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直奔金牌》中的宣教士群体

纪念《直奔金牌》中的宣教士群体

喻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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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直奔金牌》主人公埃里克·利迪尔的赞誉,无论书评还是网评已经不少了。所以,我这里不再重述埃里克的丰功伟绩,而是换一个角度,说一说埃里克身边的普通人物: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岳父、同事以及他的妻子。

本书虽然以描写埃里克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为主线,但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宣教中国”的历史长卷。在这一历史长卷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埃里克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组宣教士群体的画像。

虽然,作者对他们着墨不多,但细细去寻觅他们的身影,或许会发现,这一无名群体给予我们的感动汇集起来,并不亚于埃里克这一英雄个体。

——引子

埃里克的父亲利迪尔牧师:

利迪尔牧师20多岁就来到中国,在中国的乡村传道30多年,当时,中国乡村的社会环境非常危险,常常有土匪、强盗出没,而且有暴乱发生。不仅如此,自然条件也非常恶劣,春天有戈壁沙漠刮来的沙尘暴;夏天超过37度的高温,屋子里也没有电扇;秋天总是下雨,雨后的淤泥有半米高;冬天则是大风大雪,零下20多度的严寒。另外,早期的来华宣教士是最不容易的,那时,中国的普通民众非常排斥基督教,以及宣教士。所以,利迪尔牧师花了很多时间徒步旅行布道,探访村民,传道的果效甚微,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使命。

埃里克的母亲玛丽:

作为宣教士的妻子,玛丽是非常了不起的。当时据说,要到中国做宣教士的妻子,必须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但玛丽却一直体弱多病,但她非常坚强,甘愿跟随丈夫在异国他乡过颠沛流离的生活。1900年,义和团运动大肆逼迫基督徒时,利迪尔牧师带着妻子玛丽逃跑,那时,玛丽身上还有7个月的身孕;1902年,为了到河北萧张县宣教,玛丽又随同丈夫坐几百路去偏远的乡村,路上既要担心土匪抢劫的危险,还要照顾两个襁褓中的孩子,一个2岁,一个才10个月,非常辛苦。

好不容易,孩子大了一点,一个8岁了,一个6岁了,但又不能把他们留在身边,因为中国没有合适他们受教育的学校,玛丽不得不把两个孩子送到英国的宣教士子弟学校,然后和丈夫继续留在中国宣教,由于宣教士七年才能回国述职一次,也就是说,父母和儿女必须忍受长达七年的分离。事实上,埃里克两兄弟在7年内,和父母相处的时光只有3个月左右!在其余骨肉分离的时间里,我们能体会到一个母亲的心肠吗?

后来两兄弟慢慢长大了,决定效法父亲,也到中国来宣教,玛丽本来很高兴,以为从此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了,但却发现,埃里克的哥哥罗伯特被派往的地方是中国的华南地区,离他们所在的华北相距千里之外,最后,悲伤中的玛丽给伦敦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非常感人:

自从他8岁以来,我们除了述职时间能看到他之外,其他时间一直都骨肉分离。不是说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引导,也不是说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不愿意面对和忍受经常分离的痛苦(如果必要的话),只因为我做母亲的心一直在呼唤着儿子。但是,如果上帝指示我,他的旨意和心意就是要我的儿子在汀州府为他工作,我也会顺从他的旨意,并且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唯有处在上帝要他所处的岗位上,才会将其恩赐发挥得淋漓尽致。

作者评论道:虽然宣教士是蒙上帝呼召,并得到上帝所赋予的超自然能力来事奉,但他们仍然也有绝对不容忽视的强烈的人性。利迪尔夫妇就像许多其他的宣教士一样,付上了极高的代价来服侍上帝和中国百姓。十五年以来大半的时间,玛丽都为着和两个儿子分离而苦恼,她的同工们最能感受到她对孩子那种强烈的思念。当他们考虑整个服侍工场紧迫需要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一个母亲的心肠。(《直奔金牌》P80—P81)

的确,这就是一个母亲的心肠。在这里,我们分明能看到玛丽亚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时的心肠。

埃里克的哥哥:

罗伯特,其实他年轻时代在体育方面的成就不亚于埃里克,但一毕业,他就选择和妻子到中国进行医疗宣教,当时有一位中国拓荒布道33年宣教士医生向年轻的罗伯特描述在中国的宣教体验:

这是一个危机重重且持续不断的国家,宣教士为人们的身体和灵魂所做的每一点工作,都是在水灾、饥荒、劫匪横行、政治腐败、战乱四起的状态下完成的。中文“危机”这个词包含了 “危险”和“机会”这两个词的特性,正因为此,无数宣教士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把福音带到罗伯特和埃里克的出生之地。(《直奔金牌》P80)

