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寂色校园

作者注:本章的隐含主旨如下:

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马太福音12章19—21节

虽然草是弱的,但压伤的芦苇,为何没有被折断?虽然光是弱的,但将残的灯火,为何没有被吹灭?虽然人是弱的,但这卑微的生命,为何还有仰望?

18年后的她,怀着柔弱的仰望,走进这座渐渐在薄暮中沉寂下来的校园。

校园外,原生家庭的阴霾,越来越远;应试教育的阴霾,越来越远;18年的暗色脉络与灰色记忆,越来越远……

而校园内,是否有她曾憧憬的“广阔而自由的光明世界”?

——引子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来到法大第一天的那一幕剪影。

这个女孩就那样独自坐着,在1997年9月的傍晚,在法大校园2号楼前面的台阶上,坐着,独自。行囊在一旁,负着二千里的风尘。

那晚,这所坐落在北京郊外的大学校园竟然如此沉寂,远处,似乎有山,灰蒙蒙的看不分明;而近处,是稀稀落落的柳树,路上偶尔会穿梭着几个晃晃悠悠的身影,但无人驻足。我想,这就是自己未来4年要就读的大学吗?但为何看起来萧瑟而荒寒?也许是秋天到了的缘故。也许是夜的缘故。然而,我还是有些不安了。

天黑得很快,但父亲还没有出来。他进去该有1个多小时了吧,我不由得转过身,把目光投向校学生会的后窗。窗子里灯火通明,谈笑风生。想必父亲和学生会的哪些学长们聊得很投机。我也很想进去,外面实在有些冷了。但我不敢。我一向怯于在人多的场合露面,更何况,有那么多的陌生人。

那么,只有继续等待了。于是,我再次坐下来。独自。

一个秋天,一个女孩,一个茫茫然的未来。

或许,这一天悄悄预示了我大一这一年的基调:灼灼桃夭,寂寂华年。

然而,最初还是充满热烈的。集体性的热烈。

在学校新生欢迎大会上,江平老校长讲话,一张鲜红色的小卡片发到每个新生手中。小卡片正面印着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徽:横着的是一架天平,竖着的是一柄利剑,粗看起来象一个黑色的十字架;而小卡片反面则印着四句入校宣誓词:“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除人间之邪恶,守政法之圣洁!”我反复默诵着这四句话,心里明亮无数。

其实,初来乍到,岂能真正理解这宣誓词背后的深意?只是因为年轻,有着青春的激情,以及英雄主义式的自我想象,便很容易被“正义”、“圣洁”等美好的字眼所吸引,我郑重其事地把小卡片放到学生证里,想,一切都和过去不一样了。

学校新生欢迎大会之后,还有年级迎新会、班级座谈会、宿舍联谊会、老乡会……一切都那么热烈。然而,热烈很快消逝了,在一切步入正轨后,初进大学的好奇劲和新鲜感越来越淡,我才发现,大学生活似乎跟高中时代没有两样,上课、下课、吃饭、午休、再上课、再下课、再吃饭、最后还有晚自习,而且,还比高中时代更严格——清晨六点就得起来做早操。而大家的目标也越来越一致:争取入党、争取考托、争取拿奖学金……

清一色的校服、清一色的行动、清一色的高中时代沿袭下来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整齐划一下,隐藏的是个体敏感的心灵,年轻的我不禁迷茫了:深受小学、初中、高中应试教育如此久远的“毒害”,现在好容易解脱出来,我岂能重新作茧自缚?这就是大学四年生活全部的意义吗?

不是没有答案,也有思想教育课,新生辅导会,然而,真实的成长,还是要靠自己慢慢摸索。宿舍里六个女孩子,单纯的陈曦、典雅的陈璐、聪明的王菲、耿直的赵霞、大姐式的邢琪、还有我。都是同样青涩的新人。

那时,仍然继续保持着从小写日记的习惯,有一篇便借着”做早操和买午饭”的经历表达了自己对机械化、模式化的抗拒与困惑。这也是我到了法大之后第一篇发表的文字,叫《大一日记》。

早晨

蓝的衣,绿的衣,整个世界涂抹成两大版块,在我眼中泛滥。前后左右上下平仄,一样的姿势,一样的动作,一样的表情,以及广播一样的声音。

天,真是很冷了,在这冷的天里,我看着整个世界:机械的臂、膊、头、脚,机械的飞舞,机械的冷,冷得只好让我缩回自己的壳里看着自己,然而,自己也竟然是愈来愈陌生的那种冷——机械的冷,竟然!

不由怔住,停了下来,想到的确是一句话:“人生就是一部机械运转着的马达。”是的,我停了下来,因为不甘心,不服气,还是对机械心理的不调和?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这种遗世独立的感觉并不好受。那么地孤注一掷,那么的楚歌四围,才明白我所谓的“遗世”只是某种被世界遗忘的遗世;我自嘲的“独立”只是某种鸡立鹤群的独立!于是,停了下来的我更加的冷。

我输了,在墨守成规的人生规律面前,我输得如此不堪一击!我继续机械运转我的马达,机械着那一样的姿势、动作、表情,飞舞、飞舞、飞舞……飞舞成一只冷冷的螺旋,却不懂为什么?为什么?

人生,又何尝不过如此?我螺旋飞舞着的,不过是深入骨髓的厌倦和落寞罢了,然而,厌倦也好,落寞也好,我不得不飞,不得不舞。

人在江湖,身,总是不由己的。

中午

从我到窗,或者,从窗到我,是整整二十个人。

从窗口延伸出去,一个头接一个头,蜿蜒成一条黑发的路,驿站是我这儿。

从我这儿看过去,看不见窗口,也看不见那二十张表情。但我可以想象,窗口有怎样暗香盈袖,热气沸鼎、箪味可口的诱惑,那二十张表情是怎样的去朝圣的感觉,或翘首而立,或望穿秋水吧。

人总是要等待的。一生又有多少这样的等待。等待小、初、高、大的接力赛,等待功名利禄的进化论。从小,我们就被告知,适者要生存,生存要竞争。人活着就是不停往前爬、望上爬、要立大志、成大业、干大事、铸大器,不能不等待,等待不也是一种竞争——耐心和毅力的竞争吗?

一个接一个,我前面的人满载而去了;一步接一步,我离窗口的路近了。忽然,觉得很累,我为什么要这样等待呢?等待,到底在于过程,还是在于结果?生命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等待么?

横看,是黑发的路;竖看,却是黑发的山,当你爬上山顶,包围着你的,除了高处不胜寒外,就只有世人尺度下得到的诱惑了。如果这些诱惑不是自己愿意的,喜欢的,真爱的呢?想到此,朝圣的感觉荡然无存,其实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罢了!如此鄙薄自己,以至准备放弃。放弃诱惑?心中一凛,难道等待那么久就是为了最后一刻的放弃?

取与舍之间,我递上饭盒和一份沉甸甸的无法后退的悲伤。

不禁自嘲着问自己,生存的压力和生活的尊严,究竟哪一个更重要?究竟,哪一个更重要?

在这种对主流教育体制的抗拒和困惑中,我开始把希望寄托在法大民间的社团活动上。

每年的10月,学校民间各社团都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招新活动。食堂门口的招新海报铺天盖地,令我们这些新生眼花缭乱。我默默地打量着,学生会、准律协、农研会……不,这都不是我兴趣之所在,自己情有独钟的仍然是文学,但举目望去,似乎文学社寥寥。直到有一天,终于看到中国政法大学通讯社(简称法通社)的大海报中有一行小小的字:“文学创作部”,便知道就是它了。

然而我是何等羞怯的女孩子,徘徊好几天,才带着十二分的紧张进入法通社的办公室,看到一个大眼睛、苹果脸,长得极甜美的师姐,她温柔地对我微笑,招呼的声音同样甜美。我的心便放松了。

按要求,每个报名文创部的新生都要交一篇作品上去。我回去后翻遍高中复读时候那本厚厚的文集,最后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一篇文字,关于古龙小说《天涯·明月·刀》的读后感交了上去。 在这篇文字的前面,我曾写下这样一段题记:“强者不是压倒一切,而是不被一切压倒——傅红雪。”那时,傅红雪,经历过无数不幸和伤害,却依然坚韧如山的傅红雪,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就连他的孤傲和落寞,也成了英雄气质的高贵象征。

很快,就得到录取通知。后来才知道,学长们看到我时大吃一惊,他们原以为此文出自须眉男生之手,没料到作者却不过是个瘦瘦弱弱、还极度内向的小女孩。

录取结束后,法通社两位学长开始给我们做人文培训。一位是潘丁师兄,讲五四文学的反思。他刚看完球赛,从足球明星一直讲到民国知识分子,时而旁征博引,时而自抒己见,风趣极了;一位是郭晔师姐,讲外圆内方的生活艺术。至今我还记得她气定神闲地站在讲台下面侃侃而谈,笑起来时嘴角带着酒涡的样子,很有亲和力;我一边认真地做着笔记,一边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他们,想到以后一定会常常听到这样的讲座,心里很是振奋。

然而,自两次人文培训讲座后,法通社就不再举办类似的思想交流活动,取而代之的则是每周一次的例会。十多个大一新生正襟危坐在那里,恭恭敬敬听着部长王静师兄讲话。这位师兄人很善良,但性格比较严肃,所以开会的气氛也就变得严肃起来。而副部长游月清师姐,也就是我见到的那个美丽的师姐,一边做例会笔记,一边笑盈盈地注视着大家,严肃的气氛便多了一丝柔和。部长讲完话后,轮到部员们自由发言了,大家都呆在那里面面相觑,我更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的新生渐渐融入进来,彼此变得熟稔,例会的气氛也就活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但只有我仍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尤其每次例会若迟到了,就会在门外徘徊良久,不敢贸然进去,唯恐所有人都会将眼光齐刷刷地投向自己。后来曾有一位社里的部员这样评价当时的我:“你大一时特别的内向,不敢正眼看人,无声无息的,就像一只小老鼠。”此评价再恰当不过。这种在公共场合的高度紧张感,是自小以来在家庭中造成的,初到大学仍是如此。

然而,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表面上不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但内心深处却相当渴望与人建立深度关联,只不过对于象我这样内向的人来说,无法靠开会交谈与人建立深度关联的,或许,文字交流是最合适的沟通方式。可惜,那时部里的文字交流机会很少,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开例会和拉外联上。其实,这些学长们也不过大我们一级而已,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带领这些师弟师妹们,所以,只能靠约定俗成的机制来维持社团运作。虽然,他们心里也希望彼此间能建立更深度的关联。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感到心灵的孤独,也许是每个大一新生都会有的孤独。

在这种普遍的孤独中,亲情成了大多同学的精神寄托,尤其很多女同学都非常想家,三天两头给家里打电话,常常打着打着就哭了。我则无动于衷,很少给家人电话,打也只是因为义务。见我如此漠视亲情,室友们颇为惊讶,问:“难道你不想家?”“家?有什么好想的呢?我正庆幸自己终于离家呢!”这种冷漠也影响了大家对我的印象。室友陈曦很多年后说,初到大学时,她甚至有点害怕我,因为我眼神显得很阴郁,不苟言笑的冷。

其实,我的内心是很渴望爱和温暖的。所幸,亲情不足以成为寄托时,还有友情,所以,上大学的前半年,给车胤中学的旧友写信,就成了我排遣孤独、交流情感的最重要方式。

1997年,仍然属于通讯的现代化程度很低的年代,没有手机可以发短信,没有电脑可以发邮件,甚至宿舍的电话只能打进不能打出,学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当然,那个年代打长途的电话费用相当高,所以,更多时候,鸿雁传书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而我大一时对写信的热爱就像高中时对小纸条的热爱一样——那是我整体灰色记忆中淡淡的明亮。

总觉得,一张纸,一支笔,一页信封,一枚邮票的感觉很古典,缓慢而悠长的情致是今天的电子邮件无法能领略的。买上很漂亮的信笺纸,管寸之间,把所有的心情——迷茫的、怀旧的、暗淡的、喜悦的心情都摊开来。写完后,将纸叠成心型,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写上对方的邮编、地址和名字,而落款处却故意不署名,想象对方收到信后惊讶的表情,自己不由得得意地微笑了。有时还在信封里夹上在校园小径深处捡到的一朵花或一片枫叶,最后,贴上邮票,小心翼翼地投到绿色的邮筒里。然后以“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心情,等待对方回信。同样,收到回信后,很小心地沿着信封口用小刀裁下来,一点点展开信纸,一点点的读,再一点点折好信纸,放回信封。比较特殊的信还会塞在枕下入梦。有闲情的日子,便将自己所收到的信一封一封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用丝带扎成一束束,这种感觉很是美好。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旧友都有了各自在大学的不同生活轨迹,我日益意识到,大家能够共鸣的话题越来越少。这种通信更多变成一种独白和倾诉,而非双向意义上的交流和分享,如果通信只是一种怀旧式的逃避,对于心灵的成长又有何益处呢?

