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文/ 喻书琴

(写于2008年峥嵘创刊10周年)

激情和寻找

11年前的9月,18岁的我来到法大。

在新生欢迎大会上,听到江平校长这样的入校宣誓词:”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除人间之邪恶,守政法之圣洁!”反复默诵,心里明亮无数。

其实,初来乍到,岂能真正理解这宣誓词背后的深意?只是因为年轻,有着青春的激情,以及英雄主义式的自我想象,便很容易被”正义”、”公平”、”圣洁”等美好的字眼所吸引。

在初进大学的好奇劲和新鲜感逐渐消逝后,英雄主义情怀也逐渐消逝,大学生活似乎跟高中时代没有两样,而且,还比高中时代更严格,清晨六点就得起来早操。清一色的校服、清一色的行动、清一色的高中时代沿袭下来的思维模式。

然而,在这种整齐划一下,隐藏的是个体敏感的心灵,我们到底要往何处去?不是没有标准答案:思想辅导课,新生训导会常常开,然而,真实的成长,还是要靠自己慢慢摸索。

越来越多人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在学业上,而我觉得,深受小学、初中、高中应试教育如此久远的”毒害”,现在好容易解脱出来,我岂能重新作茧自缚?所以,上了大学,我最大的盼望就是自由地读自己真正想读的书。

阅读和思考

于是,学校图书馆的借阅处频频浮现一个小女生的身影,她带着近乎朝圣的心向这片浩瀚之海游去。

读到的第一本好书是蔡翔先生的《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讲述当代文学中的精神维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瓦解。因着这本书,我第一次听到人文精神这个词。从此就沿着这个词,向曲径通幽处寻觅过去。

但真正带我进入人文启蒙之旅的,却是一位仅仅比我大6岁的学子。他的名字叫余杰。

尽管余杰的文字偏激、不够严谨,随意性太强,但我依然感谢余杰在我成长过程中的提携。

一方面,余杰有很强的社会关怀意识。批判和反思的焦点始终立足于当下:当下的校园、当下的教育体制、当下的政界、当下的知识群体走向问题、当下的底层状况。这点特别能吸引敏锐的青年学子,如何从多年被定势化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以一种独立观察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尽管”批判的态度、怀疑的立场、边缘的状态”是他的写作方式,但最终的目的却是要树立人文关怀的价值立场。这与后现代式的”调侃式的批判、怀疑、边缘”大不一样。余杰骨子里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士大夫情怀。他文字中跃动着的那颗赤子之心感动了当年一代青年学子。

而我自己其实也是从诗经、屈赋、孔孟之言、鲁迅之文、琼瑶式爱情、金庸式传奇这一路古典传统中走过来的,对侠义道精神的担当、对君子人格(知识分子人格)的向往已经潜移默化到骨子里。所以,对余杰的书心有戚戚,几乎是注定的事。

从余杰书中,我第一次知道了许多当代东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名字:殷海光、陈寅炔、帕斯捷尔纳克、哈维尔……这样一群饱经个体性和时代性的苦难,却依然坚守理想主义立场,在金钱利诱和强权逼迫下都不肯低头的知识分子。在我19岁那年,25岁的余杰开启了一扇窗。窗外,是广袤的人文心灵史的长河。

 

写作和识友

读得多了,也想的多了,就渴望写点什么。

读大学后,不知是不是受了余杰文字的影响,开始写随感体的杂文,也开始更多关注当下。而我所能接触的当下无外乎自己所置身的大学校园了。校园的人、校园的事、校园的文化便自然成为我们最大的关注点。

初来法大,听到一句北大的疯子;清华的傻子;法大的痞子的评论,心里很是抵触,认为肯定是其他学校恶意的攻击,然而,进入法大半载,的确看到了某些不良现象,就像许多敏感而激进的大学新生一样,积郁于胸,便难免批评于笔了。

翻阅大一时几篇批判文章,其实是非常模式化的,先是针对某些法大学子的言论或行为,便拿来当作定罪的论据了——其实,这些所谓的论据并不充分,也未细加考证;接着,便急急地引发出一大堆批判,批判法大的功利之盛行、人文之衰败;最后,由批判转入感概,感概白衣飘飘的年代而今已成为遥远的绝响。感慨之余,大抵心中是充满不自觉的精神优越感的,所以文中会刻意营造出悲壮而凄美的文字风格,大有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况味。

当然,这个19岁的女孩子显然意识不到文字英雄理想主义情结下所深藏的精神优越感。不过,那个时候,毕竟对理想主义是认真的。

那时的我,不仅自己写文字,也会格外关注法大校园里其他人的文字。因着某些机缘,我竟意外地发现了几个读大一的同龄人的文字。常常会因为欣赏一个人的文字而欣赏写文字的人。最后这些人便成了我淡如水的朋友。

