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霭色归途

作者注:本章的隐含主旨如下: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23章1-4节

在虚无和信仰中挣扎;在暧昧和纯洁中挣扎;在功利和理想中挣扎,在眩晕和清醒中挣扎;在生命中各种各样的分裂感中挣扎……

研一这一年,她蹒跚走过,在牧者杖与竿的引导中,冥色渐渐远了,死荫的幽谷渐渐远了,虽然回家的路还未分明,但牧者已应许,灵魂苏醒的路上,有祂的同在,那地必可躺卧,那水必可安歇。

那么,研二这一年,在这雾霭重重中,她会行经怎样的漫漫归途?

——引子

2002年的9月,我的研二开始。

此时,我已经逐渐从虚无的幽谷中走出来,但离那救赎的归途仍然遥远,因而才在日记中有了这样的表述: 

“我现在从心灵深处相信什么?一是有神存在;二是有灵魂存在;三是个体灵魂在幽冥之域一旦被存在之光唤醒后,就有一种渴望回到光源处的喜悦与痛苦。至于怎样才能会去呢?我私下觉得还是需要靠灵魂自身的修练,灵魂越是自觉地把自己磨练得晶莹剔透,就越是能接近上帝,体验上帝,感觉上帝。所以灵魂得救(永生)的方式主要是靠个体灵魂自下而上的追寻,不断升华、敞开、光照、完善自己,以求更像神!

那么,我问自己,你现在灵魂得救了吗?我觉得还不好说。

其一、我并不知道灵魂是什么。是我的思想?感情?意识?欲念呢,还是它们的内在推动源?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的意识中还有很多坏的方面。这岂不是说我的灵魂又好又坏?

其二,我发现灵魂要回到本源处是相当不容易的,尽其一生都很难!我目前尚处修练的初级阶段,如果现在有一个三长两短死了,我很怀疑我这颗浅薄粗糙的灵魂能否进得了天国之门。即使进得了,我想我也不会快乐。就像小学生误打误撞进了大学课堂,什么也不懂,无知,又自惭形秽,因为不能体验那至高无上的本体世界的美,多苦恼啊!

应该是有灵魂的精英和普通之分,智慧和与愚拙之别的,一个像海德格尔似的深刻宽广灵魂才能最快乐地接近上帝,体验上帝,感觉上帝——因为洞识的奥秘越多,领悟的神性才越多啊!所以,有时候我挺羡慕那些极具天赋的大思想家,胜过于羡慕那些虔诚的,无思想之累的基督徒包括耶稣本人。”

虽然此时我对神的认识(是灵魂的光源处)、对罪的认识(意识中坏的方面)、对基督的认识(不如极具天赋的大思想家),对救赎的认识(靠自下而上的追寻)仍然错误颇多,有深深的形而上学倾向,但神始终不离弃我,继续带领我走向那曙色的归途。

如果说,研一因着虚无主义的心,心灵是焦灼的,分裂的,生活是含混的,挣扎的,但圣灵还是一直光照我、警醒我、引导我走义路,那么,到了研二, 圣灵的光照、安慰和引导则更加彻底,借着永恒的道和神圣的爱来刺穿虚无主义的深渊,也让我同时经历理性上的归之旅正、情感上的医治之旅、意志上的悔改之旅,直到最后真正俯伏在十架宝血之下。

先说理性上的归正之旅吧。

研二开学后,为了使自己在所谓“思想朝圣之路”上更进一步,我欣然前往人大旁听希腊文和前苏格拉底哲学。课余,我会花大量时间去图书馆找有关希腊原初宗教的文献来阅读,目的只有一个:期待从希腊原初宗教起源中发现“普遍的人性”。

关于是否有“普遍的人性”,是我读研后一直在追问的主题。一方面,前现代的思想——人出于道,最后归于道,犹如大自然的生灭一般,我无法接受,尤其一想到一个有情有感的我居然要归于无情无感的大道,不由得心生出极大的恐惧;另一方面,后现代的思想——人从偶然中诞生,又在偶然中死亡,从经验纬度我比较认同。的确,我某一天很偶然地出生于我父母的家庭,又被抛掷在这个充满偶然的世界,为自己的存在寻找所谓必然的意义,也许某一天又很偶然地死于不可知的命运,而我生前所寻的必然意义也就归于虚无,但这偶然的世界将继续运转,一代又一代地出生、活着、死去。难道不是么?

不过,我其实很不甘心于人的这种偶在性,所以,内心始终有一个对“普遍人性”的渴望。所以才锲而不舍地查找大量书籍来寻求论据。

最先是看哲学家们的书,可惜各种理论学说互相冲突,让我更加糊涂,便觉得哲学家们多是纸上谈兵,缺乏考证;然后就开始看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书,希望能沿着原初的人类考古证据追根溯源,找到关于“人的定义”。记得曾如获至宝般地捧着卡西尔的《人论》苦读,读着读着感觉就要发现那个原点了,但突然间还是嘎然而止。因为卡希尔也是含糊其辞!

失望之余,最后又将对“普遍人性”的求问又投向身边的老师,我的文艺学导师是做后现代文化研究的,关注于文化的历史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曾经专门著文来解构“普遍的文学性”,由此可知,他肯定也反对“普遍的人性”;我的希腊文老师是做古典哲学研究的,本以为他会持传统立场,却没想到,他也很肯定地告诉我没有普遍的人性,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什么永恒的灵魂——灵魂也只是个伪命题,一切自明性的东西都不过是历史的产物!

记得我当时听他这样说,简直痛苦到了极点。既然没有永恒真理,也就没有上帝,还思什么上帝?还信什么上帝?难道我那么长的切问近思之路早已被证明是个玩笑?于是沮丧地问这位希腊文老师:既然没有绝对真理,没有上帝,那么有什么是非如此不可的?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平庸的界限在哪里?为何一定要坚持善、美、还有崇高呢?

老师回答:没有绝对真理,但有相对真理,可以把历史中不断涌现出的生成着的伟大力量看成上帝啊!

然而我无法接受老师的观点,我要追求超历史真理(绝对永恒之神)与我的关联,要是它不存在,而这世界又许诺以追求历史中的真理(相对永恒之神)与我的关联性来安慰我的此在残身,对不起,我宁可回到彻底的虚无主义中去——彻底虚无与我的关联。对我而言,要么有,要么无,不存在中间状态!是的,我要真实,哪怕血淋淋阴森森的真实!我不允许自己撒谎。一切相对主义对我而言,都是皇帝的新装!

还好,我没有重新一头扎进虚无主义的沼泽中去。就最根本原因而言,研一时不断在虚无中挣扎的经历已经让我逐渐相信有永恒的存在。另外,在和男友探讨这一问题时,他也对我说:“当后现代思想家用大量事实来证明没有绝对真理这一命题时,其实也树立了一个前设:即没有绝对真理这一命题是绝对真理。其实不也是自相矛盾的反讽吗?”

接着,我很快又读到张志扬先生的《现代性理论的检测和防御》一书,得知原来语言(还包括经验理性,人的有限性的二律背反)虽然无法证明上帝存在,但也无法证明上帝不存在,这样,也防止了个体在人生观上“本体论”与“虚无主义”的非此即彼之陷阱,那么,当两种独断思维都排除掉后,我作为偶在的个体,该何去何从?

我带着这个问题意识,继续锲而不舍地探寻“普遍人性”问题,就在此时,我遇到了一本对我的生命影响极大无比的书——许志伟先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 。

其实,自从1999年开始阅读《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以来,这几年时间,我陆续接触了一些当代神学家的神学思想,比如薇依的神秘主义神学、蒂里希的生存主义神学,舍勒的价值情感现象学等等,由于他们的思想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感和处境意识,文字又充满了天才般的激情,所以,我会囫囵吞枣般地照单全收,导致我头脑中的观点非常零散芜杂。

殊不知,他们的神学思想其实只是对正统基督教神学思想中某个命题的回应而已,必须放在整个神学发展史的架构中来客观衡量。可惜我对正统基督教神学思想却没有一个全面和整体的了解,大约也是因为一听到“正统”这个单词,就联想到话语霸权和教会专制,难免充满警惕吧。

但许志伟先生的这本书正好弥补了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该书以圣经为本,系统地介绍了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救赎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神学核心命题。而且对这些核心命题在历史中的发展变迁(包括我以前接触的各样现当代神学思想流派)都作了清晰的梳理和评介,虽说他是站在正统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上进行评介的,但学理之平衡、思辨之严谨,都令我心悦诚服,才发现,原来正统基督教神学的内涵竟然是这样深刻!我不得不谦卑下来,去认真思考正统教义中关于神、人、罪、救赎的明确界定。

我最先看的是“神论”部分。在此之前,我心目中的上帝仍然更多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是道、是逻各斯、是绝对的他者。但许志伟先生却开门见山提出上帝的位格性,以说明上帝是一位愿意与人类建立关系的上帝,他创造世界,他护佑世界,他也有喜悦和愤怒等感情!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位格”这个词,非常惊讶地想,这怎么可能呢?岂不是如蒂里希所说,把上帝贬低到人的水平,和中国民间送福气保平安的菩萨神仙没什么两样?我才不屑于这样浅薄的上帝呢!

然而,许志伟先生一针见血地批评道:“一个非位格的上帝就只能是一位遥不可及的上帝,无法亦无此意愿与人沟通,更谈不上爱了。这即是哲学家思想中的上帝。”这句批判让我思忖良久,慢慢意识到自己的上帝观可能不够平衡,有偏颇之处。正因为过于强调上帝的超越性,忽略了上帝的临现性,才使得我从一开始接触福音,就无法相信上帝是一位会介入世界历史中的上帝,进而也无法相信他是一位会介入我个体生死中的上帝。然而,唯有一位对我的具体生死关心的上帝,才能刺破虚无主义的毒根啊!当我否定上帝的临现性时,岂不也带着自身的人文学背景和理性世界观来“限制上帝的属性”吗?

然后,我继续看“基督论”和“救赎论”部分。在此之前,我也比较认同生存主义神学家所言,十字架是一种爱的道德典范,人的内在生命会受到激励和更新。但许志伟先生却尖锐地指出:“以爱的模式来诠释十字架的意义最大的弊病在于它把救赎的十字架事件的客观性转转变为主观性,被视作是在人心中发生的现象。在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备受推崇的现代文化氛围下,这种模式受人欢迎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上帝的爱与他的圣洁分割开来,一旦上帝的绝对圣洁被搁在一旁,人便无须为自己的罪面对审判……”最后,许志伟先生指出这种阐释归根结底反映了人对自身评价的偏差,对人性的过于乐观,相信人有自救能力无需他力救赎,单靠人自身拥有的理性和潜质便能趋善去恶。我看到这里,心里突然有被刺痛的感觉,因为我也是潜意识寄托于自救的,可我自身的心性和行为不都已经表明,人性是如此复杂而软弱,哪里能趋善去恶呢?

这样想着,我翻开“人论”部分——也是我最为关注的部分。是的,我可以将“上帝是否临现于这个世界?”、“耶稣是否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等命题悬搁,但我无法不面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等问题,而我是人类的一部分,因此要想知道“我是谁”,就必须知道“人是谁”。

前面已经细述我在“普遍人性”这一问题上的人文求索历程,但最终结果还是无解。至于圣经关于人的定义,什么上帝用泥土造人,又吹了口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些神话式的语言更是完全无法说服我和感动我。然而,当我读到许志伟先生用现代处境意识的语言解释这些经文时,却在理性上被深深吸引了。

他指出基督教人性论的基础是“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这意味着只有在“一种关系的维度”中审视“人性”:上帝主动与人建立关系——一种以呼唤与回应,往来与对话为特质的位格式的关系。因此,人的存有被描述为与上帝”结伴中的存有”,“感恩中的存有”,一旦人意图掌握与控制那对话时,神人对话的关系就遭到扭曲,人在关系中所呈现的形态便不再是感恩的开放,而是“封闭式的存有”,“自主式的存有”。其次,他指出“被创造的自由”最重要的含义是,人不能通过依靠自己而完全活出上帝的形象,他只能通过转向“外”和转向“上”的方式朝向上帝而将之活出,上帝的形象以及与之相联的自由,不是我们可以占为己有的属性……”

记得当时读到这一部分真是极为震撼,原来,信仰的起点是“关系中的存有”!真正的自我存在于关系维度中——和神的关系,以及和人的关系;我开始反省这些年来从没有把自己放到感恩的开放的关系之中看待自我,而是在一个封闭的自主的“我思故我在”中寻找自我,以为单单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就可以进行自我超越和自我救赎,因此,潜意识活在自我陶醉和自我崇拜中。没想到,这竟然是一种扭曲的关系!

我惴惴不安地翻到接下来的“罪论”部分。以前我不愿意接受圣经对罪的道德化解释,宁可接受刘小枫富有生存论意识的解释:罪是有限之人存在本身的欠然状态、偶在的悖论状态。但这种解释似乎容易把罪抽象化和审美化了,徒然令人在虚空捕风中顾影自怜;相比之下,许志伟先生根据圣经对罪的阐释却比刘小枫更尖锐,“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意味着什么?“表示人自己选择与上帝对抗,人将自身作为价值的唯一基础……在自由的回应中,不承认也不认同外在的律令,而为自己提供律法,试图在一种纯粹个人的自由活动中确认那些选择的东西……人的堕落暴露了人渴望成为一个自我建构和孤立的存有。”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自我建构和孤立的存有?我岂不一直企图在精神上走一条灵性扩张的路吗?难道也是自己分辨善恶的灵性骄傲?

果然,许志伟先生继续分析,罪的核心最终是人的灵,在其自我超越和自由中,不朝向他人,而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自我中心的状态又是通过过某种拜偶像的伪装来达到的。人类因为受制于生物的必然性和死亡而对自己的渺小感到绝望,他又不愿承认自己作为受造物的有限性,因此他意图通过某种伪装的神柢,某种神话的形式、事物和机构来肯定自己。

拜偶像的第一个特征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主义;第二个特征是将某种有限之物绝对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自我的利益,第三个特征是人的自欺。精明地利用物质的、社会的、学术的和伦理的善作为扩展自己的工具…在身体层次,是纵欲;在心智层次,是知识的骄傲;在道德层次,是德性的骄傲;在财产,地位,人际关系,是能力的骄傲…”

看完罪论部分,我觉得几乎每一句话都是针对我说的,情感上的自我放纵、道德上的自行其是、灵性上的自以为义都在光照下袒露。我不禁问自己:“还有比你更自我中心的人吗?”

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此书,尽管书中还有很多问题我无法明白,但最核心的福音真谛已经深入心底。圣灵借着这本书不断提醒我,我此前的信仰有某种致命的偏差,极为需要理性上的归正。

其实,理性上的归正是一生之久的事,但起码当时的我有愿意归正的心。我迫切意识到,我以前寻找人性、寻找自我的路都错了,都是以自我为原点来寻找,所以才越找越无解。当务之急是,应该如本书所言,重新回到开放的关系维度(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中来确立“自我”!

然而,当我开始把“自我”放到关系维度之中审视时,尤其把“自我”放到与真实他者的情感关联中时,才发现这个“自我”竟然是如此的残缺!20年来,大多时间我都活在一个极为私人化的抽象世界里,而非活在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情境中,在亲情维度,爱情维度、友情维度都缺乏深度关联的建立!

我看到自己在亲情维度上的残缺。也就是在研二时,我第一次在日记本中写下对原生家庭的回忆,自以为彻底遗忘,实则埋藏在潜意识最深处的回忆:自己性情中有哪些不健康的因子是从原生家庭中就开始萌芽的,而书籍在我的童年时代又曾给过我怎样的精神安慰:

“由于生活中几乎从未得到过父母之爱、手足之爱,几乎从未得到过一个正常孩子所应该拥有的,健康而温暖的亲情幸福感觉。只有书,肯看我,也肯被我看,肯把我当朋友,肯爱我——只有灰姑娘、小拇指、海的女儿、青蛙王子愿意用爱接纳我进入他们的世界,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再没有虐待、没有眼泪,没有冷嘲和热讽。没有对幼小心灵的戕害。只有玫瑰色的月亮和相爱着的人儿。真的,那个在瑟瑟发抖中卖火柴的小女孩是我再好不过的写照,如果从小没有书火焰般的想象力支撑,我就活不到今天了。”

当时写到这里,眼泪竟然打湿了日记本。

我同样看到自己在爱情维度上的残缺。这种残缺就如前一章所述,我无法在日常真实中去爱,只能在文字想象中去爱。爱情中的自私导致爱情中的自恋,所以才会写出这样孤芳自赏的诗句:

”我想象自己是水边的阿克索斯,忧伤地爱着自己年轻的影子/我想象自己是舞台上的奥菲利娅,在百合花丛中静静地死/我想象自己是凡高,或他的血耳朵,或他的十三朵向日葵姐妹外的/最后一枝。”

我也看到自己在友情维度上的残缺。我的人缘非常好,朋友也非常多,这只因为我天性活泼热情,乐于助人罢了,但我骨子里是瞧不起人的,即使在帮助人时也是带着居高临下似的傲慢与偏见。从大学起,学弟学妹级的年青追随者就非常多,我也当仁不让地以精神领路人的身份出现——包括热心传福音。给他们传福音时,主要是同他们进行抽象的灵魂探讨与思想交流,多少带着站在高处以真理导师自居的宣教意味,很少真正先伏下来,去了解、接纳、感受这些人的情感创伤与生活苦难。

对不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此骄傲,对信主的弟兄姊妹又如何呢?我一直强调信仰是绝对私人化的事情,潜意识对团契是怀疑和抵触的,甚至觉得他们有些人不够知识分子化——我不相信人与人在具体交往中是可以达到共识,也觉得不必达成共识:既不想对他们敞开自己,也懒得去倾听他们,觉得这是弱者的表现。当我软弱时,找书安慰就够了,人是不必的。所以,书才是我的友人!

是的,书在我的成长历程中充当着亲人、爱人和友人的角色。我只和书建立了情感关联性,这些真实的亲人、友人、爱人都跟我的自我存在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不禁想起室友对我的评价:“小鱼是一个最没有人情味的人,简直是一个非人类,是独居动物!”我还为自己对任何人没有依赖感而引以为荣。甚至还对别人骄傲地宣称:“我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人,可以做到完全的情感自足。我不需要真实的别人,什么亲人、友人、爱人都不要!什么亲情、友情、爱情都不要!我只需要一大堆书、一个神秘的神就行了。”

总之,形而上学信仰使我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自恋的女子,一个偏执,狂妄,愤世嫉俗,又多愁善感的骄傲女子。既然看不到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也看不到真实的别人是什么样子,更看不到真实的神是什么样子。因此,我眼中的自我,我眼中的他人,我眼中的神,都变成了一种“我思故我在”和“我思故他们在”的产物——理性抽象产物。

其实我也渴望纯善的亲情、纯美的爱情、纯真的友情。然而渴望归渴望,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隔膜(现在想来,很大程度都是我自己的错,不会爱,不懂如何珍惜)让我没有一点安全感和归属感。在日记里我还自叹:“亲情的创伤记忆,爱情的软弱无力,友情的知音难遇,使我不得不拼命抱着自己的影子,如同抱着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就像张爱玲说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感情不是百孔千疮的。我只能靠自己面对这一切——独自受伤、独自疗伤,再独自受伤。”

以前,我总以为灵魂主要指理性灵魂,但却忘了,其实人还有个情感灵魂的,它在日常生活真实的爱与被爱关系(亲情,友情,爱情,人情)中一边生长一边受伤。可惜,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在感情上遭遇过创伤记忆,以至于学会了在受伤后封闭自己,不承认有情感灵魂。不再轻易去爱,甚至不再相信爱本身了。

不相信爱之后,对人间的任何爱都产生怀疑;被人伤之后,极容易去伤害别人。信仰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嘲。比如有一个好朋友,常给我提起一对隐于山水之中的基督徒夫妻,他非常羡慕他们的幸福家庭生活:散着步的,执子之手的,与子偕老的。我听了冷冷一笑,很尖刻的伤他:“你怎么知道他们每天都是这样相亲相爱的?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对对方有所保留?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有着自己的私心?”

尤其是比较敏感和伤感的知识分子,期待值较高的被爱感觉在现实世界落空后,我们只能在抽象世界(创作,学术,书本,书斋)更加激情地爱着与被爱着。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寄托,更是一种自我实现,不是吗?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书给了我那么多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的补偿,我才会给与书那么多的关注。也许它是假的,但却是善的,美的,有爱的。相反,我对身边现实生活常常视而不见,不屑去关注,不值得我去关注。也许它是真的,但却是恶的,丑的,无爱的。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生如梦罢了!

所以,我们也逐渐以为,思比爱更重要。或说,想象中的爱比真实中的爱更重要,再进一步说,人对书单独的爱比人与人关系维度中的爱更重要。但真是如此吗?

举一个极有感触的例子,某一天,我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一直读我的海德格尔,有不少灵魂幸福体验,正入佳境时,隔壁一个女同学突然跑过来在我面前直抹眼泪,原来受了其男友的气——他以前对她可好了!