或许我太敏感,当察觉应试教育无法安顿心灵、社团活动无法敞开心灵,通信往来也无法慰藉心灵时,我再次将目光投向书籍。从小我的精神支柱就是书籍,觉得只有阅读的时候,才能摆脱面对日常人事的紧张不自如,使心灵才能达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境界,到了大学,我的精神探索同样从阅读开始。

上大学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自由自在地读自己真正想读的书。好不容易,终于等到学校图书馆的借阅证发下来了,便带着近乎朝圣的心情向这片浩瀚之海跑去。那个年代学校图书馆还没有实现开架阅览,更没有计算机借阅系统,所有的图书目录卡片都放在如鸽子笼般的小抽屉盒子里。我常常一盒接一盒、一张接一张地,细细翻阅着那些陈旧的、发黄的、散发着霉味的卡片,细细辨认着用漂亮的楷体字写在上面的书名。这些书名都是那么的陌生,我居然从未听说,实在是惭愧,便更加深了“好读书、读好书”的志气。遇到心动的书名,我便赶紧抄下来,每每抄了一大串清单,却还得忍痛割爱地划掉好些书名,因为,一次只能借5本,于是,便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对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书名致歉:下次吧,下次一定带你们走。

尽管,用这种古老的方法寻觅好书的过程艰难而漫长,但我倒也乐在其中。尤其,当书终于借到手时,欢天喜地的心情真是无法言表。每本书的封底会夹着一张小小的借书登记卡,上面记载着借书人的学号和借书时间,我便会根据学号来推测都有哪一级的学长们,在他们哪一年的时候借过此书?他们读这本书的感受是什么?想象这本书曾在好些人的青葱岁月里被阅读、被传递、被时光流转。心里面会涌上某种温暖而神秘的感觉。

可惜,作为一所政法院校,法大拥有的文学类书籍并不多,大概借的人也多,很多好书常常借不到。失望之余,便常常跑到学校附近的蓝梦书店过过书瘾,一站两三个小时,也不觉得累。那时,生活费有限,书自然是舍不得轻易买的。不过也有例外,往往在书架最底层,会有一些非常便宜的处理书,而这其中说不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一日,我便发现了这样一个极大的惊喜:那本书皱巴巴地蜷缩在角落里,所有的书页边角都被水渍染黄了,并全黏在一起,需要一页一页拆开。看上去真是惨目忍睹,然而,我还是被那本书的书名吸引住了:《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多么伤感的书名!再一看,封面上有这样一段简介:

“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对市场的浪漫憧憬已经终结。市场经济的体制确立,一方面导致了经济的繁荣,而另一方面又鼓励了平庸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等等曾经被知识分子赋予精神激情的口号,现在被填注进“私利”的涵义,并作出种种世俗性的阐释……”

虽然似懂非懂,但还是格外感动,便如获至宝地买了下来。回去后,读了一遍又一遍,该书通过对当代许多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展示了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维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瓦解的过程。在阅读中,年轻的我渐渐被作者蔡翔先生那种激情、痛楚、和深深的精神忧患意识吸引住了。

这是我在大学期间买的第一本书,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人文精神”这个词。并且,一见如故。

然而,真正带我进入人文启蒙之旅的,却是一位仅仅比我大6岁的学子。他的名字叫余杰。

1998年的春天,在北大念研究生二年级的余杰出版了他的抽屉文学处女作《火与冰》,而1998年的春天,在法大念大学一年级的我,正模模糊糊寻找某种东西,某种可以点燃青春激情,与心灵相契合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余杰,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似乎年轻的我想要表达、想要找寻、想要为之燃烧的东西,都蕴含在他的书里面了。

当然,从治学的角度来看,余杰的文字问题颇多,例如立论先入为主,论据却不够严谨;断章取义,随意性太强;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够平衡和全面。但我这里无意评价余杰,只是想表述19岁的我为何会喜欢上25岁的他的文字。

一方面,吸引我的是他书中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最能引起青年学子共鸣的应该是他关注的焦点始终立足于当下:当下的校园、当下的教育体制、当下的知识群体走向问题、当下的底层状况。作为一个大一学生,我渴望的是如何从多年被定势化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以一种独立观察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余杰带给我的正是这样一种全新的角度。

另一方面,吸引我的是他书中真诚的古典价值立场。尽管“批判的态度、怀疑的立场、边缘的状态”是他的写作方式,但最终的目的却是要树立人文关怀的价值立场。这与后现代式的“调侃式的批判和怀疑”大不一样。从他文字中对天真、朴素、怜悯、崇高等古典品质的推崇,可以看出,余杰骨子里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士大夫情怀。恰好我自幼也是从诗经、楚辞、孔孟之言、鲁迅之文、琼瑶式爱情、金庸式传奇这一路古典传统中走过来的,对侠义道精神的担当、对君子人格的向往已经潜移默化到骨子里。所以,对余杰的书心有戚戚,几乎是注定的事。

当然,除了社会关怀意识和古典价值立场的原因外,余杰阅读视野之阔、写作涉猎之广也令我惊叹不已。尤其他对近当代东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评论,让我大开眼界。也正是因为余杰的介绍,我开始知道殷海光、陈寅恪、帕斯捷尔纳克、哈维尔……这样一群饱经个体和时代的苦难,却依然坚守理想主义立场,在金钱利诱和强权逼迫下都不肯低头的知识分子。然而,他们的命运终究是寂寞而苍凉的。所以,在感动之余,我总是有悲哀得想恸哭的冲动。

1998年的春天,我一页一页翻着余杰的《火与冰》,遇到那些让我感动的文字,便一丝不苟地抄录到那本墨绿色的笔记本上,反复阅读、并默诵于心。抄得累了,便掩卷望着书楣上这位带着眼镜的25岁大男生,钦敬地想:“如果当我25岁时,能达到余杰那样的思想境界,大学生活也就无憾无悔了!”

2008年的夏天,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重新将余杰的《火与冰》还有《铁屋中的呐喊》拜读了一遍,仍然会有复杂的感动,但细观11年前自己所钟情的这些文字,并不会觉得是什么机珠之言,神来之笔,但这又何妨呢?11年后,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余杰,在我19岁那一季,25岁的他所开启的一扇窗。而窗外,是广袤的心灵史的长河。

读得多了,也想的多了,就渴望写点什么。

我在高中时代写的文字多属于小桥流水的散文和小小说,读大学后,不知是不是受了余杰文字的影响,开始写随感体的杂文,也开始更多关注当下。而我所能接触的当下无外乎自己所置身的大学校园了。校园的人、校园的事、校园的文化便自然成为我最大的关注点。

记得初来法大,听到一句“北大的疯子;清华的傻子;法大的痞子”的评论,心里很是抵触,认为肯定是其他学校恶意的攻击,然而,进入法大半载,的确看到了某些不良现象,就像许多敏感而激进的大学新生一样,积郁于胸,便难免批评于笔了。

翻阅大一时几篇批判文章,其实是非常模式化的三段论:“找论据——作批判——发感概”。首先,速速地针对某些法大学子的言论或行为拿来当作定罪的论据。其实,这些所谓的论据并不充分,也未细加考证;接着,便急急地作出一大堆批判,批判法大的功利之盛行、人文之衰败;最后,再长长地引发出一大堆感概,感概白衣飘飘的年代而今已成为遥远的绝响。感慨之余,大抵心中是充满不自觉的精神优越感的,所以文中会刻意营造出悲壮而凄美的文字风格,大有“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况味。

当然,这个19岁的女孩子显然意识不到文字“英雄理想主义”情结下所深藏的精神优越感。不过,这些东西会在以后的岁月中浮出表面,直到她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致命伤。

所以,还是原谅她吧,毕竟,那个时候,她对理想主义是认真的。

有道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那时的我,不仅自己写文字,也会格外关注法大校园里其他人的文字。因着某些机缘,我竟意外地发现了几个读大一的同龄人的文字。常常会因为欣赏一个人的文字而欣赏写文字的人,如写小说的张逊,写诗的罗南鹏,虽然只是远远的君子之交。

因阅读而思考,因思考而写作,因写作而识友,到了大一将近结束,我竟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创办一份报纸,一份属于我们这群97级人的报纸。几乎是同时,眼前浮现出这份报纸的名字:“江湖”。是的,江湖,笑傲江湖、饮马江湖、仗剑江湖。一个气贯长虹、义薄云天的好名字。 

这一想法其实暗藏在心底很多很多年了:初中时也曾和好友芦春梅成立了一个诗社,可惜只写过几首诗就不了了之;而高中时又曾和好友殷艳创立过一份小报,可惜只办了一期报就无疾而终;而今,青春的梦想又重新被点燃。

办报的想法日益在心中强烈起来,于是,便开始悄悄地咨询一些做社团的学姐,有的说要取得团委的审批很难,有的说即使团委批准了,办报的经费还要靠自己筹集,维系下去也很难。不过,她们都鼓励我不妨到团委试一试。

那时的我仍然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孩子,但为着理想的缘故,反而有了一种豁出去的勇敢,于是,忐忑地跑到团委打听办报的事。管学生社团的赵云鹏老师倒是一个仁心宅厚的好人。他说:理想是好的,年轻人要有理想。我的心便安定了半分。不过,他又说:但按学校规定,不能以个人名义办报纸,只能以社团的名义;而且江湖这个名字匪气太重,做报纸名不妥当呀!我的心便又凉了半截。没想到,他继续说:你要不写一个创办社团的申请,再把名字改一改吧。

我大喜过望,便意识到赵老师基本上同意了。当然,我并不想办什么社团——社团意味著组织、架构、管理,非常繁琐,我不过一介书生,难以胜任此等大任,不过,我已经打定好主意,先找一些同仁加盟社团,等第一份报纸出来了,我便赶紧让贤,邀有志之士接手之。

至于报纸的名字,“江湖”被否决了,心里觉得实在可惜,叫什么好呢?开始冥思苦想,后来,在室友陈璐的启发下,我打开了毛主席诗词:“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她问:你看看峥嵘这个名字怎样?我想了想,峥嵘倒也和江湖一样,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名字,却少了几分匪气,多了几丝雅气。于是,社名就这样敲定了。

与此同时,意气风发地写信给罗南鹏等几位写文字的同仁,邀请诸君加盟,还引用了鲁迅先生在老槐树下做古钞时,钱玄同邀之办《新青年》的劝说之语:“我们办报的宗旨就好比铁屋中的呐喊……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不过,他们大都自由自在地做文学青年惯了,只愿投投稿,码码字,不太愿意受一个组织约束,所以应者寥寥。最后,反倒是有一个不怎么写文字的非文学小青年苏伽林,听到我要办社团的事,很认真表示愿意加入,并从此成为我很得力的朋友。

接着,很顺利地通过了审批。《峥嵘》报社就这样诞生了。那是1998年的6月。我的大一即将结束。

很快便放暑假了。我并不想回家,但考虑到自己从没有正式办报纸的经验,还是应该到家乡的报社去实习一下,学点编辑排版的经验,以为将来办好《峥嵘》做准备,于是,便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家里的空气仍然是紧张而淡漠的,窒息得很,便速速地想逃离,在姨夫的介绍下,我来到县城的唯一一家报社进行实习。主编递给我一大摞旧报纸,说:“小同志,你先研究研究我们的报纸吧!”于是,便认认真真地研究起报纸来。然而,翻来覆去不过是什么县长讲话、红头文件,全县形式一片大好。偶尔有一些文艺副刊,登点风花雪月的小散文,看多了,也无甚新意。其实,我自己是期待南方周末那样反映民生疾苦的新闻报道。但作为一份机关报纸,这怎么可能呢?接下来的日子,便对着一方桌、一壶茶、一张报纸研究过去了。

