略分析新型知识阶层在当代社会网络关系中所处的立场和所显示的特征(横向上的关联性),同时顺带比较新型知识阶层与传统知识阶层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区别(纵向上的差异性):

1、首先,新型知识阶层与政治权力的暧昧关系,周作人有个很好的比喻:知识分子何去何从?走向“十字街头”?还是回到“塔”?从古代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传统知识分子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从94年的人文精神讨论可以看出来。但新型知识阶层文化人更注重的是对私人生活的关注,宁愿在私人空间里沉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这固然也有我们今天的公共言论空间仍然不自由的因素。当然,也许这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并不缺乏公共参与的热情,但不会再像当年的知识分子一样,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救世主”或“代言人”身份介入,而更多以一个普通社会公民的身份介入。而且,与其说是政治关怀,不如说是一种现实关怀,也许更多是关怀发生在周围身边,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实际问题。另外,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固然是好事,但技术知识分子的中心化也并不是没有隐忧的。按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的分析:“技术可以潜移默化地将人整合到现存的制度中,使人变成现存制度的驯服工具,导致人的批判之维的丧失,科学技术就由解放的潜在力量变为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辩护的意识形态。”

我想,批判精神的低调和渐进理性并不等于批判精神的淡化和悬置缺席,但新型知识阶层每天所见的,所闻的,所接触的所“衣食住行”的圈子越来越固定:美丽的中关村写字楼,美丽的sogo现代城家居,美丽的中友百货,美丽的首都时代广场,美丽的时尚生活杂志,美丽的怀旧酒吧等等。都市日常生活的审美幻象很容易使我们离真正的现实日益遥远:四环以外破旧的底层生存,现行教育制度暴露出的经济――文化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大量涌入城市的民工暂住证问题,《南方周末》反映出来的中国体制黑洞问题,真的与我们无关?既然我们本身极有可能也是这一体制运作的受益者。我们享受到的“日常生活审美呈现”也许就建立在它们的“日常生活的苦难呈现”之上!把目光仅仅放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会不会成为助长新的社会控制与统治方式的形成?

曾几何时,说到社会底层人们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时,许多人认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底层弱势人群所能够做的最现实的工作,就是去切实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这包括革新政治环境,切实地给这些人以平等的政治权利;革新立法和司法状况,切实地使这些人获得公正和公平的法律保护;革新经济秩序,使得这些人能够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获得自由的劳动与就业环境,并且能够有一个有人性的劳动保障体系为他们免去后顾之忧。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并非衣食无忧的贵族,从而它不是在救别人,而是在救自己,因为整个社会状况的改善不仅是他人的生活状况的改善,也是自己的生活状况的改善。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一体的,我们既不凌驾于他们之上,也不外在于他们,而是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致力于建设一个良好的公共生活环境而已。

然而,今天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新型知识精英的生存境况已经日益贵族化了,我们和他们不再是一体的。不再像当年鲁迅先生所言,我们和他们都在“铁屋中呐喊”,今天,他们还在铁屋里,我们却离开了铁屋,被装进了一个玻璃屋。它像一个养鸟的笼,金丝雀们在这个精致的笼子里面吃饱喝足后,就专心欣赏着自己优美的羽毛和四周优美的装饰,从而已忘了自己的另外一方面的状态,甚至宁愿在这种审美意境中乐不思蜀,甘心把自由拱手让出。虽然这笼的本质仍然是铁屋,只不过“铁上添花”而已。就这一点来看,也许我们真的不需要大众启蒙式的高调呐喊了,但对自己个人的启蒙性反思可能是必要的:――因为,也许我们自己就是金丝雀儿们的其中之一。

2、同时也可以看到,新型知识阶层与商业文化的关系也是非常暧昧的,首先,他跟都市文明中“生产文化”的关系。如上所述,庞大的社会分工使得新型知识阶层从政治依附领域体制内分化出来进入在体制之外的社会市场领域。职业身份角色更模棱两可,权力压迫主要不再以显性的、直接交锋的、政府的方式出现,而是以隐性的、间接渗透的、非政府或亚政府的方式体现。比如,城市大规模生产的逻辑,工作制度规范中的计算理性,人与人之间的纯利益关系。文明进程中的无差异化劳动,按西美尔的表述:社会对个体的异化。其次,他跟都市文明中“消费文化”的关系。如果说,社会生产的逻辑是理性化的,但社会]消费也有其自身不同的逻辑,总体上表现为日益审美化,以弥补生产―工作―分配领域冷冰冰的理性纬度充斥,所造成的现代人审美(在这里主要指差异感觉)维度之不足。