于是,我“慷慨”地放下思想大师找那个男同学评理。他同我说了2个小时,说他小时候被村里异族人怎样的毒打,说他从乡下来到这个大都市后,受到的高等人群怎样的蔑视与侮辱,说他在要出人头地自强不息的心里,却是怎样的悲观和虚无,说他不想害谁,只想好好过日子,可为什么却还要受到那么多不公正的逼迫?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愿意叫他一声兄弟?没有人发泄,只好无意识的发泄到女友身上——他知道对不起她。我只是默默地听着,陪伴着,疼痛着,突然想起基督的一句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芦苇他不吹灭。可神啊,你在哪里?!

神对人之爱即使不在。人与人也当互相爱啊!我想。于是,临走时一把握住他的手:“你们两个在这个城市都不容易,更要彼此接纳搀扶着一步步的走啊!干吗还互相伤害?怎么说没人把你当兄弟呢?我就愿意把你当自己的兄弟!”他眼里似乎有泪,但不说话。

看他们又和好如初了,带着饱含祝福的微笑和叹息,我突然心里被一种很温情的东西包裹住了,似乎,不,的确,也是一种灵魂幸福体验,比思出海德格尔澄明之境更澄明的灵魂幸福体验。刹那间,无数热泪盈眶。我突然怀疑,也许,哪怕微弱的,但活生生的爱比“高贵的”,形而上的思更重要?起码对我而言,这两个朋友比海德格尔更重要。

我不禁想到《小小王子》这本书,里面有个学者,只关心永恒问题,认为一朵玫瑰花儿是不重要的,会消失,太不够永恒了!可小小王子说,我对我的花儿的爱,难道不比你的火山研究永恒?他执着地相信,爱和被爱是世界上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东西。

于是,我开始这样反思自身爱的匮乏:

今天,多少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忙着研究唐诗宋词山水田园派,却不会停下脚步,对路边的小花小草小麻雀送上一个谦逊的微笑;多少理科的知识分子忙着写解剖学试验报告,却不会在动解剖刀前,对垂死的那只小兔子送上怜悯忏悔的一瞥。我们已经学不会爱了!

在这样一个技术主义,实证逻辑,工具理性成为新的形而上学的时代,我们活生生的心灵也被冷冰冰的理性和热闹闹的欲望所代替!包括艺术、诗歌、音乐,眼泪已经不在场了。因为我们认为眼泪是一种矫情和煽情,缺少对生活批判性的反省和反讽。我承认:在超验者沉重的挚爱尚未安慰我们沉重的肉身,任何眼泪都无处安息。有些作伪的流泪更变成了无病呻吟。但是,我们岂能因此而看轻眼泪本身的柔弱,否定眼泪本身的真诚?

我自己就曾是如此嘲笑眼泪的一个女知识分子,由于潜意识持智慧上与精神上的双重骄傲立场,我看不起那些无知无识的底层人群,认为自己要启蒙他们;也看不起那些在学术上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知识政客,认为自己比他们高洁。可是,却不知这就是自夸!在供给我粮食和蔬菜的黄土地面前,在那么高的天空面前,在一个刚出生的婴孩面前,在一颗默默无闻的含羞草面前,我未曾谦卑,甚至未曾留意!

正是前述这一系列反思使我开始走上情感上的医治之旅。我不断提醒自己,“真正的自我必须在关系维度中建立。”于是,开始尝试着去恢复与真实世界的源初关系。静静地在大自然中散步,静静地去看遛狗的老人和推着婴儿车的母亲,静静地收集平凡生活中的感动。

这里需要感谢我们研究生宿舍另外三个女孩:马新莉,朱靖华,陈晓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大都是在一种严苛多于慈爱的文革后家庭中长大的。家里人对我们的爱,就是推心置腹地告诉自己的小孩子,外头人是多么的坏,怎样的卖友,吮血,骗人不眨眼。社会太残酷了!所以,一定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后谁也不怕了。我们四个人一致发现,没考上大学前,毫无自由,父母大棒政策是家常便饭,整天拿人家孩子比,学习不好时骂你猪狗都不如。可一考上了,马上奉你为座上宾,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除了一句:以后交男朋友千万要小心。男人坏着呢!感情?爱?这玩意最靠不住了。只有钱,社会地位,自己成为强者才是真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当然,不管他们给我们灌输了多少“防人”智慧。他们仍然是爱我们的——以他们的经验来爱,而不是按真理本身来爱。更何况,文革中人与人怎样批斗挨整,仇恨杀戮,他们看得太多,受得太多,也“吃亏”得太多。他们把这适者生存的伟大智慧又真诚地传授给我们。有人说,文革毁了一代人的心灵。我要说,不,是两代人的。而我们这一代(人与人狂热攻击的政治时代刚过,人与人冷漠防范的商业时代又来)如果仍然相信弱肉强食,自我强力比平等相爱更重要,并又真诚地把经验传授给我们将来的孩子,毁的将是第三代,第四代……

来到这四人之家后,很快成了闺中密友,相互间什么心里话都愿意掏出来说。且很亲爱地呢喃着。是一种孩子般互相撒娇的美好感觉。我们几个的童年都是不太幸福的,甚至都有某种程度的畸型人格。但在这个新的童年之家,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同情,彼此怜惜,彼此疗伤。

然而,若没有神的挚爱,我们每个个体的心灵创伤,仅靠有限范围内的彼此团契相爱,是不能从根本上抚平的,最多就能止止痛。

慢慢地,我也发现了这种小家庭的亲爱很软弱,就像红楼梦里的女儿国,一走出大观园进入社会,封闭自足的状态打破,就风雨飘摇了。我想,我需要在人间寻找一份精神质素更强大,却也更柔和的爱。

而最让我感到爱——牧歌式幸福之爱牵引的,却是在每周的希腊文课上,可以说,我那半年来最盼望的事就是每周一次的希腊文课。这里,学生不多,七八个,纯为兴趣而来,所以每个人都那么真诚的敞开讨论着,而我们的希腊文老师也就比我们大七八岁,他是我所见到的最有涵养的人,对任何学生都采用平等的甚至谦逊的对话态度,哪怕是对待最偏激最尖刻最恃才傲物的学生。也和颜悦色的微笑聆听,他的气度总让我想起一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好几次,我都神思恍惚,竟忘了老师在教什么,同学们在问什么了,只是悄悄看着他们明亮真诚的眼睛,傻傻地笑,并深深地叹息。此时,窗外月光如洗,窗内灯光如盈,人与人彼此真诚,柏拉图学院般的诗意氛围……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的夜晚,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图景吗?

终于,有一天上课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到这里“既不为法来,也不为衣来”,而是为某种牧歌式的幸福体验而来,比起学习希腊文,思考古典哲学,追求形而上学真理所带来的幸福——智慧愉悦感和精神成就感叠加成的幸福,这种幸福——驱除掉智慧上的有为和精神上的强力后,和你所爱着的人们默默相对的幸福更大!后来,我干脆放弃苦心钻研半年的希腊文学习了,我只是去着,听着,看着,并微笑着和叹息着——听什么和看什么已一点也不重要了。是的,无为,彻底的无为。在透明的生动的爱面前,澄明的抽象的思算得了什么呢?思不就是为了爱么?

顿悟这一点后,我突发奇想,要是这种美好状态能永远持续下来该多好啊!这种美好是希腊文老师“召集”而来的,他是这种牧歌幸福的强大牧者,我们都只是柔弱的羔羊。霎那间,我决定去爱希腊文老师。并且,当我这样想时,我认为我已经爱上他了。

在日记里我这样写道:

“只有当一个人在爱着的时候,他才是温柔的、谦卑的、和平的、纯净的,和舍己的——浮躁之气、狂傲之心,执迷之相,驳杂之欲——才一扫而空。那一刻,有地老天荒红尘散的感觉,那一刻,你忽然愿意为某一个人放弃自己所谓的个性,优越感,争强好胜心,自我实现欲望,超人强力意志,放弃一切的一切,只是做一个平凡的女子。”

是啊,幸福才是目的,漂泊只是不得已。因为无处可以栖居!强力意志带给我的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我突然发现,孤高自诩,目下无尘是一条极危险的路。足以使我变成一个没有爱、温暖、女性情怀的超人。甚至会让我本来畸形的心灵更加畸形。比自我的强力意志更能抚慰个体心灵残缺的,却是爱的在场,是上善如水的柔慈。

我把希腊文老师想象成一个文质彬彬,白衣飘飘,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传统士大夫,永远握一卷苏格拉底,保持在玉兰树下走来走去的剪影。总之,只要老师能在我面前,时时如明光照耀我心中的幽暗之域,把我也净化成和他一样有云淡风轻性情的女孩子,我哪怕是为他洗衣,拖地,干重活也愿意!

越想越美,没料到“爱上”老师的第三天,我就听说老师已经结婚了!我当时的感觉,不是痛苦,而是委屈。怎么可以这样呢?命运怎么可以把我这非如此不可的幸福之路无情无义的抢走?!非如此不可么?作为有限在者的一位老师是否可以充当我的救命稻草——那和我一生幸福息息相关的非如此不可的救命稻草?当时,我固执地以为是!

感谢神!他连这最后一条可能性之路也给了我一个验证的机会!他没有让我停留在对老师的拯救式想象中自怨自艾自哀自怜。这要感谢一起学希腊文的郭锐弟兄,路见不“幸”,拔刀相助,居然大胆帮我联系了老师出来喝咖啡!

在我2003年4月1日生日那天,一次奇特的师生三人聚会开始了。席间,我本来开始还一脸的“委屈”,可谈着谈着,我突然发现真实的老师和我想象的老师并不完全吻合,他居然爱逛农贸市场喜欢和孩子一起打电子游戏!居然有时在生活中也忙得焦头烂额心烦意乱不得闲!居然也会像我一样有迷惘,彷徨,甚至虚无的另一面!更重要的是,他很反对我的无为心态——老师是一个很典型的儒家。

一方面,我对老师的拯救式爱情立即消失了,另一方面,我又挺感动,因为总的来说,日常生活中的老师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有时还像一个蛮可爱的大孩子。记得那天老师说,有一次他儿子病了,他非常着急,当听到孩子在病中虚弱地叫了一声爸爸时,他热泪盈眶,觉得可以为陪伴孩子而放弃自己的学术。

当时我就又傻想,要是我小时候有一个像老师一样的爸爸就好了,我会在一种健康而平等的亲情体验中,温暖而友爱的家庭氛围中,单纯快乐的长大,长成和老师一样温和柔慈的性情,而不需像现在这样,不得不为着骨子里日积月累自己又除不去的尖酸刻薄,偏激冷漠而痛苦。

我仍然一脸“委屈”地叹息到:“我多希望您生的不是儿子,而是女儿!”

“为什么?”

“因为女儿需要更多更多的爱啊!”

然后,我心里默默许愿,老师,如有来生,我做您的女儿,好吗?

告别老师,郭锐弟兄问我:“现在感觉如何?”我笑:“海阔天空!”突然非常自责,为了解决我的“爱情”困境,他可是牺牲了他忙着写论文的时间的!包括老师,也是牺牲了他紧张备课的时间的!他们都整整陪了无聊的我一个下午!我自己做得到吗?

突然间我回忆起来,其实很多很多的人都默默地为我的成长困境,付出了和付出着他们的时间、精力和爱心,但我从来未以感恩的心来思想这些。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好象认为凡人都理当做超人的铺路石一样。 超人是情感自足的吗?要是没有这些不超凡也不脱俗的普通人的帮助,我连自己的一点小事也做不了。更不要说什么情感自足了!

生日当天,我在日记上这样写道:

第一次发现,自我不是建立在离群索居的人类之外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之中的,只有在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活生生的而不是冷冰冰的、平等的而不是自恋的关系维度中,才会产生健全的人格与健康的心态。从感受别人怎么爱你身上学会怎样去爱人。从别人对真实的你怎么完全接纳和宽容身上学会怎么接纳和宽容别人。更重要的是,不再把自己想象成或扮演为看不起温情的女超人女英雄女权革命家,而是学着去做一个有爱心的平凡女子。其实,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才情、悟性、慧根、灵气,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还是爱心,唯有爱心——但必须是从信仰深处温柔涌现出的爱心。

的确,那段时间,借着情感关系维度的恢复,我开始转变“自我”定位了——从知识女性变为普通女生。这些年我已经培养起一种虚假的自我,就是把自己看作知识女性,不自觉会用语言、用文学、用抒情等抽象之物想象自己,超越自己,美化自己。甚至基督教的那一位超越之神也被当成自我超越的阶梯,好使自己更加强大,反而陷入诸多的自恋之中却不自知;

而当我逐渐把自己当一个最最普通的女孩子看时,不再用语言、文学,抒情这样的东西包裹自己,反而看到真实的自我,而且这一真实的自我有很多不健康性情,比如愤世嫉俗、性格尖锐,孤高自傲、病态审美主义倾向,便格外盼望自己的个体性情被改变,最大的心愿就是从病态的审美主义中走出来,做一个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态的女孩子。让一切都从此都明亮、温暖,生动而正常起来。

同样也是在生日那天,我做了如下的祷告:

“谢谢老师,谢谢郭锐弟兄,谢谢大家!谢谢神!谢谢生活对我的恩赐!我要为你们好好活下去,真的。为爱与责任、为美与真纯、为生活与心灵双重的馈赠。为了你们,我恳请我这微弱的生命蓓蕾在爱与美中完全绽放,尤如绛珠草的红尘心愿一般。我明白会这很辛苦,但仍是盛满密汁的重坛啊!24岁了,第一次,我愿意担当,甚至倾空自己――从自恋情结中走出来。第一次,我愿意从萨宾娜式的背叛与孤傲之旅回归特里莎式的传统与和平之家,重新追寻一切珍贵的女性气质,在爱与美与信仰中心如止水地活着。”

感谢神,借着理性的归正之旅,我开始认识福音;借着情感的医治之旅,我开始改变自己。最后,祂又将我引向意志上的悔改之旅。不过,我也看到,意志上的悔改比理性上的归正和情感上的医治似乎更艰难。

当我越是愿意改变自己的性情,成为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恩慈的女子,就越是发现最大的障碍竟来自于自己的私欲。在高扬自然人性和欲望正当性的后现代情境下,很多人都认为私欲再正常不过。我也曾如是观、如是行。

以我陋见,人的私欲似乎可以划分为防守型欲望(控制欲)和进攻型欲望(占有欲)。比如,我们会事先潜意识划分好我们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界限——衣,食,住,行,精力,钱财,时间……界线以内的东西,我们紧紧抓住,唯恐遭到侵犯,这就是控制欲;界限以外的东西,我们会起贪婪之心,嫉妒之意,这就是占有欲。

这两者我都有。我当年在报社工作时贪恋不义之财就是占有欲的表现,后来,蒙圣灵观照,才幡然醒悟,离开报社。为了避免受试探,让自己耳根清静,我别无选择的办法就是,尽量逃避现实世界(与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接触的世界),尽可能躲进书斋世界(与琴棋书画诗酒花相对的世界),并天真地以为,只有在那里,我才是干净的,纯洁的,完美的,没有贪欲的,而我污浊,驳杂,丑陋的另一面真实全是外部环境加逼给我的——罪并不是来自黑暗的中央,而是黑暗之外的黑暗?

但我不得不承认,即使在远离社会“进攻性”诱惑的普通日常生活状态,我还是有不小的控制欲——对人的控制欲,对事的控制欲。一从书斋状态走入非书斋状态,我很容易看这也不顺心,看那也赌气。我以前总是归结于是日常生活本身的错:平庸,琐屑,形而下,毫无诗意!

后来才发现,一地鸡毛本身没有错!是我根本没有用一种形而上诗意的眼光去对待它们啊!!!为什么没用?还是因为占有欲太多,自我为中心。好多东西放不下,舍不得。私有观念太强,而世界与他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与我的“正当利益”发生冲突,这利害关系将伴随一生了。

有时觉得自己挺庸俗甚至挺小人的。所以,又有点瞧不起这样时候的自己。但为什么我在阅读,写作,思考,祷告等书斋状态时,会觉得很喜乐呢?而且又变成一个君子了呢?因为我们跟语言,文字,还有上帝没有利害关系!我们是以感情面对它们的,更多是审美鉴赏之心,长久以往,连爱恋之心也有了。这时,欲望不在场。罪也无计可施。可不在场不等于没有啊!只要你一走出去跟人跟事跟打交道,欲望又苏醒过来,利害又扑面而来,罪又卷土重来。当我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开始能体会到圣灵与情欲的相争了。信仰变成了人性的善与恶,小我与大我,天使一面和魔鬼一面的争战。

早期,我看到这种身心争战及所造成的痛苦——与道德良心无关的痛苦,与审美体验有关的痛苦,是自己美好的一面瞧不起自己丑陋的一面的痛苦。我自嘲:你跟那些礼拜天基督徒有什么两样?人家前六天属世,第七天属灵。你不过各占一半,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伪君子一个!我自叹:为什么你在想象世界中游刃有余,却在真实世界中软弱无力?到底是这世界有太多诱惑的问题还是你自身有太多私欲的问题——什么都想要,既要在尘世获得幸福,又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人不能太贪呵!

可是自嘲归自嘲,自叹归自叹,在我对心灵永恒之许诺仍半信半疑时,潜意识我是立志坚持“两手抓”方针的。——我的确这样做了,但却有一种被分裂的痛楚。印象最深的是有段时间看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导论》,每每阅读时,都能穿过语言之维,抵达神圣的本体之美。我沉浸在那样的境界里,或喜悦或流泪。但一旦抛下书回到现实生活状态,回到人群之中和世事之中,我又变得不快乐了,而且看什么都是冷嘲热讽的口气。

在这种张力下,我开始厌倦这样分裂的生,甚至向往一种纯粹的死。研二伊始,我在巴尔塔萨这本《神学美学导论》最后的空白页上,写下这样伤感的文字:

2002年9月3日夜,不止一次渴望死亡。我相信只有死亡才能获得一次性永久的幸福,先是光,然后是翅膀,最后是摇篮,每一个人都象婴孩一样躺在流蜜与奶之地。

世界真令我们沮丧,我们真令我们沮丧,生之年真令我们沮丧……读着此书,想着自己的在世残身,想着已走过的路,正走着的路,未走过的路,当然,还有蹒跚的足迹,自己对自己的不满——走得太糟糕了,仍然毫无起色的样子,才发现人最尖锐的沮丧就是行在幽暗之域,得不着神的光照与美。

其实明白是自己的原因,不是神不向我敞开,而是我不向神敞开,愿意,就是没有能力。真的,我们本是不晓得如何去生活的。想着自己的渺小与罪过,想着神的爱与在场——他一直在场,我却关他在门外,充满了悲伤,泪如泉涌,也很幸福。什么也不要,只想单单和你在一起,那时,我见到光,见到翅膀,见到摇篮,见到我眼神明亮,见到我自由飞翔,见到我就躺在你的肩上。

中期,这种身心分裂的痛苦慢慢消解麻痹了。因为灵魂和欲望达成了妥协,卡吉娅在我耳边温存细语:“你的神爱你、宠你,因为他不愿意你为难自己。他答应让你走一条轻舞飞扬的信仰之路。毕竟好逸恶劳、避重就轻是人的天性么!”这样我就舒坦多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井水不犯河水。

从此,日常生活状态的我,继续轻佻放达,大家也公认我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典范。是的,我看不起名教,一切的名教。可是,我自己的“任自然”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自然?朴素寡欲的庄子似的自然,还是有复杂多欲的列子似的自然?我想更多是后者。

这其实也正是后现代伦理的困境。在道德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时代,自律的正当性在哪里?高扬自然人性和欲望正当性本无可厚非,可是我们已经离异、苍老、世故了,贪欲这根生命中的倒刺已经随人类文明长得好长好长了。我们真的可以凭自己回到返朴归真的自然人性状态吗?回不去了!

苏格拉底说:“罪是无知。”克尔凯戈尔却说:“罪不是无知,而是知而不行。”今天的知识分子可以扪心自问,我们以欲望的正当性为借口,做了多少知行不合一的事情?然而苏格拉底仍然是对的。我们不知道有永恒,所以当真善美不与永恒相关联,人的潜意识是存着虚无的心的,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本能的就会把“官能上的动物信仰与理性上的怀疑主义”当作最高原则。

我用卡吉娅似的快活舞步,像阿蕾特许诺的神灵幸福潇洒走去。先是快活,后是冷静;再是麻木。然而我还是不快乐,真的不快乐。不是道德良心不安引起的不快乐。我说过,我是一个没有康德式的 “心中道德律令”的人,可是,我有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她时时刻刻渴望在激情中活着,并在激情中找到她那非如此不可的幸福——心灵激情与心灵恬静的完美统一。然而,目前状态的信仰只是让我觉得离幸福更加遥远。

到了晚期,我意识到是自己太爱惜自己的小我,不肯彻底放弃我执本身。可让我在没有品尝到那最美好的幸福之前,一步步、一点点、一丝丝逐渐放弃,我执的那些心爱的东西,太痛苦了。记得有几天我都在祷告:“主啊,让我完全顺服!减少旧我,换上基督。”可是我根本不愿意完全顺服,旧我的藕断丝连让我留恋:就好像你自己的强大“旧我”是一磅肉,却每天都得为那婴儿似的弱小“新我”割下一克。旧我是疼痛而压抑的,不错,信仰要付代价,可是当我没有感觉到“新我”完全强大后的吸引力时,我是不愿意付代价的,觉得不值。

在2003年4月22日的日记里我这样写道:

理性不能验证神。欲望不愿接受神。人潜意识幽暗之域,何等的深啊!荷尔德林说,只要人心中尚有一丝良善,纯真,他就愿意用神性尺度丈量自身。不错,人是愿意的,但他不能够。他不是神,他还有魔性的一面尺度。除非神亲自下坠,用神性将他完全充满!”