然后,终于有一天中午,我悄悄溜出去察看民情,结果看到马路上一条取缔客运摩托车的官方通告,客运摩托车是我们家乡,或说,是中国许多南方小城市街道上的一大风景。60%的车主都是失业下岗工人,但这一红头通告贴出来,显然意味着这近千辆车主将面临再次失业。我当时颇为震惊,直觉里面一定有很多黑幕。于是开始去大街小巷中去采访一个又一个的摩托车司机,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又想着借助法律手段为他们声张正义,同时借助舆论手段为他们打抱不平,没想到最后遭到种种压制。那时,年轻的我缺乏社会经验,性格又相当不成熟,受到一点打击便心灰意冷离开了报社。还为此写了一篇纪实文章《第一步》,发表在《中国大学生》杂志上。

也就在此期间,家乡又开始发洪水了——作为一个长江边上的县城,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洪水,早已司空见惯了。然而,没想到,洪水越来越大,最后竟导致98年特大洪水事件。很快,县城开始戒严,有消息传开,通往外界的交通即将中断,而家里的气氛似乎也更紧张了。在这种局势下,我便决定立刻返回北京。

返校后,才得知家乡虎口脱险,水位居然奇迹般地退了下去。心总算放了下来,然后开始考虑《峥嵘》这份报纸的资金问题。

据了解,出一期报纸大约400元左右,比较大的社团办刊物会有团委资助,但小型社团就得自谋生路——向周围的律所、书店、饭馆等场所拉赞助。而作为交换条件,社团会提出帮这些赞助单位张贴商业海报或商业广告。

政法大学西门外,林立着大大小小的饭馆。我便一家一家地侦查过去。当年我是何等腼腆的女孩子,在学长面前都难免紧张,更不用说面对这些陌生的叼着烟的老板们——这比写文字可是难多了!所以,我总会在某饭馆门外徘徊半天,先看看老板是否面善,然后考虑如何开口,最后,等逮着对方空闲下来的时间,便硬着头皮冲进去,怯生生地说明来意,还要忍受对方或漠然或怀疑的目光,然而得到的还是拒绝,而且拒绝的理由也很一致:几个月前别的社团刚刚来过。

遭遇拒绝,起初心里还有些羞愧,到后来反而越来越坦然。因为知道自己是为了理想的缘故。有什么可羞愧的呢?反而越来越萌发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了。

非常感恩的是,隔壁宿舍的女同学李延枫看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太单薄,便主动帮我一起去拉赞助,我们很快便遇到一位新开张餐厅“西贝面馆”的年轻老板,由于对方也同样是事业新开张,多少能理解我们起步的艰难,也多少能欣赏我们创业的激情,很爽快地给了我们400元,条件是让我们给他印几百张餐厅的打折卡。这样,便有了第一笔赞助。

首战告捷后,又在室友陈璐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和一家大饭店达成协议,条件是给他们印名片,另外开学时给该饭店做一期商业海报。这样,便有了第二笔赞助。到了开学之初,我居然陆陆续续地筹集到了一千来块钱,足够办2期报纸了,便赶紧金盆洗手,开始下一步的计划——出刊。

十一

我问自己:这份报纸的定位是什么?

记得办报之初,曾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堂吉珂德式的妄想而已。立刻,我脑海中浮现出堂吉诃德的形象。是的,就是他了!虽然有点疯疯傻傻,但本质上却是真诚而激情的理想主义者!

于是,从图书馆借来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看到全书结尾处有一首墓志铭:

邈兮斯人,勇毅绝伦,不畏强暴,不恤丧身,谁谓痴愚,震世立勋,慷慨豪侠,超凡绝尘,临殁見真。”

大为感动,也不顾最后“临殁見真”四字似乎有自嘲之嫌,就决定将之作为《峥嵘》的创刊词。然后,自己也激情洋溢写了一篇创刊文:“你好,堂吉诃德!”写完后,还觉得意犹未尽,心想,若在刊头“峥嵘”二字旁边配一副富有象征意味的小插画就更好了。很偶然的机会,在一本旧书上看到一副黑白版画:一位佩剑骑马的侠士跋涉于两座崇山之间,便觉得实在是对堂吉诃德精神再好不过的阐释。最后,在报纸的中缝,我浓墨重彩地填上东林书院门上的一副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构想设计好后,我拿着一堆稿件跑到校刊编辑部,请一位学姐打字排版,又交给一家专门为法大社团印刷学生刊物的小印厂出片。很快,一千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就送到我手中了,那感觉就像是捧着一个刚诞生的婴儿,说不出的喜悦。

其实,从客观的角度看来,这份报纸错别字很多,版式设计也不美观,报纸印制的质量非常一般,文章的风格也太过统一——大多是批判与反思法大文化现状的文字,也就当年我自己比较偏狭的阅读和写作风格。不过,毕竟太年轻,就像堂吉珂德一样不够成熟,唯一值得纪念的就是一颗真诚而简单的心。所以,对我而言,这张报纸的青春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思想意义,犹如年轻时代沈庆那首青涩的歌《青春》:

青春的花开花谢
让我疲惫却不后悔
四季的雨飞雪飞
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
轻轻的风轻轻的梦
轻轻的晨晨昏昏
淡淡的云淡淡的泪
淡淡的年年岁岁

第二章:残色少年

作者注:本章的隐含主旨如下:

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耶利米哀歌3章27到33节

从幼年到童年,从童年到少年,成长的足迹为何更残缺不堪?人在幼年负轭,原是好的么?当独坐无言、当口贴灰尘、当由人鞭打腮颊么?

在原生家庭、应试教育和所纠结的暗色成长脉络中,她如何掩口残喘?在书籍和友情所交织的亮色成长脉络中,她又如何仰望美善?

在这两种成长脉络相反的张力中,她会形成怎样抵牾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婚姻观?又会拥有怎样复杂的个体性情?

——引子

高中时代开始了,那个渴盼着的二十岁,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飞翔的年纪,远远看不到、听不到、也等不到。而我,仍不得不一步一坎地捱过这灰色雾气形成的隧道,没有尽头的隧道……

高一时,家里的空气变得更加荒寒。或许因为我是出钱才上的重点高中,而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当着家人的面将我数落一顿,又常当着邻人的面将我奚落一番,而我仍然是唯唯诺诺,躲躲闪闪,见到父亲就像老鼠见到猫似的恐惧,于是我们大院里的人便常常将我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看我的表情充满了优越的怜悯,犹如对待祥林嫂一般;我自尊心受到如此伤害,不仅恐惧回家,连每日穿越大院也恐惧起来。

于是,我每天思考的事就是如何逃走,逃出父亲巨大的命运之手。在无数个被责骂的夜里,我都幻想着拥有阿拉丁神灯,只要一分钟,只要擦一下,就这么着,轻轻擦一下,灯神使者就来了:“我的女主人,你要我做什么呢?”“请带我走,越快越好,越远越好!”然而,没有神灯,也没有灯神,更重要的是,没有钱。那时,读《倚天屠龙记》。少年张三丰不堪同门师兄弟欺辱,跑到武当山,却成了一代大师。我也萌发了出家的念头,我想象自己跋山涉水,浪迹天涯,终于来到峨眉,主持定会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孩子,你受苦了!”然后,苦尽甘来,我在庵里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这美好想象的前提条件却被我忽视了——我没有钱,连一张到省城的汽车票都买不起!

而学校也同样压抑,在这样一个人才云集的重点班级,竞争格外激烈,气氛也格外紧张。大家都不苟言笑,埋着头拼命用功,唯恐周围人超越自己。同学们太优秀了,就显出我的蠢笨来,我完全听不懂那些代数方程式,便常常在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的课上昏昏入睡,这位老师看我的眼神便日益冷峻起来。

那时我和卢春梅和李华华都不在同一个学校了,但我在家庭和学校双重的孤独中却仍渴望友谊。但我在家庭和学校双重的孤独中却仍渴望友谊。这时我注意到,同学中有一个叫殷艳的农村女孩,成绩非常优秀,但不像其他同学那样骄傲自负、争强好胜,相反,她性格极为谦和腼腆,一说话就爱脸红,声音细细的,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只柔顺安静的小羊羔。此外,她象我一样也不善交际,孤僻内向。

于是,我在踌躇好久后,终于给她写了一封匿名信。这份信的开头我至今都还记得:“殷艳同学你好,当你收到这份不速之信的时候,一定倍感诧异吧,但是,请不要惊奇,我只是班里一名默默无闻的平凡女生。然而出于对你的敬慕,我冒昧地写下这封信……”接下来,我写了很多自己留心观察到的,能够反映她美好品格的细节,以表达我的敬意,最后,我很诚挚地问她愿不愿意做我的朋友,如果愿意,两天后请她用粉笔在教室的大门上打一个勾;如果不愿意,则请她打一个叉。这封信我修改了又修改,直到自己觉得措辞无可挑剔之后,才悄悄地放到她的抽屉里面。

在紧张的期待中,我终于看到教室门上出现一个轻轻淡淡的勾,如同她一般腼腆地袒露着心迹。我非常激动,然后又写信约她晚自习后到校园后面的小亭子里见面。在月色黯淡的黑夜里,我和她见了面,两人都怯怯的,竟不知该说什么,只好讷讷地分手。于是我们便选择以书信的方式往来。见面时情怯,写信时反倒下笔千言万语的,把所有无法用口头言语表达出来的东西:迷惘、梦想、青春的悸动、对友谊的渴慕倾述与纸上。我们两人都是表面内向孤僻,而内心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女孩。后来俩人还悄悄地办了一份手抄的文艺报纸《雨雁》,我写文章,她配插图,把青春期的梦想都倾洒在薄薄一张纸上。

在那样一个在应试教育重压下延口残喘的年代,孩子们都变得冷漠疏离,缺乏爱和温暖,我们的友情却犹如微光照亮彼此。然而,只是微光而已。不久,我们的通信,还有我们的报纸都被父亲发现了,他对此种“歪门邪道”大大嘲笑了一番,然后命令我们不准再来往,渐渐地,我们的交往便不得不停顿下来。正好很快到了高一结束,要分文理科的时候。那个年代理科的升学率高出文科很多,所以殷艳自然选择了理科,而我觉得终于可以摆脱物理和化学了,便毫不犹豫选择了文科。后来,我们只是在年级走廊上遇到时互相微笑一下,就如第一次见面时那样。怯怯的,仍不知该说什么。

当友情也被封闭的时候,我唯一的慰藉只有简媜的书籍《只缘生在此山中》。这是女作家为了追寻生命真谛,在台湾佛光山佛学院参禅悟道时写下的心路历程,包括她自己的心灵故事,许多年轻女子的心灵故事,那些僧尼住持们的心灵故事。因着这些真实的心灵故事,我第一次开始对“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等终极问题产生朦胧的好奇,也第一次开始对“苦谛、正觉、渡化”等佛法答案产生莫名的神往,于是,开始在笔记本上整篇整篇的抄这些心灵故事,并默默记住诸如“若人生如逆旅,谁不是行云?唯寻得永恒生命者,方能向三千世界洒去……”

然而,这时,我和书籍的关系已经不那么纯粹了。因为我开始偷书——高一那一年,我常常放了学就跑到附近的新华书店看书,喜欢的书太多,但能买得起的书太少,于是,便起了私欲贪心。终于有一次,我趁书店营业员不注意,将一本书放到外套里面,大摇大摆往外走。第一次得逞,便有第二次、第三次……但终于有一天,我的恶劣行径被书店营业员发现了。两位营业员罚我在书店入口处站了老半天,不停对我进行道德教育。

然而,自孩提起,我就没有什么公共道德观念了,我的道德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今我败了,又遭如此奚落,心里充满的只是愤怒。事后,我对那两个店员耿耿于怀,甚至暗想买一个炸药包把那个书店炸掉,以解我心头之恨。记忆中,撒谎和偷窃是少年时代的我犯下的两大恶行——虽然我当时完全不觉得这是罪恶。如果说撒谎尚有外在环境压力迫不得已的缘故,偷窃则完全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然而,年少的我却并不以为然,更不以为耻。