很多批评者认为现代人越来越理性了,我倒以为,现代人在公共领域的“理性化”只是其表面特征(不得已而为之),在退回私人空间后,才能浮现出他们真实的情感诉求,如对个体差异感受,个性与自由,人际温情等心性的强烈渴望。而消费文化很巧妙的利用了(也满足着)现代人的这些情感渴望,比如,无差异社会大生产逻辑消弥了人的丰富个性自我,消费文化中的时尚商品则纷纷以动感、激情、展示自我、活力四射的个性化广告和风格化主题来满足;工作逻辑中的劳动强度和力度对现代人的压抑,消费文化中的旅游业则纷纷以自由,轻松,最好缓解压力途径等的休闲娱乐许诺来满足;交往理性造成的人际关系疏远隔膜,消费文化中的大商场会在持有贵宾卡的你生日那天送上一束温情脉脉的康乃馨来满足。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中认为“决不能把消费社会仅仅看作物欲主义的释放,因为他还是人面对无数梦幻般的,向人们叙述着欲望的,使现实审美幻觉化和非现实化的影象”,这样来看,消费的审美逻辑和生产的理性逻辑表面上看是对立或矛盾的,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被兼容性的纳入都市文明中,并达成了某种妥协平衡关系。

3、伴随着新型知识阶层的兴起,审美人也开始成为今天我们时代的文化偶像,蔡翔先生在《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一书里,从人文知识分子的角度这样描述:“知识分子陷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窘境,生活的日益贫困,使他紧紧攒住了口袋里的几个小钱,每天精确地算计着物价的上涨指数,而同小贩的缺斤少两的持久性战争则逐渐磨损着他们的理想与激情。”这种知识分子形象已经成为死去的史话,新的乌托邦童话又开始诞生!那么,新型知识分子形象是什么样子呢?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这样定义道:“美学人正在变成新的模特儿角色,他十分敏感,喜好享乐,受过良好教育,最重要的是有着精细入微的鉴赏力,他知道趣味问题是没有可争辩的,如此,在包围着我们的动荡混乱中,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安全感,他抛弃了寻根问底的幻想,潇潇洒洒地站在一边,享受着生活的一切机遇。”在当代中国,报纸杂志上,都市电视连续剧里,三环路上的巨大广告牌上可以看到这种男性的或女性的“美学人”形象。当然,在中国语境下也颇有中国特色:除了有点像波德莱尔笔下的高等纨绔子弟,还带有某种东方文人气味。既有中国老派传统士大夫的遗风,又有点像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文人的作风。他(她)不仅喝星巴克咖啡,也擅长品茶,他(她)不仅听巴赫,也爱读一读纳兰性德。他(她)不仅出入现代型的写字楼,也或许喜欢把住所布置的古色古香一些,陈逸飞的油画,仿制的老式油灯,机理细密的明清家具,杏花烟雨江南调子的纱橱。这都是他(她)的审美趣味。我不同意有人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增值导致美本身的贬值。美的物品本身是无功利的,不变的,只是现代人的审美心态发生了功利性的改变。我们在潜意识渴望将上述“审美趣味”据为己有,以一种狎昵的目光品位他们时,审美感动就很容易变成一种审美享受,进而再变成一种审美消费。这就是我们这个所谓审美消费时代的媚雅。

当然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美学人”偶像比起古代士大夫来,有着更复杂的内涵。而且它的“唯美主义”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不那么唯美的文化资本运作关系。――正如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所言:“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展现他们超凡脱俗和对物质性的世俗利益(如经济资本,钱,财产)的鄙视,但或许它们表面上的超然,正掩饰着其对聚集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所积累的地位与声望,可以十分有效地成为货币和权力的替代品)的兴趣。”“教养文化”在今天中国都市的流行可以窥豹一斑。

他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日益遥远,只有一个相似点:“受过良好教育,有精细入微的鉴赏力和趣味”,而没有其附带的“批判的立场”,“怀疑的精神”,“独立的思想”(哈贝马斯语),他们不需要反思,也不愿意反思,“抛弃了寻根问底的幻想”只需要“享受着生活的一切机遇”。也正因为此,它和公众的关系更加接近,因为“受过良好教育,有精细入微的鉴赏力和趣味”只是一种文化资本的投资与收益罢了,任何公众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努力获得,但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良好教育,需要生活机遇(至于这教育和机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美学人一脸的高深莫测。)也不是经济资本可以买来“审美鉴赏力的”,所以这种接近中又带了一种等级感和距离感,把大众中的暴发户分开。从而真正成为市民阶层的代言人,和一个遥远的偶像梦。