我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靠着苦修的方式涤除私欲,便向神讨价还价:主啊,你若不把你应许的天堂幸福先让我在尘世中就得以甜蜜品尝,我就不愿意,也不能够,跟随你走各各他山的艰苦道路!

然而,神还是忍耐我这样的讨价还价,以奇妙的方式等待我顽梗的心被感化。

这一阶段的我,开始很认真的读圣经了,可惜,因为自己感性的性格使然,读圣经只能读出严格的律法,而非细腻的体悟,于是,我转而大量阅读见证,渴望从他人的经历中得到潜移默化。就这样,在团契韩思懿老师的推荐下,我读到了一部对我影响极大的见证——前辈学人吴经熊先生的信仰自传《超越东西方》。

吴经熊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在上大学期间,受教会学校老师的影响而接触基督教,又因认同基督教精神而受洗,但几年以后,他开始从一个狂热的信徒变成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

关于上帝,他还是朦朦胧胧相信其有必要存在;关于基督,他则“开始仅仅把基督视为人,视为人间导师,他超乎寻常的人格和闪电般的道德洞识仍能吸引我。基督与别的宗教的创始人的不同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关于人,他则认为“人是可以成为神的。”关于圣经,他依然在读,却“是作为一个自由思想家读的,我从它吸收一切合我口味的东西,拒绝一切令我反感的东西。我依靠的是内在之光,他作为上主对个人灵魂的默示要高于圣经,并且是宗教信仰的终极规则。”

远离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后,尤其在他30多岁时,被世俗潮流所裹挟,其灵性走进最低谷:日日官场,夜夜宴乐;热衷算命,不满婚姻;疏远妻儿,移情外遇……但即使在这种迷失的生活中,他的内心也会有分裂的痛苦:“我一直都对自己极为不快,对自己不满意,我却不能够将脚拔出淤泥。我越是不快,就越是急切地寻乐;我越是耽于享乐,就越是不快。我所卷入的是一个可怕的漩涡。我变成了绝望的牺牲品。”

在这种心灵挣扎中,他写下许多内省反思自身的文字:

我不再迷恋上主,但也不全是圆滑世故的,我真感到自己是一个堕落天使!”“我用一个又一个东西替代宗教,但它们全都不能满足我。友谊?书本?科学?钱?健康?名声?女人?孩子?动物?花园?自恃?”“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有一个虚无之深渊。为什么把写作看得这么重?你真的以为写作会将你从最后的解体中救出来吗?你这样就能杀灭时间的细菌吗?”

甚至,他还写下不少沉思默观上主的文字:

在长时期的心智浪游后,最后我回到了上主那里。上主有一切的人生幸福,并能提升它们的意义……他加强你的道德和理智的弦,引导你脱去自我的蚕茧。”

然而,内省反思己身也好,沉思默观上主也好,并没有真正让他悔改,就像他自己所言:

“对上主的这一观念似乎是高尚的;那么我是不是真的投向他了呢?没有,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改变,灵魂也没有真正的平安。上主只能用他的方式来发现,即借着基督,谨守他的诫命,而不是仅仅对他进行思辨。”

我细细思索着这些话,发现这也是我目前的问题:对神的真道的思辨太多,对神的诫命的遵行却太少!

直到半年后,由于中日战争爆发,吴经熊不得不举家撤离,静避一室中,再次沉思生与死、战争与和平、上主和人等等问题,为此他开始阅读从家里千挑万选出来的几本书,正是这几本书催促他“将眼睛从外部世界及其苦难转向灵魂内部及其罪与不幸。一个人在回向上主之前先得回到自己那里。”“要皈依,一个人必须先意识到自己处于悖违之中,看低自己的第一步,就是走向上主的第一步。我的骄傲已经被击碎了,但要继续谴责自己却是太痛苦了。”

最后,他开始读帕彼尼写的《基督生平》,那个犯罪的妓女玛丽亚用香膏膏耶稣的脚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还未读完,他“就抑制不住地为我自己而嚎啕大哭了。”并忏悔道:

“耶稣啊,我也是一个妓女,上主赋予了我美好的灵魂和理智,我却将它们浪费在寻求世俗的荣誉和物质的财富上,在所有这些时候,我都忽视了你。我的救主和配偶啊!原谅我,耶稣,并让我用眼泪来傅你!原谅我所有的姐妹那些可怜的卖唱女吧,她们比我好多了。让她们成为你的圣人罢!”

当他吐出这些忏悔词后,

灵魂涌入了如此的喜乐和安慰,感恩的泪水从心底喷涌而出,与忏悔的泪水合在了一起。在那一刻,我感到基督再次伸开他的臂接受了我。我体验到这么一种狂喜,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觉得,正是帕彼尼讲述的这篇故事促使吴经熊最终认罪悔改,重生得救,所以,我也认真地将这个故事读了好几遍,我承认它语言的确优美,感情的确细腻,但我读后并没什么格外的感动,为何吴经熊读后却能感动到痛哭流泪的地步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我还未达到他那么深的罪感意识吧。不由得心生羡慕之意,很盼望能够像他一样经历如此美好的重生体验。

我发现,很多人信主前精神探索的感受我都能深深体会,但促使他们跨出“最后那一跃”,彻底相信的那一契机,我却觉得非常奥秘,难以理解。便想,也许每个人的“最后那一跃”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所以,我无法照搬他人的境遇,只能真实地面对我自己的境遇,纯然属己的情境。我不知道自己等那一刻还需要等多久,也渴望那一刻的到来,殊不知,若没有自身的悔改倒空,就很难带出圣灵的奥妙充满。

除了前辈学人的见证,我也会看一些当代学人的见证。当时,很幸运地找到一个叫《信仰之门》的网站,里面的见证文章非常有思想深度,常常能引起我的共鸣。而最触动我的一篇见证则是小约翰弟兄的《从漂流到回归》。

由于作者和我一样也是学中文的,和我一样也喜欢反思自己,也和我一样曾处在“一边祷告一边怀疑的状态”,所以他的信仰经历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可贵的是,这位作者不仅从精神层面不断逼视自身的罪性,也从生活层面不断坦承自身的罪行。更可贵的是,发现问题后,他还愿意付代价改变自己,追求圣洁生活,我被这一点深深震撼了。

基督教“信、望、爱”理念很美好,但理念的认同无法等同于意志的委身。决志后我过的是一种“神是神,我是我”的生活。有时候去去教会,听听道,唱唱诗,听别人祷告祷告,有时也看一些神学方面的书或翻翻《圣经》;但生活上依然我行我素,没有根本改变。这个时候我不信并不是理智的原因,乃是心灵的原因:说到底我不愿意失去堕落的权利,不愿意接受基督教清规戒律的束缚。我是一个君子,但不放弃做小人的权利!

人为什么故意不信?是因为人太喜欢犯罪了,太喜欢享受罪中之乐。人的犯罪从来都是人选择犯罪,人的堕落从来都是人先决定堕落,再为堕落找理由。培根说很多人都是先有欲望,然后用理性来为欲望辩护。我承认当时自己正是这样。人从来都不喜欢赤裸裸地面对自己,就像讳疾忌医的蔡桓公……

目前,大陆“文化基督徒”们做了很多工作,不缺少对基督教价值观和基督教理念的了解,但是一碰到关键问题,比如个人利益与男女关系时,便很易露出本来面目。”

我一看到这几段话,马上受到圣灵光照,内心有一种深深被刺中的感觉。发现他说的这些问题,也是曾经自诩为文化基督徒的我的问题。奇怪的是,此前当我把自己当知识女性看待的时候,即使看到这些话也会不屑一顾,觉得审美是我的道德,不屑以圣经道德观来评判,而如今居然出现内疚之感,若不是圣灵的光照,我又岂能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呢?

又有一日,我的学长,诗歌评论家荣光启弟兄和我聊起了他的信主见证,他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痛心疾首,反复叹息道:“唉,我真是一个罪人!真是一个罪人!”

看到他是如此懊悔己罪、渴慕圣洁的样子,我突然感到非常羞愧,不错,我也向别人谈起过自身的罪,但我更多是谈论自己的罪性,不会关注自己的罪行。即使关注也止于感概人性软弱而已——仿佛软弱可以成为犯罪的借口。然而,仅仅在理性上认罪,仅仅在情感上悔罪,却不在意志层面上改罪,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么?

当日回去后,荣师兄的话仍不断在耳畔回响,于是我在日记上写下这样一句:“感谢师兄的分享……我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决断,一个彻底的决断。但决断是不容易的,如同跨越一个深渊。但我现在依旧软弱……”

阻止我迟迟不肯做决断的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怕吃苦受累,怕舍己,怕付出“做门徒的代价”。

十一

就在我对“决断”踌躇时,非典开始了。

在非典开始之前,我的生活是忙碌而充实的,要学英语、要准备论文、要去外校听课、包括周日还要去教会……非典开始之后,课程中断了,学校封闭了,哪里都不能去,剩下的就是在校园中大把大把的时间。

于是,我一下子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隐士”,除了到食堂吃饭和回宿舍睡觉以外,其他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仿佛又回到了前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有何哉?

这其实正是我平生最大的梦想:传统士大夫梅妻鹤子的生活,陶渊明、林和靖、王维的归隐生活。当然,以前,我之所以这样梦想,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逃避我面对世界时纷繁的欲望,但现在,我开始反思自己——我们人类到底多少欲望是必须的非如此不可?

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恰好读到海子和苇岸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瓦尔登湖》,并直接切入自己的问题意识。我被梭罗实践简朴生活的勇气打动了,批评消费文化与享乐文化的知识分子不计其数,但能像梭罗一样身体力行去实践的人微乎其微。

他穿的是家纺的粗布衣服;吃的是自己种的土豆;住的是亲手盖的简陋房子,花不了什么钱。所以,他认为,就个体而言,达到基本的衣食住行并不难,物质必须品是很少的,一日三餐吃饱,四季衣裳穿暖,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居所就够了,除此以外都是一种并不必须,可有可无的物质欲望罢了。

当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自身中低等的官能贪欲,但他愿意克己修身:“我们的整个生命是惊人地精神性的……如果你想要贞洁,你必须节制!天性难于克制,但必须克制。”

这样的话无疑当头棒喝,我不禁问自己,同样在北京这个城市,一个打工姐妹一个月500块钱也不到!他们能顽强地生存下来,你能吗?你占有了她们多少布匹、粮食,和土地?!其实,任何过多的物质占有欲望都可归结成一种精神占有欲望:占有好多的他人目光,占有好多的自傲快感,占有好多好多的——爱。可诗人骆一禾也说了:“我的心也不占有土地!”

此外,梭罗在瓦尔登湖独处,远离资讯新闻,远离社交活动,反而有了很多时间与大自然面对面,聆听默想风、树、湖水、禽鸟的启示。恰巧非典时,我在校园独处,同样远离资讯,远离社交,也有很多时间与大自然面对面。时值五月,校园里一片郁郁苍苍,很多花都开得明媚鲜艳,我开始学习停下脚步,俯下身子,仔细阅读每一株花上的“标识牌”:它们的名字,它们的来历,它们的花期。看到它们谦卑而安静地在那里生长,而相比之下我如此骄傲、张扬、贪妄,心里好惭愧!更让我惭愧的是,我曾经在诗中写过它们赞过它们,然而我根本没有花过时间欣赏它们关注它们,我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名字!

惭愧之余,非典期间,我还和好友于军姐姐悄悄翻墙跑到北京植物园,拿着笔记本很认真地记下每一株植物的名字,也算是作为对它们的道歉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花草树木在拉近我和本源的关系。它们仿佛在提醒我:以占有爱为借口的虚荣心与成就欲在大自然面前算得了什么?一颗自开自落的小狗尾巴草,在乎同伴和人类怎么喜悦它吗?我刹时突然明白了王维那首著名的《涧户》:“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就这样,当我把自己彻底放逐在人为的历史时间之外和社会空间之外,彻底跟真实的宇宙时间和自然空间面对面时,方才看清,小我计较的那些东西真的是虚空的虚空、捕风的捕风,不过水月镜花般的假象而已!我不由得再度问自己:你什么时候才能如它们一样,活在真相之中?难道非典之后,你又要继续在人为的历史时间之中和社会空间之中暧昧地活下去吗?

十二

这个问题如此咄咄逼人,无法回避,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做出决断。读完《瓦尔登湖》后,我又读到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大概也是我读过的最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书吧!有一天,我读到这样一处细节:

年轻的音乐家为了理想沦落巴黎,穷得“一天只在下午一点钟吃一顿。他买了一条粗大的香肠挂在窗上:每顿切着那么厚厚的一片,加上一大块面包,一杯自己发明的咖啡,就算是盛宴了。他还很想把那个量分做两顿吃。”但是“他绝对不把自己的艺术看得比灵魂更重;不是自己挣来的面包,他是咽不下去的。”

我被这一微小的细节深深感动了,不由得想,如果换了是我会怎样?肯定又忧愁又沮丧,只想着先挣点钱生存下去好了。对于我这种骨子里充满妥协的人来说,理想主义只是在有足够生存保障前提下的审美感受罢了,真遭到生存艰难时还是现实妥协一点为妙,所以,我潜意识在抓一些东西,抓一些保障自己生存安全感的东西,抓一些既能维系理想主义幻觉又无需负什么代价的东西!

然而,主人公约翰·克里斯朵夫却一再表明,真正的理想主义是从舍弃开始的,如果我现在都不学习舍弃,将来就更难了。是的,就是现在!

刚想到这里,心里突然有很严肃的声音问道:“那你还等什么呢?” 我突然明白过来。是的,我还等什么呢?听道吗?我明白的美善之道已经够多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行道!

我立刻做了一个最彻底的决断:哪怕付出舍弃生命的代价,也要做一个行道的人!几乎是同时,我在红尘上所有眷恋的东西在脑海中一一浮现:美食、华屋、建功、立业,包括我最最看重的今生时间和自我实现欲都黯然失色,一切竟成阿波罗明镜光影而已。心是那么的空,原来,不执的感觉如此美好。

我闭上眼睛,大悟,复尔大笑。如果当时真的有一僧一道,向我走来,我一定会抛舍一切,与他们同去青埂之峰!重新睁开眼睛,那一刻,我对自己说:“从此真的要做那无为、无相、无功、无业,甚至无姓名的人了。田园将芜,胡不归?!”

这一次,我真是彻底准备在意志上付出行动了。于是,很快做出了归隐的决定。决定一年毕业后,就正式归隐,把红尘彻底遗忘。也彻底让红尘忘了我——世上有这样一个我的存在。

5月19日,正逢苇岸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日,我给双燕姐和陈光等几位好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决定——明年的今天,25岁生日一过,便继承昌平诗人苇岸先生的遗志,在昌平小北营村他的故乡,也是我所热爱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附近,租一间民房,种一亩薄地,当一名郊区教师,终了残生。工作糊口之外,就是阅读,写作,拥抱自然。

那几天心境真是出奇的宁静,看看老庄,看看诗词,琐事来了,我开始物我两忘地对待;人群来了,我也开始宠辱不惊地接受。我意识到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甚至还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的感悟:

“开始看佛经,翻开一句便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我长叹一声,为什么以前就没有想到呢?曾几何时,我在欲望的捆绑中,道德主义似的朝朝勤拂拭,不使染尘埃,后来反感,进而与罪妥协,达成和解,而今发现,小我已死,欲望已空,罪怎能够再滋生?”

不过写此日记时,多少把自己的“灵性状态”看得太高,误以为从此就不再有贪、嗔、痴,。不过,心倒是真诚的。

日子又流水一般地泻过去,为了纪念苇岸先生并为写一本先生传记作准备,我重新把他的精神自传看了一遍,结果到了5月22日白天,突然发现,他不是我想象中的泛自然主义者,而是超验主义者。这时我灵魂的不安分感觉突然又来了。到底是天,地,人还是天,地,人,神?我必须明白我到底信的是哪一位?在这个宇宙自然之道上,还有没有一位位格神?我要这个真。难道我这一次的心灵幸福——“委运大化间,不喜亦不惧”——还不是那最高阶段的——非如此不可吗?

头脑有点乱,毕竟这个真不能靠理性证明。在对有没有一个位格神还不太确信之中,我很不经意地做了一个祷告:“神啊!如果你存在,就求你启示我。”但我并未对这个祷告抱有多大的期待,因为我当时最关心的不是神的存在问题,而是我的归隐问题。

所以到了22日晚上,我还在图书馆里专门借了一本《中国女尼》,惊异地发现,历史上竟然有那么多女子,生于名门富贵的家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为了追求生命之道,毅然在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削发为尼,清贫度日,青灯古佛,静候一生!比起她们的舍弃,我所谓的归隐实在算不得什么,这更加深了我行道的心志。

十三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003年5月23日清晨,我背着书包,又随手拿了一本赞美诗来到学校的花园,想唱几首赞美诗后再去图书馆看书,没想到翻到的竟是一首《流血歌》:

嗟乎我主为何流血,为何忍受死亡?为何甘为卑微的我,遍历痛苦忧伤?
救主忍痛十架之上,果真为我罪愆,大哉慈悲奇哉怜悯,广哉主爱无边。
故当十架显现我前,我亦羞惭掩面,我心融化热烈感谢,悲伤涕泪流连。
纵使流尽伤心之泪,难偿爱心之债,我惟向主奉现身心,稍报恩深如海。

这首歌我不知唱过多少次,也没有特别感动过,但这一次,圣灵的光照几乎是突如其来的。当我才唱第一段时,“为何甘为卑微的我”这几个字猛地击中我的心,我觉得自己真的是那么卑微而且败坏的一个人,而主耶稣居然“流血忍受死亡”等待我悔改!为何?为何?

我一下子嚎啕大哭起来,忏悔道:神啊,离开我,我真是一个罪人……我不断忏悔着,泪纷纷而落,大哭了近半个小时,一种这一生24年都没有体验过的幸福感觉把我的心充满,同时也感受到流泪悔改时,有一种极为神圣永恒的光在照耀我,非常肯定上帝以那光启示我,祂的确存在。

既然我都能相信主耶稣是为了我的罪而流血舍命,那么,圣经中其他我一直不太能接受的部分,诸如上帝的创造,耶稣的复活,末日的审判,圣经的绝对权威……我便能顺理成章相信了,更不用说神存在与否的问题。事实上,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没有怀疑过神的存在。在归信几天后的见证《从雅典到耶路撒冷》中,我这样记录了当时的心态:

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里,范柳原问:“流苏,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文明都全部毁灭了,那时候,你会不会真心多爱我一些?” 白流苏总是笑而不答。想,那一天不会来的。1940年,香港真的沦陷了,仿佛一座城的毁灭,只是为了成全了一个无名小女子平凡的,却是真心的,爱情。

在我的暧昧信仰历程中,神也总是问:“小鱼,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不得不把自己彻底隔绝在所有文明所有世界和所有人目光之外,那时候,你会不会真心多爱我一些?”小鱼也总是笑而不答。想,那一天不会来的。2003年,北京真的封锁了,仿佛一座城的隔绝,也只是为了成全了一个无名小女子平凡的,却是真心的,信仰。”

那一天,我的重生得救体验非常强烈,也在这篇见证中专门做了很多诸如此类不够严谨和踏实的感性描述。那时,并不知道,其实重生只是一扇门,来到这扇门之前的路“道阻且长”,走进这扇门之后的路依然会“道阻且长”。

不过,一晃5年多过去了,当我重新回顾自己5年前的重生得救经历,仍会觉得不可思议:从个体的角度而言,固然是由认罪、悔改、接受三个层面逐渐循序而成的,但从神的角度而言,为何神的“恩”选择那一天那一时那一刻临到我的“信”呢?这仍然是一个无法言说的奥秘——

我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
我也不知不堪如我,救来有何足多?
我真不知救我的信如何进入我心。
我也不知何以一信,便得一个新心?
我真不知圣灵如何引人知道己过,
并由圣经显明耶稣,使人接祂为主?
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
保守我所信托祂的,都全备直到那日!