高一离家出走未遂后,高二时的我曾试图和父母做深入的沟通,于是写了一封长达7页纸的长信,将我这些年对他们的感受表达出来,希望能够引起家人的关注。有一天早晨上学前,我偷偷地将信压在公用的小镜子底下,孰料当天去学校后偏偏读到一篇作文,讲一个女孩子常常受父亲的责骂,也抱着极大的幻想写了一封沟通信,盼望家人的态度会因此好转,没想到,回到家后,父亲和几个弟弟拿着信当笑话似的念了一遍,还讽刺她的错别字,令她欲哭无泪。

在那样巧合的时间看到那样巧合的文字,让我升起不详的预兆。中午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中,等着相同的遭遇,却发现父母脸上毫无表情。我趁他们不注意,悄悄往小镜子底下看了一眼,那封信居然原封不动地放着,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还没有发现这封信。如释重负中,我赶紧将信先转移到极为隐秘的角落,最后就永远地搁在了学校的小抽屉,从此断了与父母沟通的念头。

没想到,这封信不知怎地被坐在我后排的女孩于娜读到了,竟然给我写了一封信,说非常同情我的遭遇。论到于娜,可是我们学校公认的校花,不仅有沉鱼落雁之貌,照片被照相馆作为招牌放到橱窗展示,而且有能歌善舞之才,曾在学校歌手大赛中获得第一名。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风光无限的公主居然会主动给我这样不起眼的灰姑娘写信,我真是有些受宠若惊,于是开始和她鸿雁传书。我才慢慢知道她和我一样,家庭中充满伤害。她父母感情长久不和,似乎父亲还有外遇,多愁善感的母亲常常以泪洗面,抱着她和弟弟痛哭。但她对自己的家庭不幸一直守口如瓶,而且在公众面前还要强颜欢笑、表现出很坚强很幸福的样子。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也非常同情她的遭遇,便写了很多鼓励的话语给她。渐渐地,我们成为惺惺相惜的好朋友,常常一起谈婚姻、谈理想,谈琼瑶……

关于婚姻,我专门写了一篇《论婚姻罪恶》的文字,批判恋爱中人一旦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就会成天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争吵吵,打打闹闹,毫无宽容和怜悯可言。更重要的是,夫妻双方可能习以为常了,却不知会给孩子带来多大的伤害,因为他们会将生活中一切的不满、怨怼、愤怒发泄在最弱势的孩子身上,不把他们当人,只当出气筒,完全不关注孩子们的感受,孩子们的心灵以后也会畸形成长,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得出的结论则是,我长大后可以谈恋爱,但坚决不结婚、不生育,要做一个独行侠式的女子终老一生。

的确,自幼目睹原生家庭中的种种伤害,在我十五岁时,心已经极度灰暗,根本不相信什么婚姻美满的幸福,反倒觉得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做尼姑或修女。我把这篇文字给于娜看,本以为她会同意我的观点,没想到,她居然写了长长的回复给我,说我太偏激,放弃婚姻做独行女侠是幸福;选择婚姻做贤妻良母也未必不是幸福,所谓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而已;我立刻明白她虽然受父母婚姻之伤,却仍对婚姻本身持有美好之盼,于是,我便觉得她的想法太天真守旧,还惋惜了好久。

关于理想,我告诉她自己希望有一天能远走高飞,剃度修行,而且很想以小说的方式将这种理想表达出来,但一直找不到写作的切入点。没想到,没过几天,她居然神秘地递给我几张信纸,说是送给我的礼物。展开一看,竟然是一篇袖珍小说《过客》:一个终日活在父亲责骂下的女孩子在高中毕业后悄悄去了佛光山,削发为尼,在青灯古佛前修习佛法,数年后还俗,到处流浪飘零,成了一个类似三毛式的女作家的故事。读到此文我格外震惊和感动,震惊的是她居然有如此的才情!感动的是她实在为难得的知音!

关于琼瑶,那是我们俩共同热爱着的女作家。当时最让我心仪的,并非琼瑶小说中的言情故事,而是她小说中的古典情怀:古典的文字、古典的意境、古典的人性,古典的心灵、古典的生命哲学,还有那些古典的书名……因着这些书名,我开始热爱中国的唐诗宋词:“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庭院深深深几许,乱红飞过秋千去”;“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林花谢了春红,匆匆,太匆匆”……吟着吟着,竟会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是怎么忧伤温柔的境界呵!

而于娜比我更灵慧,她居然将琼瑶所有小说的书名串成了一篇很精彩的言情小说!我读完后觉得她简直就是琼瑶第二!她又在我生日时送我一个精致的日记本,扉页上写着琼瑶处女作《窗外》中周雅安送高中好友江燕容的一首歌曲:“海角天涯,浮萍相聚,叹知音难遇……我俩相知,情深不渝,永结金兰契!”让我甚为感动!

在于娜影响下,我悄悄地把看过的所有琼瑶小说的诗歌辞赋抄录到语文课本空白处,密密麻麻一大片,觉得这些文字比语文课本上的文字美多了。当不苟言笑的语文老先生在台前讲授枯燥的应试作文技巧时,我则如醉如痴地默念着、背诵着这些古典诗词,仿佛自己也跟着这些古典诗词走入了古色古香的朝代,成为浣纱、采莲、织桑的女子。

尽管父亲常说琼瑶金庸之流应被封杀,但这么多年后,我仍然要说,我感谢琼瑶。她深深地培养了我对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热爱,并让我知道,现实世界即使再灰暗,也一定有更明亮的心灵世界。

虽然痴迷琼瑶,成绩倒莫名其妙地变好了,高二分科以后,有一次还考了前几名,然后我就被分到一个高三文科重点班。

这个高三文科班除了我们这些成绩还不错的应届生以外,大部分都是上届高考落榜的复读生。那些复读生都是经历过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残酷情景的,所以,班里的气氛也格外地紧张。学习强度更是极重无比,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十几节课,真是争分夺秒。

那时,重新分配座位后,于娜坐到了教室的最前面。她写了张纸条给我,说她为了母亲要开始努力学习,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摆脱父亲的阴影,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我也试着要开始努力学习,但功课并不见起色。而且,每天回到家洗耳恭听父亲的责骂,令我痛苦不已。记得父亲为了激起我奋发图强的斗志,便说:“你也知道你在家里的地位低,你只有考上大学,地位才能提高,考不上,对不起,谁都可以把你踩在脚下!好自为之吧!”然而,这句话不仅没有激起我卧薪尝胆的竞争意识,反而使我更心灰意冷——我不相信自己可以考得上大学。在这样的压力下,我延口残喘的方式仍然是看小说。仿佛只有在小说梦幻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心灵的安息之所。

这时候,又一个叫詹立的女孩出现在我的视野中。

有道是人如其名,她的确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女孩子。终日一头短发,一件风衣,长得像男孩子,性格也像男孩子,但论智慧,任何男孩子也不及她。所有人对她的评价就是一个词:绝顶聪明。

由于她天资超群、个性洒脱,气质独特,深受老师宠爱和同学追捧,所以成了众星捧月般的公众人物,而那时的我仍只是一个平凡到极点,也内向到极点的黯淡女孩。然而我们有幸同桌一段时间后,她还是敏锐地察觉到我的内心世界,常常用小纸条写上只言片语鼓励我。那些言语给了当时孤独的我非常大的安慰。可惜她的好友太多了,我并未能和她建立起如于娜式亲密的友情。更多时候,我只是带着崇拜的目光,远远地、默默地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

她喜欢校园民谣,于是我便开始听《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她喜欢武侠小说,于是我便开始读《欢乐英雄》、《绝代双骄》;她常常以古龙笔下的主人公自居,文字风格很像古龙,利落、犀利、一句一段,我便也喜欢上古龙笔下的主人公,并模仿起古龙式的文字风格。

奇怪的是,聪明的她课上听音乐、看小说、还常常旷课,成绩居然比那些努力用功的复读生还优秀。而我既不够用功又不够聪明。所以,那一年的高考,我的分数仅够专科自费线。而古龙式的詹立考上了西南联合大学,琼瑶式的于娜则考上了杭州商学院。

看着他们一个个远走高飞,我心里很是落寞。家人要求我复读,我实在不想复读,于是央求父母让我随便上一个职业大学,甚至还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我以后想要走文学创作这条路,结果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

在那个落榜的夏季,我很意外地遇到杨,一位曾和我有过几面之缘的业余美术老师——或许,这个故事的叙述要漫长艰难一些……

杨是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离了婚,有一个8岁的女儿,在某效益不好的单位做美术宣传干事,也在县美术馆教书法。他提出我可以跟他学习艺术字体书法,收费非常低。我为了逃避家中那种压抑的气氛,便答应了。然后,我偷偷从家里跑出来,溜到他住的简陋小院子里学书法。杨虽然穷,但身上有种孔乙己式的近乎迂腐的理想主义。他给我讲书法,讲艺术,讲美学,但我心情灰暗,哪有闲情雅致听呢?

唯有一次在给我上课时听他说:“16岁的少女是最洁白的,像一滴水。”而我那时,正是16岁。我想这是个怜香惜玉的男人,而且是个好人,我可以善加利用的好人。

于是,我告诉他,我在家庭里的生活太痛苦了,一心想要逃得远远的,到遥远的北京去,因为北京有一两所职业大学在县城招生,我想去试一试。他则告诉我,他和一位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的女子通信已经有好几年,甚至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然后他又兴致勃勃地拿出那女子的书信和照片给我看。而我对他们的罗曼史毫无兴趣,除了杨有意无意中说的那句话——他也想着去一趟北京找她。
我便想出一个好主意,那就是和他结伴去北京,他去找他的恋人,我去找我的学校。毕竟,我一个16岁的小姑娘家还不敢独自冒险去遥远的大城市。而且,直觉告诉我,杨是一个非常老实的男人,可以在路途中充当护花使者。
于是,我一边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一边把他那位准未婚妻大大夸赞了一番,然后怂恿他和我一道去北京,没想到他却踌躇了。而我是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女孩,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强力意志,给现实逼出来的。我逼他带我离开这个地方——用我16岁所有能想到的柔弱和强硬。

那段时间几乎每一天,我从家里溜出来,像债主一样去游说他,去他单位,去他朋友家,去他自己的家,他的似乎永远在洗衣服的母亲,和他的似乎永远在跳橡皮筋的女儿,似乎永远用一种飘忽的眼神,瞅着我进到他家的院子,那种眼神,我现在都还能记得,敌意的,不屑的,惊恐的,然而又是怯生生的笑着的。他们到底怕什么呢?怕这个16岁的女孩把这个儿子,这个父亲,这个男人抢走?
其实,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根本看不起他,这个只知道跟我坐在他潦倒而暗淡的小屋里絮絮叨叨谈美术的男人,却不闭上嘴伸脚走出哪怕一步。我又有点恨他,恨他的懦弱,瞻前顾后,毫无男人的英雄气概。然而,几天后,他到底是屈服于我的决绝了。”

虽然他同意去北京了,但又告诉我他没什么积蓄。我不大相信,他便找出一张皱巴巴的存折带我去银行取钱,没想到,存折里面真的只有100元了。他羞愧地对我说,这只够一个人到武汉的费用。我震惊于他居然如此清贫,又瞧不起他的清高——连向亲友借钱也怕丢面子。但我是不怕丢面子的,尽管我并无亲友可借。我居然向一个在路边卖冰棍的小贩借到了50元。我对杨说,现在我们俩各自到武汉的费用都有了,我有一个表姐在武汉航空公司。也许能让她帮忙买到北京的火车票,到了北京,我们先去找你那位未婚妻,然后我也可以向她打听北京的学校……这时轮到他对我言听计从了。
然后,在一个晚上,我悄悄回家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家里人还是在争吵,他们似乎永远在争吵。但我以为这些从此都与我无关了。到了杨的家里,他让我洗个澡好坐夜班车出发。
这时,院子里突然传来杨和他母亲低低的,然而是激烈的争执。而我正在他家破旧卫生间的水龙头下,洗着我16岁单薄的身体,一边静静地听着,一边静静地闭上眼睛,感受着水,或者还有眼泪,指间冰凉而温暖。16岁时的我一定被杨的母亲看作是个邪恶的女孩了。也许我真是个邪恶的女孩。我想。