报纸和社团

一面自己写作,一面关注校园里他人的写作,于是,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创办一份报纸,一份属于我们这群97级人的报纸。

几乎是同时,眼前浮现出这份报纸的名字:江湖。是的,江湖,笑傲江湖、饮马江湖、仗剑江湖。何等气贯长虹、义薄云天的名字。

办报的想法日益在心中强烈起来,那时的我,其实仍然是非常内向的,但为着理想的缘故,反而有了一种豁出去的勇敢,于是,忐忑地跑到团委打听办报的事,管学生社团的赵云鹏老师倒是一个仁心宅厚的好人。他说,理想是好的,年轻人要有理想。我的心便安定了半分。不过,他又说,但是按学校规定,不能以个人名义办报纸,只能以社团的名义。而且江湖这个名字匪气太重,做报纸名不妥当,我的心便又凉了半截。没想到他继续说:你写一个创办社团的申请吧。再把名字改一改。

我大喜,便意识到赵老师基本上同意了。当然,我并不想办什么社团——社团意味著组织、架构、管理,非常繁琐,我不过一介书生,难以胜任此等大任,不过,我已经打定好主意,先找一些同道加盟社团,等第一份报纸出来了,我便赶紧让贤,邀有志之士接手之。

至于报纸的名字,江湖被否决了,心里觉得实在可惜,叫什么好呢?开始冥思苦想,后来,在室友陈璐的启发下,我们打开了毛主席诗词:”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你看看峥嵘这个名字怎样?峥嵘?倒也和江湖一样,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名字,却少了几分匪气,多了几丝雅气。于是,就这样敲定了。

接着,很顺利地通过了审批。峥嵘报社就这样诞生了。那是1998年的6月。我的大一即将结束。

暑假提前返校,和同班同学李延枫一起到法大东门外的饭馆拉赞助,居然筹集到充足的资金,要出刊了,很是振奋。

这份报纸的定位是什么?我问自己。记得办报之初,曾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堂吉珂德式的妄想而已。立刻,脑海中出现堂吉珂德的形象。是的,就是他了。虽然有点疯疯傻傻,但本质上却是真诚而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

从图书馆借来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珂德》,看到全书结尾处有一首墓志铭邈兮斯人,勇毅絕倫,不畏強暴,不恤喪身,誰謂痴愚,震世立勛,慷慨豪俠,超凡絕塵,臨歿見真。大为感动,也不顾最后一句似乎有自嘲之嫌,就决定将之作为《峥嵘》的创刊词。

然后,自己也激情洋溢写了一篇创刊文:你好,堂吉珂德!写完后,还觉得意犹未尽,心想,若在刊头峥嵘二字旁边配一副富有象征意味的小插画就更好了。很偶然的机会,在一本旧书上看到一副黑白版画:一位佩剑骑马的侠士跋涉于两座崇山之间,我觉得这真是对堂吉珂德精神再好不过的阐释。然后在报纸的中缝,我浓墨重彩地填上东林书院门上的一副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构想设计好后,请人打字排版印刷。很快,一千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就送到我手中了,那感觉就像是捧着一个刚诞生的婴儿,说不出的喜悦。

其实,从客观的角度看来,这份报纸错别字很多,版式设计也不美观,报纸印制的质量非常一般,文章的风格也太过统一——大多是批判与反思法大文化现状的文字,也就当年我自己比较偏狭的阅读和写作风格。不过,毕竟太年轻,就像堂吉珂德一样不够成熟,唯一值得纪念的就是一颗真诚而简单的心。所以,这第一张报纸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思想意义。

感谢与祝福

 因激情而寻找,因寻找而阅读;因阅读而思考;因思考而写作;因写作而识友;因认识笔友而决定出报纸,因出报纸而办社团。这就是我大一的足迹。

但自己年轻时并不是一个善始善终负责任的义人。所以从1998年9月第一期之后,峥嵘的路就开始蹒跚。但一晃十年,它居然走到了今天,为什么?那是因为一路上有很多的师弟师妹在扶持,它真的“携来百侣曾游。”

因着它,在法大四年,我认识了97级的苏伽林——对峥嵘最认真的人;98级的杨洋、程艳、熊斌;99级的雷小政、刘杰、杨明生;00级的翟运松、张翀。多年后,又认识了滕小燕、叶小静、王小波、张仁望、柳建树、施义。多年的多年后,又认识了顾兰兰、温靖、龙飞、杨龙等06、07级的孩子。感谢以上这些人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倾注在这个社团,感谢你们对峥嵘曾经的,或现在的,或将来的付出,也盼望有更年轻的大一大二孩子在峥嵘,更进一步说在法大,得到心灵的成长、得到品格的建造,得到友谊的温暖。

盼望你们为人为学为情为义,不负这四年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