第六章:冥色幽谷

作者注:本章的隐含主旨如下:

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象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绊脚,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象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鸽。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59章9-12节

从大四到研一,只是一年时间。一切都没变,一切都变了。

一切都没有变,她仍然继续阅读、思考、写作、追问信仰,探索生命存在的根基。

一切都变了,在这种表面的继续下,她敏感地意识到,理想在湮没,纯真在消逝,虚无在生长,暧昧在蔓延……

从日之暮到夜之冥,为何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摸索,如同无目之人?绊脚,如在黄昏一样?她如何跌入死荫的幽谷,如何行过死荫的幽谷,又如何走出死荫的幽谷?

——引子

2001年的9月,从法大到师大。从一座校园迁到另一座校园。

一样有菁菁校树,一样有萋萋庭草,一样有被爬山虎掩映的古老教学楼,但不再有法大那般宁静的人文气息,或许,因为师大处在繁华的市区,城市的光影声色倒映在这座校园中,也倒映在初来乍到的我的眼中。

正如我大四毕业前夕在文章《生活在别处》中所叹息的:“考研仅仅解决了我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个体与社会),却未能解决我的存在与虚无的矛盾(个体与自身)。前者,能考自救,可后者呢?”那时,虚无主义的气息初露暗潮,到了研一,这种虚无暗潮则开始汹涌生长。

然而,我岂不是已经受洗了吗?岂不是处处传福音吗?岂不是宣称自己是一名文化基督徒吗?为何还会虚无呢?这里,我不得不重审研一时自己所“相信”的基督教信仰——

神论:我承认神的超越性,但无法接受神的临现性;具体而言,我所相信的神类似古希腊思想中的逻各斯,他是万物的源头,是宇宙的始因,是灵本身,是道本体;而非圣经中那位临在人类历史之中说话的耶和华,我无法接受神会有嫉恨发怒、审判赏赐等拟人化的性情行为,觉得这简直是农村老头老太太才会相信的神话;

人论:我承认人是有罪的,但无法接受圣经定义下的罪;具体而言,我所承认的罪更多是存在论上的罪,即人生存本身的偶在与欠然状态;而非道德论上的罪,如没有遵守神的律法诫命,没有活出神的仁义圣洁。因为自己一向不屑于道德,审美才是我的道德。  

基督论:我承认耶稣是人性的典范,但无法接受他是神;具体而言,我觉得耶稣十架受难反映了人心中最崇高的上帝意识,可歌可泣;但耶稣道成肉身以及复活升天就太荒谬太迷信了;

救赎论:我承认人需要救赎,但无法接受耶稣是唯一的救赎之路;具体而言,我认为人需要救赎是因为人常常处在“非我”状态,所以才要像耶稣一样,不断提升自己的灵命与道行,以抵达本真的本我;但宣扬耶稣是唯一救赎之路充分表现了正统基督教的偏狭不宽容。当今是我更倾向在多元化的情境中寻求普世宗教灵性整合之路,以及“自我超越”的救赎观。

总之,圣经和正统基督教信仰体系对我而言,是美的,也是善的,但不是真的,或者说,只有一部分的真。所以,我需要汲取精华,过滤糟粕,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性来取舍教义,建立更“合情合理”的基督教信仰体系;归根结底而言,就是如亚当夏娃一样妄图靠自己分辨善恶之果,靠智慧营造巴别之塔。但问题是,研一时我突然发现,我自我建构且自我相信的这一套基督教信仰体系居然有一个最大的破绽:那就是它在我作为真实个体的死亡面前,竟然不堪一击——

我岂不是只将神视为“道本体”吗?问题是,神(道)不死,我却要死,我的死和神(道)有什么关系呢?化为神(道)的一部分吗?“委运大化”也好,“生死齐物”也好,美化死亡淡化死亡也好,古典式信仰立论的客观凭据究竟在哪里?我战栗了。

我岂不是只将罪视为“存在论上的偶在与欠然状态”吗?问题是,当这个偶在的我死后,灵魂与肉身都灰飞烟灭,又如何与这个必然性的道(神)合一?我战栗了。

我岂不是只将耶稣视为“人心中最崇高的上帝意识”吗?问题是,这位人性的典范耶稣死了,而且死得如此惨烈!那么耶稣十架受难的意义是什么呢?给人类留下永恒的精神遗产吗?可连人类都必有一死,还有什么意义是可以永恒的?我战栗了。

我岂不是只将救赎视为“自我超越”吗?问题是,无论是处于非我,还是处于本我,都是一个终将死去的我,又何必在生时苦苦追求道行和灵命呢?为何不快快乐乐享受今生呢?我战栗了。

难怪尼采说:“形而上学必然导致虚无主义”。同样,我巴别塔式的宏大信仰并未将我引向永生之义路,相反,反而因其破绽令我滑向虚无之幽谷!

大学时代的我基本上是没有虚无感的,正因为上大学期间始终模糊地相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道”的存在,所以,我才能充满理想主义的生活,办社团、出报纸、写文章、关注启蒙话题,以人文精神的担当者自居,甚至接触福音后,也会把人文精神之“道”和基督信仰之“神”嫁接起来,即使曾有时怀疑这套信仰体系的根基,但因着青春年少,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很多怀疑被悬置和遮蔽起来。

直到读研后,社团不办了,报纸不出了,文章不写了,青春的激情热血也渐渐平息下来,我反而有更多安静的时间和空间来面对自己,尤其面对自己所恐惧的“必死性”这一事实,上述被悬置和遮蔽的问题才凸现出来,并日益纠缠于心,我转而开始怀疑这个“形而上学”的道(神)本身存不存在!而接下去的怀疑是:如果道(神)真的不存在,我为何还要充满理想主义的生活呢?

是啊,反正我是必死的,为何还要理想主义的生呢?为何不活得逍遥一点,妥协一点,享受一点呢?

几乎顺理成章地,于我而言,本体论层面虚无主义的弥漫又逐渐导致现象界层面享乐主义的滋生。其实,虚无与享乐,只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而已。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正因去日苦多的虚无之感,才会生出对酒当歌的享乐之愿。

回忆起来,我心中这种享乐主义的潜滋暗长,竟然源自研一时看的一个故事,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引用的故事,名为“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

年轻的男子赫拉克勒斯坐在树底下,正在思考怎样才能得到他这一生非如此不可的幸福时,有两个女子向他盈盈走来,一个叫卡吉娅,一个叫阿蕾特。

首先,风情万种的卡吉娅搂着他的肩:“阿赫,我看你好踌躇,不知采取哪一条道路走向生活才好;如果你跟我交朋友,我会领你走在最快乐、最舒适的道路上,你将要尝到各式各样欢乐的滋味,一辈子不会经历任何辛苦……你可以生活得轻松惬意:随心所欲闻生活中的各种香味,欣赏自己喜好的任何东西,追求到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女人……”

而自称为神明伴侣的阿蕾特在一边怯生生地说:“神明赐予人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需要辛苦努力就可以获得的;如果你要使身体强健,就必须使身体成为心灵的仆人。与我一起,你可以听到生活中最美好的声音,领略到人生中最美好的景致。卡吉娅只会使你的身体脆弱不堪,心灵没有智慧。因为她从来没有感受到自己做过什么美好的事情。她带给你的生活虽然轻逸,但只是享乐,我带给你的生活虽然沉重,却很美好。享乐和美好尽管都是幸福,但质地完全不同。如果你选择被神明所弃绝,被善良的人们所不齿的卡吉娅,一切声音中最美好的声音,你听不到;一切景致中最美好的景致,你也看不到。”

两千多年前,在道德哲人苏格拉底的讲述下,赫拉克勒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阿蕾特,因为她有神明及其神明许诺的幸福。而两千多年后,作为一个站在后现代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我开始怀疑“神明及其神明许诺的幸福”这一前设是否真实。如果没有神明,没有神明许诺的幸福,我为何还要选择阿蕾特呢?

当我怀疑苏格拉底形而上学的本体之路行不通的时候,卡吉娅过来劝我了:“何必非要达到阿蕾特式的灵魂幸福呢,这个神明及其神明许诺的幸福本来不过是阿蕾特天真想象出来的,是哲学家们虚构出来的本体论假设。既然她阿蕾特的荆棘之路和我卡吉娅的鲜花之路最后都将以灰飞烟灭的死亡告终,可毕竟,我的路容易多了,轻盈多了,逍遥多了。起码,你可以快快活活舒舒服服的走向死亡啊!”

作为现代的赫拉克勒斯,我宁可选择卡吉娅。选择享乐式的幸福! 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传统伦理?道德良心?集体意识?不!只有自由是最高的!一切压抑我个人自由——哪怕虚无中极端享乐自由——的东西,我拼死拼活也要反抗!

享乐式的幸福——我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这样去做。未彻底解决虚无主义的毒根前,我看不出有什么是非如此不可的,现实生活虽然不值得一过,但还是得继续过,至于怎么过呢?没有绝对善恶标准,就按官能、利益、情欲来当作我的善恶吧!

面对信仰的怀疑态度也影响了我面对生活的暧昧态度。在具体现象界层面实践中,则表现在我对工作问题和感情问题的暧昧处理上。

研一伊始,我找了一份兼职工作。一家很主流的文化报纸录用我做实习记者,或许,记者这份职业本身就充满动感气息。上网扑捉业界新闻的动态,电话追踪文化名人的动向,去书店调查畅销书籍的卖点,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写新闻或时评,这种风尘仆仆的感觉最初让我觉得新鲜十足。

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倦怠这份工作。越来越感觉到,我所报道的新闻基本上都得以市场趣味为中心,但表面上也要披上一层精致的文化的外衣。要为这些泡沫式的东西处心积虑,便有些不是滋味,觉得很浪费时间——大好时间还不如呆在图书馆里读本经典著作呢。

另外,我发现,在里面待久了,我开始变成一个心浮气躁、意乱情迷的人,与我原先仅仅是为了赚钱供养自己的初衷越来越远,写着哗众取宠文化快餐式的新闻,堆着八面玲珑职业化的微笑,我不由自主被卷入一个喧嚣而缤纷的社会大舞台:采访、打电话、出入高级写字楼、与文化界的名流打交道,最后还卷入了一场极为荒唐的笔墨官司,见到教授间为了丁点利害关系而勾心斗角,落井下石,甚至大动干戈,更是引发出我的愤世嫉俗之感。

其实当时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难道我心中潜意识就没含有将来为了进入这个知识分子话语圈做准备的倾向?难道当他们拉拢我的时候,我没有洋洋自得、沾沾自喜过?是的,我现在毕竟年轻,才二十来岁,与他们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所以我还能自夸出淤泥而不染(其实心已染黑不少了,不敢承认而已)。可这并不能保证当我到了三四十岁他们那个年纪时,照样也会为了我认为我应得的权利:职称评定、学术地位、话语霸权跟别人认为他应得到的权利而计较冲突起来?我会不会对学术泰斗们奴颜媚骨呢?我会不会对学术同僚们不是捧杀就是骂杀呢?会不会对学术新秀们不是暗地排挤就是近亲繁殖拉帮结派呢?我不敢问自己这些!

甚至,我比他们更糟糕。比如,既然不屑于此道,我完全可以选择辞职不干,但我没有。原因很简单,只要写一两篇稿子,每个月就能挣到500元以上。那时,研究生每月补助也就200多元,所以500多元对于我们这些穷学生不算小数字;虽说我生活习以简朴,200多元也能维系,但攒一点积蓄,心里面总是安全而踏实很多——人似乎本能会对钱财生出安全感来。更重要的是,虚无感让我觉得人生如梦,世事如幻,也就不必要把这种为稻梁谋的兼职工作看得太较真,不如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得过且过吧。

但毕竟,我受了那么多年人文理想主义的熏陶,无法完全的游戏人间,这使得很多时候我的生活和心态变得很分裂:去采访的路上,我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读着刘小枫的神学文字,激情澎湃,但一到目的地,马上摆出职业化的应酬神情,冷静算计着如何以最快的效率炮制文化快餐。自己还感伤地在日记中写道:

“一边是校园,一边是城市;一边是书香墨影,一边是衣香鬓影;一边是淡泊如菊,一边是欲望如潮,我行走于两端之间的钢丝上,小心翼翼。”

是的,我只是伤感,但从未想到要彻底跳下来,还指望要成功地行走于两端。不知道总有一天会被钢丝抛掷了下来。

同样,研一伊始,我卷入一段复杂感情。在前一章已经提到,当我决定考研时,认识了师大中文系的一位读研的师兄。

这位师兄是一个心灵朴实、性情执着的男生,典型的书生气质。大约看到我好读书、爱思考,和他同样关注人文精神,又颇有理想主义式的真诚,居然放弃热门的法律选择冷门的中文,便觉得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自然而然地爱上我,然后,为我买书、找复习资料、抄录整理专业课笔记、每天夜晚给我默默写一封信,写了100多篇。他不是基督徒,却在每一篇的最后,坚持为我的考研成功祷告:“主啊,请你保佑小鱼考上研究生,让她永远栖居在古色古香的空气里,从此过上牧歌般纯净幸福的生活吧。”

对于他为我在考研期间所做的牺牲,我非常感动,可是,感动归感动,我并不爱他,所以一再拒绝过他。可惜我并不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尽管当时已经受洗,然而从内心最深处并不相信神的存在,既然不相信神,自然也谈不上敬畏神,更谈不上用神的话语去归正自己的私人生活。因为歉意,因为情欲,因为自己的报恩思想,因为对方的不舍追求——因为很多很多错误的“因为”,我最终还是和他走在了一起。

但没过多久,我也开始倦怠这份感情。虽说最初交往中也有很美好的东西,比如阅读经典,比如写作诗歌、比如畅谈思想……但就像所有的校园爱情一样。这些质地都太轻盈,只是自我为中心式的浪漫而已。我大学时已经历过校园爱情的,认为第一次值得珍藏于心,第二次就乏善可陈了,何必呢?更何况,当时我的虚无感已越来越深,并渗透到爱情观和爱情实践上。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最痴迷的就是与他讨论信仰,而非爱情。我认为,在信仰本体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任何现象界的实践都是软弱的、荒谬的、可有可无的。于是,我会反复问他:“如果没有永恒,人为何要读书、工作、结婚、成家呢?为何要爱呢?”也会反复问自己:“如果没有更深信仰的盼望,没有更高纬度的支撑,此在的婚姻情爱有何价值呢?小家庭般的幸福在最本体的虚无面前有何意义呢?

他很明白我的追问,其实作为一个内心敏感的学子,他同样也会感到那种存在的虚无。然而毕竟他是学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受孔孟思想的熏陶,庄禅智慧的润泽,看待生命就多了一份心平气和,少了如我一般的痛苦恐惧,虚无不会那么深地刺痛他。所以他回答我:“这些本体问题,不是你我可以给出答案的,也不必想太多,始终执著于本题问题不放,不如悬置起来为好。”

其实,他在信仰本体论上并不是真的“悬置”,相反,他有自己的一套信仰体系,中国古典式的信仰体系:就世界观而言,他基本上相信有一个善的、奥秘的、值得敬畏的天道;就人生观而言,他认为人应该尽量遵循这天道的法则来生活。所以常常带着中国古典式平静的宿命感对我说,“生命如一条静默的河慢慢流淌,也慢慢层现,随缘而转,随遇而安。”就价值观而言,他为人慎独自律,所盼望的是淡泊宁静、与世无争的书斋生活;就爱情观而言,他对我忠贞不渝,所向往的是执手偕老,生死契阔的室家幸福。

总之,本体论层面的自足使得他更多关注于现象界层面的实践,尤其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而我在本体论层面是缺失的,又痛苦纠缠于这种缺失,根本无力去顾及现象界层面的实践,包括爱情实践。所以,他对我最大的批评就是“执着天空,却忽视大地”,并一直想把我拉回“大地”。每当我又开始发呆时,他便常常叹道:“别想那些形而上问题了,目前要紧的是好好珍惜感情,好好过日子。但你从来不去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去感受生命的美好。其实在生活中处处都是道啊!”

虽然他指出了我的表象偏差,但却无法触及我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什么?是我无法如他一样相信古典式的“信仰体系”——我问:凭什么相信有天道?当这个前设令我怀疑时,接下来的问题才是:人生观上,凭什么应该遵循天道?价值观上,凭什么应该慎独自律?爱情观上,凭什么应该执手偕老?

是的,爱情观上,凭什么应该执手偕老? 我竟然找不到理由!

在爱情观上我的确是分裂的。虽然当学校的学生社团请我做有关爱情的讲座时,我仍在台前言之凿凿地说:“我的爱情理想是古典式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这何等的自欺!我在形而上想像世界里是向往古典的爱情模式,但在形而下真实世界里实践的却是后现代的爱情模式。或者说,古典主义气息只是我的一面,我身上还有后现代主义的另一面,虽然他们潜藏得很深,但却对我的人格发生着影响:比如极深的虚无感、没有原则、逃避责任、解构传统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这另一面必然会伤到我身边走得最近的人。

其实在一个后现代爱情泛滥的年代,象他那样古典的男生是不多的,如果当年他遇到的是一个和他一样全然古典的女子,他们的生活是很有福的。可惜,他遇见了我——一个表面上古典,文字上古典,阅读上古典,但内心却在后现代式的虚无中苦苦挣扎的我,一个在分裂感中迷失的我, 一个充满暧昧的我。注定如此的我。

除了爱情观上我分裂不小,爱情实践上我更是伤他太深。,

我是自私的,我明明知道他是真心实意想要和我执手携老的,我却口头上敷衍,心底下打着好聚好散的算盘。因为婚姻意味著付出牺牲,承担责任。我还有大把的青春飞扬,可不甘心被婚姻制度羁绊……

我也是骄傲的,由于我们的恋爱关系一开始就“不平等”,他对我一直锲而不舍,而我对他若即若离;所以,即使在一起了我还有些屈尊俯就的感觉,会不自觉地以一种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方式来对待他,常常生出很多的挑剔、抱怨、不满来……

我也是冷漠的,他将我看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而在我心里他却并无特殊之处,所以不愿当众承认他是我的男友,不会将他介绍到我的朋友圈,甚至在重要的节日里,宁可选择和其他异性好友一起吃饭,也懒得和他在一起,很少去牺牲自己的感觉去尊重他的感受……有人说,婚恋是最私人化的领域,也最能暴露人性赤裸裸的狭隘、利己、傲慢。之于我,的确如此。

我的骄傲、冷酷、自私让他一次又一次受伤,但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忍耐我,以为我现在还不够成熟,将来自会懂得怜悯。记得他常常对着我说出《八月桂花香》中的一句歌词:

“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飘泊,尝尽人情淡泊;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任多少深情独向寂寞……“

其实我也会常常良心发现,试图会对他温情一些,但不久又再次刚硬。我没法控制自己不这样——没有寻到信仰,灵魂始终无法安息,空洞的心岂能生出爱的能力?我日益意识到一个令我恐慌的事实,我只能在想象中去爱人。面对一个真实的个体,我无心去爱,也无力去爱,一度想着不如分手,却还是将错就错、得过且过,将感情耗了下去。

所以,尽管我给他推荐刘小枫的书,和他交流基督教思想的博大精深,甚至还带他去参加圣诞节福音晚会,但他并没有接受救恩。从某种意义来说,只有生命才能感染生命,我的生命如此千疮百孔,又岂能感染他人?

相反,他作为旁观者,倒是更清楚我的真实面目,不止一次质问我:“你以为自己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不,你不纯粹!你就像托马斯,是特丽莎与萨宾娜的混合体。所以才能在这个世界轻舞飞扬。你能不能好好低下头来,看看真实的自己?”

我的确不纯粹。特丽莎和萨宾娜在撕扯我,阿蕾特和卡吉娅在撕扯我……

这种撕扯中,他遇我不淑。

是的,我倦怠我的工作,但又认为既然有点钱赚,就凑合着继续吧;是的,我倦怠我的感情,但又认为有个人陪,就凑合着继续吧;虽然我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不纯粹,却懒得改变这种分裂的生活状态。

如果说,大学时代,我虽然高调浮夸,但还算是一个认真的理想主义者,在法院实习的分裂经历曾使我义无反顾地选择理想主义式的考研,到了研究生时代,我的理想主义情怀却江河日下,一败涂地,反而失去了唐吉珂德式的勇气。仅仅是因为年岁渐长,青春不再,热血冷却,激情耗尽吗?多年后,重新审视,我发现,最深层面的原因却源于虚无主义的毒刺。

这种虚无主义的冥色也笼罩在我读研后的每一篇文字上。翻阅旧迹,我发现,无论是当时的学术论文,还是当时的个人随笔,反复浮现出虚无的呢喃气息,以及由虚无衍生出的惶恐感、焦灼感、绝望感……在一篇丁玲作品评论《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和悖论》中,我给教诗学的王光明老师写了这样一段关于生与死思考的后记:

我常常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小说中的她们呢?白天,我们上进,我们努力,我们追求理想,我们说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我们在世界之中编织我们自身。然而到了深夜,世界开始沉睡,我们开始清醒,可以在世界之外,甚至自身之外面对自己时,突然会觉得,白天的一切都是徒劳。所谓追求,所谓幸福生活,所谓一种别样的命运,终不过水中月镜中花——美的,但是虚的。按佛家的说法,芸芸众生,皆求者,脱不了一个“色”字,稍迥异者,也不过一个“情”字,然色即空,情也是空。最后都要还彼太空鸿蒙,归彼青埂之峰。

那生又何为?我想,主要是结这一段段尘缘吧。然而,即使明明晓得了梦是假的,但还是不肯,不舍得醒来,厚着脸皮去把梦做完,把想象耗完,把日子过完。或者,因为还太年轻,不忍(非不知也)将三春看破的缘故吧!

