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直奔金牌》中的宣教士群体
喻书琴
关于对《直奔金牌》主人公埃里克·利迪尔的赞誉，无论书评还是网评已经不少了。所以，我这里不再重述埃里克的丰功伟绩，而是换一个角度，说一说埃里克身边的普通人物：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岳父、同事以及他的妻子。
本书虽然以描写埃里克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为主线，但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宣教中国”的历史长卷。在这一历史长卷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埃里克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组宣教士群体的画像。
虽然，作者对他们着墨不多，但细细去寻觅他们的身影，或许会发现，这一无名群体给予我们的感动汇集起来，并不亚于埃里克这一英雄个体。
——引子
埃里克的父亲利迪尔牧师：
利迪尔牧师20多岁就来到中国，在中国的乡村传道30多年，当时，中国乡村的社会环境非常危险，常常有土匪、强盗出没，而且有暴乱发生。不仅如此，自然条件也非常恶劣，春天有戈壁沙漠刮来的沙尘暴；夏天超过37度的高温，屋子里也没有电扇；秋天总是下雨，雨后的淤泥有半米高；冬天则是大风大雪，零下20多度的严寒。另外，早期的来华宣教士是最不容易的，那时，中国的普通民众非常排斥基督教，以及宣教士。所以，利迪尔牧师花了很多时间徒步旅行布道，探访村民，传道的果效甚微，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使命。
埃里克的母亲玛丽：
作为宣教士的妻子，玛丽是非常了不起的。当时据说，要到中国做宣教士的妻子，必须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但玛丽却一直体弱多病，但她非常坚强，甘愿跟随丈夫在异国他乡过颠沛流离的生活。1900年，义和团运动大肆逼迫基督徒时，利迪尔牧师带着妻子玛丽逃跑，那时，玛丽身上还有7个月的身孕；1902年，为了到河北萧张县宣教，玛丽又随同丈夫坐几百路去偏远的乡村，路上既要担心土匪抢劫的危险，还要照顾两个襁褓中的孩子，一个2岁，一个才10个月，非常辛苦。
好不容易，孩子大了一点，一个8岁了，一个6岁了，但又不能把他们留在身边，因为中国没有合适他们受教育的学校，玛丽不得不把两个孩子送到英国的宣教士子弟学校，然后和丈夫继续留在中国宣教，由于宣教士七年才能回国述职一次，也就是说，父母和儿女必须忍受长达七年的分离。事实上，埃里克两兄弟在7年内，和父母相处的时光只有3个月左右！在其余骨肉分离的时间里，我们能体会到一个母亲的心肠吗？
后来两兄弟慢慢长大了，决定效法父亲，也到中国来宣教，玛丽本来很高兴，以为从此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了，但却发现，埃里克的哥哥罗伯特被派往的地方是中国的华南地区，离他们所在的华北相距千里之外，最后，悲伤中的玛丽给伦敦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非常感人：
自从他8岁以来，我们除了述职时间能看到他之外，其他时间一直都骨肉分离。不是说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引导，也不是说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不愿意面对和忍受经常分离的痛苦（如果必要的话），只因为我做母亲的心一直在呼唤着儿子。但是，如果上帝指示我，他的旨意和心意就是要我的儿子在汀州府为他工作，我也会顺从他的旨意，并且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唯有处在上帝要他所处的岗位上，才会将其恩赐发挥得淋漓尽致。
作者评论道：虽然宣教士是蒙上帝呼召，并得到上帝所赋予的超自然能力来事奉，但他们仍然也有绝对不容忽视的强烈的人性。利迪尔夫妇就像许多其他的宣教士一样，付上了极高的代价来服侍上帝和中国百姓。十五年以来大半的时间，玛丽都为着和两个儿子分离而苦恼，她的同工们最能感受到她对孩子那种强烈的思念。当他们考虑整个服侍工场紧迫需要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一个母亲的心肠。（《直奔金牌》P80—P81）
的确，这就是一个母亲的心肠。在这里，我们分明能看到玛丽亚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时的心肠。
埃里克的哥哥：
罗伯特，其实他年轻时代在体育方面的成就不亚于埃里克，但一毕业，他就选择和妻子到中国进行医疗宣教，当时有一位中国拓荒布道33年宣教士医生向年轻的罗伯特描述在中国的宣教体验：
这是一个危机重重且持续不断的国家，宣教士为人们的身体和灵魂所做的每一点工作，都是在水灾、饥荒、劫匪横行、政治腐败、战乱四起的状态下完成的。中文“危机”这个词包含了 “危险”和“机会”这两个词的特性，正因为此，无数宣教士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把福音带到罗伯特和埃里克的出生之地。（《直奔金牌》P80）