回到杨的房间,他惊喜地看着我,如同臣仆看着公主一样。我明白他的惊喜,这个16岁的少女刚从水里溢出来,是水中的水,最洁白的那一滴。水。

坐下,我开始对着镜子梳头,他在一旁看着,突然说道:“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还未等我转过头看,我已经感到脖子被轻轻地吻了一下,还有他同时自以为幽默的声音:“小傻瓜,这就是我的礼物啊。”我极为愤怒,还有屈辱。犹如童贞、尊严、骄傲一齐遭到玷污。他以为他是谁?他怎么敢这样放肆!然而我不动声色,只是继续梳着头,看着镜中的自己一点一点颤抖。我发现我还是太高估自己了,我过于相信一个好人不会打一个小女孩的主意。我居然以为自己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地指挥他。好吧,就算一点小小的代价吧。但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安慰自己。

由于我们坐的是夜车,人很拥挤,都象逃荒的流寇。杨好不容易给我挤出一块地方让我躺下,而他就在旁边蜷着身子蹲着,夜很冷。他把外套脱下来盖在我身上,还问到:“冷不冷?”那一刻,年轻的我看着眼前这个衰老的男人,第一次,没有轻蔑,没有嘲讽,没有骄傲,没有控制,第一次,感到了心底某种温柔的不含杂质的东西,16年里没有过的。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个东西叫被爱。

然而也只是一刻而已,第二天早晨,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武汉,杨看到路边一个黄包车车夫,就问到表姐所在街道要多少钱,那车夫闪着诡异的眼神,说:“一元。”我直觉这其中有诈,杨却不肯相信,执意要上车。果然,那车夫绕了一圈后又把我们拉回原地,却索要十元的高价。杨很惊讶地问:“你刚才不是说一元吗?”那车夫很轻蔑地笑:“你们外地人真傻,武汉人说的一元就是十元的意思。”杨这才知道被他骗了,很书生气地要和他理论。一堆不怀好意的车夫涌了过来。我赶紧塞了10元钱在车夫手里,迅速拉着杨离开这是非之地。然而,那一刻,我沮丧之极,暗想,我怎么遇到了这样一个又贫穷又迂腐的男人?还不如我一个小姑娘呢!
的确,当我看着他被一帮欺生的车夫骗了还迂腐地跟他们据理力争的样子,当我看着他抱着那本破画夹在省城的街头张皇失措的样子,当我看着他遮遮掩掩畏畏缩缩对我说:“我没带多少钱出来,不过我有熟人在这里,可以向他们借……”的样子,我的鄙视和愤怒又来了,终于知道,当时的我要的是一个男人的强大,自信,安全感,英雄气概,而不是他的外套一般温柔但无力的爱。这种爱,在现实中一无是处。在省城巨大的车水马龙中,我拒绝牵他的手,骄傲的独自过马路。骄傲的长大。骄傲的对自己许诺,从此不再靠任何男人,靠自己。
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了表姐的家。她很热情的接待我们,还答应帮我们买火车票。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杨和杨的那位未婚妻起了疑心,表姐夫托北京的熟人查遍该师范大学的教职员工名单,却也没有打听出有此女子的存在。记得那个漆黑的夜晚,表姐夫表情严峻,一遍又一遍地拨着北京的电话号码,而杨表情尴尬,一遍又一遍地小声嗫嚅着:“不应该啊,我和她还通过好几年的信呢。”而我坐在一旁欲哭无泪,知道我出走的梦想注定要破灭了。
杨自然就打退堂鼓溜了,我也自然被亲戚遣送回家了。整个家族都愤怒了,私奔?这的确是他们的耻辱,而我自己则觉得是双重的耻辱,来自于两个中年男人的:强悍的父亲,懦弱的杨。我说我是主动求杨带我走的,父母自然不肯相信,这样一个平素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温良恭俭让,打骂都不还手,羔羊一般的好女孩,怎么可能主动跟一个年龄可以当父亲的男人“私奔”呢?这个男人一定是个情场老手!父亲甚至开始怀疑我的贞洁,并且去找了杨,骂他道德败坏,逼他写保证书,还扬言要告发他诱拐少女。其实,哪里是他诱拐我呢?倒是我在利用他呢!
出逃未遂后,我再也没去找过杨,倒不是怕父亲,而实在是他对我毫无利用价值了。就像一粒尽管忠心耿耿却不能保帅的棋卒而已。杨倒是去学校找过我几次,我都冷冷地说:“我现在很忙,要考大学呢。”

原谅我16岁就那么残酷,因为,他是我别无选择的赌注。可我到底是赌输了——其实我早就该知道这个男人既没有钱,又没有见过世面,更重要的是,没有一点男人气概。根本不是救莴苣公主逃离巫师城堡的那位骑士。我一直在骗自己!然而,我也知道这就是宿命:他若真的是一个强悍铁腕的男人,就决不是什么老好人,对我也不会这般怜香惜玉,那恐怕不是一吻的代价了。

我只能开始没有退路的一注赌,也是最后一注赌——考大学。

再后来,我只好选择回到一中复读。那是我最灰暗的一年,没有任何明亮的记忆。除了无望的复习、复习、复习。

然而临考前,我突然起了某种不详的预感。我知道这次肯定又考不上了。虽然我根本不相信什么鬼神,但隐约觉得应该有某些宿命的东西。果然还是落榜,而且比第一年考得更糟,连自费线也没有达到。

父亲自然是大大的愤怒了,怀疑我是不是天生的弱智。而我也是心如槁木,万念俱灰,不止是因为高考的落榜,也不止是因为家人的奚落,更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命就是如此,从小就得在父母冷眼下苟且偷生;长大了又得在应试教育下延口残喘,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啊?

于是那一次,就下定决心投江自杀,从小到大,萌生自杀的想法不知有多少回了,初中时有一次,我在受到责骂后一个冲动下跑到江边,在江边大哭一阵后还是回了家,反而遭到父亲更深的嘲笑。但这一次不同。我并不想“崇高化”自己17岁那年的自杀行为——不是因为我开始领悟到人生的虚空,或是开始怀疑起存在的意义,才选择自杀——我17岁时根本没能力也没精力去思考此类终极问题。我其实很想活下去,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

整个计划我酝酿了好几天,然后,在某天傍晚,趁和小表妹一同上街之际,我撒了一个谎从她身边溜开,先是跑到朋友张明家告别,然后在她家楼下的隐蔽处,把十几年来跟着我东躲西藏的几本日记本烧了,眼睁睁看着它们化为灰烬,仿佛自己的生命也化为灰烬。夜色暗下来的时候,我朝离家最远的那一段长江码头奔去。

江风萧瑟,江水呜咽,又到了长江涨潮的季节。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向水中走去。水很深,刺骨的冰凉。不禁想到刚才路过防汛指挥部时,依稀听到有人在说今天的水位又升高了,要加强防洪工作。有多高呢?我不知道。但埋没一个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生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开始想像水怎样一步步漫过我的脚,我的腰,我的肩,我的头顶;然后,我整个身体会被水窒息住,无法呼吸;最后,我将在那片无边的幽冥之域挣扎又挣扎。会有某种可怕的水怪或妖魔向我袭来吗?我仿佛已经看到某种东西正潜伏在水的深处觊觎我的到来。太可怕了!

我突地停止了脚步,感到极大的恐慌,倒不是怕死——我相信人死如灯灭,死掉反正没有意识,什么也不会思想,我怕的是生死之间那一段挣扎的坎。虽然挣扎最多不过一分钟而已,但那一分钟,我却得以清醒的头脑和无能的身体去面对那冥冥中可怕的未知,那一分钟也许会像一个世纪那样长!想到这个事实,我失去了勇气,求生的本能占了上风,只好返回岸,又换了一个下水的地方,但走了几步后,我再次想到那与未知挣扎的恐怖情景,再度踌躇起来。反复几次后,我开始对自己绝望起来。觉得生太苦,死也太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究竟要怎么办呢?为何天地之间要生出一个我来呢?若17年前不来到这世上该多好!就不用为生而延口残喘,为死而提心吊胆。在那漠漠的江水面前,我的眼泪默默地流着。然而,眼泪毫无益处。毫无。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深夜。我感到极其的冷。跌跌撞撞地走着,就走到码头附近一户人家门口,隔着窗户,看到高高一堆的报纸。我想到露宿街头,用报纸包裹全身御寒的流浪汉苏比,就麻木地敲门,问房主可否借几张报纸御寒,男主人正欲给我开门,但女主人却执意不肯,觉得深更半夜跑出陌生人来敲门定是有诈。我凄楚地笑了笑,然后继续向前走,却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终于看到路灯了,我便蹲在灯光下,因为灯光让我感到温暖。附近,码头边纱厂的一群青年男女工人借着微弱的灯光在打扑克。他们注意到我,便问我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家。我则撒谎说我迷路了,家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是一群好心的青年,便让其中一名女工带我到她宿舍过夜,第二天早晨,他们还执意送我回家。我谢绝了,一个人走,快到家门口了,我徘徊又徘徊,最终还是走进去了。那时才知道,因着我昨晚的不告而别,全家族的人,包括外公外婆都惊动了。他们到处找我,家里已是鸡犬不宁。

自杀未遂之后,父亲对我的态度突然有了转变,然后在我的央求下,不再逼我到公安一中那个令我倍感压抑的学校去复读。我转到另外一个升学率远不及一中的学校:车胤中学。

去车胤的第一天,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学校。它坐落在县城的郊区,学校四周是绿油油的稻田和金灿灿的油菜花,馥郁的香气一直蔓延到教室里。在学校入口的主干道上立着一尊东晋学子车胤的塑像。这位《三字经》中褒奖过的勤奋少年,一手握着书卷,一手提着灯笼,灯笼里萤火虫在流光中飞舞,这就是著名的“囊萤苦读”的故事了。然而,最让我感动的却是这少年脸上喜乐满溢的笑容了。第一眼见到他时我就想,若我也能这样喜乐满溢该多好啊!

那一天,我见到了一个慈眉善目,模样可爱的小老头,也就是教我语文的戴经书老师。他微笑地看着我,当着我父亲的面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让我感到非常温暖,毕竟在一中时很少见到老师对我这么宽容接纳的。

由于学校离家有些远,我便在校住宿。这是我头一次离家,心里感觉真是自由。宿舍里的几个女孩都非常善良淳朴,我也认识了诸如郑小荣、梅芳、王孟丽、赵丽、芙蓉等不少朋友;此外,每一个老师也都那么友善,尤其是班主任盛老师,很有感召力,每每看到我们学习劳累,面露疲惫的时候,便让大家合上书本,同声唱诸如《真心英雄》、《爱拼才会赢》之类的励志歌曲,以鼓舞士气。

而下了课,我们便拎着饭盒,三三两两地跑到校门口去打饭,那里小饭馆林立,价格低廉,但做得非常好吃。朴实厚道的老板总是笑眯眯地冲我们打招呼,大概有些心疼这些为高考奋斗的孩子,常常会在我们的饭盒里再添上半勺。然后,我们带着满溢的香味回到教室,一齐分享各自的饭菜。有时候,父亲也会骑车带饭来,我感到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好多了,起码没有再责骂或嘲讽我。这一半也是戴经书老师的功劳。他每逢见到父亲就说:“不要给孩子精神压力。多鼓励,少批评。”

如果说,在我一生中的前17年,记忆中充满苦涩,那么这第18年,日子突然开始明亮。记忆中多是温暖的东西:校园、老师、同学、住宿的生活、香甜的饭菜、宽松的氛围,包括父亲转变的态度……是因为我成绩变好了吗?恰恰相反,成绩的变好只是这一切的结果,正是来到这所学校后,外部环境变得宽容了,在爱的氛围感化下,我的心一点点积极起来,开始相信生活是美好的,温情的,值得去奋斗的,并开始带着感恩的心好好学习。虽然知道这是最后一搏了,却并没有太大的精神压力,更多是动力。

所以,我在紧张的学习中,反而写下大量的文字,评价古龙金庸的故事,评价三毛琼瑶的故事,还有无数关于梦想的故事,厚厚的录成一个集子,叫做《雪泥鸿爪集》,在同学中广为传阅。在集子扉页,我端端正正写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虽然,这首诗的真意,当时并不懂得。