有时候,会觉得生命是由无数的欲望想象(也许与幸福有关)所纠结出的个体心性感觉的碎片。很审美,也很伤悲。正如叔本华所断定的,我们的一生像钟摆,晃荡于不得痛苦和得之无聊之间。如果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会答 :是当你走在无聊和痛苦的中点的时候, 

只有在那一刻,因着前面良辰美景的召唤,痛苦感行将结束,而发现那不过是海市蜃楼的无聊感尚未开始。

只有在那一刻,你的欲望最美,激情最深,想象力最强,幸福感最真。 

只有在那一刻,生活和尘土相继死去,诗歌和少女一齐诞生。 

从这篇后记可窥见我当时的光景——在虚无中清醒,也在虚无中沉醉;在虚无中自嘲,也在虚无中自怜。

不过,我虚无主义的心日益生长,但又很不甘被虚无击垮,于是同时,我对抗虚无主义的心也日益生长。

如何对抗虚无?我仍然企图沿袭大学以来的路径:借着大量的阅读、思考、修悟,以自我灵性扩张的方式来自救。这种自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能缓解虚无的侵噬。比如当我在书斋生涯中沉心静气时,就能体验不断被永恒击中的幸福。可惜这种体验有高峰也有低谷,以后者居多。低谷时,我就悲伤,高峰时,我就快乐,我渴望永远地感受这种高峰体验,然而竟然不能够!

记得有段时间天天看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可惜太艰深了,连他的十分之一都看不懂,便极为沮丧,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认为冥冥中某有种东西是与我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但同时又充满爱而不得、慕而不能的痛苦。他们在我眼前绕来绕去。但我就是捕捉不到。大概我是没什么思想家天赋的,仿佛泅渡的人,不知如何抵达彼岸,但更不愿意返回此岸世界。唉,就让它在海面上随风漂流吧!”

这种难以抵达永恒的沮丧使我经常能感到一种价值焦虑——信仰焦虑——时间焦虑,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切问近思上,通过争分夺秒、日积月累的思想修炼,现在低级智慧功力的我能有朝一日达到智慧最高境界。像小李飞刀一样。不过,即使在思想修炼中,我内心深处还是会有一种自欺的怀疑感。就像我大四后期开始反思的那样:自救是否仍然是一种虚无?

除了靠古典式的“修悟境界”来抵抗虚无以外,我还企图靠后现代式的“审美体验”来抵抗虚无——具体而言,我希望象福柯一样,把生活彻底艺术化,然后享受不断的审美高峰体验,并在这种体验中遗忘死亡问题。是的,我恐惧死亡,但还好,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死亡似乎遥远,可以控制自己不去想。虽然心里对死的惶恐感必然影响到对生的焦灼感。于我而言,生的焦灼主要体现在对青春流逝的焦灼,怅然感觉能够轻舞飞扬的日子越来越少,而生活中的可能性越来越多,但我似乎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非如此不可。

然而,我何等渴望找到那个非如此不可的幸福!因为读研后离城市近在咫尺的缘故,我可以去经历很多的可能性,于是,我去旅游、学舞蹈、画油画、泡酒吧、练气功……带着我全部的激情,开始投入到各种各样的后现代审美体验中。

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提供了太多可能性,及实现的途径,没准哪一条背后就藏着那个与你有关的必然性——你自己的非如此不可。可哪一条是的呢?需要时间:用最短的时间去尝试每一条可能性之路。实践是检验幸福的唯一标准!此在时间又成了我最看重的东西。 

几个月下来,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眩晕。眩晕是一种很快乐的感觉,就像灰姑娘在跳舞,但不能也不敢停下来,一停就虚空。而且,当这无数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想象变成现实后,我也没觉得什么幸福。我在日记里写道:

“可真实现某一种,我们又觉得不过如此而已,还好,还有下一种,但还是不过如此而已,再换下一种,再一次不过如此而已。每一种新的可能性,都是一种依旧的不幸。我有时想,如果所有的可能性最后都只是不过如此,有没有什么是非如此不可的?!

更可怕的是,我发现接下来还有那么多未经尝试的可能性之路需要借助物质媒介——读万卷书生涯时的我本是一个比较淡泊的女子,但一旦我决定掉头把眼光放到万丈红尘无数可能性中,寻找我的必然性时,才发现金钱是多么重要! 

比如,我曾梦想有一份中产阶层的,体面的,从容的,优雅的生活环境,就像我们时代的广告上,杂志上,电视上的那些有闲又有钱的“幸福”女人,在小桥流水人家间手持一本纳兰性德散步,自言自语作陶醉状:“人,诗意地栖居……”于是,我们也跟着陶醉了,觉得大家闺秀加中产身份加小资情调就是幸福——这也是今天这个时代新型知识分子主导的最大幸福神话啊! 

不可否认,学美学专业的我对色香味声触法之美有着纤细的鉴赏力,按时髦话说,颇具小资情调。我曾经在日记里对味多美西餐厅进行过精致的描述:

“闻着蛋糕蓬松的香味是我所喜欢的,听着水边阿丽丝蒂娜的乐曲是我所喜欢的,看着身边那些穿着白衣衫红布裙的年轻女侍者安安静静走来走去是我所喜欢的,草绿格子的餐布是我所喜欢的,深蓝色玫瑰的木头干花与叶子是我所喜欢的,仿制的老式油灯闲闲地吊着是我所喜欢的,墙上印第安人图腾似的壁画是我所喜欢的,还有朱红的砖墙,拱形的月门,油彩的藤椅,像童话插图中的许许多多的窗子——倚过朱丽叶、莴苣姑娘、顾城的窗子,这一切,都是我所喜欢的。”

然而,康德说了“审美无利害”。但当我普鲁斯特般的这样细腻回味时,我是否潜意识渴望将上述“我所喜欢的”据为己有呢?审美感动正悄悄变成一种审美享受进而再变成一种审美消费。当至高之美不在心中时,平庸的眼睛很容易把人间之美当作最高的欲望对象。——这正是我们这个所谓审美消费时代的媚雅。 

是的,我已经在一步步不自觉地走向卡吉娅了,披着审美面纱的占有欲的卡吉娅。然而,感谢神,阿蕾特始终在呼唤我,尽管呼唤是那样弱! 

这里,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导师陶东风老师,他发起当代审美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研究,让我思索《美学人——新的知识分子偶像?》,又鼓励我选择相关的《西美尔思想中的现代人形象研究》做毕业论文,让我间接而直接的遭遇(或说逼视)我处的时代和我自己本身。记得当时我写信问导师:

“我更为关注的是从文化批判中看清处在文化裹狭中的自己。我足够的真诚吗?我站在怎样一个学术立场与生活立场?我是否潜意识里甚至还有些认同我所批判的东西——这个时代欲望和诱惑的东西如此纷繁,且如此不动声色的,暧昧的,迷离的。在他们头上还笼罩着一个神秘的字——美。这个时代,一切欲望都被美化了,所以一切都是合理的,眩晕感的,轻舞飞扬的!而消费社会正好不断地利用了我们这一点。不是吗?” 

导师给我回信道:

“我们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确是一种暧昧的关系,我们在享受我们批判的东西,在批判我们享受的东西,但是这似乎是西方底色批判理论家也难以摆脱的命运。但是这样的批判更具有自我反思的意味,能够走进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不信有神,虚无便是神。我只能凭本能信靠我自己的欲望——日益膨胀的欲望。且自我反思后也无力自拔。最多自嘲自嘲罢了。

在美本身尚未得到灵魂女神之永恒依托时,欲望便与美结成了姐妹神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虽然,这些美的商品,美的物质本身是无辜的。 

谁在诱惑我们?这个城市吗? 

不,是我们自己。

然而,从上述读研时生活实践来看,我虚无,但并不是彻底的虚无;我享乐,但并不是彻底的享乐。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功利与淡泊同在;在我的感情经历中,暧昧与古典同在;在我的修悟之路中,自救与怀疑同在,在我的审美之旅中,眩晕和清醒同在;许多无法理解的悖论都交织在我的思想性情里互相撕扯。自我分裂的痛苦如此真实!

于是,我不止一次在文字里怀念大学时代。那时的我,没有虚无感、没有分裂感,充满理想主义地活着,为何只是一年,竟然蜕变得那么快呢?

记得2001年的1月,大学毕业前夕我写过的那首《当一种光与一种光相遇》:

少女的雪的白面颊/红了/少年的阳光的金色眼神/暖了/橙色的大地的光/银色的天空的光/相爱着的光……

然而一年后,我却这样写道:

“才过了一年,好多东西却已改变。成长真是一件可怕的东西,仍呆在校园并不代表什么,现在的校园已经不干净了,现在的她比校园还不干净——离激情与纯真越来越远,离平庸与世故越来越近。这是件好事,它能让她在这个世界茁壮成长,成长得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心满意足地等着作学院化的小资。

不仅我,所有人也在一样,也会一样,也不得不一样——离激情与纯真越来越远,离平庸与世故越来越近。没有人能避免这种命运,没有人。没有。时间长短不同而已。

2002年的1月,当阳光出来了,雪融化了的时候,这个女子和所有人一样,很高兴,一点也不伤感,有什么可伤感的呢?这意味天气要变暖和了。她缩缩脖子,跺跺靴子,想,这该死的雪,什么时候才能化完呢?

是的,不再有光。我渴望回到从前,但也冷静地意识到回不去了。大学时的理想主义情怀不过是一种人造的光,被青春、被热血、被激情包装起来的光,却没有看到存在本身的虚无,更没有看到自我本身的分裂。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到虚无和分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研究生的时候,我注定遇上北村的书,注定爱上北村的书。刘小枫的书淡出我的视野,而北村的书进入我的视野——这大约也象征着我的信仰关注点开始变得更生活化。

那是研一的时候,很意外地读到北村的一篇小说《强暴》,当时的阅读体验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颤栗。

男女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平日性情温柔优雅,非常相爱,被传为佳话。

“他们常常看见刘敦煌擎着雨伞揽着美娴的腰在顺义街的细雨中缓缓而行,如胶似漆,美娴抬头看丈夫的表情深情而美好。”

然而有一天,出现了突发事件:女主人公被强暴,男主人公身上的自私和怨恨竟然一发不可收拾,他恨那个强暴者,恨他妻子,也恨自己,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他开始与别的女人有染,开始抽烟、酗酒、赌博、说脏话。然而,他也挣扎,那种挣扎让人看了锥心刺骨,但又能怎样呢?他无法胜过自己的恶;而女主人公看到丈夫的行径,伤心至绝望,自暴自弃,同样为了报复丈夫,竟然与当初强暴她的青年混在一起,只是为了自虐。

最终夫妻俩都堕落了,丈夫成了嫖客,妻子成了妓女,他们在旅馆相遇,妻子冷笑着让丈夫给钱,丈夫哭了起来:“我们到底怎么啦?”看到这里,我欲哭无泪,但没想到作者居然在小说结束处加了这样一段文字:

“有人在下雨天看到他俩撑着一把雨伞,缓缓而行,美娴抬头看丈夫的表情依然深情而美好。”

我当时在书店站了很久,极为震撼。第一次看到这样残酷而悲悯的讲述方式,便直觉这个叫北村的中国作家身上有强烈的罪感和救赎意识。

于是,开始留心收集北村的其他作品。其实北村小说的语言并不算出色、构思也不算精致,但却深深的打动了我。或者说,深深打动我的是他笔下的那些主人公:《伤逝》里的子君、《张生的婚姻》里的张生、《玛卓的爱情》里的玛卓、《水土不服》里的康生、《公民凯恩》里的凯恩……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都自以为义,自以为良善,但很快借着最普通的现实生活发现了自己人性中的恶,这让他们震惊和躲避,他们想抗拒这种恶,却无法超越自己的限度;他们意识到需要有更高维度的救赎,却没有找到出路,终于陷入绝望的挣扎中,大多以自杀告终。

他们说:“我们盼望生活像天使,实际上它像垃圾。”

他们说:“我早就看出人不可靠,只要一有条件,他就犯罪。”

他们说:“我们像走迷的羊,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我巴望尽快离开这条黑暗的河流,一定有个安慰者,来安慰我们,他要来教我们生活,陪我们生活。”

一次又一次,我读着北村小说中这样的句子,泪流满面,那时,我分明意识到,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

于是,我开始写《爱是什么——读北村小说《玛卓的爱情》有感》,一边写一边流泪。写完后,拿给男友看,我说:“我们的感情很像他们。就像玛卓没有更高的信靠,就像刘仁没有爱的能力。”他沉默了。是的,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

北村小说的主人公大都自杀了,然而,那毕竟是虚构,我又开始考察真实的人的自杀——诗人的自杀。 我近乎偏执地在图书馆寻找有关诗人自杀的文献资料,三毛、戈麦、顾城、海子……也近乎偏执地纠缠于同一个问题:是什么让这些精神敏感的人走上这条不归路?而查考的越多,关于诗人真实的一面也就更深的浮现出来,顾城的自我美化、海子的自我分裂、常常让我去更深思考人性的复杂,以及我自身的复杂。

记得读大学时,象许多文艺青年一样,我曾将这些自杀的诗人当作精神烈士一般崇拜,相信诗人是世界之光,照亮这污浊世界的黑夜。就像荷尔德林所言:“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然而,到了读研究生时,我逐渐发现,诗人其实只是寻找光的人,也不知不觉把自己当作光的人。

我想起到海子,他渴望成为太阳,实践作为光的一生,然而,最终看到真实的自己和想像的自己之间的分裂——不是神,只是一个人;不是光,只是黑暗的一部分;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分裂,但有没有找到神,没有找到真光,于是,死成为唯一的告别。我又想到苇岸,他找到了吗?或许,他的大地信仰也只是另一种神话而已?反倒是北村对人性真实的洞察更让我感同身受:

“诗人额头上出色的光环/让人头晕/当他神圣的形象破碎后/神的脸从后面浮现出来/这就是诗人的一生。”   

是的,我真实看到自我的分裂——这是走向福音的第一步。因为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我越来越深相信福音的一个核心教义——“我没有义”、“我不能爱”;

然而,我拒绝解决自我的分裂——这是走向福音的第二步。为什么?或许还是虚无这根毒刺的辖制,叫我无法相信福音的另一个核心教义——不相信神的实存高过虚无,神有更高的义、更深的爱。

因此,我的问题仍在原地徘徊:虽然看到自己对于罪的无能,虽然看到自己对于爱的无力,只是自嘲却懒得悔改。殊不知,这是另一种骄傲。昔日,是自义者的骄傲。今日,是自嘲者的骄傲。

然而,我无能无力,圣灵却是大有能力的,它的光照却从未离开过我。借着聚会的光照,借着在感情问题上的光照,借着在工作问题上的光照,借着肢体的光照,我一步一步走出虚无的死荫幽谷。

先说我研究生时代的聚会情形,虽然基本上每周日还是照去不误,但比起大学,更是怠惰许多。自从读研住到了市区,我便不再参加昌平的学生团契,而是转入人大的学生团契。聚会的地方离学校很近,坐车也不过20分钟,但我还是经常迟到,迟到了又不好意思进入敬拜的房间,便拿张小板凳在过道里坐着,大抵也是心不在焉的。等到道讲完了,我便赶紧在混乱中离开。

除了郭锐弟兄和曹志大哥以外,我基本上不会和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交流。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呢?关注点完全不同。大家关注的是敬拜、赞美、祷告之类的话题,而我关注的是生存论哲学之类的话题。于是便有格格不入的感觉。

好在团契中有一位在人大教授基督教思想的孙毅老师,于是,逮着机会便会问他一些问题,诸如“如何看待西蒙娜·薇依的不受洗行为和她非正统的教会观?”“如何看待《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出的质疑:当孩子们受苦时,上帝在哪里?”

孙老师非常谦卑,但他不是善言之人,加上我问的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说得清楚。所以,我仍然得不到信服的答案。不过,团契里有一个小书架,里面的书是可以自由借阅的,我便常常借几本书回去看,印象中还借过《苦难神学》之类的大部头著作,可惜我无法对教义性作品发生兴趣。几乎不读经,也不祷告,更不用说参加什么教会服侍了。

不过,思想问题归思想问题,情感问题归情感问题。我依然会被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心和单纯所感动。他们只要有活动就邀请我去,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的五一劳动节,当时北京几个大学生团契在远郊联合举办退修会,大家又邀请我参加,我也只好滥竽充数一把了。

此次退休会请到的讲员是一位在海外传道大半生的查老弟兄,和一位在文革时为信仰做过30年牢的杨心斐老姊妹。他们都已经七八十岁了。那位老弟兄祷告时声如洪钟,激情洋溢,让我叹为观止,不过,等到第一天他讲道时,我就有些不耐烦了。认为他翻来覆去总是说半世纪前的陈年旧事,一句话重复多次,缺乏当下意识。

那天,我正好和小师妹张翀坐在一起,发现她似乎也听得索然寡味,我便在纸条上写了一些不满的话给她,于是,两人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在纸条上发表起自己的高见来。最后,我们一致认为,与其听老弟兄讲道,不如自己读圣经!结果我俩一人拿一本圣经读起来。

好容易下课了,我们便问坐在前排的法大师兄王轶坚听后有何感想。这位师兄平素看上去风趣诙谐,本以为他会得出和我们一致的结论,没想到他居然很认真地说出这样一句:“按查老弟兄这样大的年纪,能讲出这样的道来,又站这么长的时间,实在很不容易啊!”

我顿时征住了。立刻意识到自己多么骄傲,难道师兄没有发现老弟兄讲道时的疏漏吗?不,他很清楚。但他却能存着爱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接纳和认可,这却是我没有的爱心,我不该惭愧么?事后,张翀也悄悄告诉我,圣灵光照她,让她学习谦卑的功课。

因此,到了第二天杨老姊妹讲道,我们就认真多了。虽说我心里面仍然不习惯老一辈人的思维模式和表述方式,但她祷告时真的是诚挚恳切,反复求告:“主啊,求你怜悯!”、“主啊,求你怜悯!”

我听了心里很受触动,尤其是“求你怜悯”这四个字,也许正反映我当时内心深处的呼唤。到了第三天,那位查老弟兄开始呼召,邀请愿意完全奉献自己的年轻人站起来。当时的场面非常热烈,老弟兄带领大家一遍又一遍地唱起一首短歌《主,我愿单属于你》: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
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
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
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一个又一个弟兄姊妹站了起来,流着热泪,泣不成声。我偷偷瞄了一眼,一多半的人都站起来了,便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站起来。站吧,觉得很虚伪——毕竟没有太多感动;不站吧,又觉得很自责——这种场景下怎么可以没感动呢?真是铁石心肠!犹豫了半天,后来,当大家唱到一句“炼净我,完全属你”时,心里居然有点惆怅,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我愣愣地站了起来。

老弟兄看到那么多年轻人愿意奉献自己,非常欣慰,便邀请站起来的弟兄姊妹和他一起合影,并说10年之后再来中国时,要看看合影中的年轻人中会出现多少宣教士和传道人。我一听此言,便吓得不敢照相了,我非常清楚自己离什么全然委身基督差得太远了,即使10年后,也估计还是老样子。但愿10年后千万别再碰见这位老弟兄。汗颜啊!

从肃穆庄严的远郊退修会返回,重新踏上喧嚣浮华的城市大街时,我突然涌上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赞美诗、上帝、宣教、奉献都变得像一场梦;我开始怀疑那是一个过于被属灵氛围营造的世界,而我们的生存却不得不要返回这个繁重的、琐碎的、细节的日常生活世界,问题是:当我们返回日常生活世界时,三天的灵性高峰可以在我们心中维持多久呢?