罗伯特很认真的听这位医生讲述，看到“中国的需要是毋庸置疑的”，也更加肯定了上帝的呼召：去中国拓荒布道。
罗伯特在中国服侍了16年，这期间，也像父亲当初一样，经常因为战火硝烟四处逃难；也像父亲当初一样，要和儿女长期分别——他们把小女儿送到英国宣教子弟学校，7岁的女儿眼泪汪汪地和他们在站台上说再见，因为下一次还要等7年！后来，罗伯特的儿子拉尔夫患了严重的疾病，需要回国精心治疗与照顾，罗伯特不得不离开他深爱的中国，但他写道：“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意志，都是向着中国和那块土地。”
还有埃里克的岳父：
麦肯齐，他在中国的河南差会呆了30多年，帮助接待了很多宣教士，1941年，日军大肆侵华后，强制关闭宣教站，解散宣教士，环境很严峻。这时候，麦肯齐在加拿大述职，但这位60多岁的老人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坚决要求回中国去。因为他觉得，河南差会是他的生命，在危难时节，那里的中国同事更需要他。
还有埃里克的许多同事：
为了赢得灵魂，他这些同事来到中国，不惜付上生命的代价。埃里克有的同事（斯卡利特）在路上被土匪开枪打死，有的同事（卡伦、卢克逊）和埃里克一起关到集中营，远离亲人，受尽艰苦；1945年被释放后，却仍然选择继续留在中国，重建新学书院，恢复宣教事工，他们这样说：“如果你在这里，就会体会到，目前中国人最需要我们帮助他们重新整顿基督教事工。我们岂能在这时离开他们？”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必要提那些虽然没有直接去中国宣教，但一直在苏格兰为中国的宣教事工守望祷告的英国基督徒，为这些宣教士的灵性成长祷告的英国基督徒；每次埃里克一回国，来听他讲中国宣教情势的观众都非常多。所以，我们能看到，当时，有无数外国基督徒在关注中国。
还有本国的牛津团契运动对这些宣教士的影响。埃里克宣教期间，曾经有一段时间感觉灵里非常枯干，觉得没有能力去服侍中国人。后来，他去拜访牛津团契运动的成员，按他们的教导，立志过一个完全降服于上帝的生活，后来，他们把牛津团契运动的原则推广到宣教士们的年度退修会里，这些原则要求他们严格实践信仰——绝对诚实；绝对圣洁；绝对无私；绝对的爱；正因此，宣教士们在中国的服侍更加有力量。
最后，特别要提一下埃里克的妻子芙萝：
芙萝跟婆婆，也就是埃里克的母亲一样，为了中国的宣教，牺牲了自己的小家。1941年，日军侵略，大部分宣教站被迫取消，但埃里克仍然选择留在中国，但芙萝当时怀孕了，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苏格兰。为了宣教，他们已经习惯了分离两地，但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永别！
在得知埃里克死讯后，芙萝非常难过，因为最小的女儿连爸爸也没见过！但一周以后，她就在信上这样写道：
我有时候被一种不真实的痛感或对未来的恐惧感所麻痹和吞没，然后里面却涌出信仰的力量来带领我度过，奇妙地坚固了我的信心。回顾以往，我有那么多可以感谢的事。上帝的供应是那么奇妙，我们曾经那么快乐过。我知道上帝按自己的心意在行事，即使在这样悲伤的事上也能够产生美好的果效。
我觉得埃里克和我在一起的短暂年日所享有的快乐，就像许多一辈子生活在一起的夫妇那么多。感谢上帝，使我有幸成为埃里克的妻子。
我只希望三个讨人喜爱又令我安慰的女儿，会学效埃里克的榜样，并跟随她们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行。（《直奔金牌》P290）
其实，当时她写这封信时，面临许多的难处：因为作为宣教士，埃里克很清贫，并没有留下什么积蓄，所以芙萝必须重新去找工作、租房子，赚钱支付三个孩子的学费，维持日常开销。想想看，一个弱女子，要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更让她难过的是，8岁的女儿还小，不能明白他们常常为爸爸祷告，盼望他平安回家，可是为什么神却没有听他们的祷告，居然让爸爸会死在集中营。尤其当他们看到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爸爸都回家了的时候，女儿说：“不公平！太不公平了！”想想看，芙萝怎样才能安抚孩子们受伤的心？
面对生存的艰难，还有情感的伤痛，芙萝仍然大有信心，并坚持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本书的倒数第二章叫“冲刺终线”，写埃里克的人生最后一刻；而最后一章叫“继续赛跑”，写埃里克去世后，芙萝如何挑起生活的重担，继续负起丈夫的遗志。
本书最后几段没有豪言壮语，但非常平静感人，摘录如下：
她在内心深处已经决定，要以她和埃里克所计划的那种方式来生活，并且抚养他们的女儿。
她会坦然地和女儿们谈论她们所知不多却深爱的父亲；当她们因为觉得被遗弃而生气时，她会试着去帮助她们了解，埃里克是多么的爱她们。
她会编制预算，不会浪费钱在不必要的花费上，但绝不会让她们觉得很穷酸。她们的房子会经常有朋友光顾，充满笑声、歌声和祷告。她们会去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倒不是因为这些是免费的，而是因为这些値得去看。