那一年,我高考志愿上填的全是北京的学校。重点本科院校那一栏,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广告传媒”专业;普通本科院校那一栏,第一志愿是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出版”专业。在那个年代,除了新闻专业以外,其他跟媒体有关的专业还是新鲜事物,但我相信新鲜的一定是多姿多彩的。不过我竟然从未想过第一志愿报考中文系。大概在我的潜意识里,真正从事写作的人是不需要上大学的;既然那么辛苦地考大学,再去从事写作就太不值得了。由于这些年的经历,我已经接受“物竞天择”的思想了,能把理想和现实冷静地分离开来——理想是理想,活在现实世界,就要遵从现实世界的法则。

1997年,我第三次高考了。总成绩还算不错,比重点大学的录取线多了2分。不幸的是,那一年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分数线格外高。亲戚便问我愿不愿意调剂到在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那也是重点本科院校。但我摇头,我对自己家乡的记忆太灰暗了,只想远走高飞,宁可选择去念非重点的北京印刷学院。但家人觉得,我奋斗多年最后若只读一个普通本科太可惜。一些亲戚便开始帮我“活动”,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读法律。对法律完全没有任何兴趣的我居然不加思索就同意了。只因为我渴望去北京。后来才知道,该校在本省扩招,在原有的指标上,又分配了十多个指标名额,过了重点本科线就可以考虑接收——当然,过重点本科线的人不少,所以,没有所谓的“活动”也进不去。

这样,我带着不太光荣的色彩,幸运地走入这所大学。虽然我是不配的,但这所大学还是完全接纳了我。事实上,我未来一生实在要感谢上帝借着这所大学对我的恩待。

30年后的今天,我回忆自己充满纷乱、破碎、惊恐、阴郁、耻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心情复杂之极。其实,如实的敞开并记录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向谁敞开呢?更多的时候,是向自己。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人总会不自觉地选择记忆和美化记忆。然而,我一再地告诫自己,真实、真实、再真实。更真实的敞开自己,才能更真实的解剖自己,也才能更真实的经历神的医治大能。若不解剖,何来医治呢?

因此,回首这些细细碎碎又磕磕绊绊的足迹时,才发现,虽然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但的确有两条清晰的成长脉络一点点浮现出来。

一条成长脉络是暗色的。大部分跟原生家庭的小环境有关,还有一部分跟应试教育的大环境有关。由于过早体验到生存的残酷,这一条脉络中成长起来的自己,性格既是卑琐的、懦弱的、委曲求全的,也是倨傲的、强悍的、冷漠无情的;内在的扭曲性格必然导致外在的扭曲行为。我在回忆中已经列出自己少年时代犯下的几项恶行,如初中时代的撒谎、高中时代的偷书、;公平地看,有一些恶行的原因并非完全是家庭环境或学校环境导致的,而是我自身主动选择的结果。所以,我并不赞成当代心理学所得出的“原生家庭决定论”和“童年伤害决定论” 。

但原生家庭和应试教育的确可以深深塑造一个少年个体的思想。所以,在我上大学之前,我的世界观是“无神论”的,相信人死如灯灭,人活靠自己;我的人生观是“适者生存论”的,认为要出人头地、建功立业,使自己变得强大,以面对这个弱肉强食的竞争世界;我的价值观是“精英论”的,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的婚姻观是“婚姻黑暗论”的,立定心志不结婚;尽管这些观念还很模糊,并未最终定型,但已经潜滋暗长,将对我今后的人生影响深远。

另一条成长脉络则是亮色的。虽然这种亮色的调子不是很强,就好象是黑暗隧道中透出来的几束淡淡的光。但黑暗越深,这微薄的光也就越珍贵。论到这光的来源,最重要的就是书籍,尤其是文学类书籍对我心灵的熏陶。童话、成长文学、简媜的佛理故事、琼瑶三毛的言情小说、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它们给予我的真美善之光何等宝贵!尽管现实世界如此灰暗,但在一个想像的文学世界中,纯真、唯美、良善、还有爱和诗意等品质仍然如此苒苒生辉。犹如荷尔德林的吟唱:“人,在大地上劳作如蝼蚁,却依然仰望苍穹。”这使得我的心灵不至于变得过于庸俗和麻木,也支撑我对真善美的渴慕,对某种更高世界的向往。

光的来源其次便是友谊。我发现,在我生命艰难的每一阶段,身边总有一两个朋友,他们或在生活上打开家门接待我,或在精神上传递书信鼓励我,这种友谊质朴而真诚。另外,这些年的求学经历中,有寥寥几位老师曾对我说过肯定的话,有的老师甚至只说过一两句,但对于终日活在父母极度否定中的我而言,那肯定是何等的宝贵,让我多少认为自己的存在是有一点点价值的。念大学之前,我曾逐一给这几位老师写信,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这些来自朋友或老师的点滴温暖情谊使我不至于变得极端自闭、阴郁和绝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瓦解着我心中荒寒冷酷的一面。

与此相对应,因着书籍和友谊的润泽,我的世界观尽管是“无神论”的,但我也隐约地相信有某种更崇高的天道精神;我的人生观尽管是“适者生存论”的,但我也朦胧地感觉有某种更超越的生命意义;我的价值观尽管是“精英论”的,但我极端反感应试教育的洗脑,仍对心灵的自由持有深深的渴望;我的婚姻观尽管是“婚姻黑暗论”的,但我宁可遗忘原生家庭的阴霾,仍对古典的爱情抱有淡淡的向往。

30年后的今天,我虽然还无法从那条暗色的成长脉络中,尤其从原生家庭中看到生命的奥秘,虽然我可以很高调地摆出姿态,表明自己没有出生在更暴力更残酷的家庭应该感恩了。但是拿更大的恶来消解较小的恶,并作为感恩之道,足够真诚吗?我只能真诚地说:面对这条暗色脉络,我,包括我的父母都仍然需要那更高之手的医治,在未来岁月中的逐渐医治。但是,我的确从那条亮色的成长脉络中,看到那更高之手的医治已经默默开始。不然,在18年来成长的每一阶段,为何始终会有书籍陪伴我?为何始终有友谊温暖我?为何这美善的普遍恩典竟然会在冥冥中牵引我?

当然,亮色的脉络与暗色的脉络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弱不经风的。不过,这种美善的微声和弱势,更多是我自己的主动选择。

书籍所象征的理想主义精神并不足以使我变成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虽然我在阅读写作中富有理想主义情怀,但我在为人处事的时候更多会权衡自身利益得失,然后做出最现实主义的选择。比如,当我面对父亲时,我是弱势,他是强势,我就不能像现在的独一代那样要求什么民主、平等、自由、沟通,我也不能像绿山墙的少女安妮那样表现出最真实的本色。我清楚按理想主义情怀生活只会导致自己遭到更多的伤害,唯一可行之道就是察言观色、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强颜欢笑。这套生存策略我应用了十几年,也就逐渐形成了我面对现实世界的原则。当然,也有不少青少年在面对家庭伤害时,不惜被打被骂也要反抗斗争、表现真我,但我不会。为什么不会?现在回想起来,根本原因是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赖活着容易吗?在我18年的经历中,连赖活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外部世界如此的挤压,在现实中想要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太难太难。我的生存目的其实很简单,只是为了活着本身。这足以证明,在幼时我就注定不会成为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至于友谊所象征的温情也不足以让我变成一个充满温情的人。由于在家庭感受到的温情近乎空白,故当这些家庭以外的温情向我漂流而来时,我便像溺水的人迫不及待地抓住浮木一样,我需要释放、需要舒展、需要喘息;是的,我只是需要,只是抓住,但我无法给予,无法付出。在爱匮乏的外部环境下,我自己内心如此枯涩,不懂得爱,也不能够爱。回忆我和我的女友们的交往,常常会随环境的疏离或小事的冲突无疾而终。考上大学时,当我决定彻底遗忘过去、遗忘家庭、遗忘学校时,我也试图将暗色记忆中亮色的她们一起遗忘——只因她们“不幸”相遇相识于我残酷的少年时代。那是一个无爱的,充满心机的,蔑视软弱的,极端自我中心的少女。

1997年,当我来到大学时,并不是白纸一张,而是携带着18年纯然属己的个人经历而来。虽然,我决定忘记过去,彻底的忘记,以白纸般崭新的面目面对大学生涯,但我却不知道,过去的经历可以忘记,但过去的经历所孕育出的“我”却无法割裂。这个虽还未定型,但善恶美丑已经集于一身的“我”将继续生长。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境遇,是我所不知道的。而在新的因缘和境遇下,我身上善恶美丑的对比力量会发生怎样的转变、怎样的消长,也是我所不知道的。

就这样,带着18年在家庭、学校、阅读中所形成的抵牾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甚至婚姻观,带着18年的生活经验所形成的复杂个体性情,我站在大学的门槛上。

第一章:夜色生命

作者注:本章的隐含主旨如下:

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 为何有膝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 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邱的君王、谋士, 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象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约伯记3章11-20节

我看到你了。

隔着三十年的尘与土,隔着二千里的云和月,一回头,我看到了你。

你就那样静静躺卧安睡,然而我不安了。这团混沌初开的形体,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又在这一刻的时间和这一处的空间下,被虚虚抛掷而来,那么,生命,到底是一次偶然,还是一个奥秘?

如果,是一次偶然,为何那夜没有灭没,为何有膝接收你?为何有奶哺养你?为何不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

如果,是一个奥秘,那么,这卑微的生命,从何而来?往何而去?又因何而在?

——引子

旋赊白发号衰翁,旧业今缘次第空。
山鸟乍闻新格磔,峡僧遥寄小玲珑。
坐消纤雨轻阴日,闲踏疏黄浅碧风。
收拾方桥与兰浆,待看红萼慢流中。

300年前,我家乡的诗人袁宏道罢官辞令、归隐故土后,写下此诗。

那时,他在这座名为公安的江南小城中“筑堤围绕,种柳万株”,然后,造柳浪湖,建柳浪馆,并写下这首名为《柳浪初正》的诗,开始了潜学著书,参禅悟道的隐逸生涯。

山鸟、峡僧、纤雨、碧风、方桥、兰浆……这生于斯、养于斯,也隐于斯的故乡,在他的个体记忆中始终很美。

然而,于300年后的我而言,故乡纵有长堤如画、绿柳如烟,纵有我喜爱的诗人公安三袁,纵有所谓钟灵毓秀、地灵人杰的江南美景,记忆却依然如此陌生而冰冷。

是的,陌生而冰冷,为何我对故乡的记忆竟然如此?

记忆像荆棘一般尖锐,又像荒冢一样幽暗,而我,30年后的我,又该如何穿越而过?

然而,我还是一再提醒自己,客观一些,再客观一些。回忆,不是为了宣泄,而是为了医治。在那双奥秘的大手的更新之下,荆棘将夷为道路,荒冢将变为草场,我将得到永远的医治。虽然,在具体的穿越中,我也许仍会偶尔被那尖锐所伤,被那幽暗所袭……

在我的少年时代,在我认为生命并非奥秘而只是偶然的时代,我曾经无数次地问,为何,我的出生注定会被抛掷在这样的家庭?为何,我的存在注定要拥有这样的父母?为何,我的成长注定会与他们的成长复杂纠结?