4、还需要看到的是,透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我们既可以看到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商业资本在其中的权力运作关系,同时也能看到权力之外,人性的真正情感诉求。我想从心理层面上进行一点较个人化、也许不够社会学化的思考:“美学人”的日常生活中,审美呈现既有“乐观高调的”一面,但这也许只是我们的时代制造出来的浮华英雄表像,也有“悲观低调的”另一面――浮华背后,美学人更真实的另一面,或者说,除了上述与公众领域结合得更紧密的这一种样式美学人外,还有另一种样式的美学人――与公众领域更为疏离,更为私人化和边缘化一些的美学人,他们也一样“受过良好教育,有精细入微鉴赏力和趣味”,也一样崇尚日常生活的风格化,也一样多少有审美自恋情结,但他们不是像上述主流定义的新型知识阶层那样,以心满意足,幸福潇洒的文化明星(就像电影明星,体育明星)形象出现的;相反,以更伤感的、悲凉的、脆弱的私人调子出现。这从“审美人”对吉米、村上春树、王家卫、李少红、普鲁斯特、安妮宝贝的极力推崇,对他们笔下的都市现代人悲剧宿命形象的共鸣、眷恋、沉醉、反复的腻味缠绵可以看出,然而,也必须注意的是,他们跟传统知识人也不一样,他们从来不关心宏大叙事,整个人类的解放与命运,他们只沉浸在个体的情感经验中,就像西美尔所言,“现代审美感觉主义为逃避外在异化的世界,而逃到转向内在的私人领域”,所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也可以表现在越来越浓郁的心理主义,印象主义,感觉主义的审美气息在私人领域的发散,包括今天比较受新型文化知识人欢迎的格调比较高的时尚杂志,不仅在纸张质感上,画面色彩上表达了精致的视觉效果,在语言文字上,多采用西美尔式的优雅微妙,纤细柔媚的精致文风,感官的精致化和情感的精致化是同源的。

高小康在《世纪晚钟――当代文化与艺术趣味评述》一书里分析过古典艺术的日常审美化现象,并提出一个问题:今天人们向古典艺术要求的是什么样的享受?他发现小资知识分子欣赏的大都是真正古典顶峰之后――后古典化的作品:玲珑微妙的希腊化雕塑,慵懒倦怠的罗可可画风,酒柜上的晶莹剔透的石膏复制品,电视中有优美视觉效果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包括理查德克莱德曼作为日常生活背景音乐的暧昧性,“由于这些精致艺术是一种浮出感性表层的触动,因而免除了人们反思的烦恼,对于既感到困扰有眷恋着都市文明的都市人来说,这种心灵触动成了是生存意识同物质现实相妥协的方式,听说读写唱等虚拟行动消解了针对现实的行动需要,变得有些像自欺。”有人说,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审美震惊,而只是审美陶醉,前者意味着接受主体向艺术境界的归附,情感反思必要时还可以成为实际的行动反抗。而后者则意味着自我为中心的自恋式回归。

单纯从个体心性情愫喜好角度看,我并不认为这一点涉及到权力资本的运作问题。拿《挪威的森林》来说,书本身从内容来讲,并无文化资本的信息,只是表达了现代人的一种伤感体验而已,完全可以作为一种个体阅读行为发生,但当本书一旦纳入公共领域,被纳入商业操作流程,就不再那么私人化,很可能跟文化资本争夺挂上钩来。时下有句口号,你不读村上春树就不够品位,就没有格调,于是读他成了一种高雅消费,一种文化投资,一种知识阶层身份认同,一种“美学人”的“非如此不可”!看来,消费文化无孔不入,最私人化,最边缘人的,最羞涩的情感都可以摆在公共的台面上。进而又对自愿进入公众领域的个人发生影响:认同这种“美学人”的审美自我设计的主流价值观。

所以,一个美学人(我们称之为尝试着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小资情调知识分子)的阅读行为(可以包括任何其他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行为)中隐含的动机和心理很有可能是相当简单的(审美无利害),也更可能是相当复杂的(既有私人化的,满足审美情感需要的一面,也有社会化了的,满足身份认同感需要的另一面),因人而异吧。

拿破仑说,“崇高和滑稽只是一步之遥”,可今天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复杂情景,无法用崇高或滑稽一言以蔽之,我们既需要坚持我们的批判立场,以更警惕的态度反思这一“美学人偶像”神话本身,同时,我们也需要放弃我们的精英立场,以更平等的心态接纳真正作为单独的个体生存着,想像着、追求着这一“美学人偶像”的现代人。因为也许,我们在享受我们批判的东西,在批判我们享受的东西。那么,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

来源:文化研究 作者:喻书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