不过感谢神,很快回答了我的问题:那就是,祂的光照绝不只是停留在公共聚会中,更参与在我的私人生活中。虽然我常常自以为义并自行其是,但只要我留心听圣灵的劝诫,祂便愿意扶持我走义路。

还是先说圣灵在感情问题上对我的光照吧。

前面说过,我和男友在交往期间的种种问题,到了交往后期,问题变得更多。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他已经没有爱了,只剩下所谓的责任。可背负了太多的责任,就会失去了放任的自由,于是一直考虑要和他分手。但是他已经报名参加北大的博士生考试了,这次考试对他至关重要,我也真心希望他能考上。如果这段时间向他提出分手,肯定会严重伤害他的感情,甚至会严重影响他的复习。于是,我自作聪明地决定等他考上后再提不迟。暗想,就当我考研时欠他的人情,他考博时我来还吧!这样想的时候,反而还觉得自己颇有牺牲精神呢。

虽然我嘴上没有提出分手,但心上已经开始放任自流。恰好在此时,我认识了在哲学系念博的洪,又一个性格单纯、思想传统、非常书卷气的学院派男生,而我表面上给人的印象也是爱读书、爱思考、性格也很单纯的学院派女生。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这种类型的女生似乎会对同样类型的男生有吸引力。坐而论道中,洪也对我有了些好感。

按情理来说,面对来自异性的好感,我应该保持距离才对。一则我还未和男友分手,对男友来说,是不义;二则我并不打算和洪走在一起,对洪来说,则是不仁。但我并没有刻意和洪保持距离,反而继续和他维系个人化的交往,虽然也就仅限于吃顿饭,聊会天,很普通的礼尚往来而已。然而,不难想象,一个男生会随着这种个人化的交往的继续而好感继续,所以从伦理学角度来说,我这样仍是“消极的不道德”。但问题是,我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因为道德评判的标准全在于我的感受美丑与否。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我反而感到很“审美”呢!

这就不得不提及我继续和洪交往的动机了。我发现,在这种朦胧交往中,自己会不自觉地显出性情中美好的一面来。并步走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谈古老的哲人,谈思想的灵犀,谈喜欢的书籍,这一切显得单纯而明亮。这时候的我心似乎是安息的,那些虚无之殇似乎变得遥远。不过,一切到此为止就好。

我已经吃一堑,长一智,不打算再和任何男生深入交往下去了。因为一切深入都必然暴露人性的复杂和幽暗,而复杂和幽暗带来的只是伤害。犹如张爱玲所言:“人世间,没有一种感情不是百孔千疮的。”所以,我非常清醒地知道我谈话的底线在哪里。我不会和洪分享我过去的成长经历,也不会告诉洪我现在的情感状况,更不会让洪知道我本质上对感情的态度其实不是冰心式的古典主义,而是张爱玲式的虚无主义。总之,我只表现我最美好的一面,只让对方记住我最美好的一面,这就够了。

与此同时,在男友面前,我也并不隐讳和洪的交往。男友自然非常生气,认为我这样做是一种对感情非常不忠诚的行为,而我却认为这是我个人的自由,交往的底线我会把握,他无权干涉。我和他并无婚约,也就无所谓忠诚,如果他觉得接受不了,那就最好分手。男友忍无可忍,但又不想和我分手,非常痛苦。他是如此重感情的传统男生,可偏偏遇到我这样的非传统女生!最初岂不是也因着和我谈诗词、谈基督教、谈人文关怀,而以为我是高山流水的古典性情女子吗?原来骨子里竟然是如此的后现代!而且还是打着“审美”的名义!

然而,终于有一天,圣灵的光照来了,使我意识到,我的“审美”不过是我的“自私”而已。

那一天,我和洪见面时,他正好要去导师办公室取资料,便邀请我同去。没想到该办公室脏乱不堪、灰尘满垢。洪在电脑上打论文,我闲着没事,又实在看不惯这幅景象,便当起了义务清洁工,开始动手收拾打扫,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我穿着一件很古典的纯白色连衣裙,洪大约看到我也不怕弄脏白裙子,一趟又一趟地卖力提水拖地,便又是歉疚,又是感动,不由得称赞了我一句:“小鱼,你真是纯洁!”

我一下子愣住了,纯洁?他居然说我纯洁?!我?纯洁吗?立刻,内心有声音责备道:“不!你一点也不纯洁!一点也不!”

我默默地提着水桶来到盥洗间,一边洗着拖把,一边继续聆听这微声:“你明明知道对方对自己有好感,但你不但不回避交往界限,反而为了满足自己所谓的审美感觉和他继续见面,也不考虑对方会不会加深好感、引发误解,这是纯洁吗?对方其实是一个在感情经历上非常单纯的男生,你这样忍心伤害他,你不觉得内疚和罪过吗?看看你身上穿的白裙子,你穿它是为了显示你的纯洁吗?是为了让对方视你为纯洁吗?其实,你心里有那么多的败坏,实在不配穿它们!如果说纯洁,洪倒是要比你纯洁多了!

我翻然醒悟,这才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和洪交往下去了,于是匆忙离开。从那一天起,我便开始疏远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即使有见面的时候,我也会自觉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谨慎自己的言行举止,反而和他的关系更加海阔天空了。

很多年过去了,我和洪一直保持着明朗的友谊,其实都是得益于圣灵那一天的光照。更重要的是,很长时间圣灵都借着洪的这一句话,让我看到真实的自己,毫无纯洁可言。

如果说,圣灵在感情问题上的光照,我还算顺服,但等到圣灵在工作问题光照我时,却经过一番极大激烈的争战……

前面说过,我工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挣钱,心里鄙薄自己所作之事,眼里却恋慕自己所得之财,这就导致我心态很不健康——写稿时能敷衍就敷衍,能投机就投机,稿件质量很粗糙,总觉得精雕细琢会浪费我很多精力时间,实在不值得。

到了后来,我经过长期观察,发现对于实习记者而言,报社的工资制度是这样:本月只要发表一篇文章,便可以得到该篇的稿酬100多元和该月的固定补贴400元,而发表一篇文章和发表多篇文章所领到的固定补贴是一样的,只不过多一些稿酬而已,但发表多篇,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我可不愿意付出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开始琢磨,如果我每月月初就发表一篇,然后就收手,岂不能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么?显然,这是一种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伎俩,一点也没有从报社的角度着想。但我居然一点也不以为过,反而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洋洋自得。

大约有两个月,我都成功地实施了此策略,但到了第三个月,也就是2002年的5月底,我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后,便以为高枕无忧了,可到了去领工资时,居然发现只有50元稿酬,并没有那400元补贴;原来,报社有一项规定,当月稿酬不够70元的,不能领取补贴。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但我听了很不甘心,怎么那篇新闻稿就值区区50元呢?便赶紧同该版的曹编辑联系,请他帮忙把稿酬提高一点。没想到,这位曹编辑是一个原则性特强的人,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义正辞严地将我批评了一顿,说作为当代的大学生,为人处事要脚踏实地,怎么可以如此急功近利呢?

其实他说得非常对,但因为我一向自视甚高,而对方毫不留情地戳穿了我丑陋低俗的另一面,我便听得又羞又怒,且滋生出对这位曹编辑的怨怼来。气冲冲地回到宿舍后,我从早到晚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争强好胜的心膨胀起来,觉得不能就此善罢甘休,非要讨回这个公道不可!

很清楚的记得,第二天上午是我非常喜欢的“西方古典文论”课,平时常常沉浸在柏拉图和康德的美学意境里,但那一天我压根没有心思听,完全被妄念席卷而去,脑海中翻天覆地的挣扎着。一个声音说:“算了算了,息事宁人,别去想它了,就当自己吃点亏吧!”另一个声音却说:“凭什么要自己吃亏?不行,我非要把这件事弄妥当。我就不信没有别的办法!”结果,争来吵去,还是后者占了上风,于是开始搜肠刮肚地想各种解决之道,那是何等可怕的三个小时!

好容易下了课,从校园出来,我的头昏沉沉的,仿佛有个心魔想要捆绑我的灵魂,然而我居然束手无策!不过,当时还自负地想,只要找到解决之道,心魔就会消失。我直奔电话亭,给另一位专门负责此事的魏编辑打电话想评评理,没想到他说我晚了一步,当月评估表昨日已经上交。

看来真的是无计可施了,但我仍未想到要偃旗息鼓,心魔反而越来越膨胀,对曹编辑的怨怼,对自己的责备,对不义之财的惋惜,对不佳之运的懊悔……统统涌上脑海,简直要崩溃了。我不是一向善于自我反思的么?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法让自己心如止水?

绝望之余,我突然想起了曹志大哥。于是,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就说:“曹志大哥,我快不行了!”

曹志大哥听得一头雾水,忙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则回答道:“我不想说,你帮个忙,念一句圣经经文给我听,只要一句。就一句!”

曹志大哥沉吟片刻,缓缓说出一句:“那我给你念《箴言》4章23节吧,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圣经话语的确带着苏醒人心的能力,听到此句,如醍醐灌顶般,圣灵一下子光照到我内心的昏聩处,突然间清醒过来。是啊,要保守心灵清清洁洁的。我现在这么意乱情迷,都是因为心灵不洁所发出来的果效!

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哽咽着说:“太谢谢你了,我要的就是这句!”

为了掩饰失态,赶紧挂了电话。坐在床头,才发现,当认罪的眼泪纷纷而落,心里贪、嗔、痴等各种妄念也立刻止息,一点也不想争什么,夺什么了。我突然意识到,心灵的清洁是何等宝贵!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十一

我并不想夸大此事当时对我有何重要的属灵影响,但无疑,它使我开始更严肃地思考信仰与生活的关联性。接下来的好几天里,我都早早起来读四福音书,并很认真地做起了读经笔记。但心里还是满了诸多的困惑。心想,如果神造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断贪嗔痴、住戒定慧,克己修身,那还不如当初把我造成一颗石头,彻底无欲无念无执无愿,白茫茫一片大地更干净!

困惑之中,我便打电话问郭锐弟兄这个问题。没想到,郭锐弟兄居然非常肯定的回答:“石头没有灵魂,但人有灵魂啊!灵魂是神赐给人的最美好的礼物!”

他的话深深的触动了我,更奇妙的是,我竟然第一次能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这一步信心之跃虽小,但对当时的我却何等重要!所以,在2002年8月,我写下这样一篇不算见证的见证:《观照与聆听》。

1989年的2月,海子写道:“我已经走到了人类的尽头。”

2002年的6月,我也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种绝望。

所有可能的路都尝试过了——最先,寄托于人文理想主义的一生,相信个体活着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精神自足,道德自律的追求而成圣,结果却只让我看到藏在皮袍里的渺小和卑弱;

后来,又寄托于审美主义化的一生,认为个体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体验各种各样精致的自我心性感觉,包括忧伤,孤独,颓废,漂泊感与眩晕感。然而,我越是在深渊中自爱自怜,自怨自艾地沉醉,以为可以忘却存在之渊,越是感到自己处在已逝的青春和未知的死亡之双重阴影下,无法彻底生活在别处,在瞬间,在每一刻的当下;

再后来,我既不打算做什么圣人,也不打算做什么诗人了,就像大多数人般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算了,我拼命地吃,喝,睡,宣扬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边,我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一边,虚无主义的心也越陷越深。常想,人生如梦,梦是毫无意义的,人生也同样毫无意义。那还活下去干什么?为继续把梦做完?死亡也如梦,人之所以不选择死,而选择生,只不过像叔本华说的,盲日的求生意志罢了。结果越来越看不起自己。恨不得变成青埂峰下的那一颗石头,从此割断这人间痴爱情长罢了。

只剩下最后的两条路:要么自杀,要么信主。

对于信主,我不太有信心,尽管我从大二就开始听道,大四就受了洗,但我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化基督徒——我只在形而上思想领域强烈认同祂,但就我个体存在而言却很少与之发生实质关联——我太相信可以靠自己了。根本原因源于无神论:尽管我不断“真诚”的推理、假设、思辨,还是对神到底存不存在半信半疑。

至于自杀,我已准备好了。在6月23日的日记里我写道:“死并不是问题,如果死能解决一切其他问题的话。”我记下自己解决不了的三个问题:1、活着有无意义?2、即使有的话,意义在不在神那里?3、即使在神那里,伟大的祂的存在与渺小的我的存在有何相干。

也就是在第二天,我质问一位弟兄,如果真有一位爱人的神.难道不应当赐人类死亡,归彼大荒,结束一切痛苦吗?他说,可是灵魂不死,灵魂才是神赐给人的最好礼物,教信他的,不止没痛苦,反而还有灵魂的幸福,这岂不比做虽然没有痛苦但也没有灵魂的石头更好?

听了这话,我一下震撼住了。有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如同一线微光忽地照在寒气森森,锈迹斑斑的地下室的窗内,连尘埃也明亮了。

我想,我真正从生命深处认信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虽然有点神秘主义和柏拉图化。但我知道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也许,祂在我身上的启示就是:从神学(思)开始,到神(信)结束。甚至是从神(至高者)开始,到基督(爱者)结束。这种结束是永不止息的。正如信,望,爱永不止息一样。

我现在还处在开始阶段,就象刚出生的婴儿,它对一切在之奥秘都充满好奇的疑问,但这些问题不再像以前只是为了得到理性智性上的愉悦,而是为了真正解决灵性上的虚空与饥渴。

两个月来,好多的问题多有了答案,因为神只看顾真正需要祂的人的心。我以前不就象“聪明”的法利赛人吗?其实仍是灵里的瞎眼而已。

有时,也会担心对上帝之思会不会阻碍圣灵的切入?对神学及神学家的迷恋会不会减少对神本身的爱?带着太多希腊哲学观照的烙印会不会回到因思想行为称义的路上?

感谢神,不轻看忧伤悔改的心。每每想到自己的混浊和神的澄明时,总是泪流满面,甚至渴望死去与祂同在一起,这岂是理性能达到的?

每每读到舍勒、薇依、巴尔塔萨、克尔凯郭尔作品中涌荡的纯美时,更能体会到神不可言说的奥秘,一面挚爱地敞开着一面又羞涩地隐蔽着的奥秘。这岂是审美能感到的?

每每发现个体之思却无法抵达哲学所思之神时,才进一步体会到若不籍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没人仍到父神那里去。这又岂是人能想到的?

不知是不是生命有了真正的改变,我开始认为,学习神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思出上帝,而(更)是为了活出上帝——做一个渺小的基督徒比做一个伟大的神学家重要得多。因为对于每一个个体(包括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介此之间虽劳作如蝼蚁却还仰望苍穹的你我他)而言,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知道并感受,参与和分享基督的永远在场之爱。

最大的收获则是,越来越感到,在默祷、冥想、神游中感受基督与在现世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并不是一回事,但又密不可分。我想,后者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艰难的),但绝对是神对人的最大祝福。是比前者的奥秘还要大得多的奥秘。我也愿意更多地从认识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始,从经历神(我活在基督里面,基督活在我里面)结束。

而这种观照,这种聆听,这种属灵生命的践行,仍将永不止息。

第五章:暮色骊歌

作者注:本章的隐含主旨如下: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记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反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书12章1-6节

青春、笔墨、书香、诗歌、友谊、爱情、校园民谣……伴着这一串串明亮的履迹,我看到她走过大二,那一片白衣飘飘的年代,来到1999年的9月。

然而,很快星宿要暗了,雀鸟要叫了,杏花要开了,歌唱的女子要衰微了,人所愿的都要废掉了,尘土要归于地了,未来两年往高处的路上,是谁惊慌了?

当离别的骊歌响起时,我为何竟然察觉她的眼神闪过一丝暮色?

——引子

 

1999年的9月,我的大三开始。

如果说,在大一,我的理想主义开始萌芽,大二,我的理想主义开始繁盛,那么,在大三,我的理想主义却开始走向凋谢。我不知道这种凋谢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许,从大二结束时就已经临到。

这还得和曹志大哥的交往说起。尽管我去教会并不积极,疑惑颇多,在信仰上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但他并没因此而疏远我,相反,他不时向我和小海推荐一些好书,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也会在我们出报纸、办社团时给予很好的建议和指导。此外,他也是一位非常有人文关怀意识的学长,但或许因为是基督徒的缘故,他的文字不像我那样浮夸张扬,而是充满厚重而低调的气息。每每阅读他的文章,总是受益匪浅。渐渐地,我便视他为自己在校园时代精神的领路人。

可惜的是,曹志大哥大四毕业时没有考上研,最后不得不回家乡的一个电台做记者。那是一个充斥着官僚气和商业化的机关媒体。他不肯写遵命文章,不屑弄新闻炒作,不愿意给上级送礼行贿,结果遭到领导诱逼、同事排挤,生活举步维艰……得知这一切之后,我非常难过。因为发现这不只是一个特例,我已经目睹不少法通师兄师姐们一走入社会后“理想主义的情怀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的黑色经历。更重要的是,想到自己不久即将毕业,将来是否也会注定如此孑然的结局,不由得升起浓烈的悲凉气息,进而开始怀疑起在校园坚守理想主义的意义。

因此,在校园里参加一次关于启蒙话题的讨论时,群情热烈之际,我却冷冰冰地问道:“启蒙,启蒙有什么用?不错,我们在这里谈价值、谈意义、谈自由主义理念,都受着启蒙,可一旦离开这里呢?除了继续走学院化道路的极少数人外,大多数散落民间,没有了启蒙语境,便只好斯人独憔悴,荷弋独彷徨,而书生气质又被社会所排斥,连立足之地、生存之道也艰难,又怎样坚持他在校园内的启蒙心态——启己之蒙和启人之蒙?”

大家竟然沉默了。我又将同样的问题带到曹志大哥面前,他回答道:“许多大学生在学校期间也意气风发,可踏入社会不久就被同化得面目全非,其实终是信念不够的缘故,他们的理想主义热血和激情的产物,而不是扎根于心的信念。单纯的热血、激情一放到复杂的社会,立刻土崩瓦解,这是难免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应有的不仅是热血、激情、乌托邦冲动,而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用以支撑他在走出校园后继续的坚持,不管进入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不管进入主流社会,还是民间底层……”

听到他的回答,突然回忆起,曹志大哥毕业后,在生活那样艰难的情形下,还经常从远方给我打长途电话,鼓励我们的社团走学生自治道路,鼓励我们的报纸成为公共交流空间,鼓励我“少说,多做,学着当一根默默发光的蜡烛。”语气中尽是殷殷之盼。当时还觉得他有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迂腐,现在才明白,为何在外部环境重压时,他仍然能坚持在大学时代就实践着的理想主义立场。因为:两个字——信念!

他的信念根植于何处?无疑来自他的基督信仰,所以才在文章中反复提到福音、罪过、忏悔、仰望:

“我们常陷入“精英”——“俗人”的漩涡难以自拔。但我们不是精英:精英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到头来不是独裁者,就是奴才。单枪匹马的确做不了什么大事,不过一个人能做点小事,几个人能可做些实事,我们应为民主事业默默做一些扎实的不可逆转的基础性工作,水滴千年石亦穿!我们也不应是“俗人”:十字架上的宝血和真爱的信仰换来我们高贵的品格和纯正的心灵……” “耶稣的宝血洗净我肉身的污秽,感谢主如此宽恕地接纳一个狂妄过迷失过的戴罪羔羊。”

可惜,这些文字是当时的我无法体会的。我不由得问自己,既然我无法如他一般信仰耶稣,那么,我的信念又根植于何处呢?

在当时的一篇文章《在路上》中,我这样剖析道:

“支撑我理想主义立场的,只是生活在别处的青春、只是热血沸腾、只是激情洋溢,真正缺乏的却是信念本身。信念靠什么呢?直到现在,我仍在求索。并开始进行一场艰难的精神阅读,关于近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史,关于当代人文精神讨论反思的反思,关于朱学勤、钱理群、王晓明、张承志的人格化写作,心中便存着法喜充满的感觉……现在我只做一件事,致力于对自己精神的拷问和赎答,如果,阅读是一种自虐,思考是一种自残,那么,写作,对我而言,是唯一的自救!我将一生以这三者为足印,走在这条寂寞的路上,正如蜡烛成灰也罢,泪干也罢,不回头、不回头、不回头……”

不过,由上述充满精英式悲壮气息的表达方式可以看出,当时我的信念仍根植于自己的“内省意识”,所以才不惜用拷问、赎答、自虐、自残,自救等激烈而决绝的词汇,以烘托出暮色中的寂寞挽歌……

事实上,并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理想主义的暮色,男友小海也同样在追问相似的问题,甚至比我追问的更早。大二后期,我们一同读了余杰的《给理想一把梯子》,随后,他写了一篇《到何处去》的文章,作为他彷徨的追问,我则写了一篇《到去处去》的文章,作为我笃定的回答。

他写道:

“我转而拷问起自己的种种劣根性,你周围的人是不理想的,你自身也是不理想的……我深深怀疑自己的热血和激情,我惧怕这仅仅存在于四年学院生涯之中,四年之后呢?一旦手握失去制度约束的权力,我无法断指发誓不整人不害人,不贪赃不枉法,不徇私不舞弊,因为我清楚我无法用道德之光去驱走身上无处不在的小,我做不了海瑞,也做不了孔繁森,我无比痛恨那些对下如无尾恶狗般刁悍,对上如去势宦官版卑谦”的官僚,可是,可是,我怀疑这就是对未来的我的刻画!未来!未来!到哪里去?到哪里去?”