然而,当时的我没有答案。那么,注定我也只能从我的父亲和母亲开始述说起。

1947年,父亲出生在本地一户富贵之家,据说祖父在本地做着很大的丝绸生意,也当过一官半职。可惜父亲出生不久,临近新中国诞生,政权的迅速更迭导致家道的迅速中落。祖父在郁郁中很快过逝,只留下奶奶和一女四子相依为命。奶奶不得不放下千金小姐的体面,给人当起洗衣妇,生存变得如此残酷起来。这种残酷也相应使奶奶变得冷峻。很多年后,父亲当着奶奶的面说她缺乏温情,还说最让他气愤的就是少年时代有一次向奶奶要钱买书,结果奶奶板着脸拒不理睬,他只好呆呆地站了一个多小时……这段灰色回忆让中年的父亲依然耿耿于怀;由于父亲是幼子,兄姐们都比他年长很多,自家道中落后都各谋生计,不常在一处。手足之情也如同君子之交。

我很怀疑,从小就目睹大时代的荣辱浮沉,以及小家庭的聚散冷暖,对父亲的心灵成长一定有过深深的影响,他很早就意识到出人头地是多么重要。所幸父亲头脑相当聪明,从小到大成绩都是班里的第一名,这使得他开始变得恃才傲物。然而,到了高中,开始有同学批评他“只专不红”,为了证明自己的“与时俱进”,父亲在校参加了红卫兵造反派,其实这种推翻一切的时代气息和父亲某种内在的个体气质是吻合的,当然,再加上青春的热血和激情,年轻的他油印小语录,张贴大字报、千里迢迢坐火车会见毛主席。而当学校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相斗争的时候,脾气暴躁、性格冲动的他,也拿着铁锹参加过斗人整人运动……父亲并不回避这段往事,相反,他很坦然地说:“整个大环境都这样,我也是受害者!”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文革的受害者。因为父亲参加高考偏偏赶上1966年,不幸的1966年。当时他报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无论老师、同学,还是他本人都相信志在必得,谁料就在临考前,学校发布取消高考的紧急通知,从此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无疑如晴天霹雳,击碎了他出人头地的梦想。然而,他别无选择,除了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还能怎样?和那一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在革命运动和思想改造中荒废掉了青春。终于,文革结束了,近而立之年的父亲被招到县城的化肥厂当了一名电工,然后经人撮合,和同厂的母亲认识结婚,很快就有了一女和一子,也就是我和弟弟。

1977年,已经30岁的父亲参加了文革后全国第一届高考,报考的仍然是北师大化学系,12年前的那个梦想。他的聪明不减当年,竟然考了全县第二名。据说,考第三名的考生比父亲总分低了二三十多分,都上了复旦大学,比父亲总分低一百多分的考生也上了本省的本科院校,而父亲却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因为在他的档案“政治面貌”那一栏上,赫然写着“家庭系历史反革命,个人系现行反革命”——大抵因为国民党时期,爷爷曾担任过两三个月的的县公安局局长;而文革时期,父亲曾参加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抢运动的缘故。

就这样,因为这两句残酷的黑色批语,和一个政审不合格的红色公章,再次击碎了父亲的大学梦。据说父亲曾苦苦哀求过那位掌管他命运的政工干部网开一面,可惜对方偏偏就是父亲当年参与学校整人运动中的那个被挨打者!所以对方为了报仇雪恨,态度非常冰冷无情。这次打击对父亲极大无比,很多年后常常提及。不幸中的万幸是,邻市还有一个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校长是惜才之人,看到父亲成绩优异却无法深造,深觉惋惜,便破格录取了他,不过父亲仍然郁郁于自己虎落平阳之命运。

读完3年专科后,父亲重新回到化肥厂继续做他的电工。没想到,数年之后,他在给工厂做电力检修时不慎触电,脸部和手部大面积烧伤,不久后就离开了该厂,来到了一所工业中专教书。又没想到,数年之后,该校倒闭,他只得在家赋闲了一段时间,常常叹息自己壮志未酬,怀才不遇。政治的重压,历史的牵连,命运的坎坷,生存的艰辛集于一身,这导致他心态日益愤世嫉俗,而脾气更是暴躁了。他不相信鬼神,也不相信共产主义,只相信一切都要靠自己,而金钱是第一要义。

说完父亲,应该再说说母亲。1952年,母亲出生在本地一户平民之家。她是家中的长女,但据外婆回忆,母亲本来还有一个姐姐,但数月后就得天花夭折了,所以生了母亲后,外婆外公就格外宠爱母亲,正因为从小太娇惯,所以母亲的脾气不太好;我不知道外婆如此推测有没有道理,但的确,印象里的母亲性格抑郁,神情严峻,不苟言笑,缺乏母性的温柔——或许,她是温柔的,从小喜欢看文艺小说,喜欢雨果和屠格涅夫的母亲,应该是内秀而多愁善感的女子,或许曾向往过柔情蜜意的爱情婚姻吧。

然而,这样的母亲和这样的父亲结了婚。母亲是极为注重细节的人,偏偏父亲是心灵世界极为粗线条的人,痴迷于数理化,却对文艺不屑一顾,大约认为不够实用主义,脾气又那么暴躁,母亲便慢慢无法忍受了,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不过,父亲是外向冲动型的,怒气易于言表,过去了也就忘了,母亲则是内敛谨慎型的,会把怒气默默压抑在心里很久很久,她不会像父亲那样频频大发雷霆,更多时候她是以冷漠和嘲讽来发泄她的不满——对父亲行为的不满;对一起同住的婆婆的不满;对粗糙的现实生活的不满。此外,在整个大院里,父母的文化知识水平都算比较高,父亲几乎是唯一念过大学的人,母亲则是涉猎面很广、求知欲很强的人,所以内心都比较骄傲,骄傲的人不容易让步。从记事起,父母两人几乎每天都要吵几回架,语气又冲,火气又高,所以家庭气氛显得剑拔弩张的感觉。

然而,这样的母亲和这样的父亲却生下这样的我。一个争吵不断的家庭中的我。如果,我是独生女也许还会幸运一些——我知道很多家庭虽然父母关系不和,但对独生的孩子倒是一致爱护的。据说,我刚出生时父亲也很高兴,可惜母亲生下我一年多后又生了弟弟,而父亲却不知为何变得重男轻女起来,而且这种倾向日益严重,成为我们大院众所皆知的典型。

父亲性格的极端导致他子女教育上的极端:对我是苛责有加,嘲讽不已,对弟弟则是溺爱过度,娇宠无比。其实弟弟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乖孩子,和我的感情也很要好。但慢慢地,在宠溺中他性格变得飞扬跋扈、自我中心起来,脾气也变得象父亲一样暴躁专横,成为我们家中的小霸王,稍有不满意的地方,便大发脾气,父母也只好百依百顺。他也学会拿出父亲的权威对我指手画脚,看到我受责骂时又常常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总之,在这样相反的家庭教育中,在这种对立的成长环境中,姐弟俩的手足之情也越来越淡……

正因为父母弟脾气都糟糕,三人言语稍不投机,看法稍不一致,便大肆争吵起来,彼此指责,互相攻击,家中形成三足鼎立式的势力相峙。问题是,当他们相峙不下时,便将出气和发泄的矛头指向我。而我,从来是骂不敢还口,打不敢还手的,只是一味的躲躲闪闪,唯唯诺诺,竟成为亲戚圈、朋友圈、方圆几里的邻舍圈中公认的好脾气女孩。大家便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小老鼠”——在生存夹缝中掩口残喘的小老鼠。

所有温馨的儿时记忆只是在5岁之前。

那时,我寄住在外婆家。外婆和母亲性情不大同,是一个非常慈祥温柔的女性,常常微笑着给我打蒲扇,帮我赶蚊子、带我串人家。所以,想到外婆时,我反而会有想到和母性有关的美好记忆。

另外,我的二姨是一个艺术天赋很高的美丽女子,会画西洋油画,会做服装设计,她那时未出嫁,也住在外婆家,便教我背唐诗。据说我记忆力很好,很快就学会背70多首,那应该是3岁左右的事。在80年代初的中国,父母们都忙于生计,孩子们能有饭吃、有衣穿就不错了,很少会考虑到儿童早期启蒙教育,所以,我是幸运的。

此外,我还有一个要好的小伙伴,名叫赵鲜,比我大一两岁,就住在外婆家隔壁。所以我常常跑到她家去玩。赵鲜的母亲是聋哑人,成天坐在缝纫机旁做活,但人特别善良,看到我们这些小孩,总会友爱地对我们微笑。她家很穷,但院子里种了很多的花草。赵鲜便一一告诉我它们的名字:海棠、茉莉、一串红……我便好奇地蹲下来看它们。

然而,很快,这些美好的记忆便被打碎了。父亲来接我走,我拼命地哭,要留在外婆的家,不肯回父母的家。但还是被带走了。那是化肥厂的职工大院。这个大院大概是我一生中记忆最灰暗的地方。

大院里有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照理说应该度过很快乐的童年。但事实上,除了一个叫杨红的小女孩,我和其他小朋友很少能玩到一起。因为大人们总习惯拿自己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相比较,而父亲尤其喜欢做这种比较。记忆中,到了黄昏,他就把大院里的小孩召集到操场上,然后出各种智力题来考考大家。父亲自己是数理化的高手,所以他出的智力题多属于“一张方桌被锯掉一只角,还剩几只角”之类的问题。偏偏我小时候形象思维能力虽好,但是抽象思维能力很差,所以当其他小朋友都能正确回答出“还剩五个角”的时候,我却居然笨笨地回答“还剩三个角”,这让父亲火冒三丈,颜面无光。而一些智力抢答题我也永远落在最后,看到我反应如此迟钝。望子成龙的父亲便大为失望起来。

1984年,我5岁半的时候,便上小学了——能够那么早上学的理由似乎是我的唐诗背得又多又好,招生老师很喜欢。但能背唐诗又有什么益处呢?我出现明显的偏科,语文考高分,但数学却很糟糕。这可是父亲不能容忍的,从小到大,他的数学总是全校第一名,怎么女儿没有半点遗传自己的数理化细胞呢?

学习成绩上不优秀已经是罪过了,更让父亲忍无可忍的是,在日常生活上,我也没有遗传他反应敏捷、行事利落的性格,做什么事情都是迟钝的、慢吞吞的、笨手笨脚的。记得刚上小学时,看到我背着书包慢腾腾地在马路上走,父亲很生气,便拿起家里的晾衣杆在我后面追,我在惊吓之余赶紧拼命向前飞奔,以免受皮肉之苦。另外,从小我就比较糊涂,常常丢三落四,常常是今天一只鞋垫找不见了、明天忘了盖墨水瓶盖,所以频频惹父亲发火。而父亲脾气暴躁,发起火来神情是相当凶狠的,言语也是相当难听的,什么“弱智”、“蠢猪”、“白痴”都脱口而出了——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没有听到来自家庭的任何鼓励和赞许,永远是“笨”、“傻”、“蠢”、“丑”之类利箭般伤人的话。遇到他心情不好,巴掌也会随之而来。所以,自打我记事起,便格外地怕父亲,这使得我的性格日益内向、自卑、胆怯,而且高度紧张。

这种性格自然影响到了我在学校的光景。我是全班最腼腆的学生,总是怯生生的低着头,不敢看老师,也不敢看同学,上课下课都一言不发,也没有同学主动和我说话。同龄的女孩子们莺莺燕燕的,大多都阳光灿烂。但习惯躲在阴影深处的我,却不属于她们的世界。

更惨的是,到了四年级时,班里有一个比我大许多的女孩,注意到我如此害怕父亲,便开始不断威胁我,让我偷家里的钱给她,如果我不照办,她就要编造各种罪名向父亲告状,让他狠狠惩罚我。我只好战战兢兢地言听计从。有好几次放学后,她逼我乘父母还没下班之前在抽屉偷钱,而她在我家大门口望风。我至今都还记得她从我手里接过钱时,脸上那种胜利的得意表情。所幸的是,她后来辍学了,不过临走前还恶狠狠地对我恐吓道:“小家伙,我以后还会来找你的!”我害怕极了。还好,这恐吓并未成为事实,但却象噩梦般笼罩着我的小学生活。

苦涩生存中唯一的慰藉就是阅读。从小学开始,我便对书籍,尤其是文学类书籍产生了巨大的阅读兴趣——因为文学带我进入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相反的想像世界,一个温暖的、有爱的、有光的世界。

不过在八十年代初期,对于尚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普通市民来说,书籍依旧算是奢侈品。父母一向勤俭,不会给我们买什么书籍,所以我能阅读到的书籍都应该算是上天恩赐的礼物。

记忆中,最早接触的是童话。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一个黄昏,我搬了小板凳在家门口静静地阅读一本叫《小红花》的童话故事集,身后是同龄的孩子在嘈杂的房子里跳舞蹦迪,但我完全沉浸在童话的世界里。因为家庭氛围剑拔弩张的缘故,从很小开始,我就锻炼出在最吵闹的环境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神游象外、心境如水的本领; 童话世界打开了一扇温暖的门,门内,是一个纯真、良善、唯美、温情的世界,一个让我感到自由、接纳、还有爱的世界。