她会找到办法来付跳舞课的学费，每个月她会轮流带三个女儿出去共度专属于她们母女的一天。她们会到像“蓝厅”那种餐桌上铺着白桌布，上面摆着瓷器和水晶的高雅餐厅一起吃晚餐。她不是用那种场合来教她们礼节，而是借这个机会专心地与每一个女儿相处。她们会一起谈话，有一段很开心的时光。她们在家会吃有营养的食物，她会变换花样，而不是什么东西都煮着吃。
芙萝站起来，走到窗户边……在天上，安稳在天父膀臂里的埃里克也在那里看顾着她们
……埃里克的赛跑已尽，但她的赛跑正要开始。她立誓要甘心、热切地奔跑，然后在赛程将近时，昂首挺胸，在得胜的喜悦中冲刺终线。埃里克先走了，但有一天，她会再与他相会。
通过对上述埃里克身边人物的刻画，我们会震惊地发现，埃里克并不是一个牺牲的特例，而是一群人的牺牲。当时，有无数象埃里克那样的外国宣教士，包括他们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将血、汗、泪投在中国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身上。
埃里克也深知道这点，他知道，如果没有父母自幼的熏陶，没有宣教士子弟学校的教导，没有牛津团契运动的帮助，没有妻子的支持，没有伦敦会同事们的同工，他很难独自走上这条“宣教中国”的道路，所以，1931年，在他以体坛明星兼宣教士的身份回到英国，公众涌来欢迎他时，他这样说：
我接受你们的欢迎，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其他许多人的名义。无数人进入艰难险阻之地，默默无闻，为基督的缘故，冒着生命危险愿意奉献一切，回来之后却从来没有受到欢迎。我以他们的名义接受你们的欢迎。我觉得，我们应该时时记得那些为我们打下根基的前人，因着他们的缘故，我们这些后来的人的工作变得轻省多了。
在中国，传福音的人要出去进入人群当中。他们进到人们家里，睡在中国老百姓睡的地方，试着去了解那些人面对的问题。在那里，对每位基督徒最大的挑战，不是要求他有多大的勇气，而是要求他有耐心和同情心，能够坐在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身边，试着进入他们的感受，从他们的角度去面对他们的问题。
今天我要传递给大家一个信息。我们都是宣教士，我们负载着信仰，或信仰负载着我们。我们是在为上帝伟大的国度工作，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归向他们的元首基督，不再害怕承认基督是生命的主。”
我想，作为一名外国宣教士，埃里克都能这样看他的宣教，时隔77年后，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徒，我们更应该知道，我们能听到福音，能接受救恩，能比较轻省地开始我们手上的事工，都是那整整一代外国基督徒用生命换来的。若不是这群外国宣教士打下的根基，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艰难险阻之地。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珍惜传递了那么多年的火炬，并将之继续传递出去。
非常感动，文末这样说：
戴德生牧师，为了神的托付和爱中国人的缘故，将自己，妻子和四个孩子的生命都献给了中国。陆义全牧师，自己和妻子及两个女儿均死在中国。他儿子陆德礼牧师唯一的儿子也死在中国。还有多少宣教士也像他们一样，将自己所有的都献给了神和神所爱的中国人呢？我们不知道。
这些宣教士们为什么要到贫穷落后的中国去呢？他们完全放下了自己的文化，说中国人的语言，穿中国人的衣服，把自己变成了中国人，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甘愿贫穷饥饿，忍受颠簸流离之苦，疾病死亡之险，刀剑之危，丧子之痛，被辱骂，被弃绝，被石头打，鞭子抽，捆锁，监禁，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付上这些代价呢？
一位在华已二十余年的南韩宣教士，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回答说：“我们南韩人，只不过是一根火柴；而你们中国人，却是成捆的柴禾。神用我们，是为了点燃你们，只有中国被神复兴的火点燃了，才会带来真正的福音的复兴。”
一位忠心事主六十多年的老伯伯说：“因为神深深地爱了中国人。有人愿意为中国流血流泪，为福音付上代价，实在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中国，神也必对中国有更大的托付。如今，是中国教会回报这恩典的时候了。”
求主兴起二三十岁的同工，像提摩太一样被主使用；兴起四五十岁的同工，带来时代的复兴；兴起六七十岁的同工，以丰盛的生命去使别人的生命丰盛；兴起八九十岁的同工，站在守望楼上代祷儆醒。兴起这一代的弟兄姊妹来，撇下一切，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去到福音未得之地，完成主的重大使命。
是啊，求主兴起这一代中国弟兄姊妹来！
——这也许是对那一代外国宣教士群体最好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