罗伯特很认真的听这位医生讲述,看到“中国的需要是毋庸置疑的”,也更加肯定了上帝的呼召:去中国拓荒布道。

罗伯特在中国服侍了16年,这期间,也像父亲当初一样,经常因为战火硝烟四处逃难;也像父亲当初一样,要和儿女长期分别——他们把小女儿送到英国宣教子弟学校,7岁的女儿眼泪汪汪地和他们在站台上说再见,因为下一次还要等7年!后来,罗伯特的儿子拉尔夫患了严重的疾病,需要回国精心治疗与照顾,罗伯特不得不离开他深爱的中国,但他写道:“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意志,都是向着中国和那块土地。”

还有埃里克的岳父:

麦肯齐,他在中国的河南差会呆了30多年,帮助接待了很多宣教士,1941年,日军大肆侵华后,强制关闭宣教站,解散宣教士,环境很严峻。这时候,麦肯齐在加拿大述职,但这位60多岁的老人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坚决要求回中国去。因为他觉得,河南差会是他的生命,在危难时节,那里的中国同事更需要他。

还有埃里克的许多同事:

为了赢得灵魂,他这些同事来到中国,不惜付上生命的代价。埃里克有的同事(斯卡利特)在路上被土匪开枪打死,有的同事(卡伦、卢克逊)和埃里克一起关到集中营,远离亲人,受尽艰苦;1945年被释放后,却仍然选择继续留在中国,重建新学书院,恢复宣教事工,他们这样说:“如果你在这里,就会体会到,目前中国人最需要我们帮助他们重新整顿基督教事工。我们岂能在这时离开他们?”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必要提那些虽然没有直接去中国宣教,但一直在苏格兰为中国的宣教事工守望祷告的英国基督徒,为这些宣教士的灵性成长祷告的英国基督徒;每次埃里克一回国,来听他讲中国宣教情势的观众都非常多。所以,我们能看到,当时,有无数外国基督徒在关注中国。

还有本国的牛津团契运动对这些宣教士的影响。埃里克宣教期间,曾经有一段时间感觉灵里非常枯干,觉得没有能力去服侍中国人。后来,他去拜访牛津团契运动的成员,按他们的教导,立志过一个完全降服于上帝的生活,后来,他们把牛津团契运动的原则推广到宣教士们的年度退修会里,这些原则要求他们严格实践信仰——绝对诚实;绝对圣洁;绝对无私;绝对的爱;正因此,宣教士们在中国的服侍更加有力量。

最后,特别要提一下埃里克的妻子芙萝:

芙萝跟婆婆,也就是埃里克的母亲一样,为了中国的宣教,牺牲了自己的小家。1941年,日军侵略,大部分宣教站被迫取消,但埃里克仍然选择留在中国,但芙萝当时怀孕了,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苏格兰。为了宣教,他们已经习惯了分离两地,但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永别!

在得知埃里克死讯后,芙萝非常难过,因为最小的女儿连爸爸也没见过!但一周以后,她就在信上这样写道:

我有时候被一种不真实的痛感或对未来的恐惧感所麻痹和吞没,然后里面却涌出信仰的力量来带领我度过,奇妙地坚固了我的信心。回顾以往,我有那么多可以感谢的事。上帝的供应是那么奇妙,我们曾经那么快乐过。我知道上帝按自己的心意在行事,即使在这样悲伤的事上也能够产生美好的果效。

我觉得埃里克和我在一起的短暂年日所享有的快乐,就像许多一辈子生活在一起的夫妇那么多。感谢上帝,使我有幸成为埃里克的妻子。

我只希望三个讨人喜爱又令我安慰的女儿,会学效埃里克的榜样,并跟随她们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行。(《直奔金牌》P290)

其实,当时她写这封信时,面临许多的难处:因为作为宣教士,埃里克很清贫,并没有留下什么积蓄,所以芙萝必须重新去找工作、租房子,赚钱支付三个孩子的学费,维持日常开销。想想看,一个弱女子,要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更让她难过的是,8岁的女儿还小,不能明白他们常常为爸爸祷告,盼望他平安回家,可是为什么神却没有听他们的祷告,居然让爸爸会死在集中营。尤其当他们看到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爸爸都回家了的时候,女儿说:“不公平!太不公平了!”想想看,芙萝怎样才能安抚孩子们受伤的心?