再接下来接触的就是作文书了。幸运的是,母亲的好友陈阿姨将她女儿读小学时订阅过的作文书全部送给了我,那是怎样一份厚礼啊!看到高年级学生写的优秀作文,我大为钦羡,他们的文笔怎么这么流畅?感受怎么这么丰富?我不禁开始跃跃入试,正好陈阿姨所送的作文书里,还一本厚厚的《写作词林》,它按写景、状物、抒情、叙事等文体类型细分,罗列了大量的修饰形容词,每当我写作文时,就翻开这本书尝试着将各种各样的形容词放到我的作文里,并比较放哪些词最合适。这是我最快乐的时间,令我觉得遣词造句是一个再有趣不过的魔术,就好象一副人体本来只有单薄的躯干,给它穿上斑斓的彩衣后,霎那间就华美起来。此外,本书还按文体类型相应收集了名家名篇中的精彩片段——其实这名家名篇无外乎80年代初“伤痕文学“中的佼佼者,但于七八岁的我看来已经是高山仰止了,便反复的默读,强化的记忆,最后竟然大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了。尽管是囫囵吞枣的背诵,自己的文字感觉却开始潜滋暗长起来。

有限几本能接触的书籍中,阅读时间最长,阅读印象也最深的就是《文学辞典》了。那是母亲在厂里的知识竞赛上所获的奖品。此书编撰收录了古今中外的名家名作简介以及文学流派,幼时我一有空就拿起这本书看,久而久之,书里面几乎所有内容都记在脑海里。虽然理解很有限,但知识面和想像力得到极大的开阔,所以,这本书应该算我的第一部文学启蒙书。不过遗憾的是,此书是文革刚结束的产物,会采用阶级分析法来评价任何作品,一律要加上“本书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腐败,但在思想上仍然摆脱不了小资产阶级情调……鼓吹博爱精神和人道主义……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等结束语。好在我年幼,不懂什么叫做阶级分析法。反而因为这种介绍更加渴望去读一读这些“鼓吹博爱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名著。

当然,阅读文学书籍的时间是不多的,在父亲看来有些不务正业,而小学升初中的压力日益扑面而来。父亲常常神情严峻地在饭桌上训话,记忆中有一天晚上,报纸上报道一位望子成龙的母亲,因儿子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一气之下失手将之打死。没想到,父亲读到这则新闻,居然当着我的面夸赞这位母亲打得好,还借机教育说,孩子不争气,就是该打!如果我成绩考得不好,也要像那女人一样把我打死。我相信父亲只是虚张声势吓唬吓唬我,过过嘴瘾而已,但幼小的我听了,可真是心惊胆战。好在我小学5年级毕业联考时,居然以较高的分数考上了县一中,也就是所谓的重点中学。

那是1989年,我10岁半。

到了初中,功课更重了,还加了两节晚自习。许多同学都巴望早点放学、早点放假,而我却希望在校的时间能长一点、再长一点。

因为一回到家,就意味着责骂、冷嘲、压抑、没有安全感。虽然学校也不是一个温暖的地方——老师们是以成绩好坏来对待学生,成绩优异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是老师最关注的对象。而我除了作文受老师赏识以外,其余科目并不出色,数理化是最糟糕的,总而言之,成绩平平。对于成绩平平的学生,老师不会象父亲一样冷嘲热讽,只是淡淡的忽视而已,但这种忽视反而让我的心灵有了更多自由舒展的空间。

是的,我宁可被老师天天疏忽,也强过被父亲时时责骂。我是如此惧怕呆在家里,所以周末和寒暑假就成了我最痛苦的时光。我只能把自己钉在大门口的桌子前装出一动不动学习的样子,因为任何举动都可能引起一顿责骂。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每天早上故意赖床不起,中午也故意睡很长的午觉,其实头脑是清醒的,但只有这样,才可以免受父亲严峻的目光和不停的责骂落到自己身上。

然而,假寐也不是长久之策。为了逃离家里的阴郁,我开始对父母撒谎,骗他们说学校周末要继续补习,然后一大早就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开始在县城比较隐蔽的地带“流浪”。幽深小巷里、废弃车厂中、长江大堤旁都留下过这个小女孩长久徘徊的身影,而县城中寥寥可数的小书店更成了我常常光顾的地方。感恩的是,身无分文的我虽然总只看不买,书店的老板们却并未予以冷眼。

而正是在学校对面的那家油江桥的小书店里,我读到一本名为《绿山墙的安妮》的小说。小说讲的是孤女安妮被收养在绿山墙农舍中的成长历程, 便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和我年纪相仿,却在艰难中依然乐观、勇敢、坚强、对生活富有美好幻想的红头发小姑娘。直到快免费读完此书,我还是爱不释手,最后毅然省下了几天的早餐费将它买了下来。

这应该是我有生以来买的第一本书吧,从此,小女孩安妮就成为我生存艰难中的最大安慰。为了打发寂寞的流浪时光,我会一边四处游荡,一边在脑海里编织各种各样的故事,故事的原型无非来自我看过的文艺图书:仙女、精灵、魔法、城堡……这就是我自得其乐活在想像世界的方式。就像小女孩安妮会把最平常的林荫道想像成“白色的欢乐之路”,把最普通的小溪想像成“森林女神的水泡”一样。虽然,最后回到家的那一刻,我需要立刻将自己从想像世界拉回真实世界。

所幸的是,后来我在班里认识了两个好朋友:卢春梅和李华华。她们和我一样,也是性格羞怯、富于幻想、成绩平平的边缘小女生,凑在一处倒是情投意合。三个人每天下课了就一块玩耍,每天放学了就一起回家。遗憾的是同行的路很短,刚走到学校那条大马路的十字分叉口就得分手,所以每当我们来到十字路口,都会停下来说好多好多话,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自从认识她俩后,我周末不再轻易到处流浪——毕竟光天化日难免被熟人撞见,后顾不堪设想!我改为一大清早就跑到卢春梅或李华华家里“藏匿”,而那时他们往往还没起床呢。这两位好友的父母都属于脾气温和、尊重子女的家长,对我也非常接纳——不是那种客套式的接纳,而好像真把我看成他们家中的一员。最让我羡慕的就是这两位好朋友都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便是海阔天空的小世界,一举一动不受任何监视,那种身心自由的感觉真的非常好。记得卢春梅的父母在楼下开鞋店,我和她就在楼上一起做作业、看书、吃饭,以及谈那些女孩子们特有的梦想。

我们的梦想和我们所阅读的书籍有关——那时,我已经在读《红楼梦》了,但年少懵懂,自然读不出里面悲伤的生命哲学,只是对书中一大群年轻女孩子发生兴趣。记得她家里有本繁体竖排的《红楼梦人物评传》,我居然也津津有味地读完了。黛玉、宝钗、湘云、探春……一个个少女鲜明的形象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尤其对她们结社作诗的闲情逸致羡慕之极,于是,我俩便筹划要建一个诗社,还像模像样地写了几首古体诗,但诗社却不知什么原因终究无疾而终。

除了去这两位好友家“藏匿”以外,我还有一个可以逃避的去处,那就是外婆家。由于自家离学校较远,于是母亲就让我每天上晚自习前到外婆家吃晚饭。外公外婆我父母的脾气相反,非常平和谦逊,总是笑眯眯的,从来不责骂人。外婆是温良恭俭让的典型传统女性,而外公是非常讲党性的老共产党员,一辈子克己奉公、与世无争,为人信念是“宁可他人负我,不可我负他人”。他的儿女们都觉得他傻,跟不上时代,我却觉得外公外婆的内心属于谦卑柔软的古老儒家世界,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静静地散发出美善的馨香,和我周围那些有知有识反而强悍冷硬的大人很不一样。所以,初中时我常常找各种理由去外婆家,目的不只是为了吃顿饭,而是那里亲切友善的气氛会让我感到平安,以及接纳。

此外,外公在原来的老房子上又盖了两间小阁楼。那里是一个安静的私人空间,我喜欢放学后溜到阁楼上写日记,绘画、创作诗歌,静静翱翔于自己梦想的小天地里。所幸的是后来居然在小阁楼的几角旮旯发现一大堆旧书,包括八十年代初期的《小说月报》、《收获》、《当代》和《电影画报》。这一发现让我大饱眼福,从此,只要去外婆家吃晚饭,就争分夺秒地跑到阁楼上去翻几页,然后第二天再过来看。

那个时代的文学界和影视圈似乎都是相当淳朴的,有着某种伤痕式的理想主义情怀。印象尤深的是这些书报上反复出现同类型的故事:文艺男知青下乡饱受批斗,或认识了单纯爱慕委身他的乡村少女,或认识了偷偷帮助保护他的乡下老人,后来知青返城,牵扯出这些人物之间的恩怨纠葛。这些故事多以回忆的方式娓娓道来,有大时代的苦难、有小人物的真情、有主人公的内省,有时空交错间悲哀的乡愁。连幼小的我看了也会为命运的飘零而长久沉浸在伤感中。

三毛说她少年时代逃学是为了读书,而我少年时代逃家也是为了读书;在马路上流浪也好,在好友家藏匿也好,在外婆处逃避也好,同样是为这种心灵阅读。虽然不得不为此常常撒谎。

其实,初中时我的撒谎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不仅限于谎称周末去学校补习一事了。比如,为了考试有一个良好的分数和名次,好在父亲面前有个交代,我曾经挖空心思找对策。那时,学校有所谓的考后纠错程序,我便利用这一程序,私自纂改评分后的试卷,然后谎称是老师改错了请求重判。而老师常常信以为真,便会重新加分,这一加可能是十多分,分数名次上去了,便又可免遭一顿责骂了。

但谎言也会有被戳穿的一天。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初二时,一位男同学把教室门撞了一个大洞,而那晚小偷趁机入室,将同学们放在抽屉里的用品席卷一空。我最为不幸,丢了一件大衣。老师便让这位同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但这位同学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并未履行。父亲不依不饶,逼着我去这位同学家找他家长索赔,否则拿不到钱就别想回家。我傻傻地在那位同学家门口站了好久,但那位同学的家长铁青着脸,故意对我视而不见,徒劳而返的我在大街上踌躇良久,最后实在走投无路,便到外婆家向太姥姥借了50元,回去谎称这是索赔之财。没想到,数天后太姥姥向父亲提起我借钱之事,这谎言就给戳破了。父亲大发雷霆,把我狠狠地大骂一顿,并讽刺我是撒谎学校调教出来的高材生,完全可以给我颁发荣誉证书了……

这种常遭冷嘲热讽的艰难生存状态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夜里都会躲在被子里哭,但又不敢大声,只能咬着被子,任凭眼泪往心里流。

就这样,我战战兢兢地结束了三年初中生涯,直到中考来临。

由于我数理化一直不好,导致中考总成绩仍然平平,离公安一中这一重点高中的分数线还差20多分。其实,以我的分数若去其他普通高中倒是名列前茅的,我也暗自希望能到其他高中,这样就可以在学校寄宿,远远逃离家庭了。然而,家人执意让我继续到公安一中就读,最后出了2000元,把我塞进了这所重点高中,又通过关系,把我塞进了这所重点高中的重点班——班里有90%的学生不是通过中考录取的,而是通过中考前的四科竞赛考试选拔出来的,可谓尖子生中的尖子生。

那是1992年,我十三岁半。黯淡的小学时代和初中时代终于结束,但我已经预感到即将开始的高中时代将更加举步维艰,不知何时才能长大,才能自由飞翔,才能进入有光亮的国度?就像三毛在童年回忆《蝴蝶的颜色》中描述的那样 :

每天面对着老师的口红和丝袜,总使我对于成长这件事情充满了巨大的渴想和悲伤,长大,在那种对于是囚禁苦役的童年里代表了以后不必再受打而且永远告别书本和学校的一种安全,长大是自由的象征,长大是一种光芒,一种极大的幸福和解脱,长大是一切的答案,长大是所有的诠释……

而我,才只有这么小、在那么童稚无力的年纪里,能够对于未来窥见一丝曙光的,就只有在那个使我们永远处在惊恐状态下女老师的装扮里。我的老师那时候二十六岁,而我一直期望,只要忍得下去,活到二十岁就很幸福了

想到二十岁是那么的遥远,我猜我是活不到穿丝袜的年纪就要死了,那么漫长的等待,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四周没有东西可以摸触而只是灰色雾气形成的隧道,而我一直踩空,没有地方可以着力,我走不到那个二十岁……

13岁半的我,如她一样,也问着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挨到二十岁,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飞翔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