我则回复道:

“对于真正把知识分子精神作为毕生信仰的人来说,注定要以崇高来涅磐……关于未来的四条去处,我早已经象志摩一样注定了选择——到去处去。不论去处多么苍凉。”

其实,当时他对人性的认识比我要清醒得多,他能看到自己的“劣根性”,怀疑自己的“热血激情”,我却只看到自己的“崇高”,坚信自己的“知识分子精神”,所以我大而无当的回答并不是小海要找的答案。

可惜,到了大三,小海似乎不再敏感地追问这些自我张力的问题,他开始变得更务实更冷静了,对“未来到哪里去?”的定位日益清晰:找一份稳定体面的好工作,可以让辛苦劳作的父母安度晚年;再找一位温柔贤惠的好妻子,可以为他洗手做羹汤、品味平常饮水室家幸福。本质上,小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传统男生,性格本身又比我成熟稳健,他开始脚踏实地的往这两方面发展。

而我则相反,变得更决绝更激烈了。作为一个非典型非传统的女生,我整日关注的就是上述人文反思的问题。我既不愿成为一个“社会精英”,也不愿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却希望成为一个灵魂强大,精神自足的独立知识女性。尤其到了大三时,我的女性主义意识日益强烈,对陈染、张爱玲、安妮宝贝的个体灵魂漂泊气息一见如故,而象波伏瓦这样挑战婚姻制度的女强人则成为我的偶像。

当然,小海也发现我很难成为贤妻良母,也无意成为贤妻良母,我的性格又太浪漫,太高蹈、也太自我,还有些不识人间烟火、不知世道艰难的英雄理想主义。显然,他清醒意识到,他未来的伴侣不会是我。而我早就意识到,我未来的伴侣不会是他。甚至,受原生家庭婚姻阴霾的影响,我从未考虑过未来伴侣的问题;况且年轻,总觉得有大把的青春还可以飞舞,自己从来就不是对爱情痴迷的女子,而任何男子不过是我生命中的过客。所以,恋爱之初,我就在送他的日记本上写下八个大字:“执子之手,与子携走”。 虽然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仅仅相差一字,但所体现的爱情观却相差万里。

或许,我当时的爱情观中已经浮现出“好聚好散”式的后现代色彩,缘分来了,就认认真真地携手共走一段人生旅程;缘分尽了,就和和气气地分手各奔东西。但颇悖论的是,我当时的爱情实践中仍然寄托着“高山流水”式的古典理想,毕竟这是我的初恋。我很真诚的去“执子之手,与子携走”,虽然,这是一种没有任何责任感为依托的真诚。

就这样,我们日益感到彼此在价值选择和爱情选择上的分歧,于是,2000年寒假返校后的一天晚上,我们非常平静地分手,彼此一致认为,以后做朋友远比做恋人更合适。然后,半伤感半微笑地,在夜色中告别。

我们的爱情是标准的校园民谣式爱情,单纯、朴素、朦胧,但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沉重质地,还不能算作真正的爱情。正是因为我们轻盈地开始,所以,我们才能同样轻盈地结束。

虽然也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然而只是校园式的伤感而已。就像老狼和叶蓓在《青春无悔》里所吟唱的: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

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

不忧愁的脸,是我的少年/

不苍惶的眼/等岁月改变/

最熟悉你我的街/已是人去夕阳斜/

人和人互相在街边/道再见 。”

是谁的声音 唱我们的歌
是谁的琴弦 撩我的心弦
你走后依旧的街 总有青春依旧的歌
总是有人不断重演 我们的事
都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
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
都说亲爱的亲爱永远
都是年轻如你的脸
含笑的 带泪的 不变的眼

是的,初恋结束了。而我突然也预感到,与初恋相伴而生的理想主义也要结束了。

当时认为,我们的分手,与其说是一种爱情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价值选择。不可避免地,我们要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然而, 10年后的我会走向哪里?10年后的他又会走向哪里?

事实上,初恋后期,我就带着某种哀伤,构思了一篇女性成长小说《成年礼》:

一个理想主义的30岁大龄单身女子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和父母的格格不入,和单位女同事们的格格不入,和各式各样男人们的格格不入,连身边最支持她的女友自己也因为爱情的背叛而选择了破罐子破摔的婚姻,并反过来劝说她赶快丢掉这份20岁少女式的理想情怀,和大家一样,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在彻底地被孤立后,她终于决定选择放弃自己,从而“成长”为这个时代众多的女人之一。然而,在放弃之前,她还想进行一场告别仪式。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她前往另一个城市去找一位诗人,也就是她10年前青梅竹马的男友,并准备把自己仍然保持着的处女之身献给他,如同对理想主义,对他当时写过的校园朦胧诗,对他们曾经共同拥有过的白衣飘飘的年代的——一次献祭。在她心里,那个男孩本身就是纯洁的象征,也是她这10年来仍然以身心双重的纯洁来抵御世界的污浊的最后一根支柱。她只是在10年后把10年前该献出的东西返还给他而已。

她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原来,他们大学时都在话剧社,排演过一出歌舞剧《成年礼》:希腊少女爱斯美拉达因为家境贫寒负债累累,决定在18岁自己的成人礼完成后去当舞女,在典礼举行的那个晚上,她悄悄去了那个深爱着她的纯洁少年阿辽沙的家,蒙着面纱把处女之身献给了他,然后用成人仪式献祭专用的匕首划破了自己美丽的脸,并悄然而去。从那以后,当地出现了一位最著名最放浪最邪恶的蒙面舞女。

她当时演的就是爱斯美拉达,而他演的则是阿辽沙,演的时候还哭了,仿佛头上有一只巨大的命运轮回之手。10年后,她决定在现实中,再一次,扮演爱斯梅拉达。

可惜,现实有时候比戏剧还戏剧,在到他的家后,她与他进行了一场错位而荒诞的谈话:她试图极力唤起他对校园诗歌,对青春理想时代的回忆,而他,根本就懒得去回忆,他只注重当下,是否能有一次旖旎的,暧昧的,异域情调的一夜情。就像他众多的外遇中的一次。

他早就淡忘了他的初恋时代。他以为她的突然来访叙旧只是因为少妇的情感寂寞而已,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中上流社会女性寻找周末情人一样,就像他自己经历过的那些性伴侣一样。他还在写着诗,但已经脱离诗歌的本质,已经美名其曰:“中年写作”,是一位文化名人,是女人们仰慕的诗歌评论家,是这个时代众多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型成功男士中的一个。

她突然明白自己到底错了,她仍然是那个希腊少女爱斯美拉达,而他早已不再是那个希腊少年阿辽沙,她的献祭晚了十年!十年可以改变多少东西啊!她自以为悲壮的祭品不过是他又一个自投罗网的猎物而已,现在,连理想主义式的告别机会都没有了!

在那个纯洁而暧昧的夜晚,这个女子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丁点理想都破碎了,她开始残酷的微笑:既然迟早都要破碎,就破碎得再彻底一些吧!在破碎之前,破碎。在破碎之内,破碎。在破碎之上,破碎。

一场成人礼开始了,这个陌生的男人的陌生的身体覆盖过来,她闭上眼睛,面无表情。手心里自始至终握着一张发黄的照片,是10年前他和她在校门口的合影。

成年礼结束了,从不抽烟的她点上一根烟,将那张照片燃为灰烬,如同爱斯梅达划破自己的脸。她递给他一个地址,很冷峻地笑:“有空来找我。”然后推门而出,向河边走去……

校园的苍苍夜色中,我将这个没写的故事讲给小海听,并告诉他:“这篇小说最后一句我已经想好:一扇门的轮回中,一个少女走了进去,一个成年女人走了出来。秋。北京。一座风衣在行走的城市。”

他听后很愕然地问:“太残酷了,你怎么会编出这样一个残酷的故事呢?”

是否在我20岁时,就已经预感到校园式理想主义的暮色即将袭来?

然而,暮色中依然有明亮在涌荡。不过,这抹明亮竟然来自基督信仰。

如果说,大二时我对基督教信仰仍是避而远之,那么,从大三起,我居然开始对之发生巨大兴趣。这得益于我意外中读到的一本书——《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然而论到这本书和我的缘分实在非常奇妙,也多少和曹志大哥有关,他毕业后,我一直想送本书给他作为礼物,因为他也是爱书惜书的读书人,可是送什么书好呢? 在蓝梦书店徘徊良久,突然一本书映入眼帘:《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我立即想起来曹志大哥曾多次向我推荐过此书,还建议我买来看看。我自然是不会看的——一听这书名,一股咬文嚼字的学究气,我就觉得肯定乏味无比。不过,既然曹志大哥喜欢,就送给他收藏吧。于是欣然买了下来跑去送他。结果他说他已经有了一本,让我自己保留。我自然不会保留这样枯燥的书,赶紧重返蓝梦书店退书。没想到,我偏偏把小票给弄丢了,店员说什么也不给退。我只好悻悻地带着这本自认为“一无是处”的书回到了宿舍。

既然这书似乎注定跟我有缘,姑且看看它到底在说些什么吧。我只好带着屈尊俯就的心情翻开了它。没想到,这一翻,居然使我从此以后的信仰道路开始发生重要的转变。

我向来读书有个习惯,先读作者前言或后记,以了解作者的写作动机是否足够引起我的共鸣。翻开此书前言,便看到这样的句子:“我只关注一个问题:十字架上的真与我们的在、我们的语境之关系及其在存在论上的相遇。”“十字架上的真不是人构造的真,而是上帝在爱的苦弱和受难中启示给我们的真,是活的真,是关怀个人的存在与非存在的真,对于这种真,需要个体从自身的存在和境遇出发去聆听和践行……”类似这样富有质感的句子比比皆是,立刻改变了我起初对这本书充满“说教味”的看法,直觉作者一定是个真诚而温情的人,是啊,十字架上的真与我们的在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也不正是我所关注的么?便立即被这些纤细而柔细的语言吸引住了。

然后再看目录:“人是祈祷的X(舍勒)”、“分担上帝的苦弱(朋霍费尔)”、“倾听与奥秘(拉纳)”光听这些充满隐喻色彩的标题,就让我浮想联翩。于是翻开第一篇《从绝望哲学到圣经哲学》,一口气将正文读了好几页。文章开头便以一个麻风病人用血淋淋的头撞墙的小说来表现一些敏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生存真实的写照。

舍斯托夫说:“对于置身于自然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命定之中的存在者——人来说,接近如此真理的路,是伴随着哭泣、愤怒、悲哀、诅咒和欢乐与爱情的路,是用流血的头撞一切必然性的铁墙的道路。”我立刻便想到了鲁迅所宣称的“真正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想到了蔡翔、余杰、摩罗、王晓明、钱理群等人所关注的“刺从中的求索”。非常自然地,这本论述基督教神学思想家的著作就和我之前的人文阅读方向接上了轨,不会象阅读圣经或教义手册那样出现阅读障碍。

不仅如此,更让我振奋的是,这本书因着神性维度的介入,使得人文之路变得更加开阔和敞亮。当一个个基督教现代神学思想家进入我的视野,虽然有些似懂非懂,但还是被这些天才式的哲人大大震撼了。相比之下,我此前所推崇的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都显得暗淡下来。在无神论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关注的仍是“社会——个体”之间的张力,诸如个体如何从群体性和民族性中挣扎出来?自我如何在强权和功利下超越出来?如何捍卫人性应有的尊严和价值?而这些神学思想家关注的是“绝对者——个体”之间的张力,诸如个体安身立命的根基在哪里?此在的意义源头由谁来注入?生存本体性的虚无黑暗用什么来照亮?

记得阅读过鲁迅《野草》中最本质的绝望和荒寒后,会问自己:就这样结束了吗?然而,看到这些西方思想家同样面对鲁迅式的问题,依然有信靠、有温暖、有盼望,让我大得激励,就像我最喜欢的西蒙娜·薇依所言:“我被抛入了深渊,我承受着重负,我的爱遭到了凌辱,我的生命受到强权的威胁,我的存在受到伤害,尽管如此,我的生命属于爱、正义、希望。”

她何以这样确信?绝不是肤浅的人文理想主义,而是由于神恩这一超验维度的开启,使今生的一切重负变得有意义,于是,我认定我所关注的“终极关怀”问题找到了突围之地——此在与彼岸、肉身与灵魂、卑微与神圣、苦难与荣明等一切悖论性的张力都在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得到完美的突围。

我这才发现,原来基督教不再是简单、机械而冰冷的“四个属灵原则”,而是如此的深邃、如此的奥秘,如此充满爱与思的激情;上帝不再是圣经里那个爱憎分明喜怒无常的上帝,而是在神圣之爱中隐匿和敞开,借着苦弱十架与每个个体在生存论上相遇的他者;人也不再是圣经里充满原罪只有被动等待救赎然后不断改邪归正的人,而是在上帝之光照彻下敞开自我的在者;

我本身就是一个感受性比较强的人,听到这样充满诗意的阐释,自然非常认同——曾几何时,我觉得自己无法进入教会的语境,正如教会无法进入我的语境。觉得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当我无法从“命题式真理”中喜欢上基督教时,刘小枫倡导的“相遇式真理”让我对基督教信仰“一见钟情”。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便常常捧着这本书阅读,其实作为一个20岁的年轻学生,我的知识结构和生存体验都相当的有限。所以,我无法对这本书进行学理上的系统把握和冷静分析,只是觉得,这些文字充满汪洋恣肆的激情,直抵心灵深处,所以长久地沉浸在他们的激情里面或叹或悲。

当然,我最感谢的就是这些基督教思想家的介绍者——刘小枫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当这些思想家充满激情地阐释信仰时,他则充满激情地阐释着这些思想家。而且,刘小枫的语言非常独特,既富有古典的忧伤情怀,又弥漫着后现代的呢喃气息。所以,单单是他的文字感觉就足以让我为之迷醉,从此,我便牢牢记住他的名字,并到处打听和搜寻他的其他作品。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刘小枫始终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

因着刘小枫,我重新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好感,于是,大三时,在停止了一段时间的聚会后,又继续去张老师家参加聚会。会后,便拿着那本《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向弟兄姊妹推荐,然而回应寥寥。

一位学姐很尖锐地说:“刘小枫是文化基督徒,看他的书没什么好处。我们的信仰是生命,不是神学!”我一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基督徒这个概念。暗暗想,信仰是生命,不是神学——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怎么分辨呢?不管怎样,听到别人如此蔑视我的偶像,心里很是难过,就不愿意再表达自己的感受,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怎么能说刘小枫的书就不是生命呢?我从他的书里体验到的是那些充满激情和挚爱的心灵在向我的生命说话,相反,倒是这些正统基督教教义、使徒信经、教理小问答才是冷冰冰的神学呢!就这样,我日益亲近刘小枫,也日益疏离正统教义。

其实,我对正统教义的偏见和师姐对刘小枫的偏见是同一个道理。如今,我重新回顾师姐的话,能够明白她是为了提醒我,在对正统神学的认识不够扎实之前,先接触刘小枫之类的新派神学容易出偏差。但在成长过程中,个体与某类书籍的契合似乎是必然的。当时,无论我的性格倾向,还是我的关注焦点,注定要从刘小枫充满处境意识和时代感的生存论神学开始起步。更何况,在90年代末仍然比较封闭的情境下,中国学人接触基督教神学多是从刘小枫的译介开始。在致力于神学本土化的过程中他算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先驱者。所以,能在大学时代读到他的书,我心里至今充满感恩。

当然,我也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何我读了刘小枫的书,仍然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是因为刘小枫的神学思想不够“正统”,对我产生了误导么?不,公平地说,刘小枫的书一直在尝试将人带到神圣的上帝之道面前。

所以,问题不在刘小枫,而在于作为阅读者的我,我是否真的愿意“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地去追随他书中那神圣的上帝之道,是否真的愿意像微依那样去高贵的活着,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许我本质上是以自我为中心判断善恶的人,而不是以上帝之道为中心判断善恶的人,甚至是用上帝之道来美化圣化自我的人。然而,真正等我觉察这点,却是几年后的事。

我说自己并不是一个以上帝之道为中心的人,这并不是自谦,事实上,在大三开学时发生的一件事就足以证明,我的言行有某种奇怪的断裂,但我并不自知。

那时,新的《《峥嵘》》筹又要出刊了,但我却发愁办报资金还没有着落,怎么办呢?看到来来往往去上课的大一新生,我突然想出一个高招:卖教参。原来,大一新生进校时几乎人人都要准备一本教参用书《大学英语精读参考指南》,我无意中打听到,如果在学校附近的书店买,零售价只能打九折,而如果到海淀图书城去买,批发价可以低至六折。我灵机一动,决定批发一车书回学校,再以八折卖给大一新生。

事前,我每天晚上到大一新生的宿舍进行推销和征订。由于是第一次卖书,出于信任或说出于幼稚,我没有按照惯例向新生索要押金。看到购买者还挺踊跃,我便租了一辆车将书从海淀图书城运到昌平。然而,没想到,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另一社团闻此“商机”,也如法炮制,但他们给出的折扣是七五折,新生们自然是趋之若鹜了。反正他们也没有在我这里交定金,只是登记了名字而已;所以,等我将书发送出去时,很多人居然摇头说不要了,有的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不够经济头脑。书没卖出去,反倒受了一肚子气,我既后悔自己当初太傻没收定金,又怨恨他们怎么可以如此出尔反尔?每当拖着疲惫的脚步空手而归时,我简直到了出离愤怒的地步。

又加上我们大三老生住在四层,大一新生住在五层。每天中午,就听得楼上乒乒砰砰框框当当的,有时连天花板都被震响,我们被这些噪音吵得无法午休,室友曾跑到楼上提醒过他们,也曾用扫帚敲击天花板以示抗议,但仍然无济于事。我也曾写了一篇委婉的告示贴在五楼楼道口,但还是徒劳无功,于是,我便再次变得怒火中烧。

愤怒之下,我决定采取报复手段,教训教训一下这些小家伙们,于是奋笔疾书出了一篇《进化时代》,将大一新生巧妙地口诛笔伐了一通。罗列的罪状一大堆:不顾诚信;知法犯法;自私自利等等。结果,再次在校园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大概是我大学时代写过的唯一一篇泄愤文字,如果只读文字本身,一定会以为作者是一个义正辞严、语重心长的学长,但我很清楚自己当时的动机,不过是借公理报私仇而已。心里毫无宽容,只有怨恨,但仍然摆出一副表面公允的姿态。更重要的是,当我罗列这些大一新生的罪状时,我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同样有这些“罪状”——

我说他们不顾诚信,其实我何尝不是如此?常常在逛街时看到一件喜欢的东西,便口头答应老板过几天来买,但事后却并未履约,倒也心安理得; 我说他们知法犯法,其实我何尝不是如此?常常拿着其他同学的月票去坐车,也并不觉得羞愧;我说他们自私自利,我却比他们更自私自利。当时,虽然卖书的整个流程是我独自操办的,但我却是以社团名义开展的,所以最后的收入理应当全归于社团名下,但事实上,我大部分交给了社团的师弟师妹,让他们去出报纸,却私自截留了一小部分放到了自己的腰包,大概有几百元左右。我当时不仅不觉得这是不义之财,反而认为自己劳苦功高,理应得到一些回扣,其实,这和那位孙同学挪用公款有何实质性差别?

总是这样,严于待人,却宽于律己;总是这样,轻而易举看到别人眼中细小的荆棘,却看不到自己眼中巨大的梁木。总是这样,进行“举世皆浊我独清”的自我美化,却不知自己其实已经浊如泥水。

当然,也不能轻易说当时的自己毫无良知,总的来说,我极其不愿做让自己良心不安的事情。但问题是,良心其实是非常主观的东西,那么,谁来为我主观化的良心客观地立法?立法者既不是一种在我之外的社会公德——我一向不屑于什么伦理道德,所以道德约束不了我,也不是一个在我之上的绝对他者——我仍然不相信有上帝存在,所以上帝也约束不了我。所以,立法者仍然还是回到我自己,更确切说,是我自己的主观好恶——用后现代术语来说,审美就是我的道德。

比如,我的审美并不觉得,自己不履行诺言是恶,自己用别人的月票坐车是恶,自己在文章中说一些小小的谎言是恶,拿一点小小的回扣是恶。做这些事情不会让我的良心觉得“不安”,不会让我的审美觉得“不悦”。那么,什么才会让我的良心不安,什么会让我的审美不悦呢?应该是“被世俗化”、“被平庸化”、“被物化”等不能保持理想主义激情的事情吧。 由此看来,我是以我自己主观色彩极强的“良心”和“审美”来评判是非善恶,客观善恶问题竟然被合情合理地转换为主观好恶问题!