面对生存的艰难,还有情感的伤痛,芙萝仍然大有信心,并坚持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本书的倒数第二章叫“冲刺终线”,写埃里克的人生最后一刻;而最后一章叫“继续赛跑”,写埃里克去世后,芙萝如何挑起生活的重担,继续负起丈夫的遗志。

本书最后几段没有豪言壮语,但非常平静感人,摘录如下:

她在内心深处已经决定,要以她和埃里克所计划的那种方式来生活,并且抚养他们的女儿。

她会坦然地和女儿们谈论她们所知不多却深爱的父亲;当她们因为觉得被遗弃而生气时,她会试着去帮助她们了解,埃里克是多么的爱她们。

她会编制预算,不会浪费钱在不必要的花费上,但绝不会让她们觉得很穷酸。她们的房子会经常有朋友光顾,充满笑声、歌声和祷告。她们会去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倒不是因为这些是免费的,而是因为这些値得去看。

她会找到办法来付跳舞课的学费,每个月她会轮流带三个女儿出去共度专属于她们母女的一天。她们会到像“蓝厅”那种餐桌上铺着白桌布,上面摆着瓷器和水晶的高雅餐厅一起吃晚餐。她不是用那种场合来教她们礼节,而是借这个机会专心地与每一个女儿相处。她们会一起谈话,有一段很开心的时光。她们在家会吃有营养的食物,她会变换花样,而不是什么东西都煮着吃。

芙萝站起来,走到窗户边……在天上,安稳在天父膀臂里的埃里克也在那里看顾着她们

……埃里克的赛跑已尽,但她的赛跑正要开始。她立誓要甘心、热切地奔跑,然后在赛程将近时,昂首挺胸,在得胜的喜悦中冲刺终线。埃里克先走了,但有一天,她会再与他相会。

通过对上述埃里克身边人物的刻画,我们会震惊地发现,埃里克并不是一个牺牲的特例,而是一群人的牺牲。当时,有无数象埃里克那样的外国宣教士,包括他们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将血、汗、泪投在中国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身上。

埃里克也深知道这点,他知道,如果没有父母自幼的熏陶,没有宣教士子弟学校的教导,没有牛津团契运动的帮助,没有妻子的支持,没有伦敦会同事们的同工,他很难独自走上这条“宣教中国”的道路,所以,1931年,在他以体坛明星兼宣教士的身份回到英国,公众涌来欢迎他时,他这样说:

我接受你们的欢迎,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其他许多人的名义。无数人进入艰难险阻之地,默默无闻,为基督的缘故,冒着生命危险愿意奉献一切,回来之后却从来没有受到欢迎。我以他们的名义接受你们的欢迎。我觉得,我们应该时时记得那些为我们打下根基的前人,因着他们的缘故,我们这些后来的人的工作变得轻省多了。

在中国,传福音的人要出去进入人群当中。他们进到人们家里,睡在中国老百姓睡的地方,试着去了解那些人面对的问题。在那里,对每位基督徒最大的挑战,不是要求他有多大的勇气,而是要求他有耐心和同情心,能够坐在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身边,试着进入他们的感受,从他们的角度去面对他们的问题。

今天我要传递给大家一个信息。我们都是宣教士,我们负载着信仰,或信仰负载着我们。我们是在为上帝伟大的国度工作,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归向他们的元首基督,不再害怕承认基督是生命的主。”

我想,作为一名外国宣教士,埃里克都能这样看他的宣教,时隔77年后,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徒,我们更应该知道,我们能听到福音,能接受救恩,能比较轻省地开始我们手上的事工,都是那整整一代外国基督徒用生命换来的。若不是这群外国宣教士打下的根基,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艰难险阻之地。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珍惜传递了那么多年的火炬,并将之继续传递出去。

写作上文时,正好拜读了海平弟兄的文章《为主爱献身中国

非常感动,文末这样说:

戴德生牧师,为了神的托付和爱中国人的缘故,将自己,妻子和四个孩子的生命都献给了中国。陆义全牧师,自己和妻子及两个女儿均死在中国。他儿子陆德礼牧师唯一的儿子也死在中国。还有多少宣教士也像他们一样,将自己所有的都献给了神和神所爱的中国人呢?我们不知道。

这些宣教士们为什么要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去呢?他们完全放下了自己的文化,说中国人的语言,穿中国人的衣服,把自己变成了中国人,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甘愿贫穷饥饿,忍受颠簸流离之苦,疾病死亡之险,刀剑之危,丧子之痛,被辱骂,被弃绝,被石头打,鞭子抽,捆锁,监禁,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付上这些代价呢?

一位在华已二十余年的南韩宣教士,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回答说:“我们南韩人,只不过是一根火柴;而你们中国人,却是成捆的柴禾。神用我们,是为了点燃你们,只有中国被神复兴的火点燃了,才会带来真正的福音的复兴。”

一位忠心事主六十多年的老伯伯说:“因为神深深地爱了中国人。有人愿意为中国流血流泪,为福音付上代价,实在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中国,神也必对中国有更大的托付。如今,是中国教会回报这恩典的时候了。”

求主兴起二三十岁的同工,像提摩太一样被主使用;兴起四五十岁的同工,带来时代的复兴;兴起六七十岁的同工,以丰盛的生命去使别人的生命丰盛;兴起八九十岁的同工,站在守望楼上代祷儆醒。兴起这一代的弟兄姊妹来,撇下一切,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去到福音未得之地,完成主的重大使命。

是啊,求主兴起这一代中国弟兄姊妹来!

——这也许是对那一代外国宣教士群体最好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