不过,21岁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种分裂。

然而,很快,我就感到另一种分裂。一种让我的良心不安、审美不悦的分裂。那是在大三即将结束之时。

快到大四了,大家的紧迫感突然而至。很多同学都准备考研,但我从未想过。那时,我的理想仍是做一名法律工作者,以实现入学时“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除人间之邪恶,守政法之圣洁”的誓言。正好2000年7月,学校组织我们这些准大四学生到各地法院实习。于是,当大部分同学放弃实习留守校园备考时,我却积极地报名去山东省日照市某法院行政庭实习。

选择日照的原因很简单,昔日在法通社的潘丁师兄毕业后去了那里。我们一直书信往来,却很少有见面的机会;选择行政庭的原因也很简单,自从我大一暑期到报社做社会实践后,便意识到,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最难执法的是民告官的问题,自己如果想以后为弱势群体做一点事情,就得在法院行政庭好好学习司法流程。然而,当我一腔热血地跑过去,才发现现实和理想完全不一样,令我大失所望。

上班呢,就是翻一些无关痛痒的卷宗。我倒是很想看看真正有价值的卷宗,但大部分民告官的卷宗都年复一年地被积压起来,一个驳回上诉的批文就使这些冤案永无昭雪之日。有一次,一位老人到法院来告状,他带着浓重的乡下口音,说话也是不太连贯,法院的人便露出厌恶而漠然的表情,也懒得理他。而我看老人大热天老远赶过来怪可怜的,就倒了一杯水给他,没想到,竟遭到法官们的嘲笑,认为我太学生气,对这种刁民根本不值得同情。我一下子给愣住了。后来,这样的情景越见越多:那个在法院门口撕心裂肺地哭了一夜的女人,那个被法官大人们呵斥来呵斥去就差点下跪的老伯……

下班呢,则得常常跟着法官们去赴宴,设宴的都是日照某局某所的政府官员,为的是请法官们摆平某些案子。席间,还得向诸官员诸法官频频敬酒,自己也得频频喝酒,甚至还有官员叫我们女生唱歌助兴。山东人的规矩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有一次,我被迫喝了13杯,吐得不行,觉得这种围着“轮子转、盘子转、骰子转”的生活太可怕了。

更让我失望的是那位潘丁师兄,我明显感到他生存的分裂状态。一方面,自从被分配到这样一个无人交流的地方,他在孤独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和法通同仁写信,凭吊昔日的美好时光。所以当我们这些师弟师妹远道而来时,他非常高兴,在他那个开满海棠花的安静小院子里,他跟我谈文学、谈音乐、谈艺术、背着他自己在大学里写的诗歌《不死鸟》,激情满溢。他又常常花重金请我们到饭店吃饭、到海边游泳;也非常重义气,遇到谁有困难,总是倾囊相助。

但另一方面,他却又在那些觥筹交错的社交场面上插科打诨、嬉皮笑脸、甚至不客气的说,还有些声色犬马。我也知道,象他这样一个性情中人呆在那样一个官僚机构,心情实在是太压抑了,所以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以借酒消愁。但有一次,一位老农过来找他办案,竟遭到他极不耐烦的呵斥。我很震惊,对那些官员逢场作戏也就罢了,怎么能够对普通老百姓也来这套官僚作风?于是,当场就责问他怎么能这样没有同情心。他反倒批评我太鲁迅了,老是忧国忧民,戾气太重,应该学学周作人的审美生活艺术……看到热情和冷漠、真诚和世故、理想主义和玩世不恭同时鲜明地集中在一个朋友身上,我的心情非常难过。

但最让是我失望的还是我自己。或者说,我体验到的不仅是社会的幽暗或他人的幽暗,更是自身的幽暗。短短一个月,我就发现自己也在迅速地蜕变,在日记中,我这样描述道:

我没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每天做着身不由已的事,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过着行尸走肉猪一样的生活,也曾试过要澄清事实,伸张真相,但换来的只是法官们的嘲讽和同伴们的反感:”你怎么这样书生气?””一百年后,还会权大于法,现在生存都不容易,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较什么真?顶什么用?不过如此而已。”我想,的确不过如此而已,激情与热血一点点死掉,麻木不仁的眼与漠然无情的心一点点生长,融入到众人中的我,感觉很好,很好。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自己是个多可笑的人,是的,从大一起,我就以全部的身心投入到写文章、办社团、出报纸中,自以为自己多么理想主义,这次实习终于让我清醒:校园里的理想主义跟水仙花似的,一点风吹雨打就枯了蔫了折了,不堪一击!不名一文!

八月,实习结束,我带着满身心的尘垢回到学校。那天,又听到了广播台久违的淡淡的古乐,又闻到了宿舍楼下久违的郁郁的花香,又看到了低年级孩子们久违的干干净净的脸,我顿时热泪盈眶,觉得这些才是我想要的,本以为丧失掉的感受力与想像力又重新回来了。心想:看来,我不是一个适合在真实世界里生活的人。那么,还是继续留在我的梦游世界中吧!

于是,我决定考研,暂且留在校园继续梦游。

2000年9月,我的大四开始。

由于这次去法院实习的黑色经历对我打击太大,我不再对“法制救国”抱以幻想,又幼稚地认为,法律不够浪漫,不够接近个体生命本身,而我迫切需要像飞蛾一样,拥抱某种可以点燃我生命激情的职业或事业。所以,就像鲁迅先生年轻时“弃医从文”一样,我也决定“弃法从文”。

恰巧,回校后认识了一位在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一的师兄,他去年参加过考试,告诉了我很多经验之谈。也正好,此前我一直在关注1994年王晓明先生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广泛阅读各位学者的争鸣文章后,发现有位首都师范大学的陶教授的观点最为平衡全面,很让我心悦诚服,便专门买了他的一本《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我从师兄处得知这位陶教授今年也招文艺学方向的研究生,便毫不犹豫地定下我的考研大计了。

回校后第一周主日参加聚会,正好那天讲道的主题是苦难与信仰的关系。我因为实习遇挫,便问了很多关于苦难的问题,清风姐则用王尔德的诗回复道:“虽然我们置身于苦难之中,但我们依然仰望星空。”这句话极大的触动了我。

于是,当天的日记中。我写下在实习期间“自甘堕落”的认罪与忏悔。这也应该是我接触福音一年半以来第一次认罪与忏悔。不过,尽管文字中频频出现“主啊,赦免我,原谅我”的祈祷之语,但更多还是一种“三省吾身”式的自我祈愿,我依旧相信靠自己有洗心换面、革故鼎新的能力。

因此,当这一年,也就是2000年的12月24日,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圣诞节福音晚会时,我还是没法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救主。不过那天晚上还是让我印象难忘。那是一个大雨之夜,我们从昌平赶到市里时,晚会已经开始很久了,我坐的位置又靠后,人来人往,乱哄哄的很嘈杂,我根本没办法将注意力集中在节目上,更谈不上圣灵感动了。到了最后,牧师开始做决志呼召,许多人都站了起来,整个会场气氛热烈而激动,坐在我前面的两位女子居然抱头大哭起来。年长的女子一边哭一边对年轻的女子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为你祷告好久了!感谢主!”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戏剧化的场景,我简直目瞪口呆!

返校的路上,雨还在继续下着,想到圣诞晚会上牧师反复强调的“神是爱”,我用手指在迷朦的车窗上写了一个“爱”字,不禁迷惑了:爱到底是什么呢? 

或许是为着理想主义而考研的缘故,整个复习期间,我的心态都比较平和,还写上“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作为座右铭。那时候,与郭锐成为考研好友,彼此占位,彼此督促……后来我将这段考研经历写在纪实散文《恋曲2000》里。

直到2001年1月12日,考研的前一天的黄昏,我坐在图书馆里,望见外面的雪和阳光,听见他们开始破碎的声音,我突然再次陷入不安的预感里,预感到我的理想主义即将临近落幕,于是伤感地写下《当一种光与一种光相遇》:

当一种光与一种光相遇
当雪与阳光相遇
当银色的大地的光
与橙色的天空的光
相遇

少女的雪的白面颊
红了
少年的阳光的金色眼神
暖了
橙色的大地的光
银色的天空的光
相爱着的光

可是雪开始哭了
于是阳光开始慌张了
不停流泪又不忍给他看到的雪
不知所措又不敢为她擦泪的阳光

为什么
那样婴儿般初生的雪
会在阳光的亲吻中
迅速地死去
又为什么
那样天使般年轻的阳光
会在雪的死亡中
迅速地老去

雪葬在哪里
哪里的阳光
从此就
白发苍苍

为什么雪化后
阳光一下子红起来
是给哭红的
那么长那么长的泪水
从云上流到草上
流成春天
春天有点咸

放下笔,突然间,我明白有什么东西要结束了,考研生涯?大学时代?还是青春?我想,我不得不想——是青春。

是的,是青春。考完研后,仿佛所有的青春激情都在考研这最后一搏中都耗尽了,我陷入到一种迷茫的虚无感里。此前我给考研注入太多形而上的意义,以为只要考上,就能过上一种牧歌般诗意的生活。但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记得当时天天抱着一本《 走向绝望的深渊——克尔凯郭尔的美学生活境界》冥思苦想,此书很尖锐地拆毁了有关“美”的乌托邦神话,让我再次感到无路可走。

所以,当3月一个风沙很大的午后,师大的师兄打来电话告诉我,我考上了,而且是总分第一时,我竟然没有什么惊喜之情,反而有一种幻灭和断裂之感。毕业前夕,我在法大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生活在别处》中,我很真实地剖析了当时的心路历程:

可以说,考上研的一段时间竟然是我四年里最为痛苦的日子,我曾给坚信的“美既意义”的价值观遭到可怕的幻灭和断裂,我不断地反省自己这四年——即使是此时此刻写此文,我也是充满矛盾的。

一方面,我还在对所谓的美、舞蹈、诗意化、艺术至上恋恋不舍,沉迷其间;另一方面,又知道这只是我在真诚的虚伪罢了。我的唯美只是一种伪美。四年来,我口口声声说爱人,但我何尝愿意躬身抱慰真实生存中的不幸和苦难?我口口声声说艺术,但当看到自己内心深处一些潜伏着并显露过的阴暗面,如骄傲自大、放纵自得、卑劣无耻、淡漠无情等不仅不艺术,反而极丑陋的地方,我何尝不是忽略过去或为自己的自私找各种理由吗?

除此以外,这种痛苦来自于美的价值虚无,仿佛一个相信沙漠中有绿洲的旅人,终于走到绿洲面前,却发现是海市蜃楼,而沙漠仍是沙漠。考研仅仅解决了我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个体与社会),却未能解决我的存在与虚无的矛盾(个体与自身)。前者,能考自救,可后者呢?

当我发现我为自己注入的意义仍要“出于尘土,归于尘土,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时,我开始彻底的绝望。任何一种美学生活观都是绝望,每一个过着美学化生活的个体都处在绝望中,不管他意识与否(克尔凯郭尔)。真的没有出路了呵!

我们,这一群敏感又迂拙的人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无意义,却又试图靠自己给这个世界注入各种意义:比如相信“真”、相信理性启蒙、相信人文精神、相信个体的完善、相信自我的超越、相信美或诗人是世界之光,但这些可能吗?可行吗?尤其,具有绝对意义和终极价值吗?这种注入本身是否就是虚妄的,我们靠什么来拒斥和确信?一种自己想象出来又不能永恒的意义吗?在面对死亡的恐惧和战栗面前,哪里才是我们生命的故乡?哪里才有我们存在的根基?哪里才得着我们今生的盼望?

福音传来,我才真正明白刘小枫先生为何从诗化哲学走向诗化神学,十字架的真,是道成肉身的真,是高于爱,高于善,也高于美的真。一代又一代追求审美主义的诗人来了又走了,诞生了又自杀了,诗人是世界之光吗?不,他们更多是世界上寻找光的旅人,却没有寻找到那光,因为离开了神就必须进入世界的黑夜——不论他是不是诗人。

张守东老师在我对美执迷不悟,深信不疑的时候,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也许看到窗外秋虫唧唧、秋风瑟瑟,觉得这样很美,可其实,窗外正一片漆黑,你即使采摘到一路的鲜花,也走不出人生的黑夜。”只是,只是如今我才明白……

然而,是应该有真正的白天的,因为,神说过,要有光,于是,便有光。

从此文可以看出,其实,神的光已经深深临到,让我敏感地意识到自身之罪和启示之需,而且,里面很多诚挚的追问确实触摸到福音的根基,虽然,这种信仰意识很模糊,这种信仰追问也很模糊。最大的拦阻是我还不肯轻易放弃自救之心——以审美的方式自救,甚至,借上帝的名义自救,比如走向所谓的诗化神学之路。虽然在此篇文章里又深深怀疑这条路行不通。这成了我在张力中的焦灼,在矛盾中的痛苦。

“然而,应该有真正的白天的”——我当时真正完全相信这一点吗?

十一

无论如何,当时的我是真诚的在相信“信仰”,所以也极为希望能有更多师弟师妹相信“信仰”。尤其临近毕业这段时间,自知在法大的日子已经不多,于是我非常积极的传福音——虽然我所传的未必是真正的福音。

正因为自己走的是一条关注个体化相遇的信仰道路,所以,我也会倾向一种个体化相遇的叙述方式来给校园里的孩子——那些比我们这一代心灵更纤细敏感,立场更边缘化,怀疑也更彻底的孩子传讲信仰。

比如,我只要看到哪位师弟师妹在阅读哲学书籍或有什么心灵困惑,便非常热情地跟他们探讨信仰问题。我基本上都是从生存论维度入手,先谈存在中人本质的虚无,再谈虚无中对永恒的渴慕,接着谈渴慕中自上的仰望,最后谈仰望中自下的救赎。我把这一路径称作“自下而上的人文之手与自上而下的神圣之手的相遇”。虽然,这不是真正全备的福音,但在2001年,我对福音最真切的体验只能到此为止,所能传讲给别人的也只能到此为止。不过,见很多师弟师妹听得心有戚戚,我便更热情地将刘小枫、高全喜、薇依、克尔凯郭尔等人的书借给他们看,然后,自己也和他们一道继续寻索。

惭愧的是,受刘小枫的影响,我在传讲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做“文化比较”。那时正在看《拯救与逍遥》,该书借着屈原、陶渊明和荷尔德林,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中西诗人的比较,对中国传统思想作出了很多批评,而我自己对这一领域的了解也非常肤浅,于是,很自然就接受了刘小枫式的批评。

很清楚的记得,当时我常常对师弟师妹们说:“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认为人皆可以成尧舜,这是一种人本中心主义,对人性过于乐观,缺乏对超验维度的关注,只有乐感和德感意识,但基督教则充满罪感和爱感意识;佛家主张四大皆空,万象皆幻,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虚空,这是一种价值虚无主义。但基督教则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实有,有情有爱的世界……”在这种比较下,我的言下之意自然是基督教思想优越论了。

今天看来,我这种比较是非常可笑的,孔孟固然讲天人合一,但很强调人与天之间的界限,并非妄自尊大,而且也不缺乏基督教所谓的“罪感和爱感意识”;同样,佛家固然讲四大皆空,但这里的空也并非简单等同于现代哲学中的虚无概念。我传福音中描述的儒道佛精神早已不是真正原初的儒道佛精神了。当我把西方近代人本主义的思想加诸于儒家,又把西方近代虚无主义的思想加诸于佛家,然后向已经被现代性歪曲的儒道佛精神开火,以为这样就可以证明基督教的精神优越性,扫除福音之路上的本土文化障碍。其实,这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公允的,也是不尊重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固然需要本土化,但未必意味着要同时将传统汉语思想“西方化”——这是真正的福音吗?

所幸的是,我并没有成为一个反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督徒激进分子,大抵还是因为我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经典文本情有独钟。只要翻翻《论语》,就会被孔子的谦卑所感动;只要翻翻《只缘生在此山中》,就会被佛法的慈悲所感动;只要翻翻《唐诗宋词元曲》,就会被字句中细腻的生存体验所抓住……事实上,在我后来的认信经历中,普遍启示反而逐渐把我引向特殊启示,就像吴经熊先生的信仰见证《超越东西方》中所言:“在众光之中,我见到上主的光。”

十二

不过,就在我给他人传福音时,一个尖锐的问题却摆在我面前:我应该受洗吗?

由于即将离开母校,张老师就问我们这些毕业生要不要一起受洗。郭锐、华辰银、翟运松等几个朋友都决定了,只有我仍然犹豫未决。心里最根基的那个问题:神到底存不存在,我仍然没有完全的把握,怎么能轻易受洗呢?

记得受洗前夕我还问华辰银:“我觉得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没有什么区别,不都是教导人行善修道吗?”而才参加团契没几个月的小华居然已经很有护教头脑,坚定地回答我:“表面上一样,实质上完全不一样,基督教不是叫人做好人,而是拯救罪人。”什么好人罪人?我听的还是一头雾水。那时候我对教义的分辨毫无兴趣,还是觉得正统基督教太抽象,无法融入。

虽然心里有诸多问题,却觉得自己听了2年多的道都成老慕道友了,大部分赞美诗也都会唱了,还不受洗,似乎也对不起团契,又加上朋友们的怂恿,终于决定受洗。而且颇浪漫地遐想,受洗那天,当牧师将我的头缓缓按入水中时,圣灵也许将如鸽子般降下,让我醍醐灌顶,皈依真如吧。

2001年5月17日黄昏,我们一行人来到十三陵水库,并在水中受了洗礼。礼毕,大家面对山光、水色、夕阳,一首接一首的唱赞美诗,很多受洗的弟兄姊妹感动得都哭了,可惜,我却几乎没什么感动,便很是沮丧,为何圣灵没有感动我,让我体验到圣灵赐予的新生命呢?

在这种沮丧之中,我告别了法大。

如今重新回忆受洗情景,并非圣灵不在场,而是因为自己的罪感意识还是不够强。我始终将自己视为“真理寻求者”,而非“罪人”——要承认自己从理性到情感到意志都“全然败坏”,实在太难了,也太不符合我的审美人性观了。更何况,整个大学期间,我都几乎处在“象牙塔”内一帆风顺的生活中,很难暴露和洞察自身的罪性。我还没有经历过塔外的生活本身——真实的、世俗的、沉重如叹息的生活本身这一维度,所以,只能从精神资源的维度,来寻找于神相遇的可能性。

许多年后,再回首,才发现,这个纬度的切入虽然不能完全带我走向个体认信,但却是前一纬度的必要张力。在学校期间对基督精神的寻找与认同,能使我们在走入社会后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断质疑和反省,并保持真诚和敏感的心,对真正的认罪悔改起到铺路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真诚的追求真理的路途中,又很容易高举自己的理性、悟性,产生精神上的优越与自义,骄傲与独断——那怕是不知不觉的。这种不肯放弃自救的强力意志使得很长时间内,我无法在真理本身面前谦卑俯伏下来,承认自己本质上的虚弱和欠然。承认人的尽头,神的起头。

不过,福音本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性事件。即使愚顽骄傲如我者,神也未放弃,在接下来的研究生阶段,继续在真实的生活中不断光照我,直到我最终走向彻底认罪悔改的那一天……

十三

关于法大,我到底留下了什么记忆?作为中国最高的法学学府,从它的历史沿革到现今概况,无数的宏大事件,足以写成厚厚一册。然而,这些对我来说似乎太抽象,也太繁华。我只能以自己真实的经历来描述某些与法大有关的记忆。聚集起来,既不是法大的自由民主精神,也不是我年轻时代追求的人文理想,而是我在法大实实在在的成长。我深深相信在法大的每一步成长故事都不是徒然的。在成长中,我们会与又真又活的那一位神单独相遇,再次相遇,并不断相遇。

如果说,未进法大前,我的成长脉络中暗色的脉络远远大于亮色的脉络,那么,到了大学后,暗色的成长脉络越来越淡。随着对原生家庭和应试教育的疏离,我外部的成长空间变得如此自由——我可以自由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办社团、出报纸、写文章、阅读自己喜欢的书,包括自由地考研;这种自由使我曾被扭曲的生命一点点健康起来;与此同时,亮色的成长脉络越来越深。大学时所阅读的书籍:无论人文书籍还是基督教神学书籍,更深地拓展了我的理想主义情怀;大学时所结识的友情:无论“法通”师兄师姐们的接纳还是《峥嵘》师弟师妹们的支持,包括初恋的那段校园式爱情,都更深地给了我心灵的温暖,善恶美丑的对比力量在我身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化。

所以回顾我的大学时代,真是需要特别感谢神,虽然我此时并未认识神,但神却认识我,祂的恩手早已覆庇在我成长的亮色脉络中,11年后的今天,我再审视,那些阅读过的书籍,那些相遇过的友人,不都是神在我成长之路上设立的恩典吗?就像泰戈尔所言:“天空没有飞鸟的痕迹,但它已经飞过。”

然而,成长中那条暗色的脉络从未彻底消失,或者说,外部环境的幽暗消失了,而我自身内部的幽暗反而开始凸现:我的世界观仍有无神论的根基,人生观仍有适者生存论的底色,价值观仍有精英论的气息,婚姻观仍有婚姻黑暗论的阴霾。从我大学时的文字,我大学时的某些生活细节上都能看出,我的生命并不是和谐的,整全的,我的品格仍有许多的悖谬和残缺。成长的亮色脉络中,无论书籍的净化,还是友情的温暖,都不足以彻底熄灭这种自身内在的幽暗。

什么才可以彻底熄灭这种内在幽暗呢?这正是大学毕业后的我将